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虎有时是一种圆滑

凡事只求过得去，多少马虎假汝之名。

五四之后，胡适意识到马虎状态与科学精神之悖，于1924年写过《差不多先生传》一文，其中道：“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这位差不多先生，不是某位具体之人，或是邻居，却不是自家的邻居，或是同事，却不是自己的同事，总之不指某位具体的人，又好似所有的人。

1934年，病中的鲁迅依旧不改刺时讽世性格，对内山完造道：“中国四亿民众其实都得了大病，病因就是之前讲过的‘马马虎虎’，一种随便怎样都行的极不认真的生活态度……我想日本人的长处就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有像书里说的那样把生命都搭上去的认真劲儿。”“九一八”后，民众反日声浪渐起，仇日情绪加剧，此刻夸敌“长处”，褒其“认真”，先生也知其不合时宜，却是严寒不移故心：“我想，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只不过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今天就算我喊破了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罢了，对于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不吐不快，只不过是觉得今天应该说出来而已。等到病快好的时候我一定要说，这事我不得不说。”

马虎已然国民性一部分，而凡事形成，必有其因。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逢人且说三分话，话到嘴边咽下，算是一种难得糊涂的智慧。大智若愚，实则忍辱负重，定是受到了大环境逼迫。处事大方，不拘小节，小节处皆马虎，马虎有时就是圆滑，“随便”实则高格要求。马虎成为一种面具时，已摘不下来。

衣不长寸，鞋不差分，有些事马虎不得。晚清上海道台、袁世凯心腹蔡乃煌于1916年5月被广东军阀龙济光枪毙，杀人布告所言判词虽只十三字，却创意无限，别开生面：“蔡乃煌无罪可科，国人皆曰可杀。”谨守法度，不护其私，法律竟可至此，这哪里是马虎。当问题由“信不信”，变为“服不服”时，背后真相已不再重要。

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有些事最好马虎。钱锺书感叹：“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文艺批评早已广告化、圈子化。岂止研讨会，多数会议如此，组会者完成任务，与会者本就工作一部分，有道是大会决定小事，小会决定大事，不开会决定关键事。当你正与一堆破事烂人纠缠，终年在恶劣环境与恶心规则下苟且，一直与不待见之人打交道，此间岂可认真。同时标明了你层次的坐标，价值无外其平均值，素质无外其平均素质。

真相讳莫如深，不便追究，彼此一团和气，北大副校长梁柱一语道破天机：“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做事较真者，反被当作迂腐、执拗之人。“据我观察，做成大事的人，往往做小事也认真，而做小事不认真的人，往往也做不成大事。由此我得出一个认识：认真本身就是一种素质，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具备这种素质。”面对世俗人间，周国平的正面解释，虽非鸡汤，也显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