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大师纪念特稿聚焦上音老院长贺绿汀：不断从民族音乐汲取养分的人民音乐家
让中国音乐成为
“最有价值的民族音乐之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2018年，上海市社联推出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包括陈望道、舒新城、周谷城、胡焕庸、贺绿汀、施蛰存、贾植芳、钱谷融、张仲礼、王元化、陆谷孙等68位社会科学界已故著名学者当选。
这些大师不仅自身是某个学科的开山鼻祖或领军人物，其中不少也是名师。他们不仅教育出一批国家栋梁，而且他们的学生中有很多日后也成为优秀老师，将其治学和教育理念不断传承下去。
《文汇报》推出“大师”系列纪念特稿，全面展现上海社科大师的学术思想、师者风范和人格品质。7月15日，“大师”系列特稿聚焦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人民音乐家贺绿汀，整版介绍了贺老不平凡的一生。
以下为报道全文↓↓
【中国的新音乐须具有民族性】
◆ 1931年，贺绿汀连考两次，以28岁“高龄”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随留美回国的黄自先生学和声。黄自一辈子致力于振兴民族音乐，他启发贺绿汀，中国的新音乐必须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古老音乐传统的灵魂。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的音乐理念和教育思想，指引了贺绿汀一生的音乐道路。
【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
◆ 1934年，俄罗斯著名钢琴家车列蒲宁在上海举办“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同时获奖。《牧童短笛》中，贺绿汀用钢琴模仿竹笛，将西方音乐方法与中国音乐风格结合，是一首具有示范意义的作品，也是我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
【飘荡在上音校园里的民间音乐】
◆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抱着板胡亲自上课，从陕北的《信天游》 《走西口》唱到贵州、湖南的民歌。为了让师生接触地道的民间音乐，他四处奔走，请民间艺人到校园里示范演奏，中国各地风格多元的民间音乐荡漾在上音校园。他要让每一位走进上音的孩子，都在内心扎稳民族音乐的根基。
背负起几代音乐人的理想躬身前行
贺绿汀的前半生，遵从恩师教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后半生背负起上海音乐学院，背负起几代音乐人的理想，躬身前行。或许可以说，他让渡了一部分宝贵的个人创作空间，献给了更广阔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始终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方面，我顶多不过是一块铺路的小石头。”
1999年4月27日，96岁的贺绿汀永别中国音乐艺术。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天涯歌女》。”
【学术档案】
贺绿汀（1903—1999），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湖南邵东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卢沟桥事变”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1943年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1945年后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等，并创办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嘉陵江上》《游击队歌》《牧童短笛》《森吉德玛》《晚会》等，并撰写大量音乐理论文章。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份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游击队歌》原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首抗日歌曲不仅曾在烽烟滚滚的华夏大地广为传唱，而且流传至今，已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曲目之一。
1938年，贺绿汀跟随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来到山西临汾八路军抗日前线，炮火在头顶轰鸣，他心念如潮，一气呵成了这首明快有力的《游击队歌》。苦难中的乐观，绝境中的顽强……这首歌曲，在中华民族苦难辉煌的历程中，在作为人民音乐家的贺绿汀漫长而倔强的一生中，都奏出了最强音符。
从山谷高腔到中国风钢琴曲
贺绿汀（1903—1999年），原名安卿，又名抱真，生于湖南邵阳市邵东县东乡罗浮岭附近农村。贺家祖辈都是背负青天、脚踏黄土的农民。20世纪初的中国，内外交困，山沟里的贺绿汀在连年的灾害、饥荒里勉强生存。此时的他完全不知五线谱和钢琴为何物，更不会预料到自己的一生将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和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筚路蓝缕的探索，联系在一起。
贺绿汀最初的音乐熏陶来自乡间的山歌和送葬时哀哭的挽歌。据他晚年回忆，父亲喜欢唱祁阳戏，业余与亲族组织祁剧清唱团体，以锣鼓胡琴为伴奏，遇亲友去世时，彻夜在死者停柩处唱，以示诀别。贺绿汀小时候，常于田边山上听此“高腔”以及山谷中的回声，如泣如诉，凄婉悠扬。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对祁剧发生兴趣。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人提倡诗歌音乐教育，贺绿汀入私塾就读时，国内学校设唱歌课程的蔚然新风，也已吹到了邵阳。
