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寒光丨《潜邱劄记》编刻与删定考论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3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寒光老师授权发布。
《潜邱劄记》编刻与删定考论
摘要：阎若璩的《潜邱劄记》最早由阎学林刻于眷西堂，内容驳杂，后之学者多有批校。上海图书馆藏删定本经由吴玉搢、华玉淳、程晋芳、阮葵生等多人校订，是《四库》底本之底本。《四库》本删去了更多抄录原文或无关考证的条目，其实际分卷情况与删定本不同；对与钱谦益有关条目的删改，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此书的删定，是考据学繁荣的结果，又影响学者以专做考据的姿态以及专收考据的方法编纂考证笔记，推动考据学的发展。
关键词：《潜邱劄记》；删定；程晋芳；《四库》底本
阎若璩（1636—1704），字百诗，号潜邱，山西太原人。著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孟子生卒年月考》等。若璩上承明末清初方以智、黄生、顾炎武，下启乾嘉考据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被学界所公认。《四库全书总目》曰：“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1]给予高度评价。除上述专著外，阎氏还有一部重要的考证笔记《潜邱劄记》。此书为未定之稿，卒后由其孙阎学林搜罗遗文，于乾隆九年（1744）刊刻行世，即眷西堂刻本。但此刻本所收内容过于驳杂，多有随手抄录未加考订者。因此，有学者重新删定，乾隆中后期抄入《四库全书》。而阎学林刻本则被称为“别本潜邱劄记”，《四库》仅存其目。眷西堂刻本、删定本、《四库全书》本皆为后人对阎氏考证笔记的整理，三者有明确的前后继承关系，又各有差异。今以此书为例，考察由他人编纂的清人考证笔记的成书过程。
一、眷西堂刻本《潜邱劄记》的求全原则
《潜邱劄记》于乾隆九年（1744）由阎学林刊刻于眷西堂[2]，近年《清代诗文集汇编》据此刻影印。是本书前有阎学林按语：
《劄记》卷一至卷六乃先大父有疑即录，自为问难之书，其中有已校订者，有止存旧说而未校订者。或谓林曰：已校订者自当付梓，未校订者乃古人旧说，似宜删去。林对曰：是皆先人疑而未订之义，虽存旧说，正多创论，补前人所不及，何敢妄加去取。至卷五一册，乃仲弟学机竭数年之力，于夙夕往来问难之家寻先人手迹，陆续成帙。若分门别类，林幼而失学，不敢漫为分晰，惟依笥中原本付梓开雕，以成先志云尔。[3]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读出阎学林刊刻其祖遗著的去取之意，即对阎若璩的读书劄记、遗文遗诗，无论是否经过校订，一并刊刻，不做任何内容上的删改，凡六卷。这六卷的内容：卷一、卷二为诸书考证，卷三为释地余论，卷四上为策、序、跋、启、哀辞，卷四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书简，卷六为诗赋。
对于各卷内容，最受非议的是其中抄录原文未加考订的条目，刊刻之前即有人建议删去，但阎学林予以拒绝，他认为即使没有辨证，也是阎若璩认为有疑惑的地方，可以引起后人的注意，所以应当保留。至于书简一卷，“乃仲弟学机竭数年之力于夙夕往来问难之家”搜寻所得，采辑十分不易，遂一并刊入《劄记》。对于内容分类，学林则认为自己学识不足，“不敢漫为分晰”。总之，眷西堂刻本旨在最大数量地保存先人遗稿，并最大程度地保存原貌。《四库总目》曰：
盖学林尊其家学，不欲一字散失，故全录旧文，漫无体例。如卷一中突出一条云“此自其胜场，安可争锋”；又突出一条云“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此类至多，当时不过以备简牍之用，乃一概录之，亦复何取。[4]
《总目》在批评此本的同时，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刊刻者的纂辑心态。这说明，阎学林在编纂时，完全坚持了求全的原则，而缺乏精善的选择。也正因如此，才有后来学者的重新删定。[5]
二、孙冯翼校本《潜邱劄记》删定者考证
