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国 | 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转型

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转型

文/梁建国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梁建国副教授

摘　要：近郊是北宋东京都城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农业发展呈现出与王朝政治的特殊关系。北宋前期，东京近郊承接着郊祭、田猎、阅武、籍田等礼仪活动，至北宋中后期，这些或渐次被废罢，或在形式、地点上有所更张。与之相伴的是近郊农业在北宋一百多年间的开发与转型，经历了由旷土、草地到农田、牧地，再到园圃的几度变迁。与唐代长安相比，北宋东京的近郊完成了由政治礼仪功能向经济产业的过渡，折射出中国古代都城由政治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的时代趋势。与一般城市比较，东京近郊与都城毗连，其农业发展更直接地受到朝廷政策的影响，并对地方州县具有示范作用。从东京的城市布局来看，近郊农业有赖于城内的消费需求，作为京城经济结构的必要补充，并未形成完备的城市功能，不同于江南城镇的“城郊都市化”模式，呈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多元道路。

关键词：北宋；东京；近郊；农业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历代朝廷都奉行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农业史的相关问题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往对于宋代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¹ ；而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大问题，江南地区的研究只回应了问题之一端，而往往被忽略的另一端——北方地区同样值得关注² 。时至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几近完成，但位于北方的东京开封仍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经济之繁荣举世瞩目。以往对于北宋东京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工商业方面，而对于京郊农业尚缺少足够的关注³ 。韩茂莉的专著《宋代农业地理》论述了宋代河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但着眼于京东和京西的比较，而对于京郊则缺而未论⁴ 。曾雄生曾探讨宋代城市农业的状况⁵ ，惜未关注宋代东京与唐代长安的不同，也未比较都城与一般城市的区别。

城郊，即城市郊区的简称，它是城市环境向农村环境转换的过渡地带⁶ 。具体到北宋东京，其新城以外的辖区被视为城郊，其中靠近城区的部分被视为近郊。由于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呈圈层式结构，人口主要集中于内城及其周边，近郊则人烟稀少⁷ ，所以，东京的产业结构也相应地出现区域分工。相对于城内的商业繁荣，近郊则具备农业生产的条件。一般认为，农业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制约因素，但从北宋东京近郊的相关史料来看，其农业发展与京城的关系则呈现出不同于地方城市的特征。对于这些现象的探讨，无疑能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农业与城市关系的认识。因此，本文拟通过考察朝廷礼仪活动在东京近郊的淡出，探讨北宋京郊的农业转型，并与唐长安以及一般城市的城郊农业相比较，藉以管窥宋代都市农业发展的时代特征。

一、北宋前期京郊农业的恢复

现存史籍中关于北宋京郊的记载多有涉及校猎、大阅、观稼、籍田等朝廷礼仪，学界以往多是从政治、军事或礼制史的角度进行论述，尚未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探讨，也没有关注这些活动与京郊农业的关系。实际上，这些礼仪活动在北宋百余年间发生过一系列变化，究其根本，还关乎京郊农业生产的恢复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校猎：从旷土到耕地

校猎是指用木栏遮阻而猎取禽兽，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与祭祀也有关，主要目的是训练各种武器使用和车马的驾控。时至北宋，作为古礼的校猎已失去最初的本意，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曾几经恢复，又终被废罢，这一过程正折射出宋廷的治国理念及其对近郊农业生产的深远影响。

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屡经兵燹，东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势必遭到破坏。宋初，京郊多是旷土和草地，农业生产尚未恢复，却为校猎提供了自然条件。宋太祖出身行伍，喜好游猎，史籍中对此多有记述⁸ 。开宝八年（975）九月，太祖因逐兔而坠马，遂刺马杀之，悔曰：“吾为天下主而轻事畋游，非马之过也。”在宋太祖看来，畋猎游乐并非君主的正事，因而心存忏悔，自此之后“不复猎”⁹ 。作为古礼，校猎在宋太宗朝曾经恢复，后又废罢。史载，宋太宗“将北征，因阅武猎近郊……猎西郊，亲射走兔五”，“以古者搜狩，以所获之禽荐享宗庙，而其礼久废，今可复之”¹⁰ 。不过，端拱元年（988）十月，太宗就颁布《罢畋游放五坊鹰犬禁诸州不得献鹰犬诏》：“朕惟好生之德，解网之仁，今后顺时行礼，非时更不于近甸游猎，五坊鹰犬放之诸州不得来献。”¹¹ 这意味着大大简化了古礼，校猎遂被废罢。这固然是出于宋太宗个人的“好生之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宋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高涨¹² 。据学者统计，在《宋大诏令集》中，收录了宋太祖、太宗、真宗先后颁布的10 条具有动物保护性质的诏令¹³ 。受君主意旨和朝廷政策的影响，游猎活动开始在京郊淡出。

时至宋真宗朝，特别是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辽边境进入和平时期，恢复社会经济被提上日程。景德四年（1007）六月，“诏京城四郊田园旷土，许贫民耕种”¹⁴ 。贫民耕种的应当是稻麦等农作物，这意味着京郊土地开始从抛荒状态向农业用地转变。之前那些少有人活动的区域开始承担起粮食生产的功能。除了粮食，京城的畜牧业产品也存在大量需求缺口¹⁵ 。天禧元年（1017）八月，宋真宗“诏京城四郊禁围草地，悉纵民耕垦畜牧”¹⁶ 。京郊农业和畜牧业受到朝廷的鼓励，也是出于京城百万人口对于农副产品的实际需求。

