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丨我的荣耀只存在于更高的天空

李鲁，20岁，现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6岁出版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19岁出版英文长篇小说 Salvation（《救赎》）。现为《北京晚报》专栏作者。

我从小便是个不受关注的孩子。成绩平庸，上课不爱回答问题，也没代表班级参加过运动会，似乎班上有我没我都不会有差别。记忆中有一次数学课，老师让同学们回答十以内乘除法的问题，老师随口说一道题，紧接着叫同学回答。我看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在举手，于是也就举手了，但是等老师叫到我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想了大概两三秒，结果老师很不耐烦地说了句“太慢！”，跳到了下一个举手的同学。尽管到现在我已经不记得那位老师的名字了，但是我对这件事一直印象深刻。

事实上，小时候老师们对我的普遍评价是：一直慢悠悠的，好像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对于这样的评价，虽然感到不满，但是我也并不否认；相反，这很可能完美地诠释了我默默无闻的童年。

我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小学四年级，我在儿童节联欢会上表演了架子鼓。表演的效果还算理想，对此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震惊，看着我的神情像是在感叹“李鲁还会这一手？！”或许那时他们觉得我不像是能上台表演的人，然而我对于他们的震惊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清楚，虽然我着实远离聚光灯，但我绝不平庸。

与此同时，在我小学毕业的前一年，我妈出版了第一本亲子教育书《平凡的孩子也有春天》。这本书写的是我。从各个角度来看，那时的我毫无疑问是个平凡的孩子。如果在当时说我也会有春天，例如将来在某些方面会成功，那么更多的一定是源于一位母亲对孩子纯粹的信念，尽管这种信念在当时来看，是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作为根据的。

但是如果一种信念足够强大，信念就会慢慢转变为现实。

中学的几年里，我写作的才华开始逐渐展露。因为我从不按考试的套路写，我的作文分数时高时低，高的时候大概是因为作文和考试要求恰好吻合，低的时候则是因为两者背道而驰。为了不让自己的文风受到考试的影响，每次拿了低分我都告诉自己，这是因为老师无法欣赏我的作文。幸运的是我妈也这样觉得，她以一位作家的身份告诉我，我的文采无法以应试作文的形式体现，所以任何以考试要求为标准的衡量都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说法放在当时像是安慰，但后来经过事实证明，更像是预言。

只不过在学校里我依旧成绩平平，依旧不受老师和同学的关注，因此不甘于平凡的我从没停止过抗争。当同龄的孩子都在与父母和老师的争吵中宣泄青春期的叛逆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在纸上诉说生活，以及生活背后平凡的我和这平凡世界之间的激烈冲突。那个写作的我是桀骜不驯的，是不为人所熟知的。那时我14岁。那时我开始创作我的第一本小说《我去  中学》。

著名作家阎连科读完这本书后告诉我，全中国这个年龄段写小说的人里，在他心目中我能排进前五。也许那时我还不清楚这样的评价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从小到大从没有人这样夸赞过我，而第一个给予我如此至高赏识的人，不是任何我所熟知的老师或同学，而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我去  中学》出版那年我16岁，我的16年人生里没有当“三好”学生、考全班第一，或是代表学校获奖此类的事迹，只有来自于一位贵人的认可，让我终身难忘。《我去  中学》这本书的原定名是《中学如狱》（也是阎伯伯——阎连科老师所取，但没有被最后通过），正是从这本书出版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才华已经被囚禁了太久，从而释然于我和学校以至于中国教育体制的格格不入，因为我明白，我的荣耀只存在于更高的天空。

如今在大学里我依然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很少得A，没得过奖；虽然在大二那年又出版了一部英文小说 Salvation（《救赎》），但是也没有教授因此而熟知我。

当初，在我被伯克利（UCB）录取的时候，有一些人记住了我，因为我是世界名校的学生了。然而早在那时我就知道，总有一天这所学校会因为我被更多世人所记住，尽管在那时我没有任何资本这样觉得，甚至现在也没有。但这更像是种信念，就像早在我小学毕业之前，我妈就断定我总会迎来人生的春天一样，我的信念终有一天也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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