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称雄艺坛的一代宗师，吴昌硕的交游圈竟如此宽泛

在文人士子的日常社会交往中，为应对各种社会关系或场合而作书是一种常态。知名学者白谦慎曾言：凡创作时不是为抒情写意，旨在为应付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出于维系友情、人情的往还而书写的作品，广义的来说，都可以视为应酬作品。社会的变革也使得文人艺术中的应酬现象变多成为一个更为显著的文化现象。对于绝大多数非职业书家而言，除去信札、手稿，大体上，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会多于为怡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楹联与其他书法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字体大但字数少，书写相对所耗时间较少，这样的特征使得它在清代成为社会名流、文人雅士等知识阶层在社交馈赠中最为流行的形式。在众多文人士子的日记中时常会记录下自己的这一书法活动。比如官至宁绍台道的晚清大收藏家顾文斌在其日记中便提及：“闱中委员索书楹联者纷纷，破半日工夫，俱写毕。”累官湖南巡抚的金石收藏大家吴大澂也在一则日记中记载：“画扇二柄，写篆书扇面三，写篆书对三。近来索书扇对者愈积愈多，延搁日久，亲友未免见怪。因定每日早晚必书数件，以当陶公运甓之意。”而近代著名书法家印刷家唐驼更曾在6年内写对联三万余幅。楹联书法担负着文人士子间社交的功能，无论寿辰、及第、乔迁等诸事，皆需赠联庆贺，甚至题赠联就被时人称为交际联。由此可见，楹联作品成为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在晚清文人社交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图1 吴昌硕 鹿永鱼乐七言石鼓对联 1918年 纵177.5、横45厘米 释文 鹿永自天其导孔硕 鱼乐于水以游既深

吴昌硕受教于儒学之门，他22岁中秀才，此后仕途坎坷，充任小吏或幕僚逾30年。但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 其文人身份对于当时尚处于传统文化框架下的社会具有极大的认同感。吴昌硕寓沪期间的交游网络几乎涵盖了晚清遗老、民国政要、商界领袖、梨园魁首等当时上海社会各行业所有的精英及名流圈。而要在交往唱和中组织起一个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艺术作品的馈赠与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纵观湖州市博物馆藏14幅楹联中就有9幅作品有明确受赠人。例如吴昌硕集阮刻北宋本石鼓字八言联“鹿永自天其导孔硕，鱼乐于水以游既深”（图1），其书赠对象为“月泉仁兄”。“月泉”为民国上海文化名人李照松（1889～？），字月泉，广东新宁人。留美归国后，初为南洋公学教员、复旦公学教员，后曾任民国政府驻菲律宾副领事等，亦善书法，精鉴赏。据《吴昌硕年谱长编》记录，吴昌硕在1909年（66岁）、1918年（75岁）均为李照松撰写过楹联。

图2 吴昌硕 君子瀞女八言石鼓对联 1915年 纵171、横36 厘米 释文 君子之求鱼水永好 瀞女孔乐鹿车所安

又如集明拓石鼓八言联“君子之求鱼水永好，瀞女孔乐鹿车所安”（图2）的受赠对象为“少墨内姪”，少墨即施其采，施为次子。施为乃吴昌硕夫人施酒之胞弟。五言石鼓联“禄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图3）受赠人“莜阿叔岳大人”的身份为吴昌硕夫人施酒之叔。而七言篆书对联“云排谷口神仙出，巢隐松间鸾凤栖”（图4）由沈瑞琳撰，吴昌硕书，见于湖州云巢山石坊。沈瑞琳字松生，号砚传，为官至两江总督的湖州籍官员及藏书大家沈秉成四子。沈瑞琳与其妻龚韵珊皆擅书画。七言石鼓联“花角树幡出深秀，鱼中写帛导平安”（图5）的受赠人钮梓青为吴兴最后一位状元钮福保的侄孙，与王震亦为好友。七言石鼓联“橐有弓矢简猎户，棕陈鰋鲤识渔舟”（图6）受赠者“嗣微仁兄”为吴昌硕多年乡友程琴溪。由此可见，吴昌硕楹联作品的嘱托人涉及亲友、文人、官员、富商等社会各阶层。作为称雄艺坛的一代宗师，其交游圈可谓十分宽泛。

图3 吴昌硕 禄薄官卑五言石鼓对联 1891年 纵122、横28厘米 释文 禄薄俭常足 官卑廉自尊

图4 吴昌硕 云排巢隐七言篆书对联 1923年 纵172.5、横43.5厘米 释文 云排谷口神仙出 巢隐松间鸾凤栖

当然，楹联书法的流行也与清至民国文化市场对楹联的大量需求有着密切关系。艺术走到了民国，逐渐变得愈加多姿多彩，雅好书画也不再是文人世家的专利。楹联作为一种深具民俗色彩的社会文化现象，无论题赠联、景观联，亦或节令联、婚寿庆挽联等已经进驻到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场景之中。而文化市场的发展轨迹与城市文明的步调是彼此呼应的。作为开埠后远东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其繁荣的经济和活跃多元的市民文化催生出巨大的书画市场，吸引着前清高官名士及周边地区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海上一时群英荟萃。在此书画市场勃兴之际，吴昌硕于1912年正式迁居沪上，亦以笔墨丹青为其主要生计。寓沪期间，吴昌硕通过参与甚至组织发起如豫园书画善会、海上题襟馆、超社、西泠印社等具有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机构，将艺术、市场和社会公益活动全面结合起来，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声誉与地位，亦拓宽了其作品的需求渠道。吴昌硕深谙社会需求对书画市场的影响。曾言：附庸风雅，世咸讥之。实则风雅不可不有附庸，否则风雅之流，难免饿死。鉴于艺术市场对于楹联的接受程度与认可程度，吴昌硕书写了大量楹联书法作品。晚年多次自订润格，其中“癸丑润格”（1913）、“丙辰润格”（1916）、“庚申润格”（1920）都将楹联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楹联润格也从三尺三两增加到三尺四两再到三尺六两。书画润例的不断攀升也反映出吴昌硕作品的供不应求，吴昌硕在与友人沈石友的信札中就曾提及：“缶为画件所累，每日作三件，大约做到三月杪方可将去年所欠了却。书画本乐事，而竟入苦境，衰年之人如何当之，当乞石友先生教我。”由此可见吴昌硕在享有大名之后亦为其所累的一面。

图5 吴昌硕 花角鱼中七言石鼓对联 1915年 纵136、横32.5厘米 释文 花角树幡出深秀 鱼中写帛导平安

图6 吴昌硕 橐有棕陈七言石鼓对联 1926年 纵135、横31.8厘米 释文 橐有弓矢简猎户 棕陈鰋鲤识渔舟

楹联的流行丰富了书法创作的形式，给书坛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自晚清以来，凡能书者，皆有楹联行世。吴昌硕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对律诗创作或集碑、集帖成联造诣颇深，从其留存于世的数量颇多的楹联作品可以看出这位艺坛巨匠一生交游之广以及对文化市场主导作用的顺应。但吴昌硕始终仍能坚持艺术作品的精神属性，不断地寻求独创性的突破，对于楹联艺术书写内容及用笔章法的创新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贡献与影响。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912期《吴昌硕篆书楹联刍议》

作者：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