庆历五年（1045）八月，宋仁宗在群臣的劝谏下，“遂猎于杨村，燕幄殿，奏教坊乐，遣使以所获獐兔驰荐太庙。既而召父老临问，赐以饮食茶绢，及赐五坊军士银绢有差”¹⁷ 。宰相贾昌朝等曰：

“陛下暂幸近郊，顺时畋猎，取鲜杀而登庙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而阅军实，所以讲武事也；问耆老而秩饫，所以养老也；劳田夫而赐惠，所以劝农也。乘舆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馆。”从之。¹⁸

为了鼓动宋仁宗校猎，以贾昌朝为代表的群臣总结出所谓“四美”：“昭孝德”、“讲武事”、“养老”及“劝农”，这也暗合城郊在不同时期的功能定位：宋初的城郊主要以郊祭和阅武为主，中后期转而侧重于体察基层社会和劝农耕垦。京郊是距离朝廷最近的农业生产区，自然成为君主接触农事的首选之地。庆历六年十一月，宋仁宗“猎于城南东韩村”，“自玉津园去辇乘马，分骑士数千为左右翼，节次旗鼓，合围场径十余里，部队相应”。如此大规模的活动难免会踩踏农田，妨害农业，仁宗下令“免所过民田在围内租税一年”¹⁹ 。由于校猎要围圈草地，踩踏农田，损害农作物，势必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庆历七年之后，“以谏者多，罢猎近甸，自是，终靖康不复讲”²⁰ 。关于宋仁宗先后恢复和废罢狩猎，有学者从宋朝国防压力及其减缓方面进行过解释，认为宋朝君臣迷信“赎买和平”，文官主导下的朝廷和舆论便不太可能继续支持尚武色彩浓厚的田猎行为。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不过，考虑到宋夏议和发生于庆历四年，次年八月宋仁宗于杨村狩猎，该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²¹ 。我们不妨从简单而积极的一面去看待，废罢校猎既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保障了农业生产，反映了宋廷对于底层百姓的关怀，不失为一种仁政。对于京郊农业来说，受益于朝廷劝农政策的实施，原来的荒地和草地逐渐被开垦耕作，粮食生产迎来了蓬勃发展的良机。

宋·赵伯肃《骑士归猎图》

（二）阅武：从京郊到后殿

“讲武”，又称阅武、大阅、校阅、检阅，是中国古代君王操练和检阅军队的礼仪。关于北宋的讲武礼与军政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做过深入的探讨²² ，而对于讲武礼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学界尚未有过专门的研究。实际上，北宋中后期面临着财政危机的压力，讲武礼的举行劳民伤财，其经济成本是朝廷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此外，讲武礼对于京郊农业的负面影响也值得关注。

宋初制度未备，阅武的地点和方式大都比较随意，“不尽用定仪，亦不常其处”²³ ，多选择旧城的便殿或后苑，因而算不上讲武礼。至宋太宗朝，内城已不能满足王朝礼仪功能的需要。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令筑讲武台于城西之杨村”。九月辛亥，“大阅，上与文武大臣从官等登台而观”，命天武左厢都指挥使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绵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每按旗指踪，则千乘万骑，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无比”²⁴ 。这次阅武虽声势空前，但意外的是相关记载中并未出现百姓的身影，这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宋初的西郊尚多旷土，荒无人烟。西郊杨村讲武台的修筑，不仅标志着宋王朝的礼制建设开启了新的时代，东京近郊也承载起王朝的礼仪功能。

咸平二年（999），东武村大阅，声势更为盛大，堪称北宋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讲武礼²⁵ 。《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宋史》《玉海》等史书对这次阅武多有记载，而尤以《玉海》为详。宋真宗“诏有司择地于东北郊距都二十里得东武村，度形势辟为广场”²⁶ 。按宋太府尺，一宋里约合553米，此处的“二十里”，约折合为11 060米。经考古人员实测，新城东墙约7 660米，西墙约7 590米，南墙约6 990米，北墙约6 940米。以此测算，东武村已在新城城墙之外了。与太平兴国二年不同的是，阅武现场出现了百姓的身影，但见“旌旗戈戟，照耀原野，士民老幼，观者坌集”²⁷ 。如此众多的士庶前来围观，不仅折射出东郊人口的增多，也反映了东郊在过去几十年的开发程度。百姓的围观既包含有对大阅典礼的好奇，也有对国家武备的关注。对于宋真宗所代表的尚未完成统一大业的宋廷而言，这也是在向普天之下的子民宣示大宋王朝的赫赫威仪，给真宗自己，也给百姓以信心。宋真宗还“作大阅五言诗，令属和，儒臣梁颢、曾致尧、盛元、刘楷、杨嵎等各上大阅赋颂铭，诏付史馆”²⁸ 。原本是炫耀武力的讲武礼，却以诗歌唱和来收场，看似矛盾的情节正流露出宋代君主崇尚文治的王朝气象，也微妙地预示着讲武礼势必走向衰微。

