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炯先生墓
细雨飘飞，枯叶萧萧，我站在李光炯先生的墓碑旁，久久徘徊。不能不感叹，时光过得真快；不能不感伤，历史被遗忘得太多。
当初，给李光炯先生当教员的很多人都声名显赫了，被人们津津乐道。如：陈独秀、黄兴、刘师培、苏曼殊、柏文蔚、陶成章、谢无量、周震麟、江彤侯、俞子夷、黄宾虹、章士钊、柳亚子等。其中湖南宁乡人周震麟，不仅是黄兴在两湖书院的同学，还是谭嗣同、唐才常的好朋友，他曾经破格招录徐特立就读，而徐特立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
当初，就读于李光炯先生门下的学生很多也都了不得了。因李先生曾创办多所名校，毕业学生有成就的不可计数。当中那个其貌不扬的学生刘文典，现在被称为近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教育家、庄子研究专家。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他曾口出狂言：“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可为什么李光炯先生，越来越被人们遗忘？朱光潜先生曾为《晦庐遗稿》作序，这样评点李先生：“笃志于事功，而淡然仕进。潜心于典籍，而不以著述邀时誉。以是事业著，而名不彰。”李先生曾对家人说：“我过去要做官的话，顶子早红了；要钱的话，也早已成为资本家了。我的志愿在教育事业——办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安徽文史资料》第15辑)。
那么，没做高官，未图俗名，就应该被历史遗忘么？
1990年，枞阳县人民政府修缮了李光炯先生的茔墓并立碑纪念，碑文上有“爱国主义教育家、民主主义思想家”字样；2017年，李光炯先生墓被定为“铜陵市市级文物”，立文物标志碑时简介李先生为“著名的民主活动家”。
笔者在查阅与李光炯先生相关的文史资料与论文时发现，一是资料与论文数量太少，二是资料与论文大多浅述生平，挖掘与提炼不足，对李先生的评价或偏执一端或含糊其辞或不够中肯。学界对李先生的研究非常有限！
不得不说枞阳人真的很低调！笔者有感于历史的记忆，现对李光炯先生的历史功绩与地位发表个人浅解，不足之处敬请大方之家指教。
枞阳周家汊湖，李光炯先生曾在此湖畔筑舍建亭
李光炯先生的一生处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反清、倒袁、反阀、抗日、反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先生都先后参与进去。尤其在辛亥革命中，先生更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堪称革命背后的推手。
1903年，李光炯先生应湖南巡抚赵尔巽的邀请，任湖南高等学堂历史总教习，与数学教习、无为卢仲农先生志同道合，于是在长沙共同创办安徽旅湘公学，“ 借以掩护革命工作，”(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为辛亥革命凝聚并保存了大批骨干力量。黄兴等人曾密谋趁慈禧太后70 岁生日那一天，宣布起义，不料走漏风声，国子祭酒王先谦以结党谋逆罪密奏清廷，要求逮捕黄兴、张继、周震麟等一百多人。李光炯先生挺身抗辩，并以全家人性命作担保，使这一百多名革命党人幸免于难。黄兴是什么人？“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章炳麟语）而周震麟若被害，毛主席就没有太老师啦！
安徽公学旧址
后因湖南形势所迫，而陈独秀一再邀请，李光炯先生于1904年将安徽旅湘公学迁入芜湖，更名为安徽公学。安徽公学招生对象大都是皖省有志于革命的进步青年，所聘教员也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或留日学生。除周震麟外，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有在上海担任过《警钟日报》编辑主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有与徐锡麟创办大通学堂以培训会党骨干分子的光复会主要领导人陶成章，有拒俄运动中回国活动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成员苏曼殊，有民国元勋柏文蔚以及谢无量、 江彤侯、 俞子夷等多人。
“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
