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大学是天主教会在中国大陆开办的第一座高等学府，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五十年的历史，但是因其与其它国立和基督新教的大学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而独树一帜。学校创办初期所涉及的天主教会和原耶稣会士马相伯之间的各种矛盾始终是学界追究的一个热点，将马相伯辞任震旦和出耶稣会与“爱国爱教”画上了等号，形成了一种辞任才是爱国、出会才是爱教的“核心价值观”。1925年4月刊的《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的一所天主教大学”（Un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en Chine）的文章，出自教会史学家史式徽神父（J.de la SERVIÈRE S.J.）之笔。文中从教会的角度不仅还原了震旦开创之初的一些情况，而且还叙述了准备阶段所遇到的中法两国政治层面的波折，以及当时仍余波未平的中西礼仪之争。译文只选取了原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希望读者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中国的一所天主教大学——上海的震旦大学1、准备自从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建立起，这所机构最初的负责人，尤其是敏体尼先生（M. de Montigny）和爱棠先生（M. Victor Edan）就明白需要在这座大城市中培养一批精通法文，并拥有足够中文学识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在我们的外交机构，以及希望在中法之间建立商业往来的两国商行中担任译员。我们的外交官很自然地向（1850年）刚刚在徐家汇创办徐汇中学的耶稣会士寻求帮助。他们更愿意接受爱棠先生的这项计划，它可以使他们接触到许多直到当时仍几乎完全没有产生影响的显赫家族。我们看到从1855年起徐汇中学开始设立法文课。葛罗男爵（le baron Gros）和1858年-1860年远征军军官们所设想的更宏大计划，由于拿破仑三世内阁对于远东地区的一切事务都漠不关心而搁浅了。传教区在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协助下只得通过他们自己的资源来满足这项事业的需要。1873年，在洋泾浜圣若瑟堂附近开办了圣芳济学校，一些优秀中国家庭的外教或是教友青年在那里同欧洲和欧亚混血的孩子一起学习欧洲的语言：法文和英文。自从圣母小昆仲会管理这所学校起，它就搬去了虹口。1886年，借助于法租界公董局慷慨的财政支持，洋泾浜的神父们创办了中法学校，旨在为各类由讲法语的批发商和工厂主管理的企业培养优秀的译员。这项事业很快取得了成功，尤其自1895年、圣母小昆仲会士接手这所学校起，这证明了其完全符合需求。自此，圣母小昆仲会士在中国的六座城市创办了类似的学校，并且在各地都取得了当之无愧的成功。但是，几乎所有这些青年在学习了基础知识之后，都放弃了他们的中文学业，以便专注于法语的初级和初高级学业，因此，他们无法进入上层阶级，并对他们的同胞产生真正的影响。译员、会计、铁路雇员，这些职务有着足够的薪水，但地位低微，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志向因而受到了限制。临近十九世纪末，有了建立另一所机构的机会。中国在经历了中日战争并且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教训之后，一些有影响的中国人想要完全采用欧洲的教育模式来拯救他们人民，日本取得的胜利便归功于此。非常感谢年轻的光绪皇帝，1898年这些人获得了他所颁布的一些变法御旨，试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尤其是，古老的科举制度被欧美的教育体制所取代[1]。在巴黎，人们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些供文人和富商就读的法语学校。1898年，嘉俾厄尔·哈诺德先生（M.Gabriel Hanotaux）请倪怀纶主教（Mgr Garnier）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提交一份计划[2]。恰好在此时，这位老主教收到了北京的一份提议，让他能以最优厚的条件满足这位法国部长的要求。1898年7月，维新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梁启超（Liang-Ki-tchao），通过北京的法国公使请求倪怀纶主教批准杰出的教友文人马相伯（M.Joseph Ma-Siang-pé）管理一所计划在北京创办的“编译学堂”。