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潜意识与理性显意识的文明冲突
如果人化于主观成熟的极点在于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常识化普及，那么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旧哲学对人的文明发展语境的建构水平，显然只能用似是而非的不作为来形容。正因为对旧哲学的集体不作为认识得足够深刻，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在自设的终极哲学视角下发现，人的意识本质在本体论层面是感性潜意识+理性显意识，在认识论层面是趋向于终极理性的下意识，在方法论层面是显意识理性对定量的潜意识感性的控制水平在随着经验的积累而稳步提升。经过这样的整理之后便可发现，正因为缺乏终极本体论，所以旧哲学根本未能意识到，曾经的常识视角下的意识行为，原来只是低级认识论意义上的下意识，由本体论意义上的显意识和潜意识同构而来，因此所谓的终极理性即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同构性冲突终点——下意识人生的终极主观成熟，也就是在感性依旧的情况下，方法论意义上的显意识理性对潜意识感性的终极调控能力的实现，与无意识的关联，只有在人的生理机能彻底消失后，因此旧哲学的自圆其说不能，在心理机制认知层面，与无意识的冗余存在直接相关。为什么会这样呢？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常识化视角下的所谓感性，既人体在细胞层面对细胞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行为从原始单细胞形成开始，就具有主客观一致性，也即原始生命基于细胞膜的选择性所展示出来的生命力就是感性，因此感性感知本身即生命的潜意识理性，是进一步诱变显意识理性的进化基础，也可以表述为潜在理性，因此从生命现象的零起点发现和定义感性与理性先天的一致性进化机理，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够实终极自圆其说，并因此持续诱变终极哲学的逻辑前提，这意味着，只有通过持续的前提批判找到前提批判的终点，才能通过原始生命诞生起点的基本意识原理找到建构终极哲学的基础理论，这人前提批判的终点才能成为建构终极哲学的唯一正确起点。这种论断一出现，再看仅把哲学起点设定在古希腊时代的西方哲学，被常识化颠覆的宿命便在劫难逃了，那么西方哲学为什么一直固执地坚守古希腊时代为哲学起点呢？因为这是西方文明保守的政教合一体制所能接受的底线，只要再往前突破一点，不但政教合一的体制就没有任何合理性了，那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心理支柱也将彻底崩塌，所以局限文明条件下的哲学家，可以尊敬，但不可以崇拜，因为他们都不具有绝对理性，而任何智力正常的人却天生具备与他们和我一样的绝对理性建设能力。最近看到有人推崇西方教育在写作方面的简捷求真之理性，如今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本不怕民众较真儿，因为基于狭隘的低层次逻辑分析能力，人文意义上的人只能越较越极端，而对于政治而言，极端的人反而是最容易被控制和利用的，反而是类似中文写作有天马行空的思想自由的人才最难控制，由此可见，正因为西方哲学连起码的人之初都没反思到位，所以在频繁的颠覆性创新中通过哲学转向寻找真正的逻辑认知起点，就有了一以贯之的历史必然性。更为关键是，这种不自觉的南辕北辙现象虽然代表了西方哲学相对很低的自圆其说水平，却是代表人类文明具体诱变现代科技文明的充分必要条件，其中的逻辑内因，只在于他们的逻辑认知在微观技术层面相对最精准。只是旧思想界都一致未意识到，思辨技术的局部相对精准，虽然代表人的逻辑认知的进步，却无法代替逻辑在本质上整体辩证功能，而西方人的逻辑认知之所以会集体深陷以偏概全的非理性而不能自拔，完全是因为整个西方文明长期笼罩在政教合一体制下所形成的维护神的荣耀的下意识行为惯性使然。这其中，那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维护自身立场的坚定与唯物主义哲学家等价，其本质都是在用一种非终极理性反对另一种非终极理性，其中道理就好比我的终极自圆其说追求明明符合人类集体利益最大化需求，但相对于其他权威而言，正因为他们的理论都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在面对我的理论对他们的理论根基的根本否定时，他们会基于立场背后的利益对比关系而下意识打压我和我的理论体系。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人的精神人生哪怕是自欺欺人的，也是无价于个体意义上自欺欺人的至尊的，不然早都抑郁而终了。这里有必要反思清楚的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只有中国能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没有权威崇拜，但这个道理显然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终极揭示清楚。