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内山完造和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在上海新月亭合影（1936年2月11日）内山书店，以一家书店架起战时中日交往的桥梁。店主内山完造的传奇自传《花甲录》，1960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六十年后，这本作品由作家刘柠翻译，理想国引进亮相。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在他来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彻底的转换，从他的记述中也可以读出：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会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国。
我在感叹那种诚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人的商业道德。
“《花甲录》并非一部历史书，而是历史本身，是内山完造的人格。”阅读此书，可以借内山完造的双眼，看到冷峻时代中国的另一种面貌。
在中国，内山完造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不仅不陌生，而且有很高的知名度。当然，多数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了鲁迅：从战前到战时，上海的内山书店，是中日关系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鲁迅人生最后十年的“客厅”。因此，谈论内山完造，必谈内山书店和鲁迅，内山无疑是当世最有资格称“知鲁”者之一。
鲁迅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可问题是，内山与鲁迅的交往，满打满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结识鲁迅之前，内山已有十余年在中国社会的“潜水”，其中国观已然成形；鲁迅去世后，复有十年的历练，中国观仍未改其宗。事实上，鲁迅构成了内山中国观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提供了某种支撑。作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来大陆闯荡的日本人，内山的中国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在“富国强兵”的国是驱动下，以所谓“通商国家”的坚船利炮为后盾，大批底层民众从偏远的山坳渔村涌向大陆，寻找发展机会，谋生图存，同时也制造了一批大陆浪人。应该说，当初内山完造渡海来中国，也是基于同样的背景。但与多数闯荡大陆的日人不同的一点，在于完造的基督信仰。其信仰的引导者，同时也是介绍他去中国的前辈，是日本著名宗教家、后成为京都同志社大学校长的牧野虎次牧师。对出身底层且无学历，在国内商海中打拼多年，已深感倦怠的完造来说，中国既是一个新鲜而神秘的国度，也不失为一个现实的选项。所以，当牧野牧师向他征询去中国的想法的时候，一拍即合。后完造在《花甲录》中写道：我一听，激动得禁不住浑身直哆嗦。何至于如此呢？因为我以前就觉得，如果说世人是五寸的话，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会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国。
就是说，相对于“五寸”的日本，中国是“四寸人的社会”。而这对在“五寸”社会中，只有“四寸五”长的“屌丝”来说，其“比较优势”自不待言，意味着大把的机会，无疑是不小的诱惑。
内山完造（1885-1959）和位于上海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
如此中国观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从“二等国”一跃挤进欧美列强的“一等国”行列，而朝鲜、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沦为“三等国”的所谓“文明”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国民的最大公约数。而毋庸讳言，这也是完造中国观的原点。1913年（大正二年）3月24日，二十八岁的内山完造乘春日丸抵达上海，被惊到了：清晨，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接着，放眼望去，对极目千里、无边无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不禁令人对这怪兽一般的庞然大物的宏伟再吃一惊。
这一连三惊不要紧，“我对此前把中国人想象成四寸虽然开始抱有疑问，但听说这风景不过是西洋人的街区，我便仍带着对中国人的四寸视线上陆了”。自此，直到战后被遣送出境，完造的所谓“四寸”中国观不断被试错、修正、重构。其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可以说均是中国现场的刺激。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感染着完造。同时，在大陆的日人的无礼、霸道，军人的横暴，则令他时时感到痛苦和羞耻。如第一次“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时，他看到（中国）“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做歇斯底里状相比，那些中国人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静。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显发生了倾斜，“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率与持重”。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的中日方店员曾组织过一个内部储蓄会，每人每月缴纳一元，并把钱存进中南银行。可后来，那家银行因公债暴跌而蒙受巨额亏损，其所发行的纸币遭外国银行拒收。于是，内山向书店的中国人主管王宝良先生建议：“中南银行比较危险，还是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可王先生却说：“没关系，先搁在那儿吧。”内山不解，“万一银行破产怎么办？”王先生答道：“人家亏损时去提款，银行便会破产。还是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好。”内山听罢，顿感羞惭：我不禁面红耳赤，连这个十三岁起就进店当小伙计的王先生，都能把经济理论付诸实行，这种普通中国人身上的伟大实在令我感佩不已。问题不在于理论本身，决定性的因素是实行与否。