人们在那里向一群中国年轻文人教授欧洲科学；之后，他们翻译或改编供中国人使用的各类英、法文优秀书籍，然后由他们来开办学校[3]。倪怀纶主教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请求。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担心看到说英语的基督新教徒独揽了中国的维新运动，并且等待着介入的机会。他批准了马相伯接受来自北京的建议。马相伯提出条件，将来开办的这所学校应该设在上海而非北京，并且徐家汇的神父们应当从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条件被接受了，这位年轻的皇帝甚至告诉别人，如果这所新学校让他感到满意，那么神父们将获得他的表彰[4]。我们开始了新机构的规划。我们非常清楚慈禧太后的政变是如何突然打破这场仓促而草率的维新运动，1898年9月，她命人将光绪皇帝抓了起来，并且将他囚禁在了皇宫中一处戒备森严的地方（瀛台）[5]。梁启超和其他一些维新运动的领导人都失了宠，甚至担心起了自己的性命。10月，法国公共教育委员会通过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通知江南的神父们编译学堂的计划取消了[6]。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在一段时间中远离了各种事务；但是他们的思想继续留在了许多政治和商业阶层的中国人心中；这些人相信他们国家的上层青年必须接受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教育。在完成了全部的中文学业之后，人们尽可能地教授他们同样完备的欧洲文化，而归功于这一文化，这些青年人会成为这场人们期待能为中国革新带来巨大成就的进步运动的领导者。二十世纪初，有许多学校在此目标下建立了起来。单就上海来说就有：受到许多政府部门资助而创办于距离徐家汇500米外的南洋公学；由美国圣公会设立在苏州河边一座美丽公园旁的圣约翰大学；在这两所学校中，英语占有主导地位，并且所有的文化都来自美国；而法语只是被作为一种辅助语言来教授。一系列的意外事件促使江南传教区也投入到了为上层阶级的中国人设立高等教育的尝试之中。2、震旦大学的建立和初期1903年初，隐居于土山湾的马相伯接待了三名南洋公学的教授来访，很快又有几名外教学生来到这所房屋[7]。南洋公学当时发生了一场罢课行动。学生们对于南洋公学的组织感到不满，此外他们非常了解耶稣会士从前在北京所取得的成功，他们来请求这位教友文人为他们开办一所学校，答应他招募一些学生。马相伯没有忘记1898年的计划，非常欢迎这些年轻的来访者，并将学生们的提议告诉了传教区的长上们；如同1898年那样，他同意了神父们去协助这项事业。1903年3月初，这所新学校开学了；学校取名“震旦”，这个名字显示出了极大的期望。这些年轻人要求将哲学和拉丁文课程放在首位，他们认为这些正是欧洲文化的菁华所在。自第二个月起，又增加了英文和法文课程，这两门课由徐家汇的两位神父教授；第二年，南从周神父（P. Perrin）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务长，有两名神父和四名辅理修士协助他的工作。这时学校已经有了100名学生[8]。徐家汇天文台的旧房舍被让给了他们。这所年轻的学校希望在两年的课程中教授“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击剑、舞蹈、钢琴，毋庸置疑还有拉丁文和哲学[9]”。神父们在各种混乱中竭力维持秩序。拥有总教习头衔的马相伯和那些最胆大妄为的学生相处得不好，他们想要将自己的课程强加于人，并以英文来替代法文。最终的一场冲突导致了决定性的分裂。1905年3月初，马相伯决定并让人在中文报刊刊登启事，今后他将负责管理震旦的财政。这项决定引起了最具影响力的学生，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是学校创建者的不满。他们宣称天主教会无视过去的惯例企图独揽震旦，他们退出学校，并且怂恿他们的同学也这样做。许多人效仿了他们；3月7日，马相伯宣布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也无法继续管理震旦了，他离开了学校；一大群人随之而去，这项事业只得终止了。第一时期的震旦存在了两年[10]。退出学校的学生们成了许多上海中文大报的合作者；他们在报上以他们的方式叙述学校关闭的原因；极力抗议他们所谓的天主教传教区在行政上的过分干涉，他们向老师们的学识和献身精神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这些文章成了“震旦”最好的广告，多亏了它们而使得学校变得尽人皆知。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次新闻攻势的积极效果了[11]。