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虽历尽坎坷,但以古人的寿力评估,他生于1037年,卒于1101年,足足活过了一个甲子还多几年,也算长寿。
苏轼的四个学生,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其实也是苏门四友,黄秦张晁,阳寿都不如老师。这其中固然有个人身体素质的缘故。但苏轼的养生之道和达观的人生态度,也是保障其生命的重要质素。
尤其是苏轼人生结局到来前的几年,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生命力却依然顽强。
我们在查阅史料后甚至可以推断,假设苏轼在儋州未被诏北归,他有极大可能在海外活得更久。这皆因一个道理,老人不宜奔波,苏轼其实已经逐渐适应了海岛水土,乍返内陆,诸多不适。
苏轼的人生结局被命运安排在富饶的常州,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辞世。
算来,距今已经九百二十年整了。
本人不才,自年初开凿识苏篇以来,至辛丑年,已月余。
今儿个正好应景儿,就让穿越近千年的东坡先生陪伴我们罢了。
于是,即以苏轼人生六十余岁统计,寻出他人生的七个除夕与新年的瞬间,也勉强算是与学士一道过年了。
今天,我们的春节是在正月十五差不多告一段落,该离乡的离乡,该返工的返工。和现代人不一样,唐宋新年的高潮恰恰是在正月十五前后,即上元观灯。正月十四至十六日,城开三日,天子与民同乐,共庆升平。《宋史·礼志》记载:唐以后,正月望后,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宣德)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京梦华录》更是将北宋最繁华的虚假盛世全数记录下来: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绞缚山棚,游人集御街两廊下,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诸幕次中,家伎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元宵,宣德楼上垂黄彩帘,中为御座,两垛楼各挂灯球一枚,方圆丈余,内燃椽烛。主要介绍南宋京城临安的《梦粱录》中也记录了当年汴京灯会的繁华: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内五道出水(是谓水灯)。其水用辘轳绞上灯棚高处,以木柜盛贮,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上御宣德楼观灯,令百姓同乐。这些繁华景象,却都不是来自当时亲历者的记载,而是南渡宋人或元代史官的记录整理。还好,我们拥有苏轼。苏轼的一生,历北宋五朝,亲身感受着帝国从清平繁华一步步自作自受地变得混乱不堪。二十几岁时的除夕,苏轼曾在汴京寒窗苦读中度过,也曾在凤翔对亲人的思念中度过;四十几岁的除夕,苏轼已经蜕变成那个遗世而独立的坡仙;五十岁整的除夕,苏轼处在人生仕途的巅峰之位,享受着最后的恬静时光;再然后,就是六十几岁谪至海外的除夕,他竟可以苦中作乐,自酿待客。人生总是苦乐交织,无论如何,这年总是要过的,来看看苏轼是如何在每一个生命节点上的守岁罢。权当我们陪着他,他亦陪着我们,度过这个依然缺乏确定性的辛丑新年。嘉祐五年的秋天,朝中大臣举荐二苏参加制科,这是宋朝最顶级的也是最难的考试,一朝得中,即为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这一年的除夕,二苏仍在汴京西冈度过,但到了嘉祐六年的新年,便移到京师丽景门外,汴河南岸的怀远驿去专心备考去了。这一年的除夕之岁,深陷在思念弟弟的愁苦中,苏轼写下了三首以岁为题的五言,分别为馈岁、别岁、守岁,关于这些场景与心情,在《近苏》文章中专门写了。嘉祐七年冬 三岁慰乡愁王安石新法正在如火如荼之际,苏轼时任杭州通判,以一个反对者、保守派的角色离开了中央权力中枢,但亦要被迫执行新法。除夕之日,身为通判,苏轼有一项清点囚犯的常规任务,但拜新法所赐,当时衙门内突然增收了大批囚犯,所以苏轼也被迫在这年夜加班值守。他一边看着身披镣铐的犯人逐一来去,想到自己也是身不由己要在此当差,其实又何尝不是人生囚徒呢?苏轼突然心生一念,假释这些犯人归家过年如何?但也只是一个小心思,哪里敢自己做了这主?公元1083年,苏轼已经脱胎换骨,成为遗世而独立、名垂于千秋的坡仙,并且继精神突围之后,这肉体终于也能从黄州实现突围,渡淮河,经山阳来到泗州(今江苏盱眙)时,一年已经到头,除夕将至。算来,自离开黄州后大半年了,风尘仆仆,终于可以安顿几日。十二月十八日,苏轼来到泗州雍熙塔(又或者是僧伽塔)下,当地官员告诉他,本地风俗是在每年腊月十八日取淮河水沐浴,以洗身垢与不祥,并祈来年平安顺遂。说起来这风俗还真是灵验,到了次年,苏轼就迎来了人生仕途的巅峰,几乎到达了帝国权力的最核心位置,官运亨通。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这词写得实在太接地气,生动活泼,一幅东坡居士被“蹂躏”地爽歪歪的图景跃然纸上。黄寔的舅舅叫章惇,就是苏轼半生挚友半生死敌的那个章惇,黄寔的女儿嫁给了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儿子为妻。所以论起来,苏轼和黄寔也算有姻亲加友亲的关系。当晚,黄寔带了两樽扬州私酿美酒(扬州厨酿二樽),一大碗熟肉(雍酥一奁)来到苏轼的公寓,与苏家一同守岁。当时苏轼已经漂泊很久,财务捉紧,大感雪中送炭之情,作诗答谢元祐二年,二苏同在汴京朝中为官,兄弟难得可以同城而居。但是,这一年的除夕,苏辙被安排值班,没法回家过年,家中孩子见不到父亲,非常失望。正月初一日,苏轼早早给皇上拜年之后,收下御赐的银幡,插在帽子上就急忙赶去弟弟家陪侄子们过年。这个银幡应该是宋代的一种民间手工艺装饰品,即银制的幡胜/彩胜,过年时戴在头上增加喜庆气氛之用。标注一下,那一年苏轼的年龄确实是50岁,诗中说的“五十三”,很可能只是为了诗韵需要。苏轼写此诗时心情非常愉悦,正在与侄儿们逗笑,随口就念唱出了一首有些打油范儿的七言。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人生最后一次在汴京过年,也是人生中最后一个祥和喜乐、温馨安逸的新年。自此之后,他将被一贬再贬,至岭南,渡海波,成一海外儋耳民,此生不沾中原,直至灵魂皈仙,那肉身才得能回到中原腹地。这一年的上元节,58岁的苏轼以近臣身份陪侍皇上在宣德楼上观灯,并作当时的荒蛮之地儋州的酒文化匮乏,苏轼要想喝酒,最好的途径就是自酿。其实,苏轼尝以自酿自饮为平生之酒趣,但在海岛上却日渐乏味。因为爱交朋友的苏轼,酿酒的最大乐趣并不在自饮,而是酿好了送给朋友们共饮,可在这里实在没有几个可以说得上话的好友。无客,自然无酒。直到了元符二年(1099年)的新年之前,苏轼终于又有了酿酒的兴致,自酿美酒自己尝,还在酩酊之际制诗一首:两年半之后,苏轼终于回到了常州,他理想中可以买田终老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