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七，赶大集：面对繁华，寻找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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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七大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支持永久门面的存在，因此集市就像潮水般涨涨落落。腊月二十七的大集，准备了过年所需要的一应物品，琳琅满目。传统的规矩是腊月二十七的这天大集后，所有商人包括小商小贩、饭店酒肆以及油盐杂铺或者街头卖艺者都将挂锁封箱，只要不是治病救人，无论买家出多少银子，也不会轻易经营，老祖辈传下规矩，过年必须歇业。过了腊八，便是所谓的年关。五指三长两短，不是每个买卖人这一年都过得顺风顺水，甚至有的人还面临破产的危机。在山西，六百年晋商脖子上的金枷玉锁便是经营中的无限责任：借钱营商，赔本世代偿还。错走一步，殷实之家便上无片瓦。熬过腊月二十三，等于渡劫升天，一切需要重新开始。而挣到钱的商人们，已经陆续地从外地赶回，他们需要在堂前给父母磕一个响头，报一声平安；给妻子一个真诚的目光，表达一份坚守；给孩子一个拥抱，偿还一年的歉意。

家是起点，也是归宿，走出去还得走回来。轮回是一种美，恰如斗转星移，始终不会脱离自己的轨道。又如年节，春风起的时候，就会到来。年，便是起点和终点，周而复始地前进，蹉跎岁月白了少年头。但是家里始终存在着三个须臾不可缺少的元素：父母、妻子、孩子。唯有此时，才能让失意者有了生活和奋斗的信心，让成功者更努力，再前行。因此，必须抛掉世俗中的铜臭味道，回归到家庭中，用坚硬的门板挡住利益的侵袭，以团圆的形式祝福来年，在鞭炮声中反思过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顿挫间，来日方长。这便是所有商业行为暂停、过年回家的伦理逻辑。一年中最后的大集，成为所有人汇集的目标，在忙年中，形成罕见的休闲。这一天，几乎是阖家出动，平时里威严的父亲也会拉着孩子的手，甚至把他们举过头顶，架在脖子上，在汗水和嬉笑中感受家庭的温暖。这是春节准备过程中，唯一走出家门的一天，而一切又与家有着紧密联系。这个家，不是局限于“三十亩地一头牛”家的具体展现，更多的是深藏在意识中挥之不去魂牵梦绕的心灵居所。在中国传统的经济秩序中，如果世代务农，是不需要多少现银来维持生活的。男人们只需日出而作，除了农忙时节，女人们大多呆在家里，照看孩子，织布纺衣，剩下的就是照顾院子里的一堆家禽了。最常见的就是鸡蛋，除了补充家人营养，大多数的鸡蛋被拿到集市上，换取生活必须的油盐酱醋，小农生活简单而幸福。因此，腊月二十七的这天大集，所有的一切为生活而交换的行为几乎都停滞，相反平日里孩子们哭闹都得不来的东西，如男孩子们想拥有的平时在戏台上看到的刀枪，女孩子们喜欢的头绳，都能被满足。平日里吝啬的女人们会从衣襟内里艰难地掏出从牙缝中省出的钱，大方地给男人买件外套或者结实的鞋子，在她们的眼中，自己的男人最英武高大。而男人们此刻往往会拒绝妻子的好意，用仅有的这些钱，给妻子买件花衣裳。必须再留出一点钱，捎带几小包点心，给孩子们吃，更是送给自己的父母。这几乎就说赶集的全部内容，不会看到当下商业综合体或者超级市场中大包小包的“盛景”。小富即安，山西中下层社会少有欲望，唯一严厉的便是对孩子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对结满老茧目不识丁的农夫来说，更多的是言传身教。那包小小的点心，当父亲毕恭毕敬地放在爷爷奶奶的桌前时，便成为烙印永远藏在孩子的心里；或者当那些经商的游子进门就给父母请安的场景，是人间最挚诚的问候。可以想象，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同样地会重复这些故事，也会如此孝敬父母。整天围着锅台转的女人们，家是她心中最沉的概念，文明为此持续了五千年。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汉子们，家是他们忙碌后最温馨的港湾，文明为此延续了五千年。整天四处奔波的游子们，家是他们最安全的归宿，文明为此持续了五千年。

如果寻找五千年中最肤浅和最活跃的印证，那便是集市，为家而兴、为家而存，有着基本服务功能的商业活动，浅尝辄止。以家庭为单位，既可以是集市的发起者，也可以是集市的参与者，或者一个过客。但他们绝不会为逛集市而去集市。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走多远的路，赶多大的集，都会回到家中。这便是百年前山西过年的群像性描述。时下社会，因为当下的欲望很容易满足，从寂静走进了曾经过年才可以抚摸的繁华，眼耳鼻舌身意，早已司空见惯。现代人把逛街成为生活的必须，更在舒适的环境中把疯狂购物当作一种享受，甚至年夜饭都安排在高档酒店去过，失去了家的留恋，又何来心安？越奢华，越空虚；越远离传统，越觉得生活没有滋味。那些抱怨年味消失的人们，是否想过年为何而生，为何存在。突破生活中的迷茫，集市是人间万象，家是永远学堂。集市还会重生，光阴从未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