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吞蝗”和“纵囚”

在中国历史上，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立，是古代农业社会的三大灾害之一。据统计，近代以前有记载的大规模蝗灾就有八百余次，唐太宗贞观二年也发生了一次蝗灾。“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资治通鉴》卷192）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让后世屡屡提及的时代，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自不必说，唐太宗本人悲天悯人、爱民如子也说得过去，但史书上记载的唐太宗吃蝗虫却过犹不及，弄得很有些作秀的嫌疑，以至于覃仕勇先生为此评论道：“爱民而吞蝗虫，这表演实在太过了。清代林铭云看穿了唐太宗的把戏，一针见血地说：'余尝谓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岂可昋者？或用纸草剪作蝗形，掇而祝之，以愚左右耳目耳。’一句话，唐太宗'好名’之欲，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覃仕勇《熬通宵也要读完的大唐史》）

无独有偶，贞观六年发生的“唐太宗纵囚”事件看上去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十二月）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资治通鉴》卷194）这里记载的是，唐太宗又一次亲自录囚。这一次他下令将被判死刑的囚犯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过最后的团圆年，囚犯们在第二年秋决前自归。这些死囚如期回归了吗？“去岁所纵天下死囚三百九十人，无人督率，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同上）到了第二年九月，这390名死囚竟然无一逃亡，全都如数如期返回京师，太宗竟将他们全部赦免了。

一次惊世骇俗的纵囚事件就这样完美落幕，太宗爱民如子的仁君形象再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一百多年后，白居易有感于此，特意写下《七德舞》一诗来歌颂此事。但有称赞的就有质疑的。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便将他的疑惑写在名篇《纵囚论》中：“此岂近于人情哉？”欧阳修一针见血指出其中的漏洞。在他看来，所谓的纵囚自归不过是双方私下勾结的一场秀而已，目的何在呢？不过是图名罢了。

欧阳修认为唐太宗“纵囚”是在作秀，清代大儒王夫之对此更是鞭辟入里，“太宗之世，天下大定，道有使，州有刺史，县有令尉，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太宗持其必来之数以为权，囚亦操其必赦之心以为券，纵而来归，遂以侈其恩信之相孚，夫谁欺，欺天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0）经王夫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死囚一个不少地回归，并不是受到什么感化，而是逃无可逃。

爱民而吞蝗虫，表演终究太过；图名而纵死囚，更是有违常理。“无怪乎史学家黄永年说：'旧时史书包括新旧《唐书》《通鉴》对唐太宗和所谓的'贞观之治’无不极尽夸饰之能事，即近时的通史、隋唐史仍多如此。其实这是受了唐人所修《太宗实录》和国史等的蒙蔽。’”（覃仕勇《熬通宵也要读完的大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