此后，小规模的阅武活动依然不绝于史，君主时常在后殿观看“骑射”“战阵”等军事训练²⁹ ，而没有再到城郊举行讲武礼。景祐元年（1034）二月，李淑“上时政十议”，“其八议阅武”，曰：“方今继承平之治，兵革不用，三十年矣，遂使连营之士，不闻钲鼓之声。孔子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愿陛下案通礼，厉兵讲武而躬习阅之。”³⁰ 从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仁宗曾多次“阅诸军习战”。景祐二年八月，“幸安肃门（卫州门）炮场，阅诸军习战，遂燕从官”。康定元年（1040）七月十五日，“御延和殿，阅诸军习阵法”。庆历二年六月，“阅蕃落将士骑射”；三年三月三日，“御延和殿，阅卫士武校”。至和元年（1054）十月，“幸城北炮场观发炮，燕从臣，赐卫士缗钱”³¹ 。这些阅武只不过是宋仁宗视察军队日常训练，以提醒将士们在和平年代不忘军备，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宋神宗锐意进取，在位期间立志恢复“汉唐旧疆”，更加注重强兵建设，除了在后殿阅武之外，熙宁八年（1075）还曾“大阅八军阵于城南荆家陂”³² 。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阅武并非仪式性的讲武礼，而是属于日常的军事训练。究其原因，学界以往探讨比较多的是崇文抑武这一政治导向的影响，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宋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奉行更加务实简朴的执政理念。北宋前期在城郊举行讲武礼，其意图在于对新建立的赵宋王朝进行政权合法性的宣示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因而重在礼仪性的表演，而非实战性的训练。但是，这在财政吃紧的北宋中后期显然不合时宜。加之，大规模的讲武礼势必践踏农田，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影响农业生产。咸平大阅之后，真宗不忘下诏，“大阅所践民田蠲其租”³³ 。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经济建设成为主旋律，农业生产得到重视，城郊的经济功能得以凸显。在这种情势之下，讲武礼也就没有再举行的必要了。

宋代《大驾卤簿图》

二、北宋中后期京郊农业的转型

如果说北宋前期的东京近郊经历了农业生产的恢复，那么，北宋中期则面临着从稻麦等粮食作物种植转向蔬菜、水果和花卉等经济作物经营。这一产业转型既顺应了京城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影响到观稼、籍田等礼仪活动的举行地点和运作方式。

（一）观稼：从京郊到后苑

五代时，开封城郊有皇家的御庄。晋少帝、晋出帝、周太祖、周世宗等驾幸城郊御庄之时，多举行习射、饮酒、祭祖、宴乐以及饯别等活动³⁴ 。至周世宗时，开始出现“观稼”的内容。《册府元龟》卷114载：

世宗显德元年七月庚辰，出薰风门，幸南御庄，观稼，至晩还宫。³⁵

《新五代史》卷12载：

（显德元年）秋七月庚辰，阅稼于南御庄。³⁶

周世宗出城观稼，意在向臣民宣扬重农政策，劝导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这并不意外，早在后周太祖广顺年间（951—953）就曾先后颁布诏敕，鼓励百姓量力耕垦河淤退滩之地与蒿荒无主之田，规定“不得虚占土田，有妨别户居止”³⁷ 。周世宗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改革措施。显德二年（955）春正月，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³⁸ ，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并开垦利用荒弃的庄田，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周世宗“留心农穑，思广劝课之道”，显德三年，“命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于禁中，召近臣观之，学士承旨陶谷为赞，以美其事”³⁹ 。可见，后周朝廷对于发展农业的良苦用心，而君主观稼只是众多劝农活动之一。

赵宋开国之后，亦积极恢复经济，劝诱百姓耕作。建隆三年（962）正月，宋太祖发布劝农诏，曰：“生民在勤，所宝惟谷，先王明训也。阳和在辰，播种资始，宜行劝诱，广务耕耘。”⁴⁰ 此后的北宋历代君主也都重视农耕。《玉海》卷77载：

艺祖由建隆至乾德，再以尺一之诏勉农功。太宗既耕帝耤，命州县立农师敎种艺。章圣分道置使，赐农田勅令，又蠲农器之税。仁庙明道，再耤弁冕，举趾进至，十有二跬。三公已下，尽垄乃止。神宗肇开千亩于国之南。⁴¹

在劝农的背景下，北宋君主驾幸城郊多伴有观稼的活动内容。《玉海》卷77载有：“乾德北郊观稼”，“开宝玉津园观刈麦、刈禾、观稻、观稼”，“淳化南庄观稼”，“雍熙城南观麦”，“太平兴国幸景风门观刈麦”，“太平兴国南薰门观稼”，“咸平含芳园观稼”，“咸平玉津园观刈麦”，“景德西郊观麦”，“祥符瑞圣园观稼”，“天圣南庄观刈麦”，“天圣瑞圣园观刈谷，观稼亭燕从臣”，“庆历玉津园观种稻”，等等。京郊是距离皇宫最近的农业生产区，故而成为君主接触农事的首选之地。君主的观稼活动也使得这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农业示范区。具体来看，京城的南郊、北郊和西郊是观稼的主要地点，这可能是因为东郊处于汴河下游，地势低洼，水体污染，环境较为恶劣。

君主在观稼之时还会体察民情，这既成为君主接触基层社会的便捷途经，也赋予京郊农田一种政治宣示的空间意义⁴² 。《玉海》卷77载：

乾德二年（964）七月二十三日乙未，幸北郊观稼。⁴³

太平兴国九年五月二日辛亥，车驾出南薫门观稼，召从臣列坐田中，令民刈麦，咸赐以钱帛。⁴⁴

雍熙二年（985）五月二十日甲子，上幸城南观麦，赐田夫布帛有差。上尝谓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闵。”⁴⁵