在安徽公学内，李光炯先生与留东京同盟会本部及上海、南京、安庆的各城市革命组织潜通消息，积极领导、参与革命党人活动。当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在校内成立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时，李光炯亲自参加活动。1908年11月，在安庆出现的新军首义领导人熊成基及起义失败牺牲的范传甲、张劲夫、薛哲，1910年广州起义而牺牲的倪映典，1911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宋玉琳，都是当年岳王会的主要骨干。“孙毓筠等谋刺江督端方，徐锡麟谋刺皖抚恩铭，熊成基起义安庆，不数年间接踵继起，革命声势乃澎湃不可遏制，其策源地实为安徽公学。而暗中推动者，先生之力为多。”（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1908年，为避免清廷注意，李光炯应云贵总督李经羲（李鸿章侄）之聘，赴云南主持教育，进行破旧立新式教育大变革，并请房秩五、光明甫等安徽教育名流选拔教师，率队支援在教育上相对落后的云南，使云南教育面貌为之一新，为云贵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云南革命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播下了革命种子。李经羲总督云贵时，延请了两个了不起的人，一为主武的蔡锷，一为主文的李光炯。“辛亥革命军起，云南揭竿响应，未经流血之惨而大功告成，先君与有力焉。”（李相珏《先君事略》）
推翻满清在云南的统治过程中，云南有一所学校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便是云南陆军讲武堂，该校师生充当了起义军的骨干与先锋。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有一人不得不提，朱德总司令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
当时的云南学子们，应该感谢李光炯先生的！
李光炯先生遗像
1912年李光炯先生由云南返回安徽任省都督府秘书长，因德高望重，被时任安徽都督的孙毓筠深为依赖。这期间先生最大的功劳是出面解决了安徽南北军政分立的问题，使混乱的安徽整体局势安定下来。因积劳成疾，李光炯先生随后功成身退。安徽都督孙毓筠因复杂的原因，上任三个月即辞职，由柏文蔚接任都督。柏文蔚屡次邀请李光炯先生主持安徽教育，均被先生拒绝。
1914年，袁世凯称帝，欲邀请李光炯先生担任内阁秘书长，先生宁死不就。“梁生死傍要离墓，陶公生著荆轲诗。古来高士爱雄鬼，此意问君何不知?”这首诗便是他的真实心迹。先生不仅未就职，还亲至省府安庆，发《讨袁世凯檄文》，密约柏文蔚、李烈钧等数十人署名，发往省内外，这加速了反袁斗争的胜利。（李应青《李光炯和安庆—中》）
袁世凯覆败以后，李光炯与陈独秀、胡适一起掀起了反对“军阀祸皖”的爱国民主运动。1921年先生被学界公推为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现安庆一中前身），当时军阀倪嗣冲截留教育经费，一师学生姜高琦等至议会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被军警杀害，一师另一学生周肇基也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年牺牲。李光炯先生义愤填膺，发动“六二”运动，并致力于废督、裁兵、澄清选举。先生身揣毒药以防不测，并奔走京津豫鄂，联合陈独秀、胡适等人请命中枢，前后历时四载，最终取得胜利。自古以来，文人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先生以学界斗军阀获得全胜，可谓空前绝后！朱光潜说：“先生以一介书生，揭竿一呼，而顽强横暴者卒为之摧陷廓清，是其卓识宏才、热心毅力之大有过人者也。”（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
安庆第一中学
此后，李光炯先生基本处于退隐状态。抗日战争打响后，先生对蒋介石的消极应战行为十分痛恨，“举全国生命委托于一人，此一人又寄耳目于少数人，此成何种景象？”（《晦庐遗稿》）为了支持抗战，先生把晚年创办的宏实小学建设成为能生产抗战物资的综合性学校，并宣传爱国真理，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以投身抗战。
纵观李光炯先生的一生，虽无率兵作战的记录，却有文人助推革命蹈死不顾的豪情与壮举；虽无成为一党之领袖，却培育并凝聚着无数改造天地的革命文才；虽无高官厚禄的荣耀，却一举一动牵连着民族精英或领袖的命运。所以说，李光炯先生是时代背景下整体革命形势的幕后策划者、助推者，是民主革命运动中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
枞阳连城湖
