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打工记 | 顾晓阳
此地与彼岸
-《今天》127期-
顾晓阳
1
我到东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自由之丘的一家中华料理店刷碗。三木有一天下夜班，在地铁上认识了两个福建人，在餐馆刷碗。三木说你们那里还要不要人？我这儿有个新来的。他们说好像要，让去试试。第二天，我过去面试，就要我了，每天从下午5点到10点，工作五小时，时薪550日元。
八十年代晚期日本经济极其繁荣，劳动力奇缺，工作机会多。刷碗这种活儿东京人是不干的，大量涌入的外国人正好填补了空缺。十几年后中国的北上广深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只不过中国人多，涌入的是农民工。
这家店有三层楼，不小。位置较偏僻，但生意好。老板老板娘都是苏州人，从台湾来的日本，几十年了。老板老矣，每天坐在一楼一个固定座位上，看着满堂顾客，一言不发。老板娘白白胖胖，精力充沛，支配一切，爱说。“小福建”穿了一件白衬衣，里面套着圆领衫，她说：“日本人不这样穿的，好土。”她大儿子也在店里工作，儿媳是日本人，会说简单的中文，周末忙的时候也来帮工。我看她挺漂亮的，试图搭话，她用日语夹中文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敢情是少东家的太太，立马溜了。
厨房有洗碗机，但我不爱用，俯身摆放碗碟，太费腰。也有手套，戴着不方便。小福建戴着手套干活，手还是被沤得肿白。我赤手在大池子里一泡五个钟头，手还是原来的手，黑嫩黑嫩的；短小些，但不是磨短的，天生如此。
何炳棣先生在回忆录里说：他在纽约留学时，房东爱尔兰老太太曾拿起他的手端详又端详，最后说：“你的两只手那样柔小，你将来会越来越出名。”我猜这可能是爱尔兰民间的一种“相术”，何先生后来果然成了大名人。但验之于我，不灵，一双小手儿，也就是不怕泡而已，即使天生适合刷碗，也刷不出啥名堂。
当时我与三木和小林同住，在田端，四叠半和式室，进门是玄关，左侧有个小小的灶台和水池，男的嘛，用过的杯盘都堆在水池里不洗。我晚上11点到家，进了玄关，一见那堆脏盘子脏碗，强压下油然而生的冲动，对他们说：“现在我看见圆的就想刷啊！”
唉，这股子干劲儿，能保持到现在多好！
外国人申请日本语学校，需要高中以上文凭。“大福建”说，他们俩的高中文凭都是买的。小福建不爱吭声，比较实在，虽不入老板娘法眼，还挺爱打扮，戴金链子金表，是镀的。老板娘不允许他在工作期间戴金链子。大福建滑一些，爱讲同伴的坏话，对我说：“我俩来一年了，天天刷碗，他给家里写信，却说在日本当司机，全村的人都好羡慕哩。”
他俩在学校注册后，一直没去上课，在餐馆里是全天工作，从10点到10点。赶上放寒假，我也改成了全天。一天十二个小时，除了吃两顿饭，没有休息时间，很累，我就耍鸡贼了。三楼装有许多活动板子，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个单间，有宴会时，移开板子就变成大厅。有一天我在三楼单间擦地，一看没人，就坐在椅子上偷懒。忽然门一开，少东家的脑袋探进来，看看我，什么也没说又走了。我心知不妙。
另外一天，老板娘检查我洗过的高脚红酒杯，说有渍痕。我问“哪里？”她把酒杯举到灯下，旋转着让我看。我“端详又端详”，说没有啊。老板娘教训了我一通，说我们这里很讲究的，杯子上有一点点水迹也不可以，不能像在大陆！
寒假很短，开学后，我又恢复成工作五小时。休息日，每人不一样，我好像是周二。休息一天，满血复活。某个周三，我精神抖擞地去了自由丘。10点下班后，管事的经理、一个台湾女士叫住了我，说：“你昨天把杯子打碎了，老板娘在垃圾箱里看到了。”“我昨天休息。”“反正你打碎了杯子，我们不需要你做了。”说着，她拿出已准备好的信封，里面装着应付我的工钱。我数了数，倒一分不少，包括了今天的。我们互相客气地道别，她说“您辛苦了！”我说“蒙您关照，非常感谢！”这些句子都是日语里的客套话。
我在这个餐馆干了一个多月，就这样被炒了鱿鱼。