1921年，贺绿汀从邵阳县立中学毕业，到东乡灵山寺小学教了一年半书。三哥留学法国，留给他许多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时用过的音乐讲义。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五线谱。1923年春，贺绿汀考入长沙岳云学校艺术专修科，课程以数理化为主，也十分重视艺术教育，特设艺术专修科，以培养小学音乐、美术教师为宗旨。贺绿汀主修音乐，学习钢琴、小提琴、音乐理论及民间乐器和民间音乐。这一时期他沉醉于钢琴练习，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留校。正是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贺绿汀也投身其间，任湖南邵阳总工会宣传部长。三哥贺果是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的师范同学，蔡和森、向警予的留法同学，在其影响下，贺绿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贺绿汀以28岁“高龄”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由蔡元培于1927年创办，地处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上海，在时任校长萧友梅的努力下，音专虽仅有师生百人左右，但教学水平并不逊色于欧洲一流的音乐教育。贺绿汀随留美回国的黄自先生学和声，黄老师比他还小一岁，任教务主任和作曲理论教授，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音乐体系的学者。黄自一辈子致力于振兴民族音乐，他启发贺绿汀，中国的新音乐绝不是抄袭国外作品，而必须具有中华民族自身古老音乐传统的灵魂，应当用西方先进的音乐方法整理中国的民谣旧曲，以发展中国新的音乐。黄自这种具有强烈民族性的音乐理念和教育思想，指引了贺绿汀一生的音乐道路。
贺绿汀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租住在一个嘈杂的裁缝铺楼上，起早贪黑，借昏暗的路灯光或晨光刻苦学习。因生活拮据，只能在学校旁的一所弄堂小学里，和其他同学合租一架钢琴，轮流练习。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快速占领东三省。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压抑着中国人民的抗敌情绪。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黄自写下第一首抗战歌曲《抗敌歌》，呼吁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做“中华锦绣江山的主人翁”。黄自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为，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要把音乐变成武器，去武装千万个同胞。
这一时期，贺绿汀在武昌艺专任音乐理论教师，当时学校请来居留在汉口“租界”的外国音乐家兼课，使贺绿汀认识到名家名师以及欧洲音乐家对于音乐教育融会贯通的重要性，这极大影响了贺绿汀以后的办学思路。同时，他翻译了英国音乐理论家普劳特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这是中国第一部把欧洲近代和声理论完整系统地引进中国的教材，因故直到1936年才出版。
1934年，俄罗斯著名钢琴家车列蒲宁在上海举办“征求有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贺绿汀写了三首钢琴曲参赛。11月结果揭晓，他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竟同时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牧童短笛》中，贺绿汀用西洋乐器钢琴模仿了中国乐器竹笛，在传统中国旋律中加入了西方呼应、对答式的二声部复调旋律。中国音乐的风格和钢琴这种外来乐器如何结合？贺绿汀的作品无疑提供了示范意义。在颁奖演奏会上，贺绿汀现场弹奏了《牧童短笛》，简单的和声淋漓尽致地传递出亲切质朴的旋律和鲜明的东方韵味，给当时的乐坛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
《牧童短笛》是黄自音乐理论思想的呈现——用西方音乐方法发展民族的新音乐。曲子很快传到西方国家，成为我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贺绿汀一举成名。在频繁的音乐实践中，贺绿汀不断从民间曲调汲取养分，不断强调民族性的创作方向。他在《民族音乐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在全国各地民间所蕴藏的民间音乐之丰富，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一般欧洲音乐家的概念，认为中国音乐无非是五声音阶的东西，每当他们亲自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并不如此：不但音阶、调式各种各样，而且整个中国实际上是民间音乐的海洋。”
高扬平民化，这是贺绿汀的音乐在民族性之外的有一个鲜明特征——“音乐要为民众服务，新的中国音乐必须是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他曾在《中国音乐界的现状及我们对于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中写道：“劳动阶级的人总是很可爱的，他们不知道音乐是什么，但是他们实在是最好的作曲家。他们的口头存在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活的音乐遗产。”