枞阳历史上曾经从事教育的名家有很多，如姚希颜、童自澄、方学渐、赵鸿赐、刘大櫆、姚鼐、陈澹然、吴闿生、朱光潜、方东美、慈云桂、许永璋、章伯钧等，他们或聚众讲学或开创书院或任教于现代大学而惠及四方。但因开办新式学堂（校）被人们称为教育家的却不多，如吴汝纶、李光炯、光明甫、房秩五等。
本际法师曾在《怀柏山房吟草》中说老桐城有三大圣人：方铸、李光炯、阮强。老安庆曾有“安徽教育三杰”之说：李光炯、光明甫、刘希平。《群英传：辛亥安徽任务传系列》则有专章论述“近代安徽教育的开拓者李光炯先生”。
1902年李光炯先生以弟子身份陪同吴汝纶先生在日本考察了三个多月，而且记录了大量笔记、图表，对日本近代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入了解。回国后，李光炯先生说：“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局部改良不行。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足以革新政治。”（谢顺生《李光炯先生事略》）
回顾李光炯先生一生教育生涯，其教育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思想教育，培养革命人才，以教育救国为理想
“辛亥革命前酝酿革命有两个途径：一是创办学校，培养革命力量；一是策反军队。二者缺一不可。”（李相珏《晦庐遗稿》）李光炯先生走的是第一条途径。
在帮助吴汝纶创办桐城县学堂的过程中，在创办安徽旅湘公学及安徽公学的过程中，李光炯先生都是以民主革命的思想来武装青年学生，将学校打造成为革命活动的联络中心、策源之地。安徽公学创立后，李光炯先生聘请了一批名流学者和革命党人来校执教，宣传革命思想，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1905年，陈独秀与房秩五、吴守一等人创办了安徽省近代第一份白话报纸——《安徽俗话报》，以宣扬救亡图存的思想，李光炯先生极力支持。“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早。” （李应青《李光炯与陈独秀的生死相依情》）在李光炯先生创造的革命思想土壤里，培育了很多辛亥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如常恒芳、孙毓筠、刘文典、吴樾等。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18年5月曾应邀至安庆，为当时的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亦系安庆一中的前身之一）和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两校师生作过演讲，主张“教育造国”，而反对“教育救国”。他说：“鄙人谓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觉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造一件得一件，造十件，得十件，以致千百万件，莫不皆然。”作为今人，看出陶行知先生这番话中的错误已经不难，对照李光炯先生一生的言行，就知道后者作为革命家对时代教育宗旨把握的准确，此后抗战、反蒋过程中表现都可作为验证。
创办宏实小学后，每个礼拜六下午，有两节时事课，李光炯先生捡取国内外新发生的大事，讲给学生们听，目的是从小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抗日战争爆发后，宏实师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救济伤兵、生产抗战物资等工作，被日寇与汉奸视为眼中钉。“宏实年来注重社会工作，抗战以后，尤以全力宣传，并募款接济伤兵，早为敌奸所忌。近日游击队进攻枞阳，竟被敌奸于十二月五日、七日，来百余人，将校舍、图书馆全部焚烧，公等多年维护，竟被付之一炬。” （李相珏《晦庐遗稿》）但爱国的种子已在宏实学生的心里种下、发芽，宏实毕业生投身抗战的难以计数，革命烈士、军事干部不下百人。
宏实中学（齐三七老师提供照片）
访日之行以及吴汝纶先生的教导，对李光炯先生崇实尚质的教育思想形成有着巨大影响。推行师范教育以提供师资基础，引进西学以促进国力强盛，吴汝纶先生对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成功，曾有深刻的分析，这在其《东游丛录》中有一系列的具体阐述。李光炯先生秉承老师遗志，展开了百折不挠的探索。因创办桐城学堂（桐城中学）之初，吴汝纶先生因病去世，李光炯先生不忘老师临终托付，与其他总监一起艰辛筹备，不仅为学堂争取了校产、基金、校舍，还为学堂招生制定了招生人数、招生标准。在学堂开学之际，先生又发表了开学演说，指出旧学不敷实际，要求学子致力于新学。后来，李光炯先生个人兴办新式学校，都是根据当时社会需要，开设实用学科。