正因为人类的旧思想界都集体不作为于终极自圆其说不能，所以才经常在政治面前表现得噤若寒蝉，所以即便在明知“政治无道德”的情况下，世人也必须接受政治的愚弄而束手无策，因为哲学虽然是人性善的形而上学集成，但政治却是所有人的人性消极一面儿下意识的形而下学集成，所以整个人类文明史都不过是相对更难的形而上学理性对形而下学感性的调控经验的积累，因而其成功的终点唯一指向哲学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可直接复制性，也就是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明确了终极文明成熟于哲学常识化转向的必然性之后，再看自己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苟且的必然性，自然不难常识化发现，任何权威都值得尊敬，但不值得崇拜，因为尊敬代表着人格平等，而崇拜就是非理性的人格异化，是通过非终极理性对终极理性的下意识否定，其中当然更隐藏着每个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的互利与互害的下意识的一致性。比较而言，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能力相对最强，所以中国人的日常人生虽然也避免不了下意识互利与互害的一致性，但因为有了准终极自圆其说于天人合一的天下大同的理想认知，所以中国传统政治历来不缺乏凝聚民心的积极手段，因而相对于西方文明只能用上帝绑架人心而言，还是相对成熟得多，关键是，人类的文明未来需要这种成熟。具体而言，西方文明的整体理性水平虽然都处于同样的非终极理性状态，但唯心主义的理性认知水平显然从来比同时代的唯物主义的理性水平为低，因此他们的人化水平之所以相对中国传统文化为低，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道本体认知是由万事万物各自的本体形而上学集成而来，先天内涵主客观一致性，但西方哲学的本体认知则因为辩证能力相对较差，所以被武断地局限于一个统一终极本体的盲目追求，从而不但肢解了本体的主客观一致性，而且同步肢解了认知过程与机理上的因果一致性。综上，相对于中国传统道本体认知所内涵的主客观一致性，西方哲学在本体认知的狭隘不仅限于相对客观和唯物主义与相对主观的唯心主义的简单相加，更重要的是要彻底认清——凡事凡物各有自己的本体，即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即便有了上述认知，要想在个体层面达到终极自圆其说的水平，在终极文明条件下，任何生命个体的成熟过程还需要在个体的语义堆砌层面支付贯通整体一致性的时间成本的必要支付，因此只要不能在整体一致性认知框架内通过终极本体论建立起主客观一致性和因果一致性认知，任何不能终极自圆其说的人的生命行为就必然在非终极逻辑认知支配下，知行合一于知行不一。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哲学真谛，靠只具有局部辩证能力的形式逻辑肯定不行，只有在宏观（广义）认识论视角下，通过辩证逻辑把其具体区分为本体论命题和方法论命题才行，这里就需要有终极方法论意义的同构命题的介入，也就是——在此语境下，狭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同构于广义认识论，具体就是，这里所谓的知行合一，是一个狭义的本体论命题，这里的知行不一，是一个狭义的方法论命题，但概而言之又同时构成一个广义的认识论命题——因此上说，只要不在哲学基础命题领域对诸多基础命题进行明确的广义与狭义区分，旧哲学就永远不可能终极自圆其说，详见插页图－1。这样再从中西方文明的文化差异视角看近现代由十字军东征所启动的西方文明崛起路径，因为缺乏人神平等的终极人化内涵，所以至今的西方世界虽然表面高举民主自由的文明进步旗帜，但本质上有组织地掠夺全球的利益驱动格局不变，其中更实质维护了西方文明延续自古希腊时代的神本位利益分配格局——民众在甘当神的奴隶的同时，也老老实实地成了神的代言人的顺民。这样再看那些盲目推崇西方民主的伪公知，正因为缺乏历时态对终极文明的洞察力，所以他们的权威视角都缺乏对文明局限的基本关照，这对于必然走向终极文明的人类整体而言，显然是只有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彻底崩解的源自人之初的保守思想惯性，因为只有通过同构命题把共时态与历时态综合起来，才能再没人轻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因而读者在本书后面会看到作为终极方法论命题的同构命题的泛化成功路径。综上，正因为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成功，才能通过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释放人的自我意识所内涵的终极理性，曾经的显意识理性与潜意识理性之间的局限文明冲突才能得以顺利终结，人的文明才能得以在主观方面得以成熟建构，进而走向对客观成熟的积极寻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