毛敏 | “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异域珍宝
“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异域珍宝
文 图 / 毛敏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联通东西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的重要商路，它打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东西方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各类商品得以行销世界，同时，世界各地的珍宝也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秦汉时期
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可知，岭南的徐闻、合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由于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有限，海船出海贸易尚不能跨远洋航行，而是沿海岸线航行。中国船只出海贸易，多从合浦郡的徐闻港、合浦港出发，经越南沿岸并穿过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前行至印度和斯里兰卡地区。这一时期通过海外贸易引进到中国的物品，主要是“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也就是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等，它们或作为装饰品，或作为加工、点缀各类器物的原料，为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异域的风采。
琉璃是玻璃的古称，西亚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沿岸是古代世界最早生产玻璃制品的地区，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大约在东周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玻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钠钙玻璃，来自域外 ；另一类是铅钡玻璃，属于国产。早期钠钙玻璃制品大多发现于南方，如苏州吴中玉器窖藏中发现的玻璃珠。北部湾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玻璃制品，合浦汉墓发现玻璃制品26021件，其中包括玻璃珠25963件、玻璃杯6件、琉璃璧1件、玻璃碗1件、玻璃盘1件、玻璃环2件、龟形配饰1件、玻璃剑彘1件、玻璃管5件，这些玻璃制品中一部分来自域外，其他大多数为本土产品。
同时发现的还有水晶、玛瑙、琥珀等，基本都是用作项链饰品。水晶光泽如玻璃、色泽透明；玛瑙颜色光美、品种甚多；琥珀是一种含碳氢化合物的有机宝石，由树脂化石而成。史籍中有“大秦国多琥魄”“大秦国多马脑”的记载，可见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琥珀和玛瑙以罗马出产的最为著名，舶来中国的当不在少数。
说到琥珀，不得不提到在舶来的琥珀制品中出现的一类特殊形象——狮子。在古代，狮子栖息于印度、欧洲南部和非洲，中国境内没有狮子，汉代才开始输入。在佛教经典中，狮子是无畏和伟大的象征，因而狮子形象随着佛教而在中国传播开来。广西地区汉墓中发现的由琥珀雕成的狮子形象，应当是舶来品。
除了以上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等装饰品，在金银器、陶器等实用器物上，也发现有异域元素。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蒜瓣纹银盒，从造型到纹饰，都与中国汉代及其以前金属器皿的风格截然不同，但在波斯帝国时期的金银器中却不难找到类似器物。银盒所使用的捶揲工艺也是汉代所没有的，所谓“捶揲”，就是充分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伸性强的特点，用锤子敲打金、银块，使之延伸展开成为片状，再根据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和纹饰。这种技术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开始兴盛，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的金属工匠继承并发展阿契美尼德时代以蒜头凸纹为装饰的风格。耐人寻味的是，同一时期的山东临淄齐王墓陪葬坑、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墓，分别出土了一件银盒、一件镀锡铜盒，形制大致相同。学者们一般认为，临淄齐王墓银盒与南越王墓银盒一样，应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而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蒜瓣凸纹镀锡铜盒，是根据安息风格的蒜瓣凸纹器物式样仿制而成，但也根据中国汉代盒的形制进行了添改，盖上有钮，腹下有圈足。
合浦出土过东汉晚期的青绿釉带把陶壶，与波斯青釉双耳壶十分相似。这些器物应当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域外输入，见证了汉代海外交往的频繁及日益丰富的舶来品。
三国至隋唐
公元3世纪初，波斯萨珊王朝建立，与中国继续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往来。广东曲江、英德南朝墓和遂溪边湾村窖藏，都发现过萨珊王朝的银币，遂溪窖藏还同时出土了银手镯、银碗、鎏金铜器等器物。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热衷异域情趣的时代特征，在隋唐时期更为突出。本土器物的造型及纹饰风格中，都常见外来艺术因素。如缠枝葡萄纹是古希腊罗马工艺品的主要装饰，唐代的海兽葡萄镜即融合了这种元素，充分体现了大唐盛世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兼容并蓄。
佛教中的摩羯造型起源于古印度人对海洋大鱼的神化，此后逐渐成为金银器或瓷器上的重要装饰，唐代陈元通夫人汪氏墓即出土过一件摩羯纹多曲银碗。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异域的胡人到访或定居中国，器物上也出现了众多异国他乡的面孔，如湛江出土的昆仑女人头像铜杖首、扬州发现的马来人陶范等。
五代宋元
五代时期，沿海的闽、吴越、南汉等国家的统治者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发“蛮舶”到海外经商。福建福州北郊莲花峰南麓的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均为小口、长鼓腹、小底，状如竖立的橄榄。无论从釉色、造型还是纹饰上看，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不是中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应该是由域外传入。那么它们的产地是何处呢？古代波斯地区素以制陶著称，器形多为瓶、壶类，器物表面喜施黄、青、蓝等釉色。孔雀蓝釉类器物在西亚诸国发现较多，如在伊拉克萨马拉遗址、伊朗西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班布尔遗址等都有出土，因而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是波斯地区，来自西亚的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这与当时发达的海外贸易有直接关系。公元 8 世纪以后，唐朝廷与西域诸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复杂化使得陆上丝绸之路的通行愈加困难，加上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中国的外贸中心随着经济中心而逐渐南移，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瓶之后，扬州、宁波、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这些地区除桂林和容县外，均为中国 9—10 世纪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伊斯兰教是较早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之一，1983 年前后，在海南三亚和陵水发现了梅山墓葬群、干教坡墓葬群、番岭坡墓葬群、土福湾墓葬群等唐代伊斯兰教徒古墓群。宋元时期，基督教在我国已有一定影响，在泉州现今留存的番客墓碑上，发现了众多基督教风格的元素。
明清时期
郑和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将中国的货物和文化带往这些国家和地区，而且带回大量异国的香料、宝石、矿物、动植物等。获取海外珍禽异物，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他每到一处都深入实地了解当地的物产，例如郑和船队在婆罗洲停留时发现了燕窝，燕窝被带回中国后很快风靡起来。根据文献记载，郑和下西洋从域外获得了狮子、金钱豹、西马、五谷树、婆罗树等动植物。
这一时期，西洋钟作为西方先进技术工具的代表之一，随着传教士而传入中国，利玛窦觐见明朝皇帝也将钟表作投石问路之用。不似中国传统的报时方式，西洋钟不仅能按时自动打点报时，而且常配有一些人物、动植物、车马具、建筑等为外形的机械装置，专门用以表演或演奏，因而受到中国上层人士，特别是帝王的喜爱。西洋钟传入中国后，其装饰日益繁复奢华、金碧辉煌、器宇不凡，逐步由原来的实用工具，转变为娱乐欣赏的高级奢侈观赏摆设，至今一些博物馆中仍珍藏有大量这一时期的西洋钟。
（本文刊载于《大众考古》2019年05月刊 作者毛敏为中国航海博物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