柳宗悦（1889-1961）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在外部视野中有多么不堪，连同为中国人的鲁迅都在痛殴国人的“国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一个日本人，却能从底层中国人身上，有所发现，且发自内心地感佩于这种发现，这确实很能说明内山的品格，令我想到了“民艺运动”的倡导者柳宗悦。早在战前，柳宗悦便从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艺术，特别是陶艺中发现了一种“悲哀之美”。基于这种发现，他提出了“在伟大的支那面前，在优雅的朝鲜面前，何以呈现独特的日本”的问题，并把目光投向了生活中的日用杂器（即民艺），试图从中发现独特的“日本美”，这也成了“民艺运动”的出发点。与柳宗悦一样，内山完造也是虽身处殖民主义的磁力场，却拥有超越殖民主义思维的少数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难，但其实“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国的年代，仅上海一地，日侨人数便从万人增至日本战败前夕逾十万人。从日本内陆往来大陆者中，不乏达官显爵、文豪精英，但几乎清一色持为帝国大陆政策辩护的国家主义立场，作家文人多沦为“笔部队”。放眼帝国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其实寥寥无几。而这正是完造的生活经历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书店老板的同时，成长为一名自由派反战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所昭示者，多是“屌丝”成功后的跋扈，所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鲁迅题赠内山完造诗），鲁迅干脆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内山从社会底端起步，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升的过程，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左：1933年初夏，鲁迅与内山完造摄于内山寓所前；
右：鲁迅1931年书赠内山完造（“邬其山”为“内山”的日语谐音）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刚到中国不久，完造便带领几名中国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后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命为“日本人苦力”。异国广袤的土地、雄浑的自然和异文化的新鲜刺激，不断刷新、改写着完造在日本国内被洗脑的中国观，他开始自觉并惭愧于此前那种“无知的傲慢”：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一边感受着日帝对中国的渗透和碾压，一边看到中华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的冲击下，在对立加剧，不无对撞危险的中日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孜孜矻矻地行商，同时积累着对中国的观察和对两国文化差异的思考，为日后重新出发做准备。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商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即使在行商的时候，其感官也是开放的，也会从种种商法和潜规中，发现不同的商业道德，从而修正此前“问题中国观”中的既成偏见。如他在《花甲录》中记述的一个故事。1914年，完造去长沙行商，顺道访问城里的英华大药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职的参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药房曾委托这家店寄售大学眼药。他想了解一下后续情况并回收货款，可并不知道该店已经易主：
鲁迅与铃木大拙（右二）等日本朋友合影（摄于1934年5月10日，内山寓所前）
刚好店主在，说其实这家店四年前已经易主，彼时在交接的内容中，还有大学眼药的余款。说一声“请稍候”，店主便进里屋拿出了一个纸包递给我：“这个即是。明细都写在上面了，请您过目。”我当场打开一看，里面分别包着写有明细的纸条和余剩的残品及货款，分毫不差。我在感叹那种诚信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什么是中国人的商业道德。可是，纸包里所包的钞票是大清银行的钞票，而由于大清银行已经在革命中破产，这些钞票恐怕连三文钱都不值。但毫无疑问此系四年前所包，纸包外面严实密封的封蜡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此等事体并不仅限于湖南人。
尽管店已转手，银行已倒闭，货款却一文不少，完璧归赵——湘商重然诺的诚信，令关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内心受到很大震动，而且他相信，“此等事体并不限于湖南人”。可以说，正是作为行商的四处游历和与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打下了内山中国观的底子。可完造骨子里其实并不是典型的商人。生于乱世，又置身于两种文化相互颉颃的漩涡中，一个纯商人的角色，令他有种安身立命的惶恐感，这既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也与信仰有关。就出身与学历而言，完造的成分接近于当时侨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相当于“土著派”。但经过信仰的路径，特别是后来的书店经营者履历，完造得以接近上海——这个战前独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中间层，从而实现了人生转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为界，完造从一名行商，厕身书店经营。从此，内山之名开始与某种志业合体，那就是内山书店。其实，内山书店的前身，是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业，首任店长应该也是内山夫人。彼时，完造四处行商，夫妇聚少离多。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当时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开了一爿小书店。因夫妇二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开业之初，只经营《圣经》和圣经研究杂志，及日本社会派基督教理论家内村鉴三等人的著作。完造接手店铺后，夫妇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经营，门店几经搬迁，越做越大，最后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黄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开了一家分店，成为战前到战时，日本在海外最大的书店。1926年，文豪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曾在随笔中记录了内山书店的繁盛和与店主的交游：这个书店，据说在支那，是除“满洲”之外最大的店铺。店主气质很年轻，说话清通，是很有趣的人。店中暖炉的四周，放着几把长椅和桌子，买书的人来了，可小坐，喝茶。显然，这家店成了书客们的爱泡之所。我自己是被喊来喝茶的，就势了解了一番支那青年的现状。
