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国：回 望 校 园

回   望   校   园

文/钟正国

（一）

1955年9月，我开始进小学读书。那时我们家住在重庆市江北区许家湾，离家最近的公办学校是苗儿石小学。

入学前要进行面试，大人们教我怎样回答老师的提问。其中有，老师问：“你家住在哪里？”你要回答：“我家住在许家湾大门。”

对于这个答案我心存疑虑：许家湾是一个大院落，确实有一个大门，可是我们家离那儿却很远，怎么能说是在大门呢？

我已记不得老师究竟问了一些什么问题，总之我很顺利地进入了这所学校。我暗自庆幸，因为三姐是在离家很远的一所民办小学读书。

1956年，我们家搬到了市中区（现叫渝中区），我和三姐都转入了家附近的黄花园小学。这所学校座落在嘉陵江边，校舍非常简陋，没有大操场，也没有围墙，在一排低矮的教室中间夹杂着几间民房，还紧挨着几家作坊式小工厂。不过，确实离家很近，步行5分钟就能到达。

我生性胆小，刚转入黄花园小学的时候，对学校和老师都不熟悉，心里更加胆怯。只知道绝对地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努力刻苦地学习。结果，在一年级下学期，我被评为优秀学生。

“六一”儿童节这天学校要召开大会颁奖，可我却没有胆量上台去领取奖品。犹豫再三之后，向老师谎称生病而请了假。第二天，班主任老师把奖品发给了我，是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和一张彩色画片。我把画片贴在床头，每天起床后都要仔细地看看，读读上面的文字。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是一幅新闻照片，内容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来中国访问，乘图-154客机到达北京，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的情景。

有一天，我真的生病了，没有去上学。不料，那天算数课教了乘法九九表，老师要求大家回家背熟。第二天上课，老师从第一排开始，叫同学们挨个站起来背诵。许多同学结结巴巴地背不出来，老师大声斥责，态度十分严厉。我见这个阵仗，心里害怕得不得了。情急之中，我一边听同学背诵一边连忙看书默读。我很快就找到了规律，一下子就记住了。当我站起来流畅地背诵之后，老师显然有些吃惊。她大大地表扬了我，同时又狠狠地批评了那些不能背诵的同学。

还有一次，我去人和街小学参加学区举办的讲故事比赛，临上台时，我紧张得几乎昏厥，但还是只有硬着头皮上。我用普通话讲了一则毛主席小时候的故事，想不到还评上了奖项。这件事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后来，我担任了班长，早晨要帮助老师点名，老师不在时要负责管理班上的纪律。通过这些锻炼，我慢慢变得自信起来，胆子不再那么小了。

小学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胡永芳老师。她从三年级开始担任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她刚从人和街小学调来，家也没来得及搬，每天早出晚归，十分辛苦。胡老师身材很瘦小，个子比我们高不了多少；但她在讲台上很精神，声音尤其洪亮。特别是她在课堂上用普通话教学，十分吸引人。那时刚提倡推广普通话，她是我校第一个也是唯一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听她讲课使人特别兴奋、特别专注，点点滴滴的知识很容易就进入了脑海。

胡老师教授作文很有经验，她常用整堂课来评讲作文，印象最为深刻。记得有一次写《一件小事》，我用了刚学过的“漫长”这个形容词，胡老师对此大加赞赏，说用得很贴切，学了就用，很好。

在写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作文时，我列举了各行各业的巨大变化，分别用了“辉煌的成就”、“丰硕的成果”、“巨大的成绩”、“新的收获”等语句，胡老师在讲评中一一给予分析，使我大受鼓舞。

那时，我非常喜欢作文课，每做一个新的作文，心里就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总想把它写好，能得到老师的肯定。我小学毕业后，据说胡老师还保留了我的几篇作文。

（二）

1961年秋，我升入重庆42中读初中。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时期。学校的足球场被辟为菜园，沟渠纵横，分成若干小块种上了时令蔬菜。下课时，同学们爱到那里去玩耍，看粪水在沟渠里流淌，观察植物的生长，捉瓢虫和蚂蚱，这里俨然成了一处别样的乐园。

