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是万物之父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自己的逻辑知行合一地控制的奴隶，只有终极自圆其说于主观成熟，我们才能通过真正认识自己而与自我和解，因为只要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任何人都有内在的小我与大我的认知冲突。

为什么非要在自圆其说之前修饰以终极呢？那是因为在自圆其说命题中本身就包含人的终极理想化追求，只有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律，才能终极化解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认知冲突于人神不二。

所谓人神不二，是东方文明的一种可知论观点，通过天人合一理念，我在其中解读出人的自我意识即被西方唯心主义不可知论错置于上帝的绝对理性，具体就隐藏在自圆其说命题的“圆”字当中，因为“自圆”即自我反思，具有趋向于反思终点的动态特征。

正因为任何“说”的行为都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来阐述趋向于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所以所谓的自圆其说是个有终极价值取向的与语言文字相关的“说”的过程性命题，这样再回看人的“说”的冲动来源，显然都是人之初开始就有的自我意识，而且是相对于动物更清晰到能系统反思的自我意识，因此导致人的文明从人之初开始就在持续放大的存在感。

正因为相关经验都被形而上学地归纳于各种有同构关系的思想体系，所以人类的思想之间一直在冲突中融合，因为隐含于自我意识当中的终极理性始终在以下意识的目的性支配人的文明要向上发展，因而社会整体性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在保守的苟且之余，总要通过矛盾的激化所伴生的破坏性打破旧有的保守格局，进而推动文明进步，这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谓“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逻辑内因。

当我们把战争形而上学地理解成冲突时，我们就可以说冲突是万物之父，根据这种形而上学思考，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通过系统论证发现，原始生命海洋在形成高分子团之后，通过分子与原子间冲突进化形成细胞膜以控制细胞内外物质交换，这是有机生命的意识起点，其中还包括植物的，这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对意识命题的泛化解读，只有把类似解读机理泛化于所有命题都能常识化普及于终极自圆其说，人的文明才能因为无困于心的系统知识结构而知行合一于主体成熟。

这其中，每个处理不好小我与大我的一致性的自私自利者通过冲突积聚矛盾不可调和的战争现象中，实际隐含的就是人的文明集体似是而非的终极价值取向，只有通过有终极辩证属性的形而上学思考才能发现，而西方哲学只有“物理学后的再思考”命题，没有形而上学命题，因而用形而上学翻译柏拉图的“metaphysics(英文)/μεταφυσικά(古希腊文)/metaphysica(拉丁文)”，是局限文明条件下不真懂哲学时的一个不自觉的翻译错误，因为迷信形式逻辑是西方文明诱变现代科学的优势文化属性，但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否定了逻辑先天的绝对辩证属性（类似于阴阳互根的阴即阳和阳即阴），所以西方文明必然在民主制的低效运行格局中没落，而中华文明将使用共和制为通过政治消灭政治的文明终极融合进路提供替代性解决方案。

综上，面对从人之初开始就只能由人自己通过理论创新突破的现实性文明局限，任何局限文明条件下的“说”的目的性都很难满足潜意识理性的终极追求，因此整个人类文明都处在勉为其难的强说状态。

所谓强说，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知，而是看似不可为，却下意识地透过不确定性在寻找那些偶然闪现的确定性，偶然找到者，就成为理论创新者，但文明局限之所以是文明局限，就是因为有更多的绝大多数人是找不到诱变理论创新的必然性的，原因就在于类似形式逻辑的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束缚了这些人的想象力，而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前的一切理论创新都源自执拗于思考者通过系统反思不自觉地建立了绝对辩证能力但又不自知的状态下的颠覆式经验总结，于是不执拗于系统思考的绝大多数人只能知行合一地活在知行不一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