天圣三年（1025）五月癸巳［十二日］，幸南观庄，观刈麦，遂幸玉津园，燕群臣，闻民舍机杼声，赐织妇茶彩。⁴⁶

君主常会借此机会赏赐农夫、农妇，皇城之下的郊区有着沐浴皇恩的机会，这是地方州县的百姓所难以企及的。宋真宗与吕蒙正于咸平四年八月的一次对话颇有代表性，《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上观稼北郊，宴射于含芳园，都人望见乘舆，忭跃称万岁。吕蒙正曰：“车驾游幸，百姓欢呼如此，物情不可强致，盖陛下临御五年，务行仁恤，所以中外感悦。”上曰：“下民但不扰之，自然快乐。”蒙正又曰：“今秋大稔，太平有象，时和年丰，即为上瑞。”上曰：“朕以边事未宁，劳民供馈，盖不获已也，苟能选将练兵，驱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则近边之民亦获安泰矣。”⁴⁷

宋真宗观稼北郊，城郊的都人邂逅乘舆，欢呼万岁。在吕蒙正与宋真宗的对话中，关于“都人”的用词转换耐人寻味。吕蒙正的第一句话将城郊的“都人”泛化为“百姓”，宋真宗也顺此逻辑将都人的“感悦”推而广之为普天下子民的“快乐”，进而联想到“边事未宁”，“近边之民”仍在遭受侵掠，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安泰。京郊的庶民是君主或朝廷最方便接触到的底层社会群体，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普天之下的百姓。从政治意义上来讲，京郊承载着不同于城内的空间意义。

仁宗朝以降，君主行幸城郊观稼的行为不再出现，而只是在宫城后苑观稼。《玉海》卷77载：“天圣元真殿观瑞谷，蘂珠殿观稼乐”，“景祐二年五月癸巳，后苑新作观稼殿成。”⁴⁸ 《玉海》卷77《皇祐宝歧殿观麦》载：

皇祐元年（1049）五月丙午［十五日］，召近臣幸后苑宝歧殿，观刈麦，谓辅臣曰：“朕新创此殿，不欲植花卉，为游观之所，民以粒食为先，而岁种麦于此，庶知穑事之不易也。”至和元年五月乙丑，嘉祐四年五月甲午朔观，后苑有宝歧殿。仁宗遵故事，观稼于郊，岁一再出，又躬耕藉田，以劝天下。皇祐中，作宝歧殿于苑中，每岁召辅臣观刈谷麦，罕复出郊矣。

宋仁宗在后苑不种植观赏性的花卉，而改种谷麦，这是为了表明他虽深居宫中仍不忘农事，而非沉湎于享乐。召近臣于后苑观稼，只是地点不同于近郊，仍是旨在劝农，以宣扬重农政策。此后的神宗、徽宗等君主也沿袭此例，在后苑观稼。史籍中对此多有记载，如熙宁八年，“诏辅臣观稻于后苑”⁴⁹ ；元丰年间（1078—1085），“后苑观麦”；绍圣元年（1094），“观麦于后苑”；绍圣四年四月，“移幸稻池彩殿，以观

稻”，五月，“增修

麦殿成”⁵⁰ 。那么，观稼地点为何由城郊转移到后苑呢？笔者认为，这不能单单归因于君主个人的怠惰，更是因为北宋中期以后京郊稻麦生产的中止，没有庄稼可供观瞻。

宋代《耕织图》

（二）京郊园圃产业的兴旺

从仁宗朝以后，君主在宫城后苑观稼，折射出京郊的退耕浪潮，与之相伴的是园圃业的兴起。北宋中期以后，京郊开始大量栽种花卉、果木。《东京梦华录》卷6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⁵¹ 可见，东京城郊多年的大尺度绿化造园已经卓有成效，方圆百里之内遍植花木，景观与之前的农田大不相同。园圃业之所以在北宋中期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历史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南移。据漆侠先生研究，北宋前期的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唐朝同期，从宋太祖开宝末年到宋真宗天禧末年，历时不到六十年，户数从三百万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余，垦田从二百九十五万顷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余顷⁵² 。北宋政府在全国大兴水利，又注重农具改进，特别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农业发展迅速。随着南方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京城的粮食供给可以通过漕运从南方获得，这就为京郊放弃粮食作物种植提供了条件。京郊的退耕还林也为城区构筑一道绿色屏障，起到生态涵养的功能。

其次是京城士庶消费能力的提升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自赵宋开国以来，东京开封的人口不断增多，至真宗年间，社会经济发展，物质资料丰富，人们的日常需求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追求奢华成为时尚，消费升级蔚然成风。除了粮食之外，市场上对于蔬菜、水果、花卉等消费品的需求水涨船高，而这些商品对新鲜度的要求比较高，因而只能依靠本地生产以便就近供应。诸多研究表明，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初步形成，宋代的花卉消费由唐代那种贵族式的奢侈消费开始转向平民化消费，大大刺激了花卉种植和花木技术的进步⁵³ 。正如《东京梦华录》所载：“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最一时之佳况。”⁵⁴ 东京近郊的花卉种植正是顺应了东京市民的这种消费需求，京郊也通过花卉产业深度融入京城的社会经济生活。

