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静 井中伟:中国早期铜镜的类型、流布和功能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
内容提要
中国境内的早期铜镜包括具钮镜和有柄镜两大类,历经夏至早商、晚商、西周和春秋四期,类型逐渐完备,具钮镜下的单钮镜作为早期铜镜的主体,呈现出由几何纹镜经素面镜向动物纹镜发展的趋势。中国铜镜最早出现于甘肃、青海和新疆东部地区,晚商时已出现地区间的影响和交流,中原和新疆成为其分布重心,春秋时期中原、东北和新疆正式形成了本地的用镜系统。河西走廊至新疆东部地区应是探寻中国具钮镜起源的重要线索地。有柄镜源自西亚北非,西周时传入新疆和河西走廊。功能方面,早期铜镜一直作为梳妆用具,兼作配饰,亦曾是宗教法器和等级地位的象征。
镜者,所以照形也,铜镜主要是以铜、锡等合金制成的梳妆类生活用具。铜镜从战国中期开始大量出现,战国铜镜的典型形制为圆板加钮型,其正面平或微凸,镜背素面或施加纹饰,正中隆出一钮,以绳系穿。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战国中期以前的早期铜镜也不断发现,1956年殷墟侯家庄西北岗HPKM1005首枚商代铜镜发表以来,国内发现的早期铜镜达160余件(见文末附表)。而中国境内铜镜的技术和功能起源一直是早期铜镜研究的重要内容。高去寻据侯家庄商镜认为商镜与外来文化无关;[2]李淮生认为齐家文化镜为我国最早铜镜,中国铸镜技术自发产生,由甘青地区自西向东再向南传播;[3]宋新潮将早期铜镜分为中原、北方和西北三区,进一步提出其由齐家文化向西传播至新疆哈密、吐鲁番一带,向东沿北方长城地带传播,晚商时进入中原;[4]梅建军认为具钮镜和草原游牧部落的兴起与迁徙紧密相关,非中原固有传统;[5]吴晓筠亦认为早期铜镜研究应当重视欧亚草原和中亚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的推动,晚商和西周铜镜之间可能并没有承继发展关系。[6]至于铜镜的初始功能,除了传统的梳妆用具或佩饰说外,[7]刘学堂认为其源于史前巫师的法器,由新疆传入中原。[8]近年出土的铜镜和冶金考古材料给了我们新的启示,适时系统梳理分析有望继续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一   形制与年代[9]

依据铜镜系挂或握持使用的不同,将其分为具钮镜和有柄镜两类,具钮镜依镜钮位置与数量分为单钮镜和多钮镜两小类,其下依据装饰风格分型和亚型,有柄镜则依镜柄形态分为长柄镜、短柄镜和钮柄镜三型。
(一)甲类 具钮镜
1.甲1类 单钮镜
圆形镜身,正面平直或微鼓凸,镜背正中铸一钮,以或扁或圆的桥形钮为主,另有矩形、方形、覆斗形、橄榄形等,少数有钮座,镜缘平直或有翻折,镜背光素或有纹饰。依据镜背纹饰,分3型。
A型  几何纹镜。依据具体纹饰,可分5个亚型。
Aa型  多角星纹镜,绕钮起两周凸弦圈,将镜背分为圆形钮座、主区和镜缘三部分。扇形划分主区或镜缘,内部填满平行直线段,使镜背呈放射状多角星纹。共发现2件:青海贵南尕马台M25:6七角星纹镜[10](图一,1)和国家博物馆藏重圈多角星纹镜(传甘肃临夏出土)[11](图一,2)。尕马台铜镜年代尚有争议,学界通常将其视为齐家文化晚期遗物。然而尕马台墓地以俯身葬为主,随葬陶器较少(只有不到一半的墓葬中随葬一到两件陶器,以泥质红陶双大耳罐为主),骨、贝、绿松石及青铜类装饰品丰富,这些都异于典型的齐家文化,接近卡约文化早期。[12]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相当于中原夏代,而卡约文化的早期已进入早商,慎重起见,可将此镜年代推定为相当于中原的夏至早商阶段。国博藏镜的年代可参考此镜。
图一 甲1类单钮镜A型几何纹镜
1.青海贵南尕马台M25:6七角星纹镜;2.国家博物馆藏重圈多角星纹镜;3.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M483铜镜;4.妇好墓M5:45;5.鄂尔多斯收集品E·1639;6.新疆和静莫呼查汗墓地IM128:2;7.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M113:7;8.河北滦县后迁义1999LQT2②M4:7;9.安阳大司空村南地M25:20;10.河北滦县后迁义1999LQT2②M4:6;11.长沙楚墓M17:4;12.妇好墓M5:786
Ab型  重圈放射线纹镜,桥形钮,围绕镜钮起单凸弦纹数周或双凸弦纹两组,形成同心圈,其间分布放射状直线段,后期为曲线段。共发现11件,典型标本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M483铜镜[13](图一,3)、妇好墓M5:45[14](图一,4)、鄂尔多斯收集品E·1639[15](图一,5)、甘肃平凉收废站收集铜镜[16]、青海湟中共和乡前营村铜镜[17]、新疆和静莫呼查汗墓地IM128:2[18](图一,6)和乌鲁木齐萨恩萨伊墓地M113:7[19](图一,7)。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共分为四期,其年代被锁定在公元前19~前13世纪之间[20],M483所出铜镜与妇好墓所出相同,可与后4件铜镜一并定在晚商。莫呼查汗IM128属该墓地二期,与察吾乎文化一期相当,约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萨恩萨伊M113相当于春秋时期。