《潜邱劄记》的刊刻，对阎若璩的学术起到极大的表彰作用。同时，由于此书为阎氏未定之稿，学界对其内容及学林之编纂颇为不满，于是不断有学者加以批注或删定。《四库存目标注》著录从清初到清晚期多个批校本：南京图书馆藏清初王闻远家钞本，潘耒校；上海图书馆藏清孙（凤）〔冯〕翼批校本；湖南图书馆藏清梁同书、钱大昕批校本，叶德辉跋；上海图书馆藏清吴骞校并跋、清抄本，陈鱣、洪颐煊跋；东北师大藏清缪荃孙校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傅增湘校并跋[6]。另据《中国古籍总目》，尚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佚名批点本；南京图书馆藏清赵烈文批校、佚名校本[7]。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段朝端跋本；南京图书馆藏佚名过录潘耒批点本[8]。以上诸本除王闻远家钞本出现于眷西堂本之前[9]、吴骞校本为抄本，其他各本皆是在眷西堂本上批校。如叶德辉记梁、钱二氏校本曰：
乾隆十年（1745）其孙学林刻之家塾者。……此书经钱大昕、梁同书两家评校，皆用纸条粘附书中，日久必因脱糊散失，宜如何有以保存之？梁本工书，虽随手签题，殊见风致，钱书余有手钞《南宋馆阁录》，与此笔迹无异，信可宝也。[10]
傅增湘藏本乃据伪书《风庭扫叶录》校勘眷西堂本[11]。而上海图书馆藏孙校本，即《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者，亦为眷西堂所刻。
“孙校本”或“孙冯翼批校本”的名称，是我们沿用了上海图书馆及《四库存目标注》的叫法，实则此本上的批注绝大部分并非孙氏所书。从这个本子的批校和抄写符号的笔迹判断，此本的删定并非出于一手。关于删定者，我们可以参考另一批校本，即嘉德公司于2011年秋季拍卖的黄裳的藏本，亦为眷西堂刻本。但遗憾的是我们无从得知此本现归何氏，只能从网络上看到四张照片。第一张是书前手抄的赵执信所撰《潜邱先生墓志并铭》半叶，书眉有朱批曰：“精论，无一字虚饰。”第二张为手抄《墓志铭》末半叶，书眉有朱批曰“亦确”，又曰“先生之学只是善引善触”。[12]第三张为卷一首半叶，正文有朱、墨圈点，眉上有二色批校，书写工整。与上图藏孙校本相校，此本书眉右侧多四行墨字，先是“朱笔华师道先生，墨笔朱竹君、吴山夫先生”二行，又小字“后晤鱼门云间列己评，非竹君也”二行。第四张为卷末黄裳跋，曰：
此眷西堂本《潜邱劄记》。余前已收有一本，今日过市观书，又见此朱墨批本，后更附旧抄《左汾近稿》一册，因更收之。潜邱此书刻于身后，编次零杂，漫无次第，山阳吴氏为之重编刻之，即《四库》所著录者也。此本与《四库》本亦未尽同，山夫之外尚有朱笥河、华师道两君所注，外更有墨笔批语甚富，曰“循按”，不知系焦里堂先生笔否？固是珍物，因不惮重收复本也。暇日当重为校定之，并求教于世之识里堂墨迹者。
丁酉春分日黄裳漫记于来燕榭中。
百诗文中多及牧翁，此本每每墨涂去，不知何也。岂在钱氏著作厉禁之时耶？又识。
今按：结合第三张照片所见钤印“黄裳藏本”，知确为黄氏故物。但此本或此跋皆不见于《来燕榭书跋》《来燕榭读书记》《梦雨斋读书记》等书，所以很难了解更多的细节。黄藏本卷首半叶的三条批校内容与圈删符号，与孙校本几乎完全一致。所不同有二：一是黄藏本另有说明批注的内容，即上文所述；二是孙校本字迹显非出于一手，而黄藏本字迹工整。二本均是朱墨二色，且相同内容的批注、圈删颜色一致。由此，我们推知黄藏本是孙校本的直接或间接过录本。[13]通过这些信息，可以补充我们对孙校本的认识。今将孙校本上的批注删校分为六类，从而推求其删定者。
黄藏本上的批校说明提到“墨笔朱竹君、吴山夫先生”，又曰“后晤鱼门云间列己评，非竹君也”。那么，全书中的墨笔批注至少出自吴、程二人之手。但细审各处笔迹，情况似乎更加复杂。我们首先确定吴氏手迹，见卷一“延平府志”条书眉，有墨笔批校引《宁波府志·选举志》，并曰：“此段较《延平志》及《温志》焉详，故录之。”（卷一，页39）这则眉批并没有署名，但之后又有其他人批校此注。先是在其右侧用朱笔批注“此段入之于注”，又有墨笔在朱批与原批之间书写“吴玉搢曰”四字。因为朱批紧挨原批书写，所以“吴玉搢曰”四字字号极小，硬挤到二者之间。因此，我们判定朱批在墨批之前，而最早书写的墨笔眉批，乃吴玉搢手迹。
确定了“延平府志”条眉批为吴玉搢手迹，相当于为判断是否吴批找到了标准。根据这条眉批，我们认为写在书眉上的排列整齐、字迹工整的小字，即为吴校，审其字体笔势，也比较一致，出于一手，当无疑问。吴玉搢的批注数量很多，但没有一则是署名的，“延平府志”一条的“吴玉搢曰”四字，就是后来的校注者补记的。不过，卷一“古者不分银锡”条书眉有墨笔粘签，论铜、锡搀合之事[14]。其后又有朱笔曰：“此辩入之注中，上加'山阳吴玉搢云’六字。”（卷一，页25）似乎也是追署吴氏姓名。但是，全书中这种墨笔书写的粘签数量并不多，且字迹略显潦草，与前文所述明显不同。因为后人在提到重新删定《潜邱劄记》时，首先想到吴玉搢，那么吴氏之功必然大于他人。所以我们认为此条虽然标记吴氏姓名，但未必是吴氏亲笔，疑后人审之不详而误。而且，在后来的《四库全书》抄本中，这条眉批也没有作为注文抄写在阎氏原文之下。
