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滨：关于序的闲话

我新出了一本散文集，前无序，后无跋，光溜溜的只有正文。有朋友对我说，你这书出的倒挺别致，有个性；不过还是觉得有个序跋才好，这么着好像少点什么似的。

一本书前有序后有跋（后记），似乎已成标配。序有自序和他序之分，跋则多由作者自己写。其实，在要不要有序跋这一问题上，我也有过考虑，但终归觉得麻烦，索性一概省去——赤条条无牵挂，妍媸美丑，一任读者评说。

一本书有无序跋，是作者的自由。但稍加琢磨，还是发现了一个潜在的“江湖规矩”：自序也就罢了，如果是他序，作序者在成就、名气上大都高于、至少不低于作者，很少见到出书者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写序。同样，也鲜见哪个大作家找人写序的，譬如王蒙、莫言、贾平凹等等，他们的著作，或者自序，或者只有后记，交代一下写作缘起、过程、想法或写法等。找名家写序，自然有火借风威、以壮声色的意思。若是朋辈，谈人论艺，唱和揄扬，倒不失为一件雅事；若是前辈，在序中指点迷津，春风化雨，对晚生是一种鼓励，甚至于创作方向或人生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也未可知。但也不能否认，有些人的动机是不好摆到桌面上的，找名家写序不过是为了让不够亮眼的金属外表镀上一层金，涨涨行市，添添价码，获取炫耀嘚瑟的资本，满足一下虚荣心。

这样的事并不少见，还有更过分的。记得一位作家跟我说起过一件给人作序的烦心事。

以当年这位作家在文坛的影响力，自然求序者众；但她一贯为人低调、做事严谨，一般不轻易给人写序。一次实在碍于情面，就给一个青年作者的新书写了序，其中自然包含给年轻人鼓劲打气的意思在里边。她认真读了书稿，又认真写了序，一点都没有敷衍应付，对作品的优劣做了分析，既有鼓励，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没有想到的是，书出版后，着实令她吃了一惊！那序已不是自己的原文，作者擅自做了改动，增加了溢美之词，删去了批评之语。对这般偷梁换柱的行为，她很是失望，也很痛心，一番明月无奈照了沟渠。从此，她给自己定下规矩，“慎序”，或者不写。这事过去多少年了，而今她的名气更大，估计求序者更多，但我还真没有见到过她给别人写的序。

序，作为一种文体，古已有之，有书序、赠序、宴集序等。所谓赠序，是诗友之间的离别赠言，表达惜别、劝勉、祝愿、鼓励等依依深情，如我们熟知的明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等。宴集序，是文人雅士宴会雅集，一同赋诗，公推一人作序，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等。而今所谓序，即指书序，也叫叙、引、前言、导言等，是关于著作的“说明书”，交代有关情况、过程、背景，或者提出理念、评价等。不管是自序还是他序，应该说对读者阅读作品、了解作者有很大的帮助。序文或在书前，或在书后，后来一般称书前为序、书后为跋。文学史上也产生了序跋的经典篇章，如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等等。

现代文坛“盟主”鲁迅先生是写序的高手。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序，称作“题记”“小引”“序言”“导语”不等。他的许多序文成为不朽的名篇，如《〈呐喊〉自序》，是阅读这部小说集的金钥匙，是研究鲁迅极为重要的资料；如《野草·题辞》，起首就是金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通篇语言奇崛，哲思迸发，为人激赏。鲁迅的自序不只是书的“说明书”、附着物，更具有叙事抒情、阐发思想理论等独立自足的文本功能。除了给自己的书写序，鲁迅还给许多青年作者的新作写序，如萧军、萧红、叶紫、柔石、殷夫等。作为文坛领袖，他自己“也知道有做序文一类的义务”，他是甘为人梯的。这些序文如同一道奇异的光，照亮了这些青年作家的人生世界。靠了鲁迅这只巨手的托举，他们名垂文学史册，为人们所熟知。鲁迅的序要言不烦，切中肯綮，精当准确，又不乏热望和希冀，读来让人如风鼓船帆勇气倍增。如他给白莽（殷夫）写的《白莽作〈孩儿塔〉>序》，短短几百字，却文情并茂，金声玉振，堪称经典小品，其中有一段话我几乎能背诵下来：“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将序文写成了经典名篇，这等功力，五四以来百年间无人出其右。