学校的后山坡上盖起了猪圈，养了几头猪，全校学生每周有半天的劳动课，任务就是打猪草。学校有一个姓廖的工友，剃着光头，人称“廖白沙”，他负责喂猪、种菜的工作。不料他患了精神病，经常赤身裸体地在校园里行走,还割掉了猪的尾巴。有一次，他闯进一户人家抱走了一个婴儿，一群人追着他满校园乱跑。

初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课堂秩序很差。上课时，有些同学聚在一起拍纸画和邮票，随意走动，大声说话，教室里乱哄哄的，这无疑大大影响了教学的效果，学年结束时有好多同学留级。学校就决定撤销我们这个班，把剩下的同学安插到其他班上去。正当我们准备去指定的班级报到时，学校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仍然保留我们班的编制，只是人数少了许多，仅有40个同学；换了新的班主任娄垲老师，教室也被安排在一个僻静的角落。

经过这一场变故，同学们一下子变得懂事了。娄老师因势利导，首先在班上成立了中心学习小组，帮助成绩差的同学补习功课，提高成绩。又组织开展学雷锋活动，清除校园的垃圾和乱涂乱画；并向全校发出了倡议；组织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服务，整理和修补图书。通过这些活动，我们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勤奋学习、热爱集体、团结向上蔚然成风，扔掉了落后的帽子，成了全校的先进班集体。

初中三年时间虽然短暂，学到的知识却是非常实用和扎实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政治课教育。记得一年级的教材是《道德品质教育》，通过一些简短的故事和文章，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初二时学了《人类发展简史》，重点阐述了劳动创造人、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初三学的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是一篇毛主席著作，是当年延安抗大的教材。通过学习，让我们初步了解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程，脑子里开始有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

那时我们正当少年，正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能受到这样的教育，无疑是我们的幸运，实践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其他如语文、数学、物理、生物、历史、地理等学科的许多知识，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那时的学校生活，给我的印象是“时间紧张而不忙乱，学习任务繁多却不感繁重”。每天早上7：30时到校，第一节课早自习，大家一起高声朗读，读语文课文、古文和英语。晚上7：00时开始，有两节自习课，主要是自主完成作业和复习、预习。

除了上下午的正课之外，下午安排了一堂班会活动课，由班主任老师通报一些情况，传达布置任务，还有就是读当天的报纸。班上订了一份《重庆日报》，我们通过它了解到时事政治和国内外大事。

记得有一次，轮到我读报，在读大标题时读错了一个字，使前后内容不能连贯，很是尴尬。我因此而记住了这篇报道的内容，讲的是重庆钢铁公司“管理制度改革，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我把大标题中的“三定一顶”，读成了“三定一项”，就说不通了。

那时常常有全校的集会活动，主要内容是宣讲国际国内形势。主讲者往往会这样开头：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接下来主讲者说：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亚非拉美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大组合的历史时期……讲到国内形势，主讲人总会说：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战胜了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

我记得还专门停课几天，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听到了“四清四不清”、“洗澡下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新名词。

此外，还举办过文学讲座，由钟瑜老师评讲电影《自有后来人》，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每个班都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学习交流。有些同学每周给老师写思想汇报，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

学校文工团十分活跃，排练演出了当时风靡一时的话剧《年青一代》，其灯光、布景、服装，与专业剧团相差无几，师生同台演出，台上台下热情高涨，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三）

初中三年，最难忘的还是传授知识的老师们。

一年级时，有一位教数学的女老师，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但她的形象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她个头矮小瘦弱，讲课时双手撑着讲台，身体前倾，对着闹哄哄的课堂，张大嘴巴、放开喉咙，给人一种声嘶力竭的感觉。一堂课下来，老师早已力不能支，坐下来一边喘气，一边将随身带的大瓷缸注入开水，再兑上酱油或豆瓣酱，咕咚咕咚地喝下去，大概是压压饥。