吴玉搢的删定，除了数量颇多的眉批，还有表示删存的符号，要抄存的条目在上栏外画一“〇”，要删去的内容，则在首字处画一“┓”，或分别在首末字处画“┓”“┗”。这些都是古人批校古书的通用符号，在吴氏之后，他人的删改也用同样的符号表示。因此，哪些是吴氏的删存意见，哪些属于其他删定者，比眉批注语的判定更加困难。这里，我们只能大致推测墨笔标记的部分符号出于吴氏之手。
综合各种不同的批注笔迹及删存符号，我们很容易发现，吴玉搢是最早校订这个刻本的学者，他做的大量工作，初步显示出以《四库全书》本为定型的《潜邱劄记》的面貌，后来的删定，都是在吴氏改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在删定《潜邱劄记》的学者中，吴氏知名度最高。[15]
“朱笔华师道先生”。师道，玉淳字，号南林，江苏金匮人[17]。在全书的批校中，华氏姓名也从没有出现过。在其他著作中，也没有见到华师道校改《潜邱劄记》的蛛丝马迹。若非黄藏本的说明，恐怕华氏删定之功没矣。现在看来，因为颜色的不同，华氏手迹反而成为最容易辨别的一种[18]。
华师道的批校分为三类：一是增加了多处吴玉搢没有批校的内容。如卷二“余尝发愤叹息”条，吴氏欲抄存，标“〇”，华氏亦标“〇”，又在“三百年文章学问”句旁朱笔注曰：“应增'前明’二字。”（卷二，页51）又如卷三“按江西之名有三”条，吴、华皆标“〇”抄存，华氏又有朱笔眉批：“《史记·项羽纪》：会稽守通谓项梁曰江西皆反云云。其所指更广，亦难考。”（卷三，页103）二是针对吴氏批语再作说明。如上文提到的两处标注将眉批抄入注文的地方。又如卷一“旧郑樵好说中原山川”条，吴玉搢眉批曰：“'旧’字不可解，可去此一字，于文理无碍。”华氏朱笔增注曰：“此条入'释地余论’。”（卷一，页15。“释地余论”的问题见下文。）等等。三是确定并调整吴氏的删存意见。如在原来标记的抄存符号“〇”上方再画一“〇”；或原来用“┓”删掉的条目，华氏用朱笔在上栏外画一“〇”，表示仍可抄存；或在原用“〇”表示抄存的条目书眉处批注，说明应当删去的理由，等等。如卷一“尚书是正”五条，原删定者（当为吴玉搢。）标“〇”，华氏于第一条书眉批注曰：“按：此诸条已见《尚书是正》，此非难得之书，则所择之语可以不录。”（卷一，页5）又如“郑樵氏族略曰”条，吴氏眉批：“此条可不必存，第二卷有一条较此为详，存彼可也。”华氏将“此条可不必”五字删去，并在本条首字旁加了“〇”，表示前后二条可并存。（卷二，页24）再如卷二“吾学编”条，吴氏标“〇”拟抄存，华氏不标“〇”，朱笔眉批曰：“《明史》已载其略。”（卷二，页66）表示删去此条。此皆华玉淳删存与吴玉搢不同者。
由此可见，华玉淳对《潜邱劄记》的删定是全方位的，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修正和调整了吴玉搢的一些删存意见，使《潜邱劄记》的内容更偏重考据辨证。这一点，应当引起学者的特别重视。
除“吟晖楼”三字外，第五册书衣还有署程晋芳字号的手书跋语一则：
此不必重抄，留刻全集录入书简一门可也。鱼门。（第五册书衣，页151）
说明程氏重抄了此本，并对拟删书简一卷的归属提出建议。此本归孙冯翼之后，孙氏在上二跋后及第二、三、六册书衣都有手书记语，反复强调程氏校订之善：
篇中多未定论，经程鱼门重校，更精益求精矣。十四日记。（第二册书衣，页42）
此书经鱼门太史手定，未能手写副本，其率。后余从废书得之，欲录一通，又匆匆少暇。今年秋闱后，晤方石亭，渠许觅抄，亦未能之。不知何时方了此愿也。凤卿记。时庚申十月。（第三册书衣，页82）
此卷五同卷四上序、跋、启、策皆不必抄入，留刻入全集。鱼门之言为善。凤记。（第五册书衣，页151）
此外在各册书衣上还有孙氏关于抄写此书其他事项的跋语，不一一抄录。孙冯翼，字凤卿，于嘉庆中刻《问经堂丛书》六十四种。据第二则手记，知此书后为孙氏所得，庚申当为嘉庆五年（1800）。“程鱼门”“鱼门太史”即程晋芳，晋芳字鱼门，官至翰林院编修，故有此称。
结合黄藏本所记“后晤鱼门云间列己评”之语，可以推断书中的墨笔批注及删存符号，也有出自程氏之手者。遗憾的是，与华师道批注一样，也没有任何署名。华氏用朱笔，容易辨别。程氏用墨笔，则难以确指。墨笔批注除了书写工整、字体一致的吴玉搢手迹外，还可明显分为四类：一是上文提及的不能确定是否朱筠手笔的粘签，二是署名“吾山”或“吾山记”的9处眉批或旁注，三是署名“礼山”的粘签，四为直接批于书眉上而字画较为潦草的文字。其中，最有可能属于程晋芳的，显然是第四类批注。
程晋芳删定的时间，必然在吴玉搢、华玉淳之后。上文卷一“延平府志”条于朱墨二批之间挤入的“吴玉搢曰”四字就是这类情况，还在右侧写了一个“抄”字。这些都可以证明其书写时间较晚。（页39）程晋芳的批注，基本上不涉及内容的辨证或论据的订补，而是偏重于单纯是否抄写的指示，如“抄”“以下五条抄”“皆照抄”“释地”“入丧服翼注”“此本全写”“删”等等。这些删存指示与吴、华二校基本一致，同时也对一些条目的去取做了适当的调整。