Ac型  三角纹带弦纹镜,绕镜钮饰细密的放射状三角纹和短线段带。此纹饰可看做是多角星纹在商末演变成细密的三角形带后和晚商主流的重圈放射线纹融合。共1件:商末周初的河北滦县后迁义1999LQT2②M4:7[21](图一,8)。
Ad型  重圈纹镜,镜背绕镜钮饰若干周凸弦圈。共6件,典型标本如:晚商时期安阳大司空村南地M25:20[22](图一,9)、青海湟中共和乡前营村出土铜镜[23]、商末周初滦县后迁义1999LQT2②M4:6[24](图一,10)、春秋早期的内蒙宁城南山根M101:59.2[25]、春秋晚期的长沙楚墓M17:4[26](图一,11)。
Ae型  “叶脉纹”镜,绕圆形钮座起两周凸弦圈将镜背分为钮座、主区和镜缘。镜缘较窄,内均匀排布小乳钉纹,主区以粗十字四等分,相对布满短斜线,似植物叶脉。共2件,典型标本有殷墟妇好墓M5:786[27](图一,12)。
B型  素面镜。镜体背面光素无纹饰,数量最多,是早期铜镜中的主体。依镜缘特征,分两个亚型。
Ba型  平缘素面镜,镜缘无翻折,多为桥形钮。分布地域广,持续年代长。共计约90件,典型标本有:相当于夏至早商的小河墓地铜镜[28],甘肃广河齐家坪齐家文化墓地M41:1[29],相当于晚商的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M483铜镜[30](图二,1),西周或相当于西周的和静莫呼查汗墓地Ⅰ M10:2[31](图二,2),青海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M101:1[32],甘肃崇信于家湾84CYM38:3[33](图二,3),陕西旬邑下魏洛M1:17[34](图二,4),河北满城要庄T2②:13。[35]春秋或相当于春秋时期的新疆特克斯阔克苏西ⅡM59:1,[36]新疆和静察吾乎ⅠM206:4[37](图二,5),甘肃永昌西岗M140:14[38],山西闻喜上郭村89WSM19:4[39],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M42:181[40],淅川下寺楚墓M3:25[41](图二,6)和湖南长沙楚墓M6:5[42](图二,7)。
图二 甲1类B型单钮镜
1.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M483铜镜;2.新疆和静莫呼查汗墓地ⅠM10:2;3.甘肃崇信于家湾84CYM38:3;4.陕西旬邑下魏洛M1:17;5.新疆和静察吾乎Ⅰ M206:4;6.河南淅川下寺楚墓M3:25;7.湖南长沙楚墓M6:5;8.新疆焉不拉克墓地M64出土铜镜;9.新疆特克斯阔克苏西IIM47:1;10.新疆萨恩萨伊墓地M89:3;11.新疆萨恩萨伊墓地M106:5;12.内蒙古宁城南山根M102:34;13.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1650:1.1
Bb型  折缘素面镜,镜体边缘呈圆形凸起或向背面折卷成一立边,使镜背呈浅盘状,桥形钮。主要分布于中原以外地区,共11件,典型标本如:新疆焉不拉克墓地M64出土铜镜[43](图二,8),克孜尔吐尔水库墓地M30铜镜[44],特克斯阔克苏西Ⅱ M47:1[45](图二,9),轮台群巴克M1:31[46],萨恩萨伊墓地M89:3[47](图二,10)、M106:5[48](图二,11),内蒙古宁城南山根M102:34[49](图二,12)和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1650:1.1[50](图二,13)。除焉不拉克M64和克孜尔吐尔水库M30分别相当于晚商和西周,其他均相当于或处于春秋时期。
C型  动物纹镜,主要为桥形钮,出现动物造型钮。依据镜背纹饰的动物形象组合,分两个亚型。
Ca型  螭虺纹镜,镜背主要饰以蟠曲缠绕的龙、蛇、螭、虺纹,由多个相同纹饰绕镜钮相间或缠绕排列,主要分布于甘肃和中原。共8件,典型标本如:甘肃漳县农副收购站收集铜镜,镜背饰两条简化的线形蟠蛇纹[51](图三,1);甘肃永昌西岗沙井文化M427:9,背面鎏金,分三区,中区龙凤纹,图案模糊[52];陕西凤翔秦景公墓铜镜,圆形钮座,主区饰以细密的螭虺纹[53](图三,2);山西太原晋国赵卿墓M251:400,主区以细密圆点为底纹,主纹为一周缠绕翻飞的螭虺纹,边缘为一周宽平素条带,与镜缘以一周绹索纹相间[54](图三,3);山西新绛东柳泉墓地铜镜,猪形钮,圆形花纹钮座,内布散虺纹,外为绹索纹夹圆点纹,主区由浅浮雕虎形兽纹带和散虺纹组成[55](图三,4)。除漳县铜镜相当于西周时期外,其他均相当于或处于春秋时期。
