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希安 ｜ 那个背双肩包的三联前辈走了
2021年1月13日下午，也就是沈昌文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给我发来微信：“八宝山您不去了是吗？看申请名单没有您，问一声。”我随即回微信道：“去呀！给谁申请？没人通知我呀？”郑勇解释说：“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八宝山殡仪馆对遗体告别采取管控措施，有总共50人入内的限制，凡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活动的人员须事先申请。”我回信道：“不知道有这个规定。我是肯定要去的，你帮我申请一下吧！”是的，尽管处于疫情防控期间，尽管需要提出申请，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去八宝山一趟，去向我崇敬的沈昌文先生告别。
获悉沈公逝世消息后，我即在“朋友圈”发了悼念文字：“沈公是三联书店老前辈，是1986年1月三联书店独立建制后第一任总经理。2011年8月23日，我们当时三联书店的领导班子，曾在北京吴裕泰内府菜馆设宴为沈公庆贺八十大寿。我当天从公出地云南赶回参加活动，席间赋诗一首：晨起身在彩云南，赴宴借取鹏翼还。欲贺高寿无重礼，滇地茶饼奉君前。转眼十年过去，现已是天人相隔，悲哉！”
我和沈公认识比较晚，也不像有一些人和他因友谊而成为朋友。我和他结下情谊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是因公生情，从而引为同道，进而关系密切起来的。我受到他的帮助，也是点点滴滴，都是和工作相关的，和三联事业相连的。可以说，我们是在共同推进三联事业发展中建立的友谊和情感。
2005年8月，我进入三联书店工作之前，对沈昌文这个出版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已有耳闻。每期不落地读他主编的《读书》杂志，看他组织出版的《第三次浪潮》《情爱论》《傅雷家书》等优秀图书，开阔了视野，荡涤了心胸，逐步树立了文化情怀。对他这个三联书店的主事者、对三联书店是仰慕的。我进入三联书店，真正成为三联人之后，沈公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成为一个“闲散之人”，但他几乎每隔两天就到三联书店走一趟转一圈。每次来都背个双肩包。那时双肩包时兴不久，多是年轻人背，沈公背着双肩包，给人年轻不少的感觉。他给我的名片也是别致的，一张很小的纸片上画一个老头，手提一捆废书报，边上写着“有旧书报的卖”，给我一种很新奇的感觉。我刚到三联任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时，分管人事、《读书》杂志和图书馆工作。这三个方面都和沈公关系密切。因分管人事就涉及为离退休职工服务，每年要召开老同志联谊座谈会，还要就店里改革发展征求老同志意见。只要有我们召集的会议，沈公都来参加，到会必侃侃而谈，有一说一，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他老人家讲话是风趣、幽默、考虑周全的，有时以身说法，讲到他如何在上海当学徒等经历，实际是给人以引导和启发。关于《读书》杂志如何管理，我自然没有经验，当时的情况又十分特殊，如何坚持政治导向又维护风格，如何讲社会效益又防止订数下滑，这对我这个管理者是一道难题。面对这些，只有向沈公请教。沈公是办《读书》的“老法师”。他给我介绍了许多有用的经验，有些可以说是耳提面命，虽然轻松自然幽默风趣，没故做惊人语，但对我还是很有教益的。使我在分管《读书》杂志和读书编辑部图书出版方面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后来为适应新的形势调整编辑部管理体制时，我们也得到了沈公的鼎力相助。在范用、沈昌文先生支持下，我们按照上级管理规定更换了《读书》主编，任命了潘振平、吴彬等《读书》新的领导层，保持着这本广大读者热切关注的刊物的稳定和发展。关于刊物的风格，沈公也多次讲过，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关于读书的文化刊物，特色是通俗易懂，兼容并包，以理服人。正如范用先生所言：“希望《读书》办成适合像我这样的读者，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业余喜欢看点书的人。”