再次是城内各类建筑密集，空间用地紧张，蔬菜等种植被迫向郊外转移。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宋初东京城内有大量的土地用来蔬菜种植，后来由于修建寺院或权势人家宅邸，还有禁军军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城内的有限空间，使得蔬菜种植土地面积缩小，只能远离城市中心地带，逐渐向城郊转移⁵⁵ 。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的人口增长，市场对于蔬菜、水果在内的日用品的消费需求大大超越前代，这进一步体现了城乡关系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共同发展⁵⁶ 。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东京近郊的农民发现种植蔬菜更有利可图，粮食作物遂逐渐被取代，这就直接带动了京郊园圃产业的兴旺。

最后是都市观光农业的蓬勃发展。园圃业的兴盛不仅为京城提供丰富的花卉蔬果，还带动了京郊观光农业的繁荣。适逢春暖花开，城内的都人纷纷前往京郊游春赏花。《东京梦华录》卷6《收灯都人出城探春》生动描绘了春日郊游的欢乐场面：

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

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于是相继清明节矣。⁵⁷

京郊俨然成为春游踏青的胜地，深受京城士庶的欢迎。这种生态观光旅游既缓解了京城公共园林的紧缺，也与城内的市井游乐构成错位发展。

总之，东京近郊园圃业的兴旺顺应了京城消费市场的需求，实现了京郊与城内的产业分工与互补。近郊农业的转型是京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三）籍田：京郊农业的尴尬

京郊园圃业的发展不仅有效助推了京城的社会经济发展，还间接影响到籍田礼的举行，进而促成了籍田的设置。

“籍田”，亦称“藉田”、“亲耕”，乃古代吉礼的一种，即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寓有重视农耕之意。此外，周朝设“籍田”、行“籍礼”也是谋取政权合法性的重大举措⁵⁸ 。自周、汉以下，各代多行之，然并非每年举行，亦有废而不举行者。这是由于后世国家世俗色彩增强，或者相比之下劝诱农功毕竟不如天命的确认来得重要，亲耕籍田看来并非如郊祀大礼一样属国之常典，而是帝王玉趾少举，偶而为之。宋代历朝举行亲耕籍田之礼的，见诸记载仅有四次，分别是太宗端拱元年正月，仁宗明道二年（1033）二月，徽宗宣和元年（1119）正月，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正月⁵⁹ 。

端拱元年举行第一次籍田礼，距离赵宋开国已经二十多年。之所以这时候举行籍田，应当与雍熙北伐的失利不无关系。雍熙三年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宋太宗派遣二十万大军分兵三路伐辽，但以失败告终。这不仅使宋对辽的战略关系由进攻转为防御，而且对宋的内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伐统一全国失败之后，宋太宗有意恢复籍田之礼，以此来昭告天下，宣示大宋政权的合法性。雍熙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宋太宗出御札曰：“以来年正月择日，有事于东郊，行藉田之礼，宜令所司详定仪注以闻。”根据《通典》所载的古制，先农坛选址“于朝阳门七里之外，十五里之内”的东郊⁶⁰ 。籍田礼旨在“躬耕以劝农”，以垂范天下，带有演示性质，所以“先农坛东别立观耕台，帝礼毕，登台以观公卿，请高五尺，余如先农坛”⁶¹ 。

明道二年举行第二次籍田礼，“一准郊例，悉用端拱之制，而加损益焉”⁶² 。行礼时，仁宗“就耕位，侍中奉耒进御，上搢圭秉耒三推，礼仪使奏礼成”，“开封国学举人陪位”⁶³ 。宋仁宗为何在此时亲自主持籍田礼呢？这与当时的外患、内忧都有关系。一方面，西夏虽然表面上臣服宋朝，但经常派兵偷袭宋朝边境。特别是明道元年十月赵德明去世，即位的元昊妄自尊大，已萌反叛之志。另一方面是宋仁宗与刘太后之间的权力之争。天圣元年宋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岁，由刘太后（章献明肃皇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随着宋仁宗年龄渐长，围绕中央权力的掌控，各派政治势力展开激烈角逐⁶⁴ 。刘太后在晚年屡有僭越之心，明道二年二月，她在大臣的激烈反对声中再次身着帝王衮服前往太庙祭祀宋太祖等宋朝历代帝王。因此，宋仁宗在此时举行籍田礼，对外、对内的政治意味都很明显。当然，明面上的籍田礼还是旨在劝农。明道三年赦文云：

秩开元之遗事，述端拱之旧章，毖祀农坛，亲临帝籍，公卿执耒而陪侍，人士侧肩而耸观，于以荷灵休，于以劝力穑。⁶⁵

这份赦文明确表明：君主亲耕，公卿陪侍，“人士”旁观，意在劝农。京郊是王朝统治者接触地方社会的便捷之地，通过籍田礼不仅向京郊农民，更是向普天之下的民众传递出劝农的政策导向。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东京近郊承载着地方州县无法替代的政治宣传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雍熙五年与明道二年这两次籍田礼的场所均是近郊的普通农田，并不是专门的籍田。宋神宗时，朝廷欲在京郊设置专门的籍田。礼官奉命，寻章摘句，以求古礼上的依据。元丰二年（1079）七月，详定礼文所言：

《国语》，王耕一坺，庶人终于千亩，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自汉迄唐，皆有帝籍神仓，今久废不设，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诸市，非所以致洁诚。欲乞于京城东南，度田千亩为籍田，置令一员，仍徙先农坛于其中，立神仓于东南。⁶⁶

