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吉斯·罗因萨尔导演的《翻译疑云》是为数不多的为译者发声的电影。在电影中，世界级悬疑小说《代达罗斯》即将发售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为了保证各语种的翻译作品同步问世，出版社邀请9名不同语言的译者共聚一堂，在一座豪华但守卫森严的庄园内进行翻译工作。他们手机上交，没有网络，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每天拿到20页原稿，心无旁骛地翻译《代达罗斯》。然而，这本书的原稿却出人意料地在网络上泄露，于是在译者和编辑之间上演了一场“谁是泄密者”的游戏。
抛开剧情不谈，电影中的一些细节或许可以向外界展示图书译者工作的大致样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译者的神秘感。剧中9名不同语言的译者，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安静沉稳，有的活泼开朗，有的急躁易怒。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着不同的身世经历。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尽相同，有的希望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空间，有的则在人多的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专注；各自的翻译习惯也有所差异，有的拿到稿子后很快开始翻译，然后再反复雕琢，而有的则一遍遍斟酌原稿，理通作者的思路，咀嚼出味道之后才开始翻译。
作为译者，他们身上也有着共同的气质：9名译者都以异常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原著和作者，都对每天只有20页的原稿感到不过瘾，他们在就餐娱乐之际会一同讨论作品逻辑，猜测作者心理，推断剧情走向和结局，渴望尽可能快地从陌生走向熟悉，试图在化身译者之前，首先成为作者最好的读者，找到与作者之间的共鸣。这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前提，也是一名优秀的译者必须具备的品质。翻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只有最称职的读者，才能成就最优秀的译者。
作为译者，他们身上也有着共同的气质：9名译者都以异常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原著和作者，都对每天只有20页的原稿感到不过瘾，他们在就餐娱乐之际会一同讨论作品逻辑，猜测作者心理，推断剧情走向和结局，渴望尽可能快地从陌生走向熟悉，试图在化身译者之前，首先成为作者最好的读者，找到与作者之间的共鸣。这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前提，也是一名优秀的译者必须具备的品质。翻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只有最称职的读者，才能成就最优秀的译者。
当然，译者凭借自己在语言方面的才华和对作品的精准把握，将作者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在作者和以译入语为母语的读者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把译者与作者之间，或者作者与源语作者之间的情感共鸣传染、传递出去。经过译者之手，作品在另一种语言里找到了生命，并在该语言的读者心中扎下了根。然而，相对于作者，译者的地位却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现状：“译者就像隐形人，译者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记住，不会出现在封面，总是在第二页。”由于世界上存在很多种语言，许多优秀的作品都是先与译者邂逅，再通过翻译与译入语的读者邂逅。但读者真正记住的往往只有作者，对于译者的名字向来不太在意，又或者，相对于作者，译者更容易被遗忘。通过译者的翻译，作品产生了新的光芒，但译者仿佛站在了作者的影子里，成为了“隐身人”，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翻译家翁显良曾说：“翻译本身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对译者的“隐身”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对译者“隐身”的根源及其对译者地位的影响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是无法避免的。译者与作者可能种族、语言习惯都不尽相同，表达也可能不一致，甚至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译者会努力将信息完整全面地呈现到读者面前。译者自身存在一种矛盾的心理，在凸显自我的主体性或完整展现作者的主体性之间，选择了后者，但韦努蒂认为主导文化社会“习惯于接受通顺易懂的译文，把外国文本中的价值观隐匿在本国的价值观中，令读者面对他国文化时，还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自己的文化”，这就是翻译理论中的“异化”。译者把自我的主体性隐藏到作者的主体性之后，以为目的语读者原汁原味地呈现作者的作品为翻译的宗旨。