5. 阮葵生（1727-1789）
阮葵生的批注为墨笔手书，是唯一明确署名的一类，分别为卷四上“春秋左传属事”条（页124）、“贺黄公载酒园诗话”条（页127）、卷五“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得林字”条（页182）、“韩昌黎祭十二郎文”条（页184）、“又与戴唐器”条（页196）眉批及卷二“野望因过常少仙”条（页52）、“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条（页63）、“罗虞臣长子亦可为人后议”条（页74）、卷五“特假旧唐书”条（页165）旁注，凡9处，校语下均小字书“吾山”或“吾山记”。吾山为山阳阮葵生之别号，可知阮氏亦对阎书加以删定。其《茶余客话》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此“吾山”定为阮氏无疑。卷二一曰：
《潜丘劄记》乃先生未定之书，零笺碎纸，投入一笥。捐馆后，家人与计簿食草并入笥中，学林不知抉择，将他人往还手迹及陈言狎语游戏之词，悉条举而剞劂之，砆玉并陈，大失潜丘面目。予尝删存十之五六，卓然可传不朽。[22]
根据这段记载，阮葵生曾对眷西堂刻本《潜邱劄记》做了大量的删定工作，删去全书一半多的分量。不过除了以上9条，其他批校均无从判定是否出自阮氏之手。我们认为，书中的“〇”“┓”等删存符号，应当有阮葵生标记者。关于阮氏删定的时间，只能确定在吴玉搢、华玉淳之后。卷二“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条，吴氏眉批曰：
此不知致粟于何处，道路之费，如此之多。能考核明白，则妙矣。
此条下又有署名“吾山”的墨笔旁注曰：
三十钟致一粟，见《汉书·主父偃传》，潜邱谓人所共晓，故不著篇名。上评甚陋。吾山记。（卷二，页63）
显然，阮氏此论是针对吴校而发，则阮校必在吴校之后。并且，阮校亦为亲笔手书，而非从他处转录。由此，我们更加肯定阮氏用“〇”“┓”删定阎书的可能性很大。
又如卷五“长洲苑对短簿祠”条，有“勿求于心学问雷何思太史以为千古大受用人也”句，吴氏眉批曰：
“雷”字下“何”字当是“同”字，然下三字又难解。
阮氏加“〇”接着写道：
此评似误，“学问”二字当属上句读，“雷何思”乃太史之姓字也。既点破句，文义又致不通。甚矣，评书之不易也。吾山。（卷五，页196）
此亦由吴校而发，而写至“太史之”时，因下有朱、墨二“〇”上下并列，故转行。据此，则先有华玉淳标抄存符号“〇”，再有阮氏此论。故阮校在华校之后。至于阮校与程校的先后次序，我们无法考证[23]。
署名“礼山”的墨笔粘签共有3条，分别见于卷四上“宋中丞荦七十寿”条、（页130。此签原不在此，脱落，夹于此处。）卷六《与唐器》诗条（页221）及书末。其中《与唐器》诗处的粘签署“戊戌九月二日”，钤“礼山”朱文小方印。今按：礼山不知何人，戊戌亦无法考订为何年。或与前述未署名的墨笔粘签出于一手，然朱筠无字号为“礼山”者，则朱筠或真如黄藏本所云，未有手删校订之事。此亦存疑。
除以上六家之外，孙冯翼与常循也需一提。孙氏虽然收藏此本，并约方石亭同校，在书衣上写下题跋，拟重新抄录，但书中似乎并没有孙氏删校的实例。又，黄裳跋语中提到的“循按”，在孙校本中并没有发现，黄氏猜测为焦循，但实为常循，与据孙校本过录的另一抄本有关[24]。此二事亦有关于眷西堂本《潜邱劄记》的删定，特记于此。
综上所论，上海图书馆藏孙冯翼藏本眷西堂刻《潜邱劄记》历经多位学者校注删定，可以确定的是，吴玉搢为此本的第一删定者。在此基础上，华玉淳又进一步修正、调整吴氏删存意见。之后，阮葵生也参加了此本的删定工作，可能是受了程晋芳的委托。最后，程晋芳依托各家成果，再次确定抄存或删削的条目，为重新编纂一部符合当时考据学风尚的《潜邱劄记》做好铺垫。
三、孙校本《潜邱劄记》的历史定位
孙校本上各家删定的情况，说明清代学者不满于阎学林编纂的“一味求全”，表现出想要重新整理《潜邱劄记》的意愿。而程晋芳对孙校本删定的参与，使这个本子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由于《四库全书》所据底本为“编修程晋芳家藏本”[25]，因此，我们不禁怀疑，孙校本是否就是《四库全书》抄录《潜邱劄记》的底本呢？其实不然，因为孙校本的内容、批注与《四库全书考证》的校勘记并不相符。《四库全书考证》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所形成的一部群书校勘记，张升教授详考其成书过程，总结到：
