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史上最富创造性的回答,很多人都收藏了
主播: 周诗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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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学”一词,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概念相对明确。
《周礼·春官·乐yuè师》中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公“制礼作乐”,开“礼乐教化”,奠定了中国“礼乐之邦”。乐师即当时的乐官,兼及学官,掌管“国学”工作,用以教导贵族子弟操练学习。
《礼记·学记》中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古时候教学,家里有私塾,乡里有乡学,郡县里有郡学,国家京城里有太学。孔疏引正义曰:“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这里的“国学”,指的是诸侯在国都所设的学校,应该是级别最高的教学机构了。
晚清经学大师孙诒yí让,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孙先生的理解,周朝时候的“国学”,是“贵族子弟学校”。
可以看出,在古代,“国学”的概念,指的就是学校,是国家所设立的教学机构。“国学”作为教学机构,历代略有变化。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
唐代诗人李中,写过一篇《壬申岁承命之任淦gàn阳再过庐山国学感旧寄刘钧》。里面写到与同学共读时候的场景,“读书灯暗嫌云重,搜句石平怜藓深”。这里的“国学”,指的应该就是庐山下面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建于南唐李氏朝廷,时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与当时的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学者争相往之。
唐代另外一位诗人令狐峘huán,写过一篇《释奠日国学观礼闻雅颂》。“释奠”日,是指古代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孔夫子的节日,“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释奠礼属于“三礼”中“君师”之礼,是祭孔规格中最高。诗中写到“肃肃先师庙,依依胄zhòu子群。”描写了唐代学校“国学”里面祭孔的盛况。
宋人吴泳,也写过一篇《送杨子达入国学》,里面写到离家上学时的情景,“母线丝丝直,爷诗字字情。别情非所惜,回看锦衣荣。”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前往“国学”就学的学子的殷切期待和美好祝福。
清人《西巡回銮luán始末》这样写到:“学堂之设,(光绪)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这里的“国学”,已经从周朝时候的“贵族子弟学校”,发展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了。
二、近代以来的“国学”概念,基础而多元。
近代以来的“国学”一词,具有基础一致性以及多元指向向。
基础一致性,是指“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概念的提出,是没有异议的。这种基础一致性的由来,离不开另外一个国家——日本。
18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本土文化自觉,“国学四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yìn试图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国文化影响。荷田春满甚至向德川吉宗建议建立国学学堂,以反对运用儒学、佛学的态度对日本的古典做解释。江户时期,日本国学就是以追求日本固有的、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神道思想而闻名。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再次发出“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社会文化转型,中国一大批学人士子,东洋求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的“国学”,也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人。
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时间的车轮行驶到了这里,“国学”一词在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涵盖了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涵盖了历代史学,这样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多元指向性,则是指“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概念的提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06年,国粹派邓实撰文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1923年,胡适给“国学”下了定义:“‘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1937年,马一浮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
1991年,张岱年在《国学丛书》序言中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
2007,台湾学者龚鹏程出版《国学入门》一书,认为:“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
一直到2008年,钱穆《国学概论》出版,里面竟然这样提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钱先生“不得己”只好采用了梁启超的说法,以中国历代学说思想为脉络。钱先生的“不得己”,实在是对“国学”概念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的客观呈现。
三、历史呼唤新“国学”,新时代“国学”概念呼之欲出、精彩绽放。
应该看到,近现代以来的“国学”并不单单是为了学术。
早在1922年,章太炎在江苏教育会讲演时,就满怀激情地呼吁:“总之,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国学”与“国家”密切相连,彰显着振兴中华、复兴中华的伟大追求。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学术泰斗季羡林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儒学的代名词。”后来,他进一步补充道:“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呼唤新的“国学”观,呼唤新的“国学”概念,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正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基于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果雪儿提出了新时代的“国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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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自然之学,是客观、科学、规律。“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回归到最初、最基础的面貌去认识国学,有着更加清醒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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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生命之学,是生产、生存、生活,是奋斗和拼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国学,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真实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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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家国之学,是民族、国家、人类。“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和万事兴”。“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家庭、家族、国家、人类一家、地球宇宙一家的家国之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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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公益之学,是利人利己、达人达己、助人助己。“周乎万物,道济天下”,“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独乐yuè乐lè,不如众乐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此归纳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学,就是最大化的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全人类。
果雪儿在以上“国学”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国学”的概念:国学包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先进文化三部分,是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高度总结,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自己也为世界贡献的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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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项 目 缘 起 及 简 介
1、九老提案:1995年,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泽西九老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
2、特别讲话:2013年9月9日,于北京师范大学讲话: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3、两办文件:2017年1月25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4、诵读方案:2018年9月25日教育部及国家语委《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
5、启蒙工程:2018年10月20日,中华启蒙经典诵读工程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启动。
6、一阶:北京开放大学培训学院国学教育中心2018年12月15日启动“中华启蒙经典诵读工程指导师”第一期;2019年1月19日开启第二期;2019年3月12日开启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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