1912年7月，他将早年创建的安徽公学改办为甲种实业学堂，设农、商两科，次年添设蚕科，并设有农场及蚕室，以供学生实习。后商科划出，改办为甲种商业学校。1914年，甲种实业学堂定名为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二农”）。芜湖的《工商日报》、《皖江日报》，曾对该校生产的物品进行多次报道并极力称赞，如抽水机、引擎、手印机等各类机器，布匹、蚊帐、线袜、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家具、农具等各式实用工具。该校发明的虎钳、元车、打印机、抽水机，曾于1934年入选全国职业学校劳作品展览。先生出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后，废除三跪九拜礼与读经、修身两科，增设工科，开设了诸如制图、实践、手工、木工、法制、农业等实业科目，还在安庆西门外（今五中校址）建立用于生产实习的农场。这些革新措施，让一师焕然一新，促进了学生学与行的紧密结合，也符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而宏实小学时开设的课程同样很丰富，有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美术、音乐、生理卫生、手工劳作、体育。李光炯先生让学生参与劳作，在劳动过程中掌握生产技能。学校常常上午上课，下午师生劳动。宏实小学被日军焚毁后，学校一度改办成初级职业学校。为了配合前线的抗敌工作，学校生产的军衣军被等物资源源供向我方战场，为抗战做了大量援助的工作，也为我国染织界输送了不少人才。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与技术骨干，李光炯先生很早就重视师范教育。在安徽公学开办的第二年，即1905年，先生就增设速成师范学校，电邀在日本学习的房秩五先生回国主持，为后来芜湖的中小学培养了很多早期优秀师资。1908年，李光炯先生主持云贵两省教育期间，同样重视对当地师资的培养，曾专门颁行一些改革教育的举措，“普通及初等教育者，通饬各属设立师范传习所，实行改良私塾，省城设立单级教授传习总所（讲员系留日师范生，于教授极有经验，本年新派赴日专攻单级教法），归并各府中学师范，合办模范中学兼初级师范学堂，分为第一、二、三区。” （李相珏《晦庐遗稿》）通过推广师范教育，李光炯先生为社会积累了宝贵的师资力量。同时，又选派留学生远赴日本、比利时学习矿科。先生总是能够高瞻远瞩，根据当时各地迫切需要，灵活变通，以实际有效的行动奉献社会、改造社会。李光炯先生在教育管理上，倡导建立具有民主意识、人人平等的师生关系；在学术思想方面，崇尚自由，兼容并包，为进步思想提供肥沃的土壤。1921年，李光炯先生在执掌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初，即对校风进行整顿，革除遗留的封建气息。废除了全校师生供奉孔子牌位的规定，又宣布学堂内不必悬挂《圣谕广训》，废除读经、修身等课程。又延请了一批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教师，如孙养臞、王慧泉、李立民、许恪士等，宣传新思想，为学校带来“五四” 的新风，也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校内学生还自发组织了一些进步社团，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氏研究会、曦社等，一些由学生创建的进步刊物， 如《安徽学生周报》《评议报》《黎明》《洪水》《寸铁》等，也开始大量涌现。李光炯先生除了在思想层面解放学生，还在实践中引导学生打破传统参加爱国运动。1921 年“六二”学潮就是最典型的事例。先生敢于向旧思想、旧习气、旧势力挑战，勇于树立教育新风，推行自古以来的知行结合的教育之道，在当时的安徽教育界树立了榜样。1906年夏，李光炯与阮强（仲勉）等人创立了安徽最早的新式女子学堂——安徽女子公学，后更名为安徽全省公立女子师范学堂、安徽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即省立二女师）、安徽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先生重视养成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学生手工艺品曾荣获意大利博览会金奖；注重推广师生交流使用普通话，提倡普通话教学；实行学分制，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明确规定每年必修与选修的学分数至多32学分，至少30学分。