期间，我已经在驹込租了房子，从田端搬过去了。
2
第二家也是中餐馆，在东京站附近，也是三层楼——日本的很多楼都十分窄小。老板是生在日本的中国人，四十岁上下，高高大大，中文不大灵光，人很好。
厨房里一共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涛桑，现在又加上了我。我们两个负责刷碗。
他比我大几岁，生得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为人老实本分。来日本已三年，一直在日语学校混签证，一直在餐馆刷碗。在国内时，他是胸外科大夫，医术很好，曾在北京阜外医院实习，人家要留他，原单位死活没放。我不由得感叹：“哎呀，你都来三年了，怎么也不想个别的出路啊？”他憨厚地笑笑：“有什么出路呢？”
他问我在国内是干什么的？我说与电影沾边儿。他说：“哦，我哥哥在北京，也是搞电影的。”“是吗？哪个单位的？”“××厂。”“哦，搞什么呀？”“演员。”“叫什么呀？”他一说，我一惊，原来他哥哥是个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再瞧瞧他，确实像！而且比他哥哥更漂亮。
我刷碗时间不长，厨师长就把我调去烙饺子。日文的“饺子”，不是水饺，实际上是中国的锅贴。饼铛直径一米多长，底下是电炉，关键是掌握火候，技术并不复杂。每锅“饺子”出炉，有十个八个烙糊的是正常比值，全部扔掉。有一天涛桑悄悄对我说：“烙糊的你别扔，我带回去当早饭，早晨就省事了。”我说：“那还不简单，你找个饭盒。”“别让他们看见啊。”“当然了。”后来，我每天都把烙得脆黄的好饺子装进他的饭盒里。
打工很辛苦，但每天干完活儿我都觉得特高兴。从驹込车站到家，步行约10分钟，我总是唱着歌走路，声音之大，邻居都听见了。有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推开我的门问我：“你跟我一样也是每天刷盘子，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出国是经过努力好不容易出来的，来之前就知道必须靠刷盘子维持生计，现在，所有预期都实现了，不是挺好吗？
当初，我一到日本就被我的“保证人”接到北海道他家去玩儿，住了半个多月，1988年的元旦就是在那里过的。我和他们家人一起在电视里看了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看日本鬼子剥人皮。回到东京后，他又把我介绍给东宝公司的老板金子操。
东宝是日本的老牌电影公司，八十年代时以经营房地产为主，是日本60强大企业之一。当时东宝与中国合拍了一部古装电影《敦煌》，在东京首映时，金子先生请我去看。这种场合，当然要西服革履。电梯门一开，等候在楼道里的金子先生的女秘书就对我深深鞠躬，然后说着一大串日本的客套话把我引进贵宾室。看完，那里离东京站很近，我用步行，一拐弯儿就进了餐馆烙饺子去了。这一强烈反差，我当笑话讲了好久。
我进餐馆时，老板正站在收银台后面，一见我这身行头，也乐了，用简单的中文开玩笑：“嚯！顾桑，结婚吗？”
3
受中国留学生们一天打两三份工的鼓舞，我也又找了一份。我在东京站中餐馆是下午5点开始，9点下班。涉谷一家居酒屋招夜班工，从晚10点到早晨5点，工资高，一小时800日元。从东京站到涉谷，时间正好可以衔接。所以我从中餐馆下班后便匆匆赶到涉谷，接着练。清晨5点回家睡觉。中午醒来，简单搞点儿午饭吃，然后去学校上课。
这是一家和式居酒屋，很大，占了大楼7层的整个一层。店长经营，老板不露面，所有厨师和服务生都是男的，大都很年轻，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店面分两个区域，一个是摆放一张张餐桌椅，如普通餐馆；另一区域是榻榻米，矮桌，坐垫。生意好，服务生很多。厨房里只六七个人，都是厨师。我负责洗杯盘，同时管倒酒。生啤酒罐有个龙头，开关向前掰，出酒；向后掰，出沫儿；沫子在玻璃升杯里约占一寸左右，不能多也不能少。威士忌有专用的金属量酒器，两个大小不等的锥形体，尖对尖相连，小的倒满是单份（single），大的是双份（double）。清酒是不是归我管，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居酒屋只卖这么几种酒，不像西洋式酒吧，各种酒摆得琳琅满目。
