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扉旧事（52） 汽车在天安门前熄火了 | 张国领专栏
柴扉旧事（52）
汽车在天安门前熄火了
张国领
还是1991年，还是那场大洪水，虽然已经过去多天，但全国人民对安徽的赈灾活动却还在继续。
安徽省委听说武警总队文艺演出队正在北京参加文艺调演，提出由武警总队演出队在北京演出一场文艺节目，代表安徽省委，答谢首都人民和子弟兵对安徽的爱心救援。
武警总队演出队，严格说是一个不在编的文艺团队，人员大部分来自基层官兵，平时都是到基层为部队官兵演出，第一次要代表安徽省演出，并且是在首都北京，面对首都人民，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又是何等的压力。
为了见证奇迹的发生，总队首长首先想到了派武警记者站全程录像，于是通知我们立即赶赴北京。站里不敢怠慢，讯速研究决定，由陈站长带着我，赴京执行这一艰巨任务。
现在我们在电视直播节目现场看到的摄像机，小巧玲珑，摄录一体，一只手抓起来提着就能走。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电视摄像机并不是这样，不但体积大，还拖挂一个十多公斤的录像背包机，机子本身不自带灯光，另外还要配置一个1300瓦的碘钨灯， 灯线就有几公斤重。大录像带20分钟就录一盘，外出要带好几箱，所以说，电视行当一出门，成堆的设备用车拉。领导让我们进京执行任务，我们要把能想到的全装车上。
当时总队给我们记者站配的车是政治部最好的，法国雪铁龙“大屁股”505，加长的后备箱适合我们装更多设备。
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共有两天的时间准备，我们把所有将会遇到的困难都想了又想，最后终于觉得万事俱备，只欠出发了。由于答谢演出的任务光荣而艰巨，首长都很重视，总队长亲赴北京督战。为了在京来往方便，政治部主任新配的“桑塔纳”，由一名秘书带车，和我们共同进京。
因为是长途跋涉，天不亮陈站长就把我叫起来出发了。安徽境内的公路我们是经常跑的，路况熟悉，一路顺利。刚踏上山东境内的道路不久，眼看雾越来越重，心想着别出啥事了，谁知刚想完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故。
一直跟在我们“雪铁龙”后面的“桑塔纳”，不知是走了神还是瞌睡虫来了，抑或是大雾的原因，只听“咣”的一声，在“雪铁龙”的大屁股上来了一次玩儿命的“热吻”，追尾了。由于亲吻过度，车子前脸全破了相。
这可是政治部主任刚配的新车啊，和他部下的车相撞，方式极为讽刺，损失极为惨重。当时我们下车看着那惨相，秘书没说话，站长没说话，我也没说话，两个驾驶员更是面面相觑，不敢言语，真是无言的场面。这是新车，这是主任的车，这是要到北京去执行任务的车，现在还没到北京却撞了，并且是自己撞自己车上的，能说什么呢？
站长和秘书私下协商了一会儿，让我们继续上路，仍是原来的队形，“雪铁龙”在前，“桑塔纳”在后，只是开到枣庄市时下了公路，因为路边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牌子，上面写着“汽车修理厂”。
我们是在那里等着把车子修旧如新之后开走的，以后这件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被烂在了肚子里。
追尾是个小小的插曲，但好像预示着接下来的路途不会顺利。
进入北京天已黄昏，转眼就黑了下来，这黑是时间上的黑，因为北京城灯火通明，比合肥的白天还要亮。
进入北京之后，在合肥开车随意惯了的驾驶员李庆烨，好像一下找不到了北。每到一个路口，都要被警察拦下来罚款，由于这里是首都，警察说什么都不敢反驳，罚款的理由都是违犯了首都的交规，比如在十字路等红灯时，熄灯了要罚、熄火了要罚，转向没打方向灯要罚，不该停的停车了要罚，总之是步步惊心、步步挨罚。
最后罚得我们站长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这些罚没的钱都要他来出，后来干脆一被警察拦下，他就出面诉苦，说是灾区来的，来感谢首都人民的，身上没带钱等等，一副可怜巴巴相。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只要说是安徽灾区来的，警察便提醒几句就放行，不再罚钱，不再为难我们。
行车倒是不罚款了，第二天车子却又出了小状况，有时熄火之后打不着，必须要推车，车上坐着站长我们两个，驾驶员是把方向盘的，我一个人推不动，只要一熄火，站长就示意我下去推车，我先下车，他后下车，然后转到车后方，开始推车。
熄火的地方大都是在车辆拥堵或红绿灯的地方，我们推车时后面就堵着一串车，他们必须等我们把车子发动着才能通过。有时没办法，就把车子往路边上推，这样推离主路，就为别的车让开了道。看着我们两个没穿军装的军人，推着一辆军车，在马路上艰难前行，后面的车仿佛很理解我们的心情，不鸣笛，不说难听话，就在后面默默地跟着，从这一点我就判断，北京人有素质，有水平，有文化，宽容大度。
就这样走走推推行驶了一天，该办的事办完了，我们就找了一个修车厂去修车，不料修车师傅一看说是没啥毛病，就是钣金该换了，于是就换了两个钣金。
既然是小毛病，又换了钣金，大家都觉得问题解决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开车去海军大礼堂看场地，因为演出队晚上要在这里为首都人民演出，我们必须要提前熟悉场地，以便选角度，定位置，架机器。