“皆索诸市，非所以致洁诚”，自然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其背后更根本的客观背景则是北宋中期以后近郊找不到合适的耕地来举行籍田礼，因为耕地被园圃所取代。朝廷接受详定礼文所的建言，“于玉津园之南，因旧

麦殿，规地十一顷有奇为田，及筑坛置仓，引惠民、蔡河水灌其中。取卒之知田事者，刺为籍田兵，给其役。五谷之外，并植果蔬，冬则放水，凡一岁祠祭之用取具焉。”⁶⁷ 籍田中还设有先农坛，东南立有神仓，玉津园之南建有

麦殿⁶⁸ 。这些建筑从视觉感官上赋予南郊有形的皇家景观。

麦殿只不过是君主行幸时的一个居所。籍田及其相关建筑也为籍田礼划定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空间，君主在籍田之时难以接触到基层社会的农夫，劝农的色彩也因而淡化，与北宋前期的籍田礼迥然不同。

此外，籍田设有专职的长官“籍田令”和专门从事劳作的“籍田兵”，籍田的物产也有专门用途，“先荐献而后进御，有余则贸钱以给杂费，钱有余则输内藏库”⁶⁹ 。通过设置籍田，朝廷不仅减少了一笔籍田的开支，而且增加了一项额外的收入。从财政开支的方面来考量，籍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因而在礼仪功能之外另具有社会经济层面的意义。

三、北宋东京近郊农业的特点

以上我们通过考察校猎、阅武、观稼、籍田等朝廷礼仪的变迁，探讨了东京近郊的农业在北宋前期的恢复以及北宋中后期的转型。那么，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不妨将其与唐长安、一般城市进行比较，以期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一）北宋京郊农业与唐长安的比较

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转型与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路径密不可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早期的中国都城主要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而到后来，都城的经济功能越来越突出。北宋正处于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具体到东京的近郊，其功能经历了从政治礼仪到经济产业的过渡。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社会重要转型期的唐宋都城的变化昭示了社会深刻而全面的变化⁷⁰ 。具体到唐代长安和北宋东京的城郊农业，其发展状况也呈现出鲜明的反差。唐代长安郊区的土地，多被官僚贵族地主霸占，即使普通土著地主亦为数不多，各种庄园布列，特别是一些非生产性的庄园占据广大土地。农民则极端缺乏土地，以致不得不忍受高额地租的剥削，在残酷的生存压力下，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也不多。唐长安近郊尽管渠道纵横，陂泽罗列，但这种优厚的自然条件并未转化为促进社会生产的有利因素，因为农民不能利用这些渠道灌溉农田，也不能自由采捕渠中的蒲苇鱼虾⁷¹ 。《新唐书》载：都水监“掌判监事。凡京畿诸水，因灌溉盗费者有禁。水入内之余，则均王公百官。”⁷² 《唐六典》载：“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猎采捕。”⁷³ 这大概是为了保证宫廷食用和祭祀，或者留作官僚贵族游猎行乐，这种政策自然抑制了长安近郊农业的正常发展。

与唐长安有所不同，北宋东京的近郊直接受惠于宋廷的一系列劝农政策。宋初接唐末五代残破之余，面临着地旷人稀、亟待开发的局面，朝廷为了鼓励垦荒屡次发布有关垦辟农田的诏令。不管什么人，只要有能力开荒，并向国家纳税，就拥有这块荒地的所有权。这些法令顺应了包括广大无地农民——佃客以及自耕农在内的各类土地所有者的要求，因而对土地的开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的百余年间，北宋的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唐朝的同期水平⁷⁴ 。可以说，东京近郊的农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也正是以此为大的历史背景。

如果说朝廷的劝农政策促进了京郊农业的恢复和开发，那么，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进程则带动了京郊农业的转型。早期中国都城的居民以统治集团及其服务人员为主，数量相对有限。时至北宋，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谋生，东京人口随之增多，经济活动越发活跃，商业气息空前浓郁。众所周知，北宋东京人口数量达百余万，超过唐长安，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需要相应规模的物资供给。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北方，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也多位于北方，京畿地区基本上可以保障京城的物资供给。唐朝中期以后，北方经济日趋衰落，逐渐形成“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局面。时至北宋，南方农业经济进一步开发，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东京居民的粮食需求基本上仰赖江南地区供应，因而近郊及京畿地区的粮食生产显得无足轻重。不过，对于保鲜度要求较高的蔬菜、鲜花等产品，不适合长距离运输，只能就近种植，因而东京近郊的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种植和观光农业应运而生。可以说，京郊农业转型的背后有着社会经济上的强大驱动力。