一般来说，《四库》书经纂修、分校、覆校等校办后，粘贴校签，然后经由总纂、总校、总裁等审核，酌定、认可其中的一些校签，并从中选取一些写成黄签。可以说，黄签是校签的精选。《四库全书考证》即是汇编、加工上述黄签而成的。[26]
检《四库全书考证》卷五十三，有校《潜邱劄记》10条，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说明孙校本并非阎书之《四库》底本。为表述清晰，我们以表格形式加以比较。
以上10处校勘，孙校本只在第1、9两处有眉批，而这两处中，第9“炳烛”条孙校本与《四库》底本并不一致，其他8条中，亦只有第2“寒”字、第8“都”字条孙校本与《四库》底本一致，另6条则否。况且，在孙校本上，我们也没有发现《四库》底本上通常会有的“翰林院印”满汉文方章或其他内府印迹。由此可证，孙校本的眉批并非《四库》馆校勘官之校语，孙校本亦非《潜邱劄记》之《四库》底本，而是在孙校本与《四库全书》本之间，还有一个抄本。
前文已经确定，孙校本先后经历了吴玉搢、华玉淳、程晋芳[28]的删定，而《四库总目》著录说是吴玉搢删定本，未言及他人名氏。那么《四库》底本的抄录是在吴校之后，还是在华校之后，抑或在程校之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关系到对《四库全书》本《潜邱劄记》形成过程的梳理。我们将吴氏、华氏、程氏校定结论的明确不同之处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相比较，以期探求《四库》底本的版本来源[29]。今以眷西堂刻本卷一（相当于《四库》本卷一前半）为例，罗列各次删定意见及《四库》本的抄存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四库全书》本的抄存情况与吴玉搢的删定意见不合的有55条，这55条包括14条与华玉淳删定意见相同，21条与程晋芳意见相同，（其中9条与华玉淳意见一致。）另29条与吴、华、程三者的意见都不同。相比较而言，《四库》本的删存情况与程晋芳的删定更加接近。这说明《四库》底本重抄的时间，不仅在吴玉搢删定之后，而且在程氏删定之后。某些具体条目的校改、增注，也体现出这一点。如“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条，若璩引用明太祖朱元璋言论，至“未尝不以数言”。阎氏接着说：“大哉圣训，真可续入六经矣。”华校删去“大哉”一句，并于“言”旁添写“也”字。（页31）《四库》本即据此抄写，以“未尝不以数言也”结句。（页393）“李方叔责功子瞻不荐己”条，华氏校“惟司马君实与老叔兄弟耳”曰：“按本文无'老’字。”（页34）《四库》本亦删去“老”字。（页396）“延平府志”条，吴校眉批抄录《宁波府志·选举志》，华氏曰“此段入之于注”，程校补写“吴玉搢曰”四字，（页39）《四库》本即以“吴玉搢曰”起首抄于正文下，（页399）等等。因此，孙校本汇集三次删定，是眷西堂原本向《四库全书》本《潜邱劄记》的过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吴玉搢、华玉淳、阮葵生、程晋芳等多名学者反复删改校订，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面貌。而清人及《四库总目》屡称“山阳吴玉搢所删定”[30]，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综上所论，上海图书馆所藏孙冯翼旧藏本《潜邱劄记》，先经吴玉搢批校，之后华玉淳、阮葵生、程晋芳等人都在前人基础上再加删定。因此本为程茂吟晖楼藏书，所以很可能是程晋芳主持了后来的删定活动，并将数次删定的结果抄成一个新的本子，即程晋芳所献《四库》底本[31]。在重新抄写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做了一些删改调整，因而《四库》本的抄存情况有与三次意见均不同者。所以，我们得出结论，程晋芳删定过的《潜邱劄记》，当为《四库》底本之底本。
四、删定本与《四库》本之异同
孙冯翼旧藏吴玉搢、华玉淳等人先后删定的《潜邱劄记》为《四库》底本之底本，但删定本与文渊阁《四库》本之间仍有很大差异。在内容上，《四库》本删去了更多抄录原文或无关考证的条目，但删定原则与吴、华一致；在分卷上，删定本所拟定的分卷与《四库》本的实际分卷情况也不一致。
（一）删定本与《四库》本内容之比较
学者对眷西堂刻本不满有二：一是收入内容过杂；二是不合考证笔记编纂体例。针对这两个问题，每位学者所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删减其中不合考证之旨的文字，包括仅录旧文无所发明的杂抄、荒诞狎谑语涉不经的议论及与考证无关的诗赋策论等。其次，对全书内容适当分类，重新分卷。