这就如同戴着脚镣跳舞，既无法挣脱，也不得不尽可能地追求舞姿优雅，这既是译者受制于作者的无奈妥协，也恰恰是译者应当追求且值得追求的极大荣耀，正如电影中俄语翻译瑞贝卡所言：“受托翻译《代达罗斯》是译者的荣幸。”因为，如果一部作品的作者因为译者的翻译而广受目的语读者喜爱，甚至成为一部可堪流传的经典，那么译者不仅与有荣焉，而且居功至大。这是译者与作者的相互成全，毕竟，复印文字并非难事，而复印思想和灵魂，却是一件伟大的考验。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在其《翻译文学研究》一书中不无感慨地写道：“任何一个懂一些双语的人，都可以进行'文学翻译’，但并不是任何一个从事翻译的人，都能够创作出'翻译文学’。正如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可以提笔写作，但并不是所有写作行为都造成文学作品的产生，都称得上是'创作’。”的确，市面上的翻译作品多不胜数，译文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水平越是高超的译者，越能让读者在读其译作时感觉像是在读原创，兴味盎然。而越是水平拙劣的译者，越让读者时刻感觉到译者的“存在”，在作品中频繁邂逅浓浓的“翻译腔”，甚至还会偶遇诸如“门修斯”（“孟子”的错译）和“常凯申”（“蒋介石”的错译）之类的翻译笑料，着实令人汗颜。这自然是两种不同的体验，译者就应该在恰当的时候很识趣地“隐身”，把对话的舞台交给读者和作品。译者也不要试图低估读者的鉴赏品评能力，他们有时甚至变得口味刁钻，对品质不高的译作本能地产生排斥。令人尴尬的是，如今很多译者不如前辈翻译家们那样知识渊博、功底深厚，也不具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最终所得到译文的质量可想而知，这也是近年来很多翻译作品饱受诟病的原因。他们极力想要隐藏拙劣，而译文却出卖了他们。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有些译者的中文母语太差。而事实上，译者却也无法真正做到完全的“隐身”。“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作者的特殊读者，不同译者自然会对作者和作品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读。以此为基础开展的翻译，必然会反映在译文的行文和逻辑之中。另外，不同译者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储备、人生阅历、价值观念，会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处理手段，也许相对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不同译者对原语和目的语的驾驭能力不同，文学和人文修养各异，这在译作中都会公平地体现出来。所以，同一作品的不同翻译版本，就有了不同的风格，打上了译者的色彩。这时候，译者在对比中就很难再继续隐身。正如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朱生豪和梁实秋贡献出了两种不同的中文译本选择，杨宪益、戴乃迪夫妇和大卫·霍克斯也给出了对于《红楼梦》的两种英文诠释，他们成功地将作品的伟大和光辉呈现给读者，也在译者中充分展现了专属于自己的那份才华，让译者站在作者的影子中和作者一样闪闪发光。作者和译者此刻是一体的。在电影中，编辑对英文译者古德曼有些不满，认为是他泄露了原稿，考虑要另选译者来代替他。古德曼辩解：“我的译文你给作者看了吗？'粉丝’们认为我的译文最好，两周下载量达1000万。”他还说编辑打算用来替换他的那名翻译的译文很烂，希望以此来说服编辑正式聘请他担任《代达罗斯》第三部的英文译者。编辑对这位来历不明的译者充满了疑惑，甚至派助手去伦敦查探他的底细。
在电影的最后，古德曼的身份终于浮出水面：他不只是9名译者当中的泄密者，还是《代达罗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
难怪他对这部作品如此了解，也难怪他能贡献出更受读者喜欢的英文译本。一部作品最好的读者无疑是作者，而译者却有可能成为对作品第二了解的人。这是导演埋下贯穿整部电影的一条主线，也借机替译者本身具有的创造性发声。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不只是力求忠实于原作，也需要拥有一定的创造力。影片中的丹麦语译者杜森女士，本身也在创作自己的作品，她倾注八年写完的手稿被编辑批评毫无想象力，并被他随手扔进了火炉。杜森女士的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侮辱，使她在创作方面的信心大大受挫。她渴望通过翻译来实现创作的救赎，也在创作理想的幻灭中失去了继续翻译下去的欲望。再加上家庭生活的不快乐，让她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最终选择了自杀。
由此观之，译者力求隐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水平不逮者很难隐藏自己的拙劣，才华出众者又很难隐藏自己的光芒，而最重要的是能够与作者形成高度的共鸣，用自己的文字传递作者的声音。另外，译者自我的“隐身”，是为了让作者和作品凸显。读者应该对优秀的译者心存感激，感谢他们贡献的心力和才华，感谢他们制造的美丽邂逅。译者试图去“隐身”，读者则应当去发现。
注：本文最初发表于2020年07月20日《北京晚报 》第1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