（二）京郊农业与一般城市的区别

从长时段来看，城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对于一般城市来说，这往往是一个缓慢持续的扩张过程。在唐代，汴州的城区范围不超出宋东京城的旧城，在此之外的区域即为城郊。自从后梁时汴州升级为都城，其城区范围就开始迅速扩张。后周显德三年，周世宗兴筑新城（又称外城、国城、罗城），其城郊的范围随之向外围拓展，城郊的人口也开始聚集。宋真宗时，新城外已经“居民颇多”，这势必对京郊的功能适应提出新的挑战。大中祥符元年（1008），“置京新城外八厢”，“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⁷⁵ ，使得城外草市百姓同城内居民一样分厢管理。天禧五年将外城外八厢改为九厢， 共管十四坊⁷⁶ 。城外九厢和城内八厢互相联系， 组成统一的治安管理体系以确保了东京公共秩序的稳定⁷⁷ 。新城城墙的修筑，也使其成为城市事务管理的分界线。由于城内与城郊发展水平落差较大，自10世纪末开始，朝廷就开始尝试采用新的管理举措。天禧元年四月，提举诸司库务夏守赟言：“供庖务状，每排顿造食羊，新城内即大务供应，新城外即就彼供杀。”⁷⁸ 经过70多年的演变，至熙宁三年，一种新城内外分别治理的制度终于建立和完备起来⁷⁹ 。以新城城墙来划分城郊和城区，在城市管理上得到了宋朝官方的确认。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由于在位置上与都城毗连，京郊比一般城市的城郊更直接受到朝廷政策导向的影响。古代中国长期以农为本的治国思想在北宋得到延续，东京近郊遂成为君主举行观稼、籍田礼等劝农活动的首选之地，这自然对区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君主带着臣僚到京郊举行礼仪活动之时，与当地农民交流，赏赐礼物，这也是地方上的百姓所无法企及的。北宋中后期，伴随着朝廷对都城功能进行布局调整，京郊逐步由耕地转变为园圃。虽然京郊农业在规模上无法与一般州县相比，但因其“近水楼台”的优越位置往往成为朝廷进行政治宣传、政策推广的上佳之选，从而起到农业示范区的作用。

相对于内城来说，近郊是东京城市空间拓展的新的增长极，最能体现出北宋东京的时代气息。张择端描绘北宋东京的著名画卷《清明上河图》，其卷首就是一段郊野风光。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全书共10卷，其中卷6、卷7、卷8与卷9均涉及近郊的内容，占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可见，在宋人的心目中，近郊被视为东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东京的城市布局来看，近郊农业只是作为京城经济结构的必要补充。近郊的不同区位还承担着一些其他的城市功能，其中西郊因其环境优美而成为京城最热闹的游乐场所；东南郊环境恶劣而成为墓地的聚集地，汴河沿岸还分布着众多仓场；北郊人烟稀少，则分布着草场。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发展程度来说，近郊均是介于都市与乡村的过渡或缓冲地带，其存在使得都城空间与产业布局富有秩序地向外围延展。对于东京来说，近郊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其人口聚集程度与城内还相差甚远，并未形成完备的城市功能，因而并不足以称之为“城郊都市化”。可以说，东京近郊的发展模式不同于江南城镇，呈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多元道路。

结　语

综上所论，北宋前期，东京近郊承接着郊祭、田猎、阅兵、籍田等礼仪功能，但至北宋中后期这些活动渐次被废罢，或在形式、地点上有所更张。与之相伴的则是近郊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并经历了从旷土、草地到农田、牧地，再到园圃的几度变迁。北宋一百多年间东京近郊农业的开发与转型，折射出一座地方州城为了适应都城的功能定位而不断成长、发育和成熟的过程。

如果与北宋的一般地方城市进行横向对比，东京近郊的农业更直接地受惠于都城定位和王朝政策导向等多重政治因素的影响。如果与唐长安进行纵向比较，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生产的繁荣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承载着空前的经济功能，体现出宋代朝廷理性务实的执政理念，这当然也顺应了中国古代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趋势。毋庸置疑，通过深入研究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转型，将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唐宋以来的社会变革，进而把握明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脉络。

注释

1.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宋代江南农业的时空变化》,《九州》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梁庚尧：《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方健：《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之一：农业篇》，《宋史研究论丛》第8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273页）简要概述了北宋时期开封府的经济地理及农业状况。

3. 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程秋莹：《杨侃〈皇畿赋〉中对宋都京郊的描写》，《殷都学刊》2006年第4期。

4.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6—47页。

5. 曾雄生：《宋代的城市与农业》，《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地理学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城市边缘区（带）”、“乡村—城市边缘带”、“城乡结合部”、“城市影响区”、“城乡交错带”等多种表述方法。本文不纠缠于概念的辨析，姑且认为上面表述指的是同一区域。

7. 梁建国：《北宋东京的人口分布与空间利用》，《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8. 《宋史》卷121《田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840页；《玉海》卷145《建隆校猎近郊 乾德校猎》，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673—2674页；《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9，太祖开宝元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06页。

9. 《长编》卷16，太祖开宝八年九月壬申条，第345页。

10. 《宋史》卷121《田猎》，第2840页。

11. 《玉海》卷145《太平兴国校猎西郊 畋近郊》，第2675页。

12. 关于宋代的动物保护问题，可参见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张全明《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魏华仙《试论宋代对野生动物的捕杀》（《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等。

13. 孙方圆《北宋前期动物保护诏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蕴——以〈宋大诏令集〉为考察中心》（《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认为，北宋统治集团在新君即位、田猎兴废以及泰山封禅等政治事件中，通过颁布禁猎、放生等诏令来灵活地宣扬帝系正统、回护君主决策乃至强调君权神授，并最终在“德泽禽兽”的表象下因事制宜地加强皇权。

14. 《长编》卷65，真宗景德四年六月条，第1465页。

15. 张显运：《宋代畜牧业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16. 《长编》卷90，真宗天禧元年八月条，第2076页。

17. 《长编》卷157，仁宗庆历五年十月庚午条，第3804页。

18. 《宋史》卷121《田猎》，第2841，2841页。

19. 《长编》卷159，仁宗庆历六年十一月辛丑条，第3854页。

20. 《宋史》卷121《田猎》，第2841，2841页。

21. 孙方圆：《北宋前期动物保护诏令中的政治文化意蕴——以〈宋大诏令集〉为考察中心》，《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