自罢课后的几天起，事实上有许多学生来请求神父们重开学校。总而言之，我们宁可再等几个月，以便能够重新制定一份新的计划。同年8月，新震旦开学了；这次，神父们取得了学校的管理权，并且自行制定了章程[12]。新学校收获的宝贵同情忠实地伴随其经历了各种考验。一些上海最著名的知名人士，无论是外教人还是教友，都表示愿意作为学校的保人，并且尽其所能地协助学校迅速恢复课程。当学校有需要时，他们就宣称自己是校董，负责管理学校庶务和指导学生纪律，而将课程拟定和教学管理交给神父们[13]。自那时起，新震旦包括了两座分开的建筑；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后者由学校的知名校董管理；一位中国神父、杰出的文人、徐家汇出版机构的创建者李问渔神父代表他们担任总教习；保障学校纪律的学监由他们任命；这样的组织形式解除了神父们最徒劳无益的行政事务。“我们的大学生非常听教授的话，把他们的学监看作和高中时一样；现在，我们这里的教学和课程非常灵活，而其它地方就并非如此了，他们往往抱怨膳食和佣人的服务… … ”我们非常幸运可以将年轻人的抱怨提交给震旦的知名保人。此外，这些保人大部分都是外教人，他们使学校脱离了宗教特性，而许多大学生不愿将他们的名字列入一所传教学校中，他们对于自己在一所由上海最著名的知名人士创立的学校就读而感到光荣[14]。1905年，新震旦公布了它的章程，这是在经过了两年时间的经验摸索后确立的[15]。“学校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大学生无需飘洋过海前往欧美，就能方便地获取中等和高等教育知识。无需考虑宗教问题。”教学交由欧洲的教授负责；而学业以外的庶务和学生管理则委托给了中国文人。学校分为两种课程：相当于欧洲中等教育的预科作为初级班；高级课程符合中国教学大纲作为上述的中等和高等学校。不久之后，我们打算开设法律系、医学系，以及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将应用教学融入科学理论教学之中”。学业共四年。第一年主要教授中文；自第二年起，我们使学生们逐渐养成法语授课的习惯；这两年组成了预科。从第三年开始，所有的教学都以法语进行；第三年和第四年组成了本科。在最初的三年中，所有的学生都上公共课。课程包括法文和英文，古代和现代欧洲文学概况，中国和西方列强历史和地理，哲学，政治经济学，民法和国际法基础，数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基础课程。第四年，大学生分为两科，文学科学生专门研究法国和英国的主要作家，法学基础；质学科学学业包括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地质学；哲学，修辞学，历史和地理，物理和化学，英文和法文是两科学生的公共课。德文和日文，以及拉丁文教学则作为本科的选修和必修课程。如此繁重的四年课程显然意味着学生们只能学到皮毛，而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人们在类似的机构中所教授的。随着年轻人感到神父们的能力增强，趋势将是精简课程，使本科的大学生专门研究某一科目；与此同时，学业年数也增加了[16]。直到1908年，震旦仍留在徐家汇；学校取得了成功，这一年的3月，学生人数达到了242人[17]。这并非意味着在这所年轻学校的报告中一切都很顺利。尤其在一个问题上给神父们造成了许多的麻烦。我们知道每年的10月4日，正值孔子诞辰日，在中国所有的公立学校中都会举行各类多少带有一点宗教性质的祭献和庆祝活动。震旦的大部分大学生，富于文学修养，都是热心的儒家弟子，如果要他们放弃为他们的先师在学校内举行各种纪念这位伟人的活动，那么他们就得在校外弥补。神父们同意将每年的10月4日作为假期；这样，年轻人便能在震旦之外高兴地参与各类庆祝活动。然而，毫无恶意的活动有时却会被认为是最不可理解的举止。1906年4月，上海的欧洲妇女们发起了一场募捐，以协助那些遭受饥荒的地区。他们商定由震旦和南阳公学共同演出，入场券的收入将作为捐款。演出在徐家汇附近的李鸿章花园（丁香花园）中搭建的舞台举行。震旦协助表演两出非常著名的法国喜剧：《人们这样说英语》（l’Anglais tel qu’on le parle）和《熊和帕萨》（l’Ours et le pacha）。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观看演出的许多欧洲人都表现出了惊讶。不幸的是，他们中有一些人是记者。其中的一个人是《中法新汇报》（l’Echo de Chine）的编辑，他认为这座作为演出地点的华丽中式别墅是震旦的；而在他的报道中狂热的描绘了这座“有着李鸿章雕像和孔庙的花园和舞台”。文章被寄往了罗马；传信部对此大为震惊，总会长神父不得不做出解释；给出解释并不困难[18]。1907年，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情。10月4日，学生们带头在他们的宿舍里张灯结彩。