涉谷是年轻人的天下，大学生多，外国学生也多。现在北京的五道口有点儿那个味道。到了周末，涉谷万头攒动，所有餐馆酒吧都塞满了人，一直喧腾至夜央。清晨5点走出大楼，在蓝青色的晨曦之中，眼前如一片劫后遗迹，空旷无人，遍地垃圾……夜晚灯火辉煌人声鼎沸的景象还鲜明地留在脑海里，令人顿生荒凉寂寥之感。
平日里，到深夜2点以后，店里客人就不多了。再过一两个小时，如果一个客人也没有，我们内部就造反了，“老头儿”服务员一声吆喝，我给大家斟上啤酒，一边喝酒一边唱卡拉OK。老头是个“麦霸”，最爱唱曲名跟无锡、旅顺有关的“演歌”，就是像大便干燥时发出来的那种声音。他五十多岁，戴眼镜，方脸，随和，“不正经”。可能是鱼找鱼虾找虾，他特别爱跟我讲下流故事，每次拿着单子到柜台前，一边等我倒酒，一边给我指哪张桌子上的女孩漂亮，笑得别提有多坏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是另一家居酒屋的老板，在品川那边，但一直还在这里打工，而且专门上夜班。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路子。
日语中几乎没有脏字，但东京人的口音有雅俗之分，下层人士说话的声调重音与“标准发音”不同，有的说起来像打嘟噜。我本来就是个北京胡同串子，低级趣味又多，天然对东京“下品”话感兴趣。我日语水平低，说不成完整的句子，但厨子们互相开玩笑的话、厨师长训人的语调等等，我都不让它从耳朵里白白穿过去，只要有机会，就鹦鹉学舌来上它一句。有一次上课练习会话，我突然用特痞的那种腔调对一位马来西亚小伙子大吼：“你丫干嘛哪？唵？八格牙路吧你丫挺的！”小伙子笑得前仰后合。中年女教师听了一惊：“嚯啦！顾桑，你从哪里学来的？下品呀！”下品是日语里的汉字，常用，意思跟中文差不多。
4
我这样干了大半个月，生了痔疮，趴在家里动不了了。工作时间太长、睡眠不足、疲劳上火，可能是主要原因。我向两家店请假，两家都表示给我保留工作，身体好了再来上班。对我可真不错。唯一抱歉的就是不能给涛桑烙饺子了。
我在驹込住的那个地方，是个二层楼公寓，共有大小不等的八个单位，除了一个孤零零的日本老太太，全被中国人占领了。在我卧床休养期间，大家都对我很关心，经常来跟我聊天，安慰我。有一位上海人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收入丰厚，在我们这些穷留学生里是拔尖儿的，他说：“你这个痔疮是给憋出来的，必须出出火。”在我能走动以后，他约上北京人老蔡，请我到新宿看了一场脱衣舞。真是用心良苦啊！
有一天我在榻榻米上靠墙坐着，老蔡推门而入，咔嚓，给我拍了张照片。洗出来后，我一看自己那副鬼样子，顿时自怜自恋起来，在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虽然天生喜欢下品话，有时候也忍不住跩几句。
大约二十天，康复了。于是又开始了连轴转。中餐馆老板看见病后的我，还开玩笑说：“痔疮好了没？没好，用剪子绞。”
后来，我感到还是恢复正常比较好，长期通宵干活儿，不是长久之计。这样一想，一下就懒下来，中餐馆也不去了，只给涛桑打了个电话，请他转告老板我辞职了。居酒屋那边，把工作时间调整为从下午5点到晚10点，不再上夜班。
在居酒屋最开心，厨师和服务生们与我关系都很好。厨师长三十出头，高个子，笑咪咪的，但很有权威。他有一个专用的啤酒杯，每天放在冰柜里冻着，拿出来时挂满白霜，再斟啤酒喝。我也经常给自己满上啤酒，放在手底下木格子上，渴了就喝。有一天没留神喝多了，晃晃悠悠的，厨师长笑着警告我：“可别醉啊！”后来我就基本不喝了。
店长约四十岁，严肃不笑，但也没见他跟谁厉害。他不管厨房的事，基本不到厨房里来，我跟他就是点个头。
昭和天皇驾崩了，报纸头版上都印着大大的“自肃”二字，电视台也停播了娱乐节目。当天我5点准时到店，店长正站在门口。我问：“今天还上班吗？”“当然上班。”“天皇陛下不是驾崩了吗？”“是啊，怎么了？不吃不喝了？”