“高中部重自由研究，初中部重自学辅导” （芜湖市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芜湖教育志》）这两个“自”方针，极大地改变了教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勇于参与、积极思考、自主研究。百年前，李光炯先生早就掀起教改风潮。李光炯先生倡导“取欧美富强之具，以异国长技，教育学子，谋求实现新学变法图强之政治思想。”（操建华《走向共和的足迹——辛亥革命遗迹调查》）中华农学会曾于1922年报道过安徽省立二农（由安徽公学改办）棉作展览会的盛况。该校的农科尤其致力于棉花的选种与改良，展览时又能面向广大群众，“以棉作为主，而以秋草、蚕丝、菊花等为辅，分七室展出。”（《中华农学会报·芜湖安徽省立第二农业学校棉作展览会盛况》）由研究员解答参观者疑惑，并为其讲授各种农业改良方法；由学生开展露天演讲活动，向人们讲说农业改良的道理。该校后改办为省立第二中等职业学校（简称“二职”），加大了农学推广的力度，更有力地为皖省农业服务。为了扩大影响，该校后来又与芜湖稻作改良场合作，组建农业推广处，担负向芜湖、当涂、繁昌、和县、含山、巢县、南陵、无为、庐江、宣城十县进行农事宣传推广的职责。先生宏实小学教学管理过程中，采取灵活编班编组的教学组织形式。“高年级语文科，采取分组教学，优等生编入甲组，次等生编入乙组，除教科书外，教师还因组而异，自编补充教材（油印）；乙组学生成绩飞跃者可升甲组，甲组学生成绩后退者可降乙组。”（叶国屏《宏实小学简介》）根据教育对象的动态变化特点，及时因材施教，这样的教育方法，对我们今天仍然具备借鉴意义。时下，各地各级学校一旦定下招生资格，教师与学生一旦进入相应学校，便被打上永远不变的烙印，或许今后的教育革新可以参照先生在90多年前的理念与做法，秉持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坚持长期追踪评估，打破固定的形式限定，进行动态管理与激励。
宏实中学（齐三七老师提供照片）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乡村文化与教育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新旧转换未能顺利进行。“自新政以后，农村社会生态就已经开始破坏了，这种破坏，并不止于旧教育的毁去、新教育的不来，而是农村社会礼俗、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的紊乱。农村丧失了原有的调节机制，无法完成固有的循环和运转。民国以来虽然乡村的风俗还在延续，但灵魂却已丧失，日见纷乱和无序，乡村的组织，从宗族到乡社，无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农村至少在文化层次上，已经陷入了现代化变革的深渊。”（张鸣《教育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由“新政”谈起》）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人口总数约为4亿，农村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农村教育情况直接关乎整个国家兴衰。正因为如此，梁漱溟先生曾经说道：“救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乃有新生命！”（赵德庆《吾人办理乡村师范教育之意义》）李光炯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投身振兴乡村教育的宏伟事业。抓教育，必须从师资培养开始。李光炯先生于1928年就开始着手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学院令义务教育限期筹办，江浙进行正急，吾县正可趁此着手，将来每保要设一两校，何处觅到如许师资？以种种缘由，遂决由宏实试办。”（李相珏《晦庐遗稿》）新式乡村教育不仅培养了新式人才，还在乡村文化复兴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光炯先生将宏实小学的场所和设施都向老百姓开放，供其自由使用。学校农科实验室培育出的良种任由老百姓免费领取，图书馆书籍也向社会开放，学校工厂生产的棉袜、毛巾、布匹等也都低价出售给民众。宏实小学先后设立了妇女班、成人识字班、民众夜校、民众茶园识字站、孤贫儿童教养院等，李光炯先生将学校办成文化机关并将其功能发挥到极致。农闲时，宏实师生主动给村民授课。“在学校通往枞阳镇大路口的王家亭大庙内，设有民众茶园识字站，每天由一位老师率几个高年级学生施茶、施教。识字站开学那天，附近农民敲锣鼓，放鞭炮，热烈庆贺。大庙墙上贴满红纸标语和对联。有一联云：‘喝杯清茶来，带点知识去。’又一联云：‘为农民沙漠似的生活中，掘出一泓清水，替大众荆棘般的命运里，敲来半点福音。’”