英语老师柴国权，教我们读英语单词，每读一个，随着他发出的声音，他手中的教鞭就在黑板上使劲转一下。这样一遍又一遍，费劲地领着我们朗读，不一会儿他额头上就浸出了汗水，不时摘下眼镜，掏出手绢来擦拭。有一次，正在朗读着，他突然停了下来，嘴里说了句什么，转身走出了教室。同学们都感到奇怪，有人悄悄尾随出去。只见柴老师走到走廊尽头，从裤袋里掏出小半截煮玉米，狼吞虎咽地吃进肚子里去。

二年级时，男老师刘平子教我们班的语文。他当时30多岁，患过肺结核，正处于恢复期，面色苍白，体态瘦削，走路缓慢，说话中气不足。有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坐在椅子上给我们讲课。天气稍一转凉，他就换上了长袖衣服，还时常披着一件黑色的女式羊毛衫，看得出生活的窘迫。

刘老师学识渊博，教学认真，方法独到，听他讲授语文，常能引人入胜。记得在学习冰心的散文《再到青龙桥》时，刘老师把作者在多年以前写的《到青龙桥去》和刚发表不久的《三到青龙桥》两篇文章也介绍给我们，朗读其中的精彩段落，讲解三篇文章的内在联系，使我们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学习兴趣倍增。

刘老师还擅长丹青与书法，在学习一篇关于三门峡的课文时，他事先画了一幅国画，提前一周挂在教室的墙壁上。画的是黄河三门峡水势图，那奔腾翻卷的洪浪、中流砥柱的情势，历历在目，跃然纸上。在画的空白处，他还节录了贺敬之的诗歌《三门峡——梳妆台》。我们不仅学习了课文，还欣赏了国画，知道了贺敬之，记住了“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神门险，鬼门窄，人门以上百丈崖。昆仑山高邙山矮，禹王马蹄长青苔。马去门开不见家，门旁空留梳妆台……”这样气势磅礴的诗句，真是获益非浅，受用终身。

我与刘老师之间，还有过小小的交往。一次书法课上，刘老师顺手拿起我在用的半锭墨，端详片刻，问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知道他其实是问这锭墨的来历，连忙说：“这锭墨是我姨妈家的。”

他没再追问，又说道：“用这种墨来画画最好，如画眼睛，看起来是亮的。”他接着说，“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这种墨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去买一锭墨来和你换？”

没等他说完，我连忙说：你画画需要，那就送给你了。

他笑眯眯地望着我，小心地用一张纸将这锭墨包好，放进了衣服口袋。过了几天，他竟然画了一幅画送给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张三尺宣的斗方，画上是一筐葡萄。他告诉我，就是用那锭墨画的。我一看，果然晶莹剔透，栩栩如生。我接过画的那一刻，心里有受宠若惊和不知所措的感觉。

1964年8月，我初中毕业没有被高一级的学校录取。19日，我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当天晚上，我就到街道办事处去报名，要求上山下乡。第二天晚上，我就离开家，踏上了去大巴山的征途。

临行前，班上送给我一本日记本，学校的领导在扉页上题了词。王秀琪校长的题词是：“正国同学，与工农相结合，坚决奔赴农业第一线，这是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愿您在农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建设新农村贡献出全部智慧与力量。”教导主任姜渭滨写的是：“在党的教育下，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接班人，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要像昆仑山上的劲草，南山上的苍松，经受住任何的考验。

愿您在建设新农村中贡献力量，展翅高飞。”学校团委书记徐国强题词道：“钟正国同学，与工农大众结合，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的新农民。”

我的正规学历教育就此画上了句号。16岁的我，就此离开了母校，踏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应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不幸。

但又很幸运的是，我在小学阶段和在四十二中的三年时间里，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不光是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还受到老师们勤奋敬业、正直善良的优良品质的熏陶，为我日后继续学习深造，刻苦钻研，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本职工作中努力做出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刚到大巴山的时候，我痴迷于诗歌，尝试着创作。退休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不假思索、无所企图地选择学习书法和国画，热情高涨，几近痴迷。回忆这些往事，细想起来，不能不说是受益于那九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影响一生。

作者近照及简介：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