Cb型  单体动物纹镜,镜背主题纹饰为单个的蛇、龙、虎或狼等动物绕镜钮蜷曲一周。主要分布于中原以外地区,均相当于春秋时期,共4件,典型标本如:新疆和静察吾乎IVM165:8,背有一蜷曲狼纹[56](图三,5);察吾乎ⅣM114:13(图三,6)背有一蜷曲夔虎纹,除头、嘴细部外,整体风格与ⅣM165:8相似[57];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1件,镜背主区有一蜷伏大虎,大虎体中又有七只小虎[58](图三,7),该纹饰为典型的欧亚草原卷曲动物纹[59];哥本哈根装饰艺术博物馆藏1件,镜背龙纹,以金箔贴成[60](图三,8)。
图三 甲1类C型动物纹镜
1.甘肃漳县农副收购站收集铜镜;2.陕西凤翔秦景公墓铜镜;3.山西太原晋国赵卿墓M251:400;4.山西新绛东柳泉墓地铜镜;5.新疆和静察吾乎IVM165:8;6.新疆和静察吾乎IVM114:13;7.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镜;8.哥本哈根装饰艺术博物馆藏镜
2.甲2类  多钮镜
圆板镜身,镜体大(直径20厘米左右)而厚重,正面平直或微凸,镜背铸有2~4个桥形钮,主要分布于镜缘,应是穿绳悬挂使用。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均相当于春秋时期。根据纹饰分为四型。
A型  斜线回纹镜,镜面边缘饰斜线回纹,镜背光素。共4件,典型标本有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M1出土铜镜,镜面微鼓,外缘有凸起粗糙花纹两周,内周回纹,外周为变格回纹加斜线,背面边缘有三钮,呈三角排列[61](图四,1)。
B型  三角勾连带状纹镜,镜面光素,镜背地纹为细密的平行短斜线,主纹为宽条三角勾连纹。共4件,有:沈阳郑家洼子M6512出土铜镜,镜背上部并列两钮[62](图四,2);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M3收集铜镜,镜背边缘处有三钮,呈“川”字形排列,外缘与钮上花纹则与A型多钮镜相似[63](图四,3);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遗址铜镜,两钮并列于镜背上部[64](图四,4)。
C型  龙虎纹多钮镜。标本有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1612:65,与主流的边沿多钮镜不同,该镜为中心双钮镜,绕钮饰虎、鹿、鸟纹[65](图四,5)
D型  素面多钮镜。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1件,背面近缘处并列二桥形钮[66]。
图四  甲2类多钮镜
1.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M1出土铜镜;2.沈阳郑家洼子M6512出土铜镜;3.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M3收集铜镜;4.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遗址出土铜镜;5.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1612:65
(二)乙类 有柄镜
圆形镜板加直柄,柄端有孔或加一钮,素面。根据镜柄长短分三型。
A型 长柄镜,镜柄为长条形,可直接以手握持使用,柄末端穿孔或铸一钮,用以穿系,分布于新疆地区。共4件:哈密五堡墓地铜镜,柄端铸一1厘米高的桥形钮,并系有较宽的皮带[67](图五,1)。五堡墓地主体年代在公元前1300~前1000年,[68]此镜年代亦应在此范围;轮台群巴克ⅡM4:12,柄端有一小孔[69](图五,2),属察吾乎文化二期,年代相当于公元前800~前600年;[70]尼勒克东麦里墓地M27:1,柄端表面铸一桥形钮[71](图五,3),年代在公元前8~前3世纪。
B型  短柄镜,镜柄短,末端有小孔,可能以手指捏持或另穿绳系挂或加柄托使用。2件:和静察吾乎沟西墓葬标本55[72](图五,4),该墓属察吾乎文化三到四期之间,大致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河北平山三汲春秋墓M8004:12,镜体较小,镜柄上窄下宽[73](图五,5)。
C型  钮柄镜,镜柄短至一凸出镜面的钮状,无法手持,另穿绳系挂。多分布于甘肃,共8件,典型标本如永昌柴湾岗沙井文化墓地M75:5(图五,6),沙井文化墓葬年代应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74]
另有2件无钮无柄镜,圆形素面,仅于镜缘处设穿孔,可能为穿绳悬挂或另附柄托。标本有: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墓M31:5,边缘有一圆孔[75](图五,7);新疆鄯善苏贝希Ⅲ M17:8,残缺处有两小圆孔[76],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
图五  乙类有柄镜
1.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土铜镜;2.新疆轮台群巴克Ⅱ M4:12;3.新疆尼勒克东麦里墓地M27:1;4.新疆察吾乎沟西墓葬标本55;5.河北平山三汲M8004:12;6.甘肃永昌柴湾岗M75:5;7.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墓M31:5