1936年，贺绿汀应邀为反映都市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马路天使》谱曲。贺绿汀了解并同情这种卑微而痛苦的命运，真诚地用音乐表达人们内心质朴而丰富的情感。他搜集了许多苏南民歌加以改编，用传统民族乐队伴奏，用西洋和声技巧处理，为电影创作了《天涯歌女》 《四季歌》 （均田汉作词）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当时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公开提及“抗日”，艺术家只能通过作品含蓄地表达家国情怀。歌词中，“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江南江北风光好，怎及青纱起高粱”，无不寄托了国土沦丧后的悲愤心情。此后，更多电影找贺绿汀作曲，短短三年，他有几十首电影配乐作品问世。
在动荡的年代，音乐家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贺绿汀撇下小家，报名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奔赴武汉、开封、西安、临汾等地，鼓励群众全民抗日、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11月，在抗日前线山西临汾，贺绿汀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抗日名将彭雪枫，他们向演剧队介绍了游击战：高山密林，神出鬼没，游击战士与日寇巧妙周旋到底。
贺绿汀从部队行军生活联想到小军鼓的节奏，提炼成贯穿全曲的主导音型，连词带曲， 《游击队歌》在防空洞里一气呵成。“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首歌的和声非常简单，易于传唱。贺绿汀曾经写文章讨论音的繁易：“音要用得得当，每用一个音都要考虑，但是简洁又不等于单调，简洁与有变化是不矛盾的。最好的曲子都是简洁而又有变化的。”
《游击队歌》写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写于艰苦卓绝的御敌前线，但曲风明快昂扬，无忧无惧，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乐观顽强和必胜信念。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在山西临汾城西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救亡演剧队在会议晚会上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得到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军队领导的赞扬。歌曲迅即广泛传唱于中国军民之间，带给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极大的安慰和勇气。这首歌也充分体现了贺绿汀鲜明的个人风格，正如上音教授、音乐史学者戴鹏海所言：“他这个人不屈服于命运，不沉浸于痛苦，永远和降临在他头上的厄运斗争，永不屈服。”
敌人压迫愈深，民众愤怒日炽，歌以咏志，在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下，各种歌咏团体相继成立，爱国歌曲传播愈广，激起了整个民族的抗战的热情，也动员了千万同胞直接或间接投身抗战。贺绿汀在1939年4月的文章《抗战中的音乐家》中指出：“在这个暴雨动荡的年代，音乐家更加要认识所处的国家、社会环境的实际情况，这个时代对音乐家来说不是无益的，正是处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年代，音乐工作者才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观点，才有机会为这个时代而服务。正是处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音乐家才能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才能为将来成为更完整、成熟的艺术家而做好准备。”
1939年，应教育家陶行知的邀请，贺绿汀来到距离重庆百里之外、专为战时贫苦孩子和孤儿创办的合川育才学校任教。学校经费靠陶行知到处募集，整个学校只有极少数乐器，即便如此，贺绿汀也像自己的老师黄自那样，为学生制定严格的教学计划和学制，坚持用最正规的教材，旨在培育专业的音乐人才。有一次，贺绿汀在重庆搜集到多本钢琴谱，乘小客轮返回育才，途中遭遇翻船事故，侥幸逃生。他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紧紧抱着这些乐谱，走了几十里路才回到学校。
1940年12月26日，贺绿汀培养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学生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首次音乐会，休息时各界人士题词留念，周恩来的题词是“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人才”；邓颖超的题词是“以歌声唤起大众”。在抗日救亡实践中，贺绿汀不断思考音乐教育的意义及其时代责任，他深深意识到：只有人民、民族和时代需要的音乐教育才是真正的音乐教育。
这时的贺绿汀，除了培育人才，也迎来第二个创作高峰。1939年春，在重庆教书的作家端木蕻良沿嘉陵江散步时，创作了散文诗《嘉陵江上》，寄托了对失去的家园东三省的眷恋，后经贺绿汀谱曲，吸收融汇了西方歌剧的朗诵调及咏叹调的艺术形式，成为又一首不朽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一时期，他还陆续创作了以湖南花鼓戏音调为底色的《垦春泥》，以及《保家乡》 《中华儿女》 《空军进行曲》等一系列独具表现力的作品，把满腔热血和昂扬的斗志都化为了五线谱上跃动的音符。