（叶国屏《宏实小学简介》）李光炯先生秉承儒家知识分子爱民思想，以仁爱为办学准则，并创造性地发挥乡村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李光炯先生在清末虽考取过举人，但对功名一事非常淡化。“闻同乡吴挚甫（吴汝纶）先生为海内文宗，乃负笈往投吴先生门下。”（（李相珏《晦庐遗稿》）李光炯先生在莲池书院跟随吴汝纶先生学习古文，学问精进，被吴汝纶先生所器重。正因为师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先生，李光炯先生往往被人们视为桐城派学者。李先生的作品散轶较多，虽经其女儿李相珏的搜罗汇集，但仍然很不完整。李相珏《晦庐遗稿》中仅收录了李光炯先生诗歌30首，读史考证作品《国策札记》《阮嗣宗同时诸人事略考》《阮诗说》，书札13篇。其他作品不见踪影，如朱光潜先生所提到的《屈赋说》《楞严经科会》等。目前，对李光炯先生的诗文评价文章或论文极少，笔者所见仅仅《晦庐遗稿》中有些许文字，笔者所作个人分析仅为“嚆矢”。在为文方面，李光炯先生继承了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创作理念，把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精练的文字表达相统一起来，表现出极为严谨的治学风格。凭借深厚的学养，精细入微的考证精神，李光炯常常能阐发令人耳目一新的高论。例如，在《国策札记》中，先生针对《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西有巴蜀汉中之利”一说，提出自己的理解：“秦纪，孝公时，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史诠云，巴一作巫巴，地属秦，非属楚。案正义，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是作巴，不誤。华阳国志，巴蜀相攻，求救于秦，秦遣张仪灭蜀，因灭巴。据史，灭蜀在秦惠王后九年，而置汉中郡在后十三年。苏秦说秦在惠王初年，己云西有巴蜀汉中，策士夸谈，不足据。”这样的考证发现，可谓惊人！策士夸谈，时间地点都能错位！先生不迷信任何权威，慧眼所及，文史典籍中的大量错误便无所遁形。在《阮嗣宗同时诸人事略考》中论及山涛时，李光炯先生指出：“山涛之负时望，特以操选政能、甄拔人物，又退让无竞心，若其监察魏王公，及送陈留王诣邺时，所异于王沈、贾充者，安在哉？”这样的评论一针见血，直指山涛其人本质，从政能力、退让之心，无法掩盖背叛旧主以逢迎司马氏的丑恶行径。先生又进一步对世人广泛传播的嵇康托孤之说表达质疑，“世传嵇康临命，谓子绍，‘巨源在，汝为不孤’。吾疑此非康言。观其与涛绝交书，漠焉。若不相知，就令隐忍为此言，徒惧祸及遗孤，而涛遂授以自重耳。如康岂真视山涛为死友耶？”嵇康深知山涛，既已绝交，岂会将遗孤托付于对方，而增加己方无穷的政治风险，树立对方崇高的威望？那么，传说是怎么产生的呢？李光炯先生认为：“晋人好尊山涛，又知其品格远不逮康，时时引康以重涛，而不顾事实之乖舛也。”在评点山涛文字的结尾，我们也可推敲出李光炯先生写作《阮嗣宗同时诸人事略考》的目的，“自曹爽败后，如傅嘏之讥何邓，令狐邵之议兄子愚，当世并著为美谈。及康诛，而人物渺然。世益以康为戒，于是山涛、何曾遂巍然为人伦之模楷矣。伊川被发之痛，虞预乃独加之阮公，乌乎岂不冤哉！”山涛、何曾之类弄权之人居然成为世人楷模，而国家之难竟然被推诿到阮籍等淡漠名利的名士身上！先生显然是在有感于国家之痛与当时弄权小人之可鄙。李光炯先生著文大都雅洁而宏深如此，既紧守桐城文派行文规范，又能自出机杼，以新颖深刻的剖析警醒世人。其他如信札、诗论不再一一举例。李光炯先生诗歌同样继承了本地前贤创作理念，为桐城诗派一大发扬者。关于桐城诗派，钱基博先生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出：“姚氏自范以诗古文义授从子鼐；嗣是海内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姚氏。而鼐之诗，则独为其文所掩。自曾国藩昌言其能以古文之义法通于诗，特以劲气盘折；而张裕钊、吴汝纶益复张其师说，以为天下之言诗者，莫于姚氏若也。于是桐城诗派始称于世。”从这段文字中，也可看出桐城诗派的师承关系为：姚鼐——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为教授桐城家法，姚鼐曾选编《今体诗钞》，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增删以成《十八家诗钞》，吴汝纶则有《古诗钞》。李光炯先生师从吴汝纶先生，受桐城诗派的创作主张影响，以熔铸唐宋为路径，取以文为诗为方法，奉刚柔一体为审美追求。
示例：