二   分期与流布

早期铜镜多出自墓葬,有共存陶器或铜器,新疆的标本主要参考测年数据,时代都较明确,一些采集品也有出土地点或共存器物可资断代,少数博物馆藏品可通过形制类比来推定年代。这样,我们可将早期铜镜的发展分为四期(表一)。
表一 早期铜镜分期表

第一期为铜镜的产生期,相当于中原夏至早商阶段。分布上目前仅限甘肃、青海的黄河和洮河谷地以及新疆罗布泊地区孔雀河下游(图六,1),数量和类型也都屈指可数,只有2枚单钮素面镜和2枚多角星纹镜,但青海贵南尕马台铜镜背面已有钮座并划分出内区和镜缘,所以第一期时铜镜基本形制已完备。
图六  早期铜镜分布示意图
1.第一期铜镜分布;2.第二期铜镜分布;3.第三期铜镜分布;4.第四期铜镜分布
该期是中国早期铜镜尤其是具钮镜起源地研究的关键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圆形铜镜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已出现,[77]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晚期(公元前3200年左右)墓葬、伊朗锡亚尔克遗址墓葬和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纳马兹加二期(早于公元前3000年)都有出土。[78]不过,西亚和中亚圆形镜出现虽较中国早,其形制无钮,靠折沿手持,且西亚地区公元前两千纪受古埃及影响流行的又主要为有柄镜,比如伊朗希萨尔遗址到了第四期时已由圆形镜发展为有柄镜。[79]而中国的折沿镜在西周时才开始出现,大大晚于具钮镜,所以中国的具钮镜应该不是由西亚直接传播过来的,很大可能是在西亚冶金技术的影响下自主生产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河西走廊至新疆东部一带应该是寻找中国具钮镜源头的重要线索地。
新疆小河墓地人群已具备水平较高的青铜文明,该墓地素面具钮铜镜出于一距今约4000年的高等级女性墓内,说明自公元前两千纪开始,新疆东部人群已经开始使用圆形铜镜了。几乎同时,张掖西城驿遗址开始成为河西走廊一处重要的冶金生产中心,亦为中国早期冶金技术革新和本土化的重要策源地。[80]该遗址的冶金活动从马厂晚期延续至四坝早段,西城驿文化时最为兴盛。据近年发掘,[81]遗址二期的西城驿文化遗存(约公元前2000~前1700年)中不仅发现有刀、泡、管、环、锥、权杖头等多件小型青铜器,也有炉渣、矿石、炉壁、鼓风管等一系列与冶炼有关的遗物,虽未发现铜镜实物,但在西城驿文化晚段出土了一件单钮素面铜镜的石范(图七,1),充分说明当地已具备圆形具钮镜的铸造技术并投入生产。后续的四坝文化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冶金水平,[82]其火烧沟墓葬中亦有镜形器出土。[83]青海贵南尕马台铜镜不早于齐家文化晚期,而齐家文化晚期和四坝文化早段在西城驿遗址共存。由此来看,河西走廊和齐家文化铜镜生产存在着交流的可能,从河西走廊发现的不止一处冶金遗址来看,这种交流在技术上更像是由河西走廊开始的。已有学者指出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人群是早期冶金技术的主要掌握者,齐家文化通过与其接触而获得和传播了冶金产品或技术。[84]而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第三期已出现有“镜形器”,[85]该文化居民体质特征上与甘青地区“古西北类型”居民又有着最多的一致性,[86]说明位于中间地带的河西走廊其铜镜生产技术也有向西传播的可能。同时,西城驿文化也发现了碳化大小麦、权杖头和土坯建筑等西亚文化因素遗物,四坝文化时还出有喇叭口耳环,竖銎斧等欧亚草原典型青铜器,[87]说明当时的河西走廊频繁受到西来的文化影响。而欧罗巴人种因素明显的小河墓地后期亦有源自内陆的黍类作物出土,表明公元前两千纪初,东西文化因素在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一带已有明显的互动交流。这种背景下,河西走廊至新疆东部的具钮镜生产和使用作为冶金技术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会受到西来的影响。
第二期约相当于中原晚商,个别标本可能已进入西周初年。此时铜镜类型和数量都有所增加,总体仍以A型几何纹镜为主,素面镜占比少(不到1/6)。以直径5~10厘米的中小型镜为主,接近12厘米的大镜仅在殷墟有发现。镜体较薄,厚度集中在0.2厘米左右,且至少有1/4的标本正面微微鼓凸,说明此时人们已认识到凸面镜可缩小人像,使人像在较小的镜面中得以较大面积地呈现。分布范围由一期的甘青和新疆地区扩至中原、北方和东北地区(图六,2),各区在铜镜的选用上呈现了一定的特色和交流。