吴玉搢删定时，已在眉批中交代了理由，如卷一首页吴氏眉批曰：“凡节钞古书数句，而别无议论发明者，皆可去之。”（页3）又如“刘兰列传”条，眉批：“此等话即载之正史，亦不必特录出。”（页26）再如卷二“金华王象之”及以下三条，吴曰：“此数条皆系考《禹贡》三江，既入之文，但类聚于此而未加论断耳。”（页53）皆欲将仅抄录经史百家之言删去，以阎氏未加考论也，此类情况最多。也有对重复内容的删削，如卷一“直卿问古以百步为亩”条，吴氏眉批：“后又见此条。”而没有标“〇”，（页16）并且在后一条上标记“〇”。（页18）又如“贾公彦曰凡言互文者”条，吴氏眉批：“此句又见第五卷，此处无他语，或可不存。”（页25）吴氏不仅认为这些抄录古书或重复的条目不合著书之旨，而且指出有些内容大损阎若璩名声。如卷一录夏侯审、杜牧诗二首：“夏侯审《咏被中绣鞋》云：云里蟾钩落凤窝，玉郎沈醉也摩挲。陈王当日风流减，只向波心觅袜罗。杜牧《双行缠》云：钿尺裁量减四分，碧琉璃滑裹春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画裙。”吴玉搢认为这类艳情诗当然不能出现在以考据著称的学者的著作中，乃曰：“此种亦刻入，累先生不少。”（页29）故删去。卷四上《宋中丞荦七十寿》一篇，吴氏曰：“非但谄谀太甚，直是文理不通，考据家出丑乃尔。”（页131）等等。后来的删定者对吴氏具体到每一条劄记的删存意见虽然有所调整，但都遵循着之前所提出的删定原则[32]。
今所见《四库》本则在此本删校的基础上，对《潜邱劄记》的内容又有删减。仍以卷一为例，我们发现，《四库》本抄录的实际情况与程晋芳删定时标注不一致的，共有36条，其中程氏拟抄而《四库》本删去的有25条，程氏仅标注抄存而《四库》改入“释地余论”或“丧服翼注”的有9条，程氏未标“抄”字而《四库》本抄存的有2条。我们重点看程氏拟抄而《四库》本删去的25条，发现有15条的内容都是直接从前人著作中抄录而来的，阎若璩未加按语或评论。另外10条则多无关考证。如“韦孟既归”条：“韦孟既归，犹梦面争王室之事；虞世南既死，帝犹梦其进我谠言。真谏死之异闻，忠臣之盛节也。”（页27）此属随手所记，称述直臣气节者，且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又“王莽时求封司马迁后为史通子”条，胪举历朝表彰文人贤才之事，曰：“可谓艺苑之德音，文人之宠遇矣。”（页33）此为评论史事、发表感慨，亦无关考证。“近代文士”条谓杨慎“务博而不明理，好胜而不平心”，讥讽杨氏“尚可谓读书识字者耶”，（页33）盖因此非平心之论而遭删削。最集中删而不抄的是若璩答他人之问的3条，涉及对宋明理学的评论以及对宋代以前经学的叙述，（页37-38）在《四库》本中亦一并删去。
刻本卷三“释地余论”、卷四下“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吴玉搢等除将刻本卷一、二中论舆地、丧服且属阎氏考证的条目移入“余论”“翼注”之后，对三类内容全部保留，《四库》本亦一一抄录。刻本卷四上为策、序、跋、启、哀辞，吴氏曰：“此卷虽整饬无疵，然亦人所共见，竟全删去。”（页116）而又认为跋、序多有可存者，因此并未全删，择善而存之：“此下多可存者，但不必立跋为一类，此非刻全集也。”（页123）《四库》本所抄与吴、华删存情况相同。刻本卷五为书简，吴氏等删去数通，《四库》本则又有删削。刻本卷六为诗赋，《四库》本皆为删去。这些删改虽然表现在《四库》本与删定本的差异上，但实际上是已经缺失的《四库》底本的变动。另外，据《四库总目》所言，删定后作为底本的抄本“中间重见者四条，三见者一条，尚沿原本之误，今悉删正”[33]，则是馆臣从底本抄录时，又有稍稍删削。从以上二本内容情况看，《四库》本虽然删去了更多的条目，但所秉持的删定原则与吴玉搢写在书眉上，华玉淳、程晋芳等共同遵循的是一致的，这个原则就是与阎学林的“求全”相对应的“求善”原则[34]。
（二）删定本与《四库》本分卷之比较
《四库全书总目》对四库底本重新分卷的情况有所描述：
原刻首两卷杂记读书时考论，多案而未断，此本删并为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余论”，以《禹贡》山川及《四书》中地名已详《疏证》与《释地》，而此特其余论耳，此本次之卷二，而取首两卷内合于此一类者，次为卷三；原刻卷四上录杂文序跋，卷四下曰“丧服翼注”，曰“补正日知录”，此本取首卷内涉及《丧服》者，次“丧服翼注”后合为卷四，移杂文序跋附“补正日知录”后为卷五；原本以与人答论经史书录之卷五，以考博学宏词赋一首并杂诗若干首录之卷六，诗赋非若璩所长，且劄记不当及此，此本删去，而存其与人答论经史书为卷六。[35]