此作首句紧扣标题，概述同游之事，暗用“烂柯”一典，感慨岁月流逝与人事变迁；第二句化用杜甫《南邻》中“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 句意，颇有隐逸之乐；第三句开始由实转虚，化用宋代刘一止《念奴娇》中“小舟漂兀，犯溪烟深入，无穷寒碧……掀髯一笑，顿忘身世形迹”，突出相忘于江湖之趣；尾句展开联想，运用反衬手法，所谓“群儿”即“群小”，饱含蔑视小人之意，既有世事沧桑之慨，更有高蹈出世之志。唐代许浑《送萧处士归缑岭别业》中有“曾看仙人一局棋”句，而李光炯先生改动数字，即获“烂柯”新意。由这首七绝，可揣摩李光炯先生作诗之法。讲究熔铸唐宋为一炉，大开大阖，而又自然浑成，而以学问为诗，又使作品典雅雄健，具备不同层次的美感。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 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鼐在这里论述了为文的基本要素，但在他看来，诗文一理，此论也适用于诗。只不过，可能出于家法口耳相传的原因，姚门以及后来的曾门、吴门领袖或弟子，未曾有明确集中地阐述其内涵。笔者借鉴前贤以及当代学者相关论述，结合个人理解，以更为细致的角度来剖析此诗。
《晦庐遗稿》（已成当世稀有出版物！）
格，即格调、品性，涉及作品内容基本要求，指什么内容能写，写出何等境地。由山水游玩，写出人事之慨，天人合一之乐，傲视群小之偏执。这便是高格。律，即法则、规则，关乎作品文体基本形式，包括各种文体要求，篇章结构等。这是一首标准七绝，将叙事、描写、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其间纵横驰骋而又转化自然。这便是法度。声，即音节、声韵，要求作品能描摹自然声音，朗诵时字句流畅响亮，朗朗上口。“一笑”与“一局”对比强烈，发音响亮，留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以声夺人。色，本指即颜色、色调，但桐城派所说之“色”概念较广，能助文之光彩者即为“色”，包括炼字、造句、隶事、比喻、拟人等增进文采的表达技巧。澄澈的秋水、碧色的天空，具有象征意味，正是诗人心境的外化。这便是侔色揣称，形象鲜明。神，即传神、神妙，要求作品富有神采与神韵，往往需要运用白描或细节描写，揭示写作对象的精神特质。本诗四句皆有描写，犹如四幅画面，场景逼真，人物神采丰足。这便是生动传神。理，即事理、义理，要求作品反映的内容与主题能符合主流价值观，富有正面的价值。本诗借山水之乐，表达对人事的清醒认识，警示执迷不悟者。这便是入情入理。气，即气质、气势，要求作品行文时贯穿强盛之气，富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本诗“掀髯一笑寒天碧”异峰突起，具备豪放、飘逸之美，壮气充斥天地。这便是生气勃勃。味，即意味、情味，要求作品内容丰厚、层次跌宕，富有艺术感染力。本诗首句先寓感慨，以情动人，到第二句归于闲适欢愉，而第三句再起情感高潮，尾句忽又扩散开来嘲弄群小，整首作品跌宕而出，兼具刚柔之美，极尽变化之能事。这便是回味无穷。有了以上对李光炯先生诗作源流及风格基本了解，便可阅读光明甫先生在《晦庐遗稿序》中相关评价了：“吾邑以文高天下，于诗尚未自立一宗。姚惜抱欲兼以诗自名，所作亦未能与文相副。卒至末季，晦庐与方翁槃君、房君秩五出，桐诗遂放一异釆。予尝谓，七律自初盛唐仅具体，得李义山而始精，历中晚唐至宋代作者而始化。此不独七律，凡一切近体皆然。盖古体由长时期之发展，镕合荟萃于唐，至杜韩而叹观止。近体则晚出，而为文章演变中之一进步，同时，是吾单音节文辞之特色，故亦必迟之又久而始臻峻极也。人皆知明人越宋学唐之失败，言诗者或区別唐格调、宋意境，此义亦非究极王阮亭‘外形脱去，明诗蹊径’所持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妙论。欲汇唐宋于一流，而其标榜之风神，仍自明人高调演出，必如晦庐，乃可谓融合唐宋，泯然无迹者矣。”在这段文字中，光明甫先生对李光炯先生诗歌成就的推崇无以复加，明确指出，李光炯先生在清末让桐城诗派绽放异彩，其作品“融合唐宋”已到了“泯然无迹”的境界，在对前辈诗论实践之后取得了超越性的突破。以上个人分析，仅为对李光炯先生桐城派“家法”的探索，限于篇幅，先生更为雄健神妙的七律、古体诗作，留待以后再作探究。在此，个人表达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李光炯先生作品集《晦庐遗稿》能重新出版，并增加近些年研究资料，让后人重睹前辈风采！
宏实中学唐国胜校长、王庭玉副校长、枞阳家谱馆陈靖馆长、枞阳诗词学会秘书长程萍女士商讨李光炯先生研究问题
总之，李光炯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现代教育、桐城派诗文创作方面都有着令人瞩目的贡献与成就。不忘枞阳历史上这面大旗，继而挥舞这面宝贵的大旗，带领邑人以文化强县，以教育强县，还得有望于情牵故土的有识诸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