首先,Ab型重圈放射线纹镜取代一期的多角星纹镜成为主流,但中原和东北地区也对其做了某种程度的改造。如喀左道虎沟墓地所收集铜镜镜背未设Ab型的同心圈凸弦纹,又以放射条带纹取代了放射直线纹的形式[88](图七,2);陕西淳化赵家庄CHZHM1铜镜[89]绕钮起三周凸弦圈,将镜背分三区,中间区等距分布四个小乳钉,乳钉间饰7道放射状直线段(图七,3)。河北滦县后迁义三角纹带弦纹镜则是结合了古老的多角星纹。这些都可视为是当地对重圈放射线纹铜镜形式做的改造。另外,作为本期铜镜分布的中心,新疆哈密和中原殷墟出土铜镜都较其他地区为多,不同的是,哈密地区镜型的发展相对全面一些,单钮镜下的几何纹镜、素面镜都已具备,天山北路文化墓地还出土了一枚人面纹铜镜[90](图七,4),很有特色,殷墟则是几何纹镜类型较多,似乎是有意人为选择的结果。
图七 特殊铜镜(范)标本举例
1.张掖黑水国遗址出土石质镜范;2.喀左道虎沟墓地出土铜镜;3.淳化赵家庄CHZHM1铜镜;4.哈密天山北路文化墓地出土铜镜;5.侯家庄西北岗HPKM1005出土铜镜
交流方面,殷墟铜镜主要不是本地的传统。妇好墓出土了4面纹饰较繁的铜镜,其中,Ab型重圈放射线纹镜值得注意,该型铜镜是早期铜镜中流行时间最长的纹饰镜,从二期延续至四期,其中二、三期主要是直线或斜线段放射纹,第四期则演变为曲线段螺旋放射式。地域上尤以新疆地区流行时间最长,前三期均有发现。而甘青、中原和北方地区仅存于第二期。天山北路文化出土的人面纹铜镜,同样绕桥形钮饰放射状短线段一周,喀左道虎沟墓地铜镜与其有相似处。而联系到妇好曾是一位女性军事将领,多次率军与羌人作战,接触到西北地区的铜镜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可认为该型铜镜即发源于新疆地区的天山北路文化,殷墟、北方以及东北地区的类似铜镜很可能是受到了新疆地区的影响。另外,Ae型“叶脉纹”镜与侯家庄西北岗HPKM1005出土的平行直线纹镜(图七,5)实际上有着相同的构图原则,即粗十字划分区间,也可看做是将镜背主区分割为四个大扇形,扇形内施平行线段,这种设计手法实质上和甘青地区多角星纹镜类似。
第三期相当于中原西周时期,该期仍以中小型镜为主,制作粗糙,主要分布在新疆、甘青和中原地区(图六,3),整体呈收缩之势。中原铜镜的分布中心转向西周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在新疆则是由东部哈密盆地扩展至西部和南部。而湖北鲁台山双孔镜与春秋之后南方铜镜系统的关系尚不明晰,却使南方地区开始纳入早期铜镜的发展之中。本期铜镜的重要特点即在西北B型素面镜取代前期的几何纹镜成为主流,且在新疆派生出了Bb型折缘镜,前期的几何纹镜几乎消失,仅在新疆有孑遗,前期就与西北保持交流的中原铜镜亦呈现出流行素面的一致特点。甘肃漳县铜镜上的蟠蛇纹镜虽简单抽象,已具备动物纹的基本要素,预示着铜镜类型发展的新趋势。
另一特点就是乙类有柄镜开始在新疆和河西走廊出现,但不是当地主流镜制。且早期有柄镜的分布长期局限于上述两地,内陆仅于河北平山出现一件,中原有柄镜更是晚至唐代,显然有柄镜非中国传统。据国外研究,有柄镜源自公元前三千纪的古埃及并于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传入近东和古希腊。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700~前2200年),带柄镜的形象就与梳妆、冶金场景一起出现于墓室壁画上(图八)[91]公元前1380年左右,米坦尼国王送给埃及法老两面木柄雕成女性形象的银镜。两河流域基什地区加姆达·奈斯尔时期(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墓葬出土了一批短柄镜,公元前两千纪,包括伊朗在内的整个西亚地区都发现了有柄铜镜,叙利亚马里一座亚述女性墓出土了一把长柄镜和一把需加装柄托的短柄镜。[92]
图八 古埃及墓葬壁画中的有柄镜形象[93]
1.开罗埃及博物馆JdE47397;2.沙伊赫赛德M24;3.塞加拉Mereruka墓
从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和小河文化来看,新疆东部又存在着东西人种的交流和融合,故最早出现于西北地区的有柄铜镜应是西方传入的结果。其后,有柄镜发展较缓,即便是当时处于东西文化交流前沿的新疆地区,对有柄镜的认同度也不及具钮镜高,所以时人并未像古埃及、古希腊那样注重镜柄的装饰设计,而是向本地主流的具钮镜靠拢,如在镜柄上加桥形钮,而向东至河西走廊地区甚至蜕变为镜柄更短的钮柄镜。
早期铜镜第四期相当于春秋时期,个别标本可能已进入战国早期。这一阶段,形制上,单钮镜下素面镜已不占绝对主流,且折缘与平缘比例相当,出现了新的三弦钮和动物形钮。Ab型镜的重圈放射纹在新疆由直线段演变为曲线螺旋放射状后彻底消失,Ac型重圈纹镜继第三期的间歇后复出,弦纹成为镜背分区和镜缘构成的一部分。中原铜镜发展中心此时应该是晋国,新疆则是察吾乎文化下的铜镜发现较多,南方楚镜开始萌出。其发展特点为单钮镜下C型动物纹镜增多和多钮镜的出现,不同的用镜系统开始形成并继续交流。