从谷崎作家的记述，亦能看出，内山书店已然超出了纯书肆的范畴，颇有种今天书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时就已经相当文艺范儿了。事实上，内山书店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文书店之一，而且兼营出版。店中附设的茶座，即文艺漫谈会，由中日两国的作家文人轮流坐庄。名为“漫谈”，其实还定期出版机关志，曰《万华镜》。内山老板也顺理成章地客串“漫谈作家”，生前出版过不下二十种随笔集。书店提供的左翼进步书籍，是中国知识界了解世界的橱窗。据不完全统计，仅三十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籍中，原版书源自内山书店者，逾三百三十种——说内山书店是彼时的文化重镇，诚不为过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战云密布，波诡云谲，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自然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的目光，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了文化圈。店内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完造自己的话说，“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中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书店的顾客”。而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鲁迅不仅常泡，连家中的房租和水电费，都是同书账一起，由内山书店代缴。在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鲁迅去世前一天，最后一通便笺是写给内山的。内山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出版，鲁迅慨然作序。
鲁迅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合影（1934年8月29日，摄于内山寓所前）
“一·二八事变”中，鲁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避难；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是赫然名列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第二次“上海事变”（即“八·一三”事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搭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冷峻时代中日关系最靠谱、最坚实的一座桥梁。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完造把书店资产均分给中日两国三十余位店员，同年10月23日，上海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要求限期离境，且禁止携带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上了回国的轮船，大量手记、书信等珍贵资料悉数佚失。战后，因片纸未带回国，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历史年表为线索，完全凭记忆，撰写了从出生到从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即《花甲录》。1960年9月，《花甲录》由岩波书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编入权威的东洋文库。问世逾半个世纪，《花甲录》早已沉淀为日本现代汉学的经典著作。过去十余年来，内山完造的诸种著作陆续落地中国，独不见这部“硬货”登场。此番由九州出版社付梓，聊补遗珠之憾，堪可慰也。在种种意义上，《花甲录》都堪称是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更是一部从19世纪末（1885年），直至“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学者竹内好评价说：“《花甲录》并非一部历史书，而是历史本身，是内山完造的人格。对思考日中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未开拓的、或者半开拓的无限的宝库。”不是历史家，却胜似历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传奇经历，及上海内山书店从战前到战时的绝大影响力，使这部回忆录史料满载。其中很多一手资料，大可作为破解历史迷津的重要参考：如上海租界公园中，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问题告示的来龙去脉；如第一次“一·二八事变”中鲁迅和周建人一家避难的真相；如1927年，郭沫若曾携一位穿军装的安徽女郎在内山家住了十来天，后女郎的母亲追到上海寻女，而同时，郭的日籍夫人安娜（佐藤富子）从广东捷足先登，在内山家附近赁屋而居，伺机而动的八卦，等等，令人读之不禁莞尔。
《花甲录》日语本（刘柠摄）
接下来，我想谈几点关于《花甲录》的内容和体例的问题。大致有三：一是原著无注释，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因本书作为历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复，为方便读者的诠索、研究，凡加注释的外国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标注了英文（或日文罗马字）拼写；二是由于完造在写作时，参考了日本战后出版的历史年表，并以之为时间线，来激活自己的记忆，故每一年的大事记，均为内山所遴选的历史年表中的记载，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记述。因此，个别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表述，权且照录，重在凸显历史线索；第三，碍于作者的生活年代，行文中有一些战前的表达，只是基于“时代错误”的习惯使然，并无特定的政治意味，请读者诸君明察。除此之外，遵照有关规定，本书在出版时，对每一年的回忆正文前面的“特记”部分，做了整体删除，整体删除部分有待以后完善。对内文中被认为不符合我国当代历史叙事的内容和表述，也做了部分删节，特此声明。最后，请允许我感谢理想国前后三任编辑为此书付出的努力：没有杨静武先生的约稿和对我漫长的“拖拉机”行径的容忍，本书便无从谈起；没有苏本小姐悉心的编校和曹凌志先生的专业性劳作，本书的问世仍遥遥无期。感谢出版社李黎明兄的斡旋和责任编辑的工作。戴新伟先生的书名挥毫，为这部沧桑的历史文本平添一种文人气质。长年以来，与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副教授O. J.女士“以心传心”的交流，惠我良多，意义远大于学术。多少个深夜，以MSN、电子邮件或微信为媒介的“翻译讲座”，对我理解诸多战前的日本事情和旧式的日语表达，功莫大焉，在此表达深深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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