显然，相对于眷西堂原刻本而言，《四库》底本的各卷内容有所调整。但在吴玉搢等删定的底本上，即《四库》底本的底本上，已经提出了重新编排卷次的设想，批注在书眉上。如卷三末条眉曰：“云入'释地’者，皆入此条之后。计其页数多寡，厘作二卷，为卷三卷四。”（页115）卷四下首条眉曰：“此为卷第五。全抄。”（页134）末条眉曰：“前卷凡入'丧服翼注’者入此后。”（页140）卷五首条眉曰：“此下二卷为卷六卷七。”（页151）可知原拟定分为七卷，这与《四库总目》所言及《四库》本并不一致[36]。今将眷西堂刻本、删定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分卷列表比较如下：
从删定本拟定分卷的批语及内容构成来看，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内容上以类相从，将考论地理与丧服的条目分别统摄于“释地余论”“丧服翼注”下；二是考虑到删定后内容多寡的实际情况。而《四库》本的编次现状，也恰好反映了这两方面的考虑。如删定本没有提出合并卷一、卷二，但经过数次删削之后，这两卷的篇幅比原来大为缩减；加之卷二后半有大量考论地理的条目，在重新抄写时大都移入“释地余论”，因此，从数量上考量，合为一卷。而从卷一、卷二中摘出的地理考证，条数亦复不少，只好单独成卷，再将为数不多的序跋附于“补正日知录”之后。这个变化说明删定本、《四库》底本与《四库》本有非常紧密的相互承继的关系，是对“求善”原则的一脉相承。
（三）删定本与《四库》本之“不善”
无论是删定本还是《四库》本，与眷西堂原刻本相比，有一种删改情况极为不善，足以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即对与钱谦益有关条目的改动与删削，我们略举数例，说明删改的情况，并讨论其缘由。
1. 整条删去。有的在删定本上就拟删，有的则在《四库》本中删去。如：
（1）“钱牧斋复徐世溥巨源书”条，先涂去“钱牧斋”三字，后删去此条。《四库》本不抄此条。（删定本卷一，页7/《四库》本无）
（2）“列朝诗集”条，原保留，程晋芳删去。《四库》本不抄此条。（卷一，页22/无）
（3）“钱牧翁尝教其族孙遵王作诗法”条，原保留，后改“钱牧翁”为“虞山”。《四库》本不抄此条。（卷五，页165/无）
（4）“归查汉艺文志”条，改“牧翁”为“近有人”。《四库》本删去数句。（卷五，页196/卷六，页560）
（5）“牧斋于同时文士”条，原保留，后涂去“牧斋于”三字。《四库》本不抄此条。（卷五，页197/无）
2. 将有钱谦益名号或著作的语句删去。如：
（1）“金石要例”条，拟删自“钱牧斋宗伯告徐巨源曰”至“汪苕文亦与人书”前之文字，皆为钱谦益语。《四库》本删“钱牧斋宗伯告”六字。（卷四上，页123/卷五，页507）
（2）“闻诸牧翁云乐府人生富贵何所望”条，《四库》本删“闻诸牧翁云”五字。（卷五，页179/卷六，页542）
这种情况有的在《四库》本中整条删掉了，如上1（5）。
3. 将钱谦益的名号改作他人或通称。如：
（1）“蔡公鹤江在词馆”条，“近钱牧斋遍考宋刻本”句，《四库》本改作“近朱锡鬯遍考宋刻本”。（卷一，页22/卷一，页388）
（2）“钱牧斋引程大昌注杜诗”条，改“钱牧斋”为“近有人”、改“牧斋亦”为“独”。《四库》本作“近有人”“独”。（卷三，页83/卷二，页425）
同样，也有在删定本中乱改名号，而在《四库》本中整条删掉的，如上1（4）。
黄裳跋曰：“百诗文中多及牧翁，此本每每墨涂去，不知何也，岂在钱氏著作厉禁之时耶？”按：禁毁钱谦益著作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底[37]，而在此之前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三十九年（1774），华玉淳、吴玉搢已分别去世，此类删改显然非二氏所为，从孙校本删存标记的前后次序上看，也是在吴、华之后。因此，这些条目当为程晋芳所删改。李调元《送程鱼门晋芳舍人奉诏回南访求遗书》作于壬辰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38]，可见，程氏从下令征书伊始就积极访书、献书，经由吴玉搢、华玉淳删定的眷西堂刻本《潜邱劄记》就是程氏采访到的一种。在重新删定、抄录时，程氏又虑及对钱著的禁令，乃删改其中的违碍字句。这种对作者原书的改动是迫于政治压力的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造成的“不善”，可见，在特定环境下，编定他人著作而欲求其善，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难以尽善。
五、结论：清代考据学视野下的《潜邱劄记》删定