虽然这项活动完全没有迷信色彩[19]，但是为了更为保险起见，神父们予以了禁止。几名大学生还是挂起了一些带有颂扬孔子文字的灯笼。学校总教习李问渔神父要他们摘下灯笼。为了表达他们的不满，一部分的学生退出了震旦[20]；最为不幸的是，法国的省会长达尼尔神父（R. P. Daniel）当天到达了徐家汇，而他所目睹的这场罢课并没有让他对这所年轻的学校留下一个好印象。1908年4月，决定将震旦设立于上海和徐家汇之间的卢家湾；吕班路两侧所获得的大片土地，在那里可以逐渐建造起大学所需的建筑。学生宿舍临时设于吕班路靠近广慈医院一侧；教学楼位于路东侧。被任命为震旦院长的韩绍康神父（R. P. Hyacinthe Allain）公布了新的学业安排[21]。预科和本科之间的区别得到了保留。前者学制三年，课程明显仿效法国高中水平（法文和英文，历史和地理，基础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哲学）。三年之后，通过各门考试的学生可以获得一张“有些类似法国高中毕业的”文凭。本科同样学制三年；学生分为两个学系，质学和文学。质学教授专业数学，物理和化学，地质学和矿物学，卫生学；各类技术课也被列入了计划之中。文学课程包括更为深入的语言课程，法国和英国文学，历史和地理，民法、国际法和行政法基础；那些将来预备从商的学生则学习英文，会计和商法专业课。语言和法国文学，哲学，中国文学课程则作为两个学系的公共课。在完成了三年的高级课程之后，经过考试合格，大学生们将获得一张“相当于文学士和理学士学位的”文凭。人们已经预见到有些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希望能够继续他们的学业，以获取工程师，医学博士，法学博士文凭；这类教育将在之后筹划。这样的制度持续了六年（从1908年至1914年）。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了大学生们的各种不同需求，因而能够发现他们更喜欢从事什么样的职业。1914年，本科被划分为三个科：法政文学科，博物医药科，算术工学科。这也是目前科系的划分方法。题图：位于徐家汇的震旦大学旧校舍，原为徐家汇天文台。[1]《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高第，第三卷，第88页。[2]1898年6月，法国总领事白藻泰（M. de Bezaure）致倪怀伦主教的信件。徐家汇档案，卷宗B8之二。[3]1898年6月和7月，法国公使毕盛（M. Pichon）和白藻泰总领事致倪怀伦主教的信件。徐家汇档案，卷宗B8之二。倪怀伦主教和传教区会长姚宗李神父（R. P. Paris）的回信保存于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和驻上海总领事馆。[4]传教区会长姚宗李神父关于整个事件的报告保存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5]《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高第，第一卷，第三节。[6]同样的报告。[7]三位教授的姓名值得被铭记。他们是现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张元济），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第三人是汪康年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马相伯亲自提供的情况。）[8]徐家汇住院院长的日记，卷宗O8。——1907年，南从周神父撰写的关于创立震旦的回忆录（震旦大学档案）。[9]引述南从周神父的回忆录。——证明了当时课程是以拉丁文和中文编写的。[10]1905年3月15日，《传教区新闻》，第154期。[11]第一时期震旦的教授惠济良神父（P. Haouisée）提供的记录。[12]引述南从周神父的回忆录。[13]同样的回忆录。[14]南从周神父同样的回忆录。[15]保存于震旦大学的石印副本。[16]震旦大学保存的副本。[17]1913年，孔明道神父（P. de Lapparent）撰写的一份回忆录中的批注。[18]1908年，管宜穆神父（P. Jérôme Tobar）的日记。这位在大修院担任神学教授的神父在震旦没有职务。但是，热衷于研究教育问题的他，仔细关注着这所年轻大学的发展。他认为人们应该允许张灯结彩和燃放烟花；人们更希望万无一失。[19]管宜穆神父同样的日记。——1907年，《泽西岛书信集》中的徐家汇信件，第220页。[20]根据徐家汇院长神父的日记记载有二十来人，而根据管宜穆神父的日记人数则更多。[21]管宜穆神父的日记；引述孔明道神父的回忆录。1909年，在土山湾印刷出版了课程安排。——1909年1月29日，韩绍康神父的信件，收录于1909年《泽西岛书信集》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