本期铜镜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图六,4),新出的多钮镜是东北地区早期铜镜一大特色,并成为当地用镜传统。Ca型螭虺纹镜主要分布于中原陕晋豫地区,与青铜礼器纹饰呼应,典型意义上的中原式铜镜形成。有柄镜继续在新疆地区发展,数量仍有限。而虢国墓地的虎鹿鸟纹中心双钮镜和平山钮柄镜又显示出不同用镜系统间的交流。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3件铜镜中,两件为Bb型折缘镜,该型镜在中国最早出现于新疆焉不拉克文化,整个新疆和北方地区都有流行。其中,虢国墓地M1612:65这枚中心双钮镜应该是中原用镜传统与北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结合体。其镜背纹饰中简单又不失具体的动物形象与中原传统表达有别,以漩涡状回环曲线描绘躯体的虎、鹿和展翅回首的飞鸟形象都可以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看到,如宁城小黑石沟墓葬中的器物纹饰和铜饰件。[94]而多钮镜是东北特色镜,中原发现的多钮镜目前仅虢国墓地的一件,但其镜钮位置依然遵循中原传统,不像主流多钮镜那样位于镜缘,多钮镜典型的斜线回纹、三角勾连纹等纹饰也未采用。
春秋时期是中国早期铜镜发展的转折阶段,其形制和分布呈现出前三期少有的多样化。而特色用镜系统尤其是规整精美的中原动物纹铜镜和楚镜的出现表明,圆形具钮铜镜在经历了千年上下的技术积累和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之下被彻底融入华夏中原文化系统,开始勃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   早期铜镜的功能

早期铜镜的功能视地域和时代而异,很难一概而论,以往的研究或侧重于其初始功能,或是对比西北与中原以反映铜镜由西北游牧民族向中原的输入,对铜镜功能因时因地而产生的多样性重视不足。所以在分期的基础上,我们全面考察典型墓葬出土早期铜镜的详细位置、使用对象等信息(表二),分析其具体功能。
表二 早期铜镜出土环境考察表

一期出铜镜的墓中,齐家坪M41为一7岁左右的儿童乱葬墓,该墓无用以分期的叠压打破关系和随葬陶器,整理者将其笼统归入齐家文化。平缘素面镜M41:1为墓内唯一随葬品,其直径也仅6厘米,其性质为梳妆用镜的可能性不大。青海贵南尕马台M25为男性俯身直肢葬,七角星纹铜镜M25:6出于骨架胸部。镜钮已残,镜缘上钻有两小孔,据介绍,双孔上原结系着一圆木,应为镜柄,出土时已腐朽,仅留痕迹无法采集,故此镜应该是一面由具钮镜改造而来的有柄镜。[95]该镜在镜钮磨断后又穿孔系柄继续使用,可见其为墓主生前使用频繁的手持实用物品而非报告所言的装饰品。且该镜在墓主死后贴身随葬,也说明其为墓主很看重的私人物品。与尕马台其他墓葬相比,M25形制一般,随葬品方面除该枚铜镜外即为常规的陶器和装饰品,并未显示出特殊的地位特征,且其损毁后加柄再利用已破坏了铜镜原有的完整性,不利于显示政治或宗教信仰上的庄重性,所以该铜镜为政治权力象征或原始宗教法器的可能性小。综合看来,尕马台M25:6为日常照容的梳妆用铜镜的可能性大。小河墓地铜镜出于一高等级女性墓内,据发掘者介绍,其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部一侧,与耳环、权杖头等同出,出于头面侧暗示其照容梳妆之用,而其墓主等级身份之高也表明铜镜当时非一般人所用。所以铜镜在与夏至早商同时的西北地区很可能已是男女通用的梳妆用具,但其使用与经济实力或身份地位相关,并不普遍。
晚商铜镜的具体功能,新疆天山北路墓地的材料尚未完全发表,故新疆地区铜镜出土状态不详。殷墟妇好墓集中出土了四面纹饰精美的铜镜,来源与新疆和甘青地区铜镜联系密切,而西北地区的铜镜在齐家文化晚期已用作梳妆铜镜,妇好又作为一名女性,其墓中铜镜为梳妆用镜的可能性大。河北滦县后迁义的两枚晚商镜均出于一男性贵族墓,出土时分别位于其左右肩部,而比它略早的1999LQT3②M5墓主亦为成年男性,该男子两肩部各出一枚铜阳燧。可知随葬铜镜和阳燧的意义应该是一样的,既然阳燧并不作梳妆用具,那么可以肯定M4所葬铜镜至少在下葬时不作为梳妆用具。而镜背纹饰未外露,故不应是展示用的装饰品。因此这两面铜镜下葬时应该是带有某种原始宗教信仰或政治权力上的含义。而大司空村南地M25:20重圈纹镜与铜礼器和铜钺共出于腰坑之内,其礼制和权力意味浓厚。侯家庄西北岗HPKM1005铜镜,其具体功能虽不明,从共出的壶和盂形器等铜器看,亦非一般平民能够使用。故晚商中原铜镜很可能有着梳妆、宗教信仰或权力的不同功能,其使用也仅限于贵族阶层。
第三期铜镜里,新疆和静莫呼查汗和哈密焉不拉克墓地铜镜多随葬于女性墓中,年龄涵盖青壮年到老年,男性墓则较少,位置则有头前、胸下、腰腹部或手臂处,且多处于肢体左侧,可能和其生前惯用左手持镜有关。与新疆莫呼查汗墓地M128、M10年代相当的M81墓主为一名25~30岁女性,该墓虽未随葬铜镜,但其肢体左侧随葬一小型环柄铜梳,[96]由此看来,新疆地区该期铜镜已是平民中较常见的日常梳妆用具了。
青海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117座墓葬中,12座共出土铜镜至少36件。其中,M94葬一仰身屈肢成年女性,出土3件铜镜;M15墓主为男性儿童,出土2件,其余七座墓主均为成年男性(M73还包括一儿童),随葬铜镜数量1~7枚不等,主要为二次扰乱葬。其中M90为仰身直肢葬,两件铜镜分别位于墓主两足之间(其中一件为阳燧);M105铜镜也位于两足部,其余或位于二层台足端。另外,未随葬铜镜的儿童墓M22,墓主两足端则放置两枚圆铜泡,与服饰用铜泡差别较大,作用可能和铜镜类似。从有的墓中出土铜镜数量较多且大都位于足部或二层台足端以及有一部分甚至为凹面镜来看,这些铜镜随葬时不是作为佩饰或梳妆类铜镜随葬的。而铜镜墓主多为男性,但涵盖性别和年龄范围较广,且有类似铜镜的阳燧和铜泡代替,所以这些墓中随葬的铜镜很可能有原始宗教上的特殊意义,即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法器入葬的。