通过以上对《潜邱劄记》眷西堂刻本与后来删定的本子的考察，我们得出结论，阎学林完全是秉持“求全”的原则辑刻祖父遗著，而后来学者的删定，从吴玉搢，到华玉淳，再到阮葵生、程晋芳，最后到《四库全书》本，都是坚持了“求善”的原则。后者所谓的“求善”，实际上是对清代考据风气盛行的一种回应。
阎若璩生于清初，所涉既博，论学又不免明人评点习气，还带有个人崇理傲慢的性情。其读书劄记、诗文信札中充斥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法、心得体会。阎学林收拾残丛，将劄记与诗文书简合编，汇刻为笔记体著作，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对保存先人遗稿大有禆益。后人有所不满，认为不能尽善，这种认识首先是给阎若璩贴上了“考据学家”的标签，他们评价“善”与“不善”的标准，也是考据学的标准。在这种推崇考据的风气下，不同学者对《潜邱劄记》反复删削，越删越少，不仅删弃了直录他人他书的内容，就连作者发表议论及独抒心得的内容也大肆刊落。到《四库全书》本，终于把一部内容多样、思想丰富、风格迥异的笔记体杂著“改造”成了严肃谨慎、体例规范、较为纯粹的考据学著作。因此，《潜邱劄记》的删定，是清代考据学繁荣之下的必然结果。这个删定后的版本，经过《四库总目》的鼓吹标榜，俨然成为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代表著作。删定本《潜邱劄记》反过来又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学习、效仿，以专做考据的姿态以及专收考据的方法编纂考证笔记，推动考据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潜邱劄记》的删定，是兴趣广泛、风格多样的学者阎若璩的不幸，却是考据学家阎若璩之幸、清代考据学之幸。长期以来，学者沿袭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对眷西堂本多持否定态度，而对删定本赞赏有加。直到今天，这种观念仍起主导作用。不过好在学者的删定主要以眷西堂刻本为底本，而没有将删剩的内容重新抄写刊刻，这才使得学林原刻本得以流传至今[39]。上世纪90年代，学界对《四库全书》存目部分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考察，将存世著作影印出版。但《别本潜邱劄记》虽收藏者颇多，却未予收入。杜泽逊教授记录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情状：
《存目》所据为阎学林刻本，较《四库全书》所收吴玉[搢]（缙）删定本多卷六应博学宏词赋及杂诗（详见《提要》）。馆臣谓诗赋非若璩所长，是也，而零篇碎简亦未尝非考史之资。故余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建议收入阎学林本，不避与库本重复。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会议通过。不知何故，终未见采。[40]
此说独具慧眼，令人叹服。阎若璩虽不擅诗文，但他的诗赋著作，后来从未被另行辑刻过，若非眷西堂本，恐今早已不存，这些诗赋作品对我们了解清初学者的文学成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另外，在最终定型的《四库全书》本中，阎若璩对钱谦益的敬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钱氏之说错安到朱彝尊名下。这种情况，在当时不能尽善，今天看来，却完全可以据学林原刻本加以弥补。
附记：本文撰写并定稿于2017年4月，同月，中国知网收录2016年东北师范大学王春伟硕士毕业论文《〈潜邱劄记〉版本研究》，之后笔者曾向春伟兄请教。其研究议题与本文有所重合，且部分结论一致，亦有较大差异。今将相关内容附于注中，以便互参。笔者亦尝就本文与南京大学宣燕华博士讨论，2020年1月，《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二辑上卷已发表宣博士《阎若璩〈潜邱劄记〉编刻与流传考略》及拙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潜邱劄记〉考论》，宣文提及本文，本文在最终收稿时又参考了宣文相关内容。特此说明，一并向王、宣二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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