相对平静的环境并不长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而彻底遭到破坏。1941年，贺绿汀离开育才，前往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刘少奇、陈毅热情邀请他到延安鲁艺华中分部开展战地音乐教育。1943年7月，贺绿汀来到延安鲁艺。他亲自编写教材《和声学初步》，这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第一部专业的、系统的初级和声教材，由于它适合前方培训军队文艺干部的需要，曾三次油印出版。此外， 《凯旋》《出征》 《出钱劳军》 《选种歌》《官兵团结一条心》 《自卫军歌》《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轮唱《哨兵歌》，大型合唱《1942年前奏曲》，民歌改编《东方红》，管弦乐曲《胜利进行曲》 《森吉德玛》等作品相继诞生，作曲事业又臻高峰。
1946年后，贺绿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延安组建我国第一个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担任第一任团长。他根据艺术规律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创作了《晚会》 《森吉德玛》 《胜利进行曲》等管弦乐作品，在火热的土改运动中，还排练了莫扎特的《小夜曲》。同样从国立音专来到延安、后来称为中国著名指挥家的李德伦曾回忆：“（我们）对管弦乐的看法始终没有走样，贺绿汀起了很大的作用。”
让每一位走进上音的孩子扎稳民族音乐的根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南下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这里正是他原来的母校国立音专。贺绿汀认为，音乐学校建设关系祖国音乐文化发展前途，因此，在此后半个世纪，他几乎将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教育领域。
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此时已几近瘫痪，只剩二十几架钢琴和二十几位老师。贺绿汀在办公室悬挂了已故恩师黄自的像，他以此为标杆，鞭策自己的工作，希望母校尽快恢复元气，早日实现萧友梅、黄自那一代音乐人的理想——让“乐声遍及华夏”，也早日实现自己多年来的志向——让中国音乐成为“最有价值的民族音乐之一”。
贺绿汀雷厉风行，要把上音带回正常的教学轨道。他登报求购旧钢琴，短时间内将上音的钢琴数增加到150架；他上书市领导，为音乐学院争取到了市中心汾阳路的校舍，方便上海市民欣赏学校开的音乐会，也方便学生参加上海的群众性的音乐活动。多名著名音乐家在他的苦口婆心的邀请下回国任教。旅美钢琴家李翠贞、旅法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回国分别担任钢琴系、声乐系主任，他自己兼任理论作曲系主任，上音一时人才济济。
与老师黄自一样，对民族音乐的一再强调，也成了贺绿汀音乐思想的灵魂。民间音乐课是各系必修课，他抱着板胡亲自上课，从陕北的《信天游》 《走西口》唱到贵州、湖南的民歌。声乐系的学生每天必须背熟并能即兴演唱一首民歌。为了让师生接触地道的民间音乐，贺绿汀四处奔走，请民间艺人到校园里示范演奏，中国各地风格多元的民间音乐荡漾在上音校园。贺绿汀反复强调：“民歌与民间音乐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曲家们的创作源泉，是劳动人民对于生活的印象的结晶，显示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气质。”他要让每一位走进上音的孩子，都在内心扎稳民族音乐的根基。
1954年，上音创设了民族音乐研究室，1956年创建了民族音乐系，设立了民族乐队指导、民族乐器、民族音乐理论等三个专业。蜚声中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丝弦五重奏等就是在持续而严格的训练中产生的。
贺绿汀深知音乐人才的培养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须早早选好苗子，因此，他在1950年开办了“少年班”，接着又创办了音乐附中和音乐附小，逐渐形成大学五年、中学六年、小学三年的一条龙音乐教育体制，有利于多出高质量音乐人才。这是贺绿汀用心血经年浇铸的另一座无字丰碑。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年，是上音的黄金时期，学校从摇摇欲坠的困境逐渐跻身世界一流音乐学院行列。中国的音乐教育迎来了“贺绿汀时代”。
经历过特殊时期之后，1979年，76岁的贺绿汀复出，再一次担任上音院长，他像三十年前首次履任一样，再次重建教师队伍，再次“背负”起上音前行。1979年9月，在他的率领下，中国音乐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国际音乐理事会，在会上我国被接纳为这一国际组织的成员。贺绿汀深感民族的美育教育任重而道远，此时的他效仿上音的创办人蔡元培先生，开始提倡全民美育。他带着把母校建成世界级音乐学院的使命感，又为中国音乐事业忙碌了20余年。
1988年，贺绿汀85岁，自觉精力大不如前，决定退出社会活动。他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是关于孩子的，年底，上海的一个青少年钢琴俱乐部筹办“21世纪中国儿童钢琴曲征集评选活动”，他欣然应邀出任艺术顾问。
贺绿汀晚年曾见到《牧童短笛》获奖时期，日本同类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听闻对方一生写了500多部电影音乐时，他沉默良久。
贺绿汀的前半生，遵从恩师教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后半生背负起上海音乐学院，背负起几代音乐人的理想，躬身前行。或许可以说，他让渡了一部分宝贵的个人创作空间，献给了更广阔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始终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方面，我顶多不过是一块铺路的小石头。”
1999年4月27日，96岁的贺绿汀永别中国音乐艺术。临终前，他对女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天涯歌女》。”
来源：文汇报
设计：leisurelyzs
编辑：彭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