无论是自序还是给人作序，鲁迅都坚持知人论世，客观公允，甚至他的自序多有自嘲类低调谦逊的笔调。他对于序文中自序的“吹牛”和他序的“拍马”一类恶习十分厌恶，尤其对“自己替别人给自己的东西作序”的行为更是鄙夷不屑。他的《序的解放》一文对此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就揭露了当时的一件丑闻公案：一个叫曾今可的小文人，出了一本诗集《两颗星》，“代序”署名“崔万秋”，“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鲁迅语）。这崔万秋是《大晚报》副刊主编，如果他与曾今可是朋友，写序替哥们儿吹捧一番也说得过去，谁知，这序压根儿不是他写的，是曾今可本人操觚署了他的名。可能是两人之间没有沟通好，抑或翻了脸，崔万秋不给曾今可面子，郑重其事地在《大晚报》《申报》刊发了启事，声明此篇序文非他所作。这下，曾今可的丑可就出大了。顺便交代一下，同年，曾今可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出了一期“词的解放专号”，刊出他的一首《画堂春》，里边有“打打麻将”“国家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的句子。1933年正值日军攻陷山海关，国事艰危，曾今可这般论调立即遭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的猛烈批判。一介不自量力的小文人，哪里架得住这几位大咖的炮轰，只得乖乖缴械投降，“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宣布“悄悄地离开文坛”。他提倡“词的解放”，鲁迅又给他加了一个“序的解放”，这两个“解放”，让曾今可彻底获得了“解放”——从此在文坛销声匿迹了。

曾今可的所为令人不齿，教训也足够惨痛。然而，这样的事当今是否就绝迹了呢？我想不会的，“曾今可第二”依然大有人在，只不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罢了。当然也有人脸皮厚过城墙拐角，不以为耻，不以为怪，干脆毫不掩饰地予以坦承：嘿嘿，那个序其实是我自己写的！其奈我何？尽管时代不同，具体原因也千差万别，但幽微的心理、幽暗的人性总会让有些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遇到过一件类似的事。一个熟人出了本写地域文化方面的书，想请一位当地的官员作序。但问题是，官员哪有时间看书稿，更无时间也无兴趣写文章，只能让作者自己捉刀。熟人陷入两难的纠结，既想借助官员的序文有利于书的发行，又觉得自己代写序言总是有点“那个”。他找我商量，我直言劝他不要这样做：一是个人作品找官员写序，有攀附权贵之嫌，而且获益只是暂时的，官员流动性强，一旦去职，换了身份，此序还有何价值？二来自己代人给自己的书写序，传出去总归有损清誉，会让人腹诽小觑。他听了我的劝告，找了位作家写序，结果这书还获了奖。而原来想请作序的那位官员“进去了”，你瞧这事！

与此相比，还有更令人吃惊的。一个熟人有本集子要出版，想请我作序，明白告诉我，不会白写，会付给一笔钱。见我诧异，他笑了，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以前出过一本书，找某某名人写的序，给了他多少多少钱，开始不肯，给的多了，也就答应了。我孤陋寡闻，还真是没听说过这样的事。花钱买序，这不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吗？这样的序文铁定是睁着眼说瞎话了。作为作者，花钱买序，可以想见书的质量，马桶即使镶了金边还是马桶。

序文多为名家所写，本应或为美文，或为妙论，或二者兼而有之，在众文体中一花嫣然。然而在当下却是鲜有名篇佳作，何也？原因大抵有三：一、人情之作。作序者受人托请，应命而为，情分的意义大于作文本身，即使全力而为，内心也很难当作一次自洽自足的写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虽为己出，却好似为别人养的孩子。二、敷衍之作。如果作序者与著作者之间差距较大，那作序者难免会居高临下托大，难以悉心研读书稿，写起来就会东拉西扯，自说自话，敷衍成篇，言不及义。三、浮夸之作。序文一味变为表扬稿，这与当下文学评论存在的弊端是一样的，序文比评论更甚，因为里边有更浓的感情因素、人情因素。写序往往变成了赤裸裸的吹捧，如鲁迅所说的“拍马”。有此三弊作祟，能将序文写出名堂倒是一件咄咄怪事呢！每年的各种年度文选以及各类评奖，基本难觅序文的芳踪，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问题。

一本书自然是作者的心头肉，凝集了心血和智慧，想找个名家写序来个锦上添花，这无可指摘；如果能从中获得启发，说不定点石成金，茅塞顿开，更是善莫大焉。但是话说回来，这名家的序就像新娘子的蒙头红，再花团锦簇华丽鲜艳，其实都跟新娘子关系不大要紧，最重要的还是新娘子的真容真颜。人们闹洞房，品头论足的是新媳妇，而不是那块红布。同样，看一部书，人们月旦臧否的是作品文本，不是序。因此，一部作品的硬核归根结底靠的是硬实力，书中有无他序，实在无关宏旨。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