那一天，所有的人，包括顾客，都与平时没什么不同。
5
中餐馆那边到了每月发薪的日子。我在那儿还有约一周的工资。我给涛桑打电话，请他帮我领一下。涛桑说，老板很不高兴，让我直接找他。
我给老板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方便，我去取工资。“工资？”他说，“什么工资？”“应该还有我七天的工钱。”“这时候想起工资啦？走的时候人都看不见。”我一时语塞。老板说：“来的时候面试，走要提前说明，不懂吗？”我立刻知道自己错了：“对不起！我刚从国内来，不了解这里的规矩。”“哪里的规矩，也不能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呀！”这话字字在理，我一个劲儿道歉。
按照老板说的时间，我到了店里。他站在收银台后，递给我工资袋。我中文加日文说了一通感谢和对不起的话。他看也不看我，一言不发。
老板是个好人，我感到很内疚。这件事成为我出国后上的重要一课。
现在在中国，这类的规矩已经是常识了。但我出国那会儿，中国还在计划体制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单位，发工资的方式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就把当月的工资全给了你。不怕你拿了钱就跑，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你往哪儿跑？户籍、档案、粮食关系、布票、工业券、介绍信……你跑？那种体制下，你是想来来不了，想走走不成的。
在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我就是一个乡下人，脑袋里没有什么商业观念，也不懂得商业的规则。
我的一个朋友写文章说：中国人最爱讲道德。在美国，什么是道德呢？信用记录良好就是有道德，信用记录差就是不道德（大意）。我认为他总结得很到位。
6
一年后，我进了一家日本公司打工，就是所谓白领工作了。从此终止了体力劳动。
日本白领上班都要穿西装打领带，领带每天要换一条，不换，意味着你夜里没回家，没回家的意思是你上外头搞破鞋去了，会遭到同事的议论和讥笑。然而，日本又是一个在性上面十分开放的社会。在日本，看似矛盾的事情共存一体，竟也顺理成章，许多方面皆如此。真是非常有意思的文化，非常有意思的国家。
作为中国人，刚一到日本，看到的是与自己相同的面孔，满街都是汉字，很多日本人都能谈谈孔子、背几句唐诗，你会产生亲近感，想到“同文同种”的说法。但住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了解，它与中国根本是两回事，深不可测。这与美国正好相反，到美国最初的感受是什么什么都不一样，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度，可住上一年半载，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很简单，而丰富性即由这简单中来。日本真是有魅力，美国实在伟大。
我生也晚，没赶上“土插队”；却正当其时，随大流去了“洋插队”。土插队是被迫，洋插队是自愿。土插队为国，洋插队为己。土插队最好的出路是回城，洋插队的前途五花八门可就多了去了。其中义利之辨、好坏之别、孰是孰非，各位自有分教。
作者：顾晓阳，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在电影杂志任编辑。1987年底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出版有长篇小说《洛杉矶蜂鸟》、《收费风景区》等。电影《不见不散》编剧（与冯小刚合写）。1995年至1998年在《今天》杂志任编辑、编辑部主任。
题图：Painting by Jiro Osu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