中原地区的西周镜中,凤翔南指挥西村79M46:2出土时放于已朽坏的长方形漆器内,应该是墓主较珍视的梳妆类铜镜。旬邑下魏洛西周墓地M1:17与戈、戟、钺等兵器同出于二层台上,北吕周人墓地IIM3:1与一铜戈分别出土于小型墓左右二层台上,于家湾周墓的2件铜镜出于一中型墓中,分别置于墓主膝骨左右,与铜镞、铜泡等同出。这几件铜镜出土位置都与兵器相关,其功能应该不是纯粹的梳妆用镜。
所以,相当于西周时期的新疆铜镜多用作梳妆用具,青海地区则很大可能是作为宗教法器使用,中原地区则是或作梳妆用具或与军事用器有关,并且铜镜的受众也不再局限于贵族阶层。
第四期的新疆伊犁阔克苏西二号墓群M47:1随骨梳一起置于女性墓主左手下方的毛布梳妆袋内,是梳妆镜无疑。甘肃永昌柴湾岗M50:4镜背粘附着许多毛织物的纤维,出于墓主左股骨外侧,和两个铜环等距摆放在最下面,原应是缚在坠吊饰的末端。柴湾岗M75:5出于墓主右手下方织物上,且伴有木梳出土。根据永昌西岗和柴湾岗其他墓中铜镜还伴出皮囊来看,这些铜镜属于梳妆用具,原本盛放在囊袋中,但本身也较轻薄,再由铜环等其他饰品相连缀成一组配饰,以供佩戴。所以沙井文化铜镜应该是梳妆用铜镜的同时兼作配饰。沈阳郑家洼子M6512墓主为一老年男性,墓主头前剑椟内M6512:3与骨簪、铜簪放置在一起,可确定是梳妆镜。此外,该墓主头、脚处另各有一多钮铜镜,并且从胸到足依次覆盖4枚,这些应该不是作为梳妆用入葬的。可见当时这两种形态相似的铜镜其功能并不一样。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M1为男女合葬墓,墓中出土的两件铜镜均分别竖置于墓内男性个体的头、脚部,其性质应与郑家洼子M6512中剑椟外铜镜一样,都和某种显示身份地位的特权有关。而从已知的情况来看,铜镜用作梳妆用具时多放置于墓主头部至腰股部之间,虢国墓地M1612:65铜镜出于虢国太子的脚部西侧,与朝阳十二台营子M1和大华中庄铜镜出土情况相似,所以M1612:65铜镜也很有可能是出于某种宗教信仰上的随葬品。
故进入春秋后,铜镜在各地继续作梳妆用的同时,在新疆和河西走廊还兼作佩饰,而在东北另有象征特权和宗教信仰的功能,在中原亦有宗教信仰的意味在内。
综合来看,中国早期铜镜在早商以前就很可能已是梳妆用具,且这一功能始终延续,性别区分不大,后期在西北地区还兼作佩饰。铜镜在当地的前期发展中,于其物理特性之上,被赋予象征身份地位及权力或原始宗教信仰的特殊功能,并倾向于男性使用,随着进一步的普及,其特权色彩逐渐褪去,宗教法器的功能则不同程度地保留延续。

结语

依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可将中国范围内的早期铜镜分为具钮镜、有柄镜两大类,使用方式的不同也意味着来源上的差别。早期铜镜分为夏至早商、晚商、西周和春秋四期,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的中国北方,南方的湖北、湖南后期也有涉及。铜镜最早出现在甘肃、青海和新疆东部地区,晚商时重心转向新疆哈密和中原殷墟,重圈放射线纹镜表明了中原和北方铜镜受到的新疆东部地区的影响。西周时两大镜类在新疆都已具备。春秋时不同的用镜系统开始形成并互相影响和交流,东北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多钮镜特色,中原铜镜中心转向晋国,中原式铜镜形成,新疆继续其全面发展的特点,楚镜开始萌出。有柄镜是北非、西亚的用镜传统,新疆地区的有柄镜是西方传入的结果,但其并非中国主流用镜。而小河墓地铜镜和西城驿文化冶金中心的发现表明河西走廊至新疆东部地区应该是寻找中国具钮镜源头的重要线索地。铜镜初现于新疆和甘青地区时很可能已作梳妆用具,这一功能始终延续,后期在西北地区还兼作佩饰。而铜镜在各地出现的前期,会被另赋予特殊地位及权力的象征或原始宗教信仰法器的功能,此时倾向于男性使用。随着后期的发展,受众层向平民扩大,其特权象征意义逐渐弱化,宗教信仰方面的功能则不同程度地保留延续。
附表:
中国早期铜镜统计表
注: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出土铜镜(包括部分阳燧)36件以上,详细材料未完全发表,表中暂收1枚。正文已提及的遗址或标本不再注释资料来源。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视野下早期中国铜钺与王权研究”(项目批准号:18BKG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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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由于早期铜镜的合金分析尚不充分,本文仍以形制为主要标准,尺寸过小者(如直径4.5厘米以下)不作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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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该铜镜出于小河墓地内等级最高的一座墓葬内,墓主女性,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部一侧,与权杖头和金耳环等同出。