走进大礼堂，灯光、场景都已布置完毕，演出队正在做最后一次彩排，总队长程志学也在现场作场外指导，那气氛就像战场上发起冲锋前一样，紧张而有序。谁都知道这场演出的重要性，所以演员们演得极其认真，我是个没有文艺细胞的人，对这台节目不敢评价，只是觉得那些舞台上的动作，过于夸张，甚至有些变形。特别是演到官兵冲破巨浪固大堤的场面时，在人墙上前进的演员还掉了下来，看来谁的心里都不轻松。
从大礼堂回住处的路上，要路过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广场周围还没有围栏杆，行人可以随意出入，车子行至天安门前时，遇到了红绿灯，小李自然踩下了刹车，可等绿色信号灯亮起时，车子打不着的老毛病又犯了。
长安大街上车多，不能堵得时间长，站长对我说：“走，下车，先推到一边去。”
我们下车之后，看看就广场那里人少些，就让小李把方向盘往广场打，我们俩人在车后蹶着屁股推，可是快推到纪念碑前了还没有发动开，我和站长已很卖力气了，为啥打不着呢？正纳闷呢，交警过来了，他问我们是怎么回事，站长说车子熄火了，交警让小李打打火他听了听，然后把车盖子打开，他像很内行的样子几个地方扳扳看看，最后果断断定是钣金脏了，他问我们谁身上带的有钱，站长一听以为又要罚款，赶紧说：“同志，我们是安徽灾区来的。”
交警不耐烦地说：“不是罚钱，是一毛钱的纸币。”
站长恍然大悟，忙从口袋里摸出一毛钱递给交警。交警把钱叠成四折，放在钣金上，来回的磨，连磨边吹气，直到把钣金擦得很亮了，他让小李再打火，可打了几次还是没有打着。
这时交警也没有办法了，说：“来，我帮你们推，打着之后去修理厂吧。”
说完我们三个在广场里推着白色“雪铁龙”奔跑起来，刚跑几步车打着了，我们对交警千恩万谢之后，离开了广场。
在车上，我看着雄伟的天安门和挺拔的英雄纪念碑，心生感慨，心想能在天安门广场上推车，也算牛了一把。
但此时站长的心情和我完全不同，他对我说：“国领啊，没想到我们把人都丢到天安门了。”
后来我调北京之后，每次开车从天安门广场路过，看到戒备森严的广场，我都会想起那次在广场推车的事情，如果现在谁的车子在广场边上熄火了，肯定不会有交警帮助你推车，而是一群警察先把你的车子围起来，查看你是否有什么不良意图。
晚上就是“实战”了，不能因为车子熄火误了正事，我们离开广场就直奔汽修厂，修完车子没有顾上吃饭，就拉上设备朝大礼堂开去，站长说吃饭事小，完不成任务事大，必须吸取教训，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耽误在路途上到达不了目的地。
我始终扛着沉重的摄像机在拍摄，注意力全在寻像器里，那天晚上的演出成不成功跟我已没有关系，我只管把需要的画面全拍下来，因为我们不但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回去是要编成完整的录像带，供领导和部队观看的。
这边演出一结束，我们马不停蹄赶到中央电视台，想把这条消息在晚间新闻里播出来，新闻值班室里，有位赵老师很认真地看着素材，突然我发现他把手伸到背后，嘴上说着一个字“烟”，我和站长都不吸烟，身上没有带烟，又不能问他的烟放在哪里，那场面可谓尬尴之极，他看没有烟放到他手里，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带子放这里，你们回去吧。”站长问道：“这新闻今晚能播出来吗？”赵老师更不客气了：“不能播你们送来干啥？”他这一说我们都不敢再说什么，道了谢就返回住地。
当晚10点整，我们拍的答谢首都人民赈灾演出的消息，在晚间新闻头条播出，第二天的午间新闻又进行了重播。虽然总队领导的画面没有安排上，但演出队的画面都上了，说明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
返回安徽的途中，站长对这次顺利完成拍摄、播出任务很满意，我说要是咱们把在天安门广场推车的画面拍摄下来，那就更有纪念意义了……
张国领，河南禹州神垕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丰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原《橄榄绿》主编、《中国武警》主编，武警大校警衔。出版有散文集《男兵女兵》、《和平的守望》、《和平的断想》，诗集《绿色的诱惑》、《血色和平》、《铭记》《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和平的欢歌》等1１部，报告文学集《高地英雄》等２部，《张国领文集》十一卷。作品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战士文艺奖”一等奖、“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群星奖”银奖、《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二等奖、“2009中国散文排榜”第六名、 “河南十佳诗人”等多个奖项。作品被收入《军事文学年选》《我最喜爱的散文》《中学生课外精读》等三十多种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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