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对文明的嘲讽（连载二十七）

明白了哲学最后一次转向的逻辑内因，回头再看当下的人类文明，除了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和与其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仍固守部落文化的印地安文明、非洲文明，但面对这些明显落后的文明存在，自诩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文明却不积极帮助他们进步，反而积极谋求对主张共同进步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全力打压。

这就是西方主流文明一直得到非终极成熟的哲学护佑的虚伪——哲学以方法论指导的方法体系的科学异变促进了人的文明走向现代化，但同时也以非终极成熟的方法论所构成的话语权成为西方政治压抑文明进步效率的工具，因为有既得利益集团需要因此而确保自身利益的畸形最大化，所以人类整体和谐所代表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便被人为压制下去。

面对政治环境下一贯惯用强权替代真理的伪文明现象，人类却很难通过理论终极揭露强权现象沽名钓誉的虚伪，这其中的逻辑内因，就在于政治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所有人的整体苟且向上集成的结果。

旧哲学把这种整体苟且现象定义为人格的异化，本来已经接近终极真相了，可惜因为缺乏终极本体论的指导，也就是不明白逻辑就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形式逻辑只是辩证逻辑的组成部分，所以人类整体终极自由于终极和谐的理想，只能坐等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终极解析。

这样再看那些极端保守的落后文明，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固，竟然在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中引进民主选举制度，面对这种保守与进步之间在文明与文化嫁接上的不伦不类，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其本质上的根源在于类似君主立宪的苟且的可复制性，这样再反思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不难发现其只能适当提升人的政治自由的沽名钓誉本性，根本提供不了人的文明所能达到的终极自由，只有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与社会主义政治相融合，人的文明终极趋同于天下大同的现实性才能更早得到全面落实。

面对制度类型如此丰富的文明存在格局，当代旧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野却大多只针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展开思考，其本体论层面的原因，与康德以后的专业哲学再不关注本体论背后的具体本体是什么息息相关，马克思的理论也存在这样的本体论局限，所以只要不能从本体论层面超越马克思，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终极指导思想。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在这其中看到的，不只是西方文明因为本体论冲突而从来只能受形式逻辑误导而发展在错误的方向上，其他文明因为无法摆脱潜意识里对直观与直觉的盲目依赖，同样只能在不自觉的人格异化过程中与政治维持与虎谋皮的共生机制。

相对于西方文明因政治无道德的哲学认知而肆无忌惮地用选票政治愚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没有采用类似西方政治哲学的便利，反而弃简就繁地继续沿用中国传统家国一体政治的伦理道德观，却能取得民族复兴的巨大胜利，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样从中看到，蒋介石政治集团在中国的溃败，只是康梁维新变法失败的再次延续，因为中华文明自秦一统六国之后，就逐渐走向儒家思想主导的家国一体的君主共和制。

就本体论视角而言，儒家思想之所以能顺利上位，完全是其天人合一的伦理观继承并延续了道家传统强大的辩证方法论的缘故，也正是儒家伦理能因此而常识化普及极端辩证的道家方法论，所以中国传统政治从周朝开启的规避宗教伦理干政的特色政治文化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早就系统论证了，只有中央集权于君主共和，才真正符合旧中华文明泛阶级的集体利益最大化，所以中华文明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交替状态下演绎至今，都是道家辩证法因儒家伦理而得以普及的结果，只有通过与西方哲学常识化互译之后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建立，才能将这种认识论背后的本体论内因终极揭示清楚。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人人都具备诱变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建构的智力条件，但相关的机缘却不是人人有，如今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建构出来，其强大的自圆其说能力正是谋求以政治消灭政治的社会主义政治所亟待强化的指导思想，因为只有通过社会集体层面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在国际政治话语权上的被动地位，因为通过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终极厘清人的存在的社会整体一致性，是在道德层面绑架一切其他政治，让人类因此而共同和平走进终极文明的唯一通路。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类所有的野蛮对文明的掠夺现象，实际展现的，都是人的文明在潜意识层面对整体一致性的变相追求，所以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个人利益至上，是歪曲天赋人权的结果，是反文明现象，因为不能自圆其说的人的人权是不充分的，只有通过终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到可终极自圆其说之后，才能随着人类整体一致性人权的绝对完善而同步实现个体人权的自足，否则就只能继续在互害的一致性当中通过战争做无效的终极调解机制，而这恰恰是对人的文明的绝对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