三联韬奋图书馆是在沈公呼吁、支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记得是在2005年秋季，在我分管图书馆不久的一天，沈公来到三联书店，推开我办公室的门，交给我一封信，信是他写的，内容是建议尽快设立规范性的面向社会开放的三联韬奋图书馆。我收下信，简略看了信的内容后，请沈公给我谈谈他的想法。沈公说：三联书店历来有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现在条件比过去好了，要把三联韬奋图书馆建立起来，面向社会开放，为社会公众服务，也使之成为对外展示三联形象的一个窗口。还具体说了以下几点理由：一是韬奋先生去世后，《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中就有“在重庆设韬奋图书馆，由各界人士自愿捐赠书报”一项。 抗战胜利后，经过生活书店同仁和沈钧儒、李公朴等知名人士的不断努力，1948年韬奋图书馆筹建又得以积极进行。生活书店为筹建韬奋图书馆，将“生活出版合作社股金”4万元捐献出来，并将当时大部分图书及韬奋先生的藏书集中到上海，郭沫若为祝贺韬奋图书馆即将建立，还写了一副以韬奋名字为句首的嵌字联：“韬略终须建新国，奋起还得读良书”。可惜的是，由于时局的变化，这次建馆又未能实现。因此，建立韬奋图书馆是几代三联人的愿望。二是，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为了解决“居无定所”的问题，沈先生四处奔波，在主管部门和有关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建三联书店办公大楼。当时这栋办公大楼是以建“三联韬奋图书馆”的名义建起来的，他带着一些封面被打上叉且印有“韬奋图书馆筹备处”图章的破旧图书，去找有关领导同志，呼吁建立图书馆保护这些重要图书资料。结果是大楼盖起后，却没有把韬奋图书馆建立起来。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这块心病不除掉，会留下终生遗憾。三是，现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幸存的一些老前辈还都健在，他们手中的图书资料可以捐赠出来，避免以后遗落散失。因此说图书馆建设越快越好。
我从沈公口中了解了情况，理解了他开办韬奋图书馆的急切心情，回应说：我们现在名义上有个图书馆，实际上是一个资料室，等条件具备时，我们一定把正规的面向社会开放的韬奋图书馆办起来。2011年冬，三联书店租给“祥升行”卖照相器材的一层东侧房子合同到期。这地方共计320平方米，位置好，面临隆福寺胡同正街，开门就是居民区，门前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很适合收回开办韬奋图书馆。我领沈公到这里看了看，他很高兴，说这地方正合适，地方稍小些，以后还可以再拓展，并对如何办馆，如何设计，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我们宁可不要每年60万元的租金，也要把“祥升行”的场地收回来，建立韬奋图书馆，实现三联前辈们的夙愿，也了却了沈先生的一桩心事。开馆那天，邹家华同志揭开牌匾，沈昌文先生到场发言。他这样说道：“我们三联的公益事业是有历史渊源的，一定要努力把它办好。比如说要办好韬奋图书馆、书香小巷、我们的韬奋门市部等，这些都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三联不仅是在近期的效益上，而且要有一个长远的效益、长远的眼光来发展我们的事业。”听着沈公的发言，我心里想，就办韬奋图书馆这件事来说，他心里的一块石头卸下来了。
我在三联书店工作近十年，任总经理五年半，得到沈昌文先生的支持是多方面的。我们京沪港三家三联书店战略合作联手经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三联书店创立八十周年庆祝大会及其相关活动、创办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恢复设立生活书店等，都得到了沈昌文先生的有力支持。他给我们出谋划策，寻找历史依据，使我们有方向、有底气。他对店领导班子的支持是真诚的，支持而不“指使”，参与而不掺乎，合作起来非常开心愉快。有时候他也会“宰”我们一把，让我们请吃顿大餐，临到点菜时，又小心翼翼，生怕超过了标准。只有在三联韬奋图书馆对面淮扬食府那一次，他真宰我一把，点一条长江刀鱼就好几百元。说实话，我当时有点儿心疼。现在再想请沈公吃一次饭，哪怕点再贵的长江刀鱼我也认了，但是，沈公，你在哪里？写到这里，只有泪如雨下。
沈公去世后，有媒体记者采访我，让我概括一下沈公对三联事业的贡献。匆忙中我讲了几条：一是他传承了三联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本位，坚持兼容并包，培养了一支优秀编辑队伍；二是有开拓之功，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版了《第三次浪潮》《情爱论》《宽容》《傅雷家书》等一大批精品力作，在推进改革方面独树一帜；三是长期兼任《读书》主编，坚持办刊风格办刊格调，办出了品牌，形成了刊物的独特风格和影响力；四是让三联书店在美术馆东街22号落地生根，结束了“打游击”的历史。沈公对三联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既是三联书店独立建制后第一任总经理，是一位老前辈，又是三联每个人的老朋友、好朋友。他的去世，三联人很痛惜，出版界的朋友们都很痛惜。
我们要把三联的传统继承光大下来，我想，这是对沈昌文先生最好的追思和纪念。那个背双肩包的三联前辈走了，他的精神还在。
（本文作者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