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与大同的区别（连载四十五）
综合比较中西方哲学在本体论方面的共性缺陷，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只有通过常识化视角建构起可终极自圆其说的终极本体论，人类的集体逻辑天花板才能得到终极突破，因为这事关不同认知维度下逻辑的不同辩证程度差异，所以通过不同认知视角下逻辑的辩证与不辩证、相对辩证与绝对辩证区分，在不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认知主导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以终极自圆其说的标准对逻辑的辩证属性进行了终极明确。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正因为有相对足够精准的形式逻辑支撑，所以西方哲学语境才会产生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非终极性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通过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认知视角下不脱离一致性的差异化比对，下意识地诱变了现代科技文明。正因为通过不同视角切换发现逻辑的辩证力度多有不同，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最终能够终极自圆其说于“没有脱离一致性的差异性”认知的发现。在此基础上，通过所有存在的差异化演进都必须服从因果一致性本质的洞见，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又发现，在局限文明条件下的语境人生中，不辩证的是直观与直觉，相对辩证的是作为逻辑局部的形式逻辑，绝对辩证的是逻辑的本体或本身。经过比对，既然逻辑本身具有绝对辩证性，那么从逻辑是意识的主观存在本体角度，非辩证的直观与直觉就只能是局限文明条件下非终极性意识错觉的形而下学表述，是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局限文化语境之下的伪命题，在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必然以冗余概念的形式被正本清源于语境的终极拨冗。这样就不难通过常识化视角进一步发现和理解，不辩证的直观与直觉或者存在于细胞基于膜结构的物质交换层面，或者存在于类似脊神经的膝跳反射，因为它们的作用机理都很机械，所以只能通过感官的感性感知展现有机生命的潜在理性，因而观得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的人才能判定，类似的原始生命现象不具有与自我意识相关的意识理性，所以透过这其中所蕴含的感性与潜在理性之间具有一致性的命题发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最终将其明确为人的文明存在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原始起点。明白了人的意识存在具有主客观一致性的逻辑内因之后，通过任何有机生命的行为都通过潜在理性或潜意识理性展现自己的物种延续冲动，就不难理解，所谓的自我意识并不只是人的专利，因此只要基于进化论承认人的相对精准的自我意识不过是由动物相对朦胧的自我意识进化而来，那么基于进化论而具有普遍联系意味的因果一致性命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明确了。这样一来，通过有主客观一致性内涵的本体论视角明确了人的主体性，再通过有方法论意味的因果一致性对人的认知概念体系进行概括性串联，认识论意义上作为人类预见认知边界的整体一致性命题就呼之欲出了。这样一来，作为观的主体的人通过因果一致性建构的理论体系达到一定程度，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的人就可以通过朦胧的整体一致性所统领的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而建构个体层面无困于心的终极可知论，但这显然不是人的文明存在主观成熟的终点，因为只有通过清晰的整体一致性所统领的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认知建构起可常识化普及的终极可知论，以宗教神学为代表不可知论才能从人的此在人生彻底退场。至此，可终极自圆其说于具有直接复制性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成熟程度便已明了，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都将随着可常识化普及的哲学而自主实现主观成熟，这样的人类文明，因为人人都能终极知行合一于主观成熟，所以既没有人会无谓地向权威异化自己的人格，也没有人愿意接纳别人盲目异化来的人格，因此政治与宗教将一直迅速从人的文明存在中消失，于是可终极自律的人的文明自然也就实现了老子曾经预见的天下大同胜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因为天下大同理念产生于具备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共产主义理念产生于不具备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天下大同不等于共产主义，因为凡主义的，都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于狭隘的立场冲突，而天下大同则直接明示了对立场冲突的绝对否定，所以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早就通过准终极本体论建构了终极认识论，实际缺少的，只是终极方法论。这对于终极文明只能由社会主义政治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说服资本主义政治所主导的其他一切保守政治而言，淡化立场冲突，就有了全部的现实合理性，因为只要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人都是下意识的感性和理性交织存在，也就是说，即便实现了终极自圆其说，人也不是绝对的理性存在，而是理性绝对压抑了感性的消极性之后的主观成熟状态。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无法具体形成终极方法论，显然是传统的理认知相对于异名同出的西方逻辑认知太过粗放，而西方哲学之所以无法形成终极方法论，就是因为他们太过相信形式逻辑的精准，所以即便辛辛苦苦地建构了两套辩证法，最终也只能被束之高阁，然后被懂辩证法的中华文明吸收后，通过社会主义文明反向挤压诱变辩证法的资本主义文明的生存空间，直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顺利诞生，人的文明存在才能彻底摆脱主义的狭隘，进入终极和谐的天下大同胜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