22. 陈峰、刘缙《北宋讲武礼初探》（《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认为，讲武礼最初依然发挥着炫耀国威、激励军功的作用，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北宋“崇文抑武”国策的不断推行，军事与武力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受到压制，国家的尚武精神日渐消退，讲武礼遂走向形式化和边缘化。

23. 《宋史》卷121《礼志·阅武》，第2830页。

24. 《长编》卷18，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九月条，第413页；《玉海》卷145《太平兴国讲武台大阅》，第4册，第2674页。

25. 尹承：《北宋讲武礼新探》，《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

26. 《玉海》卷145《咸平东武村大阅[赋]》，第4册，第2677,2677,2677页。

27. 《玉海》卷145《咸平东武村大阅[赋]》，第4册，第2677,2677,2677页。

28. 《玉海》卷145《咸平东武村大阅[赋]》，第4册，第2677,2677,2677页。

29. 《玉海》卷145《景德崇政殿观神勇军习战》《祥符便殿观习战飞山雄武场习战》《天圣崇政殿阅骑射习军阵》，第4册，第2678、2679页。

30. 《长编》卷114，仁宗景祐元年二月乙未条，第2663、2666、2667页。

31. 《玉海》卷145《景祐安肃门阅习战》《康定延和殿习阵法天圣庆历》，第4册，第2679页。

32. 《长编》卷268，神宗熙宁八年九月乙丑条，第6560页。

33. 《玉海》卷145《咸平东武村大阅》，第4册，第2676页。

34. 《旧五代史》卷82《晋少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81页；卷84《晋少帝纪》，第1114页。《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第二》，第1472页；卷112《周太祖纪第三》，第1481页；卷113《周太祖纪第四》，第1496页。《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8、112页。《旧五代史》卷130《王峻传》，第1712页；卷114《周世宗纪第一》，第1518页。

35. 《册府元龟》卷114《巡幸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250页。

36. 《新五代史》卷12《周世宗本纪》，第141页。

37. 《册府元龟》卷167《招怀第五》，第1857—1858页。

38. 《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本纪二》，第1525页。

39. 《玉海》卷77《建隆劝农诏》，第2册，第1422—1423，1422页。

40. 《玉海》卷77《建隆劝农诏》，第2册，第1422—1423，1422页。

41. 《玉海》卷77《建隆劝农诏》，第2册，第1422页。

42. 久保田和男《关于北宋皇帝的行幸》（载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指出，北宋皇帝的行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帝为多，行幸是一种为和庶民交流而营造的空间的东西，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而行幸中的赏赐和赦免犯人是表现皇帝“德治”的政治表演秀。这一观点颇有启发性。

43. 《玉海》卷77《乾德北郊观稼》，第２册，第1423页。

44. 《玉海》卷77《雍熙城南观麦》，第２册，第1423页。

45. 《玉海》卷77《太平兴国南薰门观稼》，第２册，第1423页。

46. 《玉海》卷77《天圣南庄观刈麦》，第２册，第1425页。

47. 《长编》卷49，真宗咸平四年八月壬子条，第1069页。

48. 《玉海》卷77《景祐观稼殿观稻麦》，第2册，第1425页。

49. 《长编》卷268，神宗熙宁八年九月甲申条，第6572页。

50. 《玉海》卷77，第2册，第1426页。

51.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6《收灯都人出城探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13页。

52. 漆侠：《宋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53. 丁建军、华仙：《一个面向市场的新型种植行业：宋代的花卉种植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魏华仙：《宋代花卉的商品性消费》，《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54.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7《驾回仪卫》，第737页。

55. 李天石、王淳航：《北宋东京种植蔬菜土地分布影响因素之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56. 吴晓亮：《略论宋代城市消费》，《思想战线》1999年第5期。

57. 《东京梦华录笺注》卷6《收灯都人出城探春》，第613页。

58. 宁镇疆：《周代“籍礼”补议——兼说商代无“籍田”及“籍礼”》，《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59. 包伟民、吴铮强：《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60. 《玉海》卷76，第2册，第1410,1410页。

61. 《玉海》卷162《雍熙观耕台》，第4册，第2995页。

62. 《玉海》卷76，第2册，第1410，1410页。

63. 《渑水燕谈录》卷1《帝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64. 张其凡、白效咏：《乾兴元年至明道二年政局初探——兼论宋仁宗与刘太后关系之演变》，《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65.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66. 《长编》卷300，神宗元丰二年冬十月条，第7309,7308,7308页。

67. 《长编》卷300，神宗元丰二年冬十月条，第7309,7308,7308页。

68. 《玉海》卷76，第2册，第1410页。

69. 《长编》卷300，神宗元丰二年冬十月条，第7309，7308，7308页。

70. 宁欣：《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

71. 武伯纶：《唐代长安郊区的研究》，载氏著《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88—138页。

72. 《新唐书》卷48《都水监》，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76页。

73. 《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24—225页。

74. 漆侠：《宋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75. 《长编》卷70，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条，第1582页。

76. 《宋会要辑稿》方域1《东京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72页。

77. 杨瑞军：《略论宋代厢坊制度》，《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78. 《宋会要辑稿》食货55《供庖务》，第7281页。

79. 陈振：《十一世纪前后的开封》，《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到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赵洪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