相关资料尚未发表,承蒙发掘者伊弟利斯先生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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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于田县流水青铜时代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第31~38页。
[10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民族博物馆:《哈布其罕Ⅰ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第8~24页。
[102]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队:《1982~1983年陕西武功黄家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7期,第601~613页。
[103]高西省:《扶风出土的几组商周青铜兵器》,《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第29~35页。
[10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
[105]王光永,曹明檀:《宝鸡市郊区和凤翔发现西周早期铜镜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第90~92页。
[106]王光永,曹明檀:《宝鸡市郊区和凤翔发现西周早期铜镜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第90~92页。
[107]曹发展,景凡:《陕西旬邑县崔家河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第3~9页。
[108]曹发展,景凡:《陕西旬邑县崔家河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第3~9页。
[10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18~121页。
[110]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111]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112]肖琦:《陕西陇县出土的历代铜镜》,《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第30~36页。
[113]何汉南,姚生民:《淳化县出土春秋时期文物》,《文博》1985年第3期,第90~93页。
[114]朱华:《闻喜上郭村古墓群试掘》,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5~122页。
[115]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原平市博物馆:《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第二次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第3~32页。
[116]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原平市博物馆:《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第二次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第3~32页。
[117]郭继宾,郭建设:《焦作市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古代铜镜》,《中原文物》1994年第2期,第26~30页。
[118]魏海波:《辽宁本溪发现青铜短剑墓》,《考古》1987年第2期,第181~183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编排:陈霞
审核:宋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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