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去延安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二集）
大洪山区
坚持去延安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二集）
由于中日双方精心组织且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成功阻滞了日寇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从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大体上保持住了西南、西北等大后方省区以及东南部分地区，牵制了日军进攻，客观上促进了国共两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展。
在武汉会战刚开始之际，1938年9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在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之同时，大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以及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1939年初，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继续抗战基础上，加强对其在基层民众中的发展，开始对与发展迅速的中共继续进行合作抱有了戒心并提出了限制和防止中共发展的方针。国共两党的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历经一年半多的国共合作蜜月期也就要过去了。
这时，与中共合作一直很好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李宗仁遭受到了压力，也不得不开始中止与中共的合作。这年3月下旬或3月底吧，也就是钱瑛到大洪山后不久，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典范、第五战区在鄂豫边区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了，政治指导部也随之被解散了。父亲一直在忙乎的《大洪报》的编印发行工作也就戛然而止了。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抗敌工委所在地大洪山长岗店这里从事抗日工作的人们刚熟悉起来也要分开各奔东西了。
除非开会，父亲一般都是待在大洪山南岳庙里办报，消息一直很闭塞。抗敌工作委员会和政治指导部的被撤销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去向等重大问题，父亲也是在中共党内的支部会议上才知道的。但自己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呢？父亲不清楚，因手头编辑和印刷报纸事务紧张而繁忙，也无暇他顾，一时便没有去找相关领导谈这个问题。而那时陶铸因忙于那个军政训练班又不大管《大洪报》事务了。
但父亲心中一直有的那个强烈的到延安去学习的愿望始终没有放弃。因为这是他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以来一直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他知道那里有一个马列学院，也知道哪里有一个中央党校，他想到延安去就是为了更好地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如此，那里还有他一年多前先后推荐去的两个弟弟——胞弟史金龙（在延安时改名力群）和堂弟史金堂（去延安时改名史敬棠）。
前文说过，父亲原来所在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的苏苇女士是从延安被派到武汉搞学运的。父亲得知她曾在延安读过中共中央党校，对此曾羡慕不已。苏苇也知道父亲想去延安学习的心愿并几次推荐父亲先去中央党校学习。不仅如此，自从父亲到鸡公山起，就曾多次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他的老朋友、支部书记黄心学表达过要到延安去学习的想法，并说他与何伟分手到鸡公山来时，何伟也曾同意和支持的，只是要他今后有机会再去。对父亲的这一愿望，作为老朋友的黄心学也是很清楚的。但事情总是和人的愿望相悖的。这也叫事与愿违。
据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一份审查交代材料中写到，1939年春的一天（可能是3月底），黄心学来到南岳庙《大洪报》社找正在埋头编辑印发最后一期《大洪报》的父亲谈事。谈什么事呢？父亲在那份材料上写道，黄心学“说中共特委要我到应城县的国民党县政府担任秘书，县长也是共产党员。”父亲说，“我当时表示不愿意到应城去，要求上延安学习，进中央党校或抗大都可以。”（引号中内容均摘自父亲所写材料。从最后那句“都可以”话的画外音可见那时父亲似乎退而求其次了，但其内心最终想上的可能还是延安马列学院）。
黄心学还告诉父亲，他和潘琪、苏苇、冯珍和小唐等组织成一个工作宣传队到桂军某部队去工作。他和潘琪分任正副队长。而李相符先生则经四川重庆去延安（但在到重庆后，因长期的艰苦工作，李先生积劳成疾，只好留在四川就医，延安并未成行）。
由于听说可能不能如愿到延安去学习，而且又要与老朋友黄心学以及其他已经熟悉起来的同仁们分手了，父亲当时心情肯定很糟糕，所以当时听黄心学介绍情况时可能问都没问、也一直不知道应城县的那个“也是共产党员”的县长是谁？甚至直到后来文革期间写那份受审查的交代材料时父亲可能还不知道是谁，只知道那个人“也是共产党员”。对此，我曾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在网上进行检索，觉得黄心学对父亲所说的这位应城县的“也是共产党员”的县长应该就是孙耀华先生。
孙耀华先生和父亲同庚，都是1909年生人，但比父亲享寿多了4年，1993年去世。1938年12月中旬，孙耀华先生经李范一推荐并由国民政府随县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石毓灵任命为应城县县长兼应城抗日游击队司令，但那时孙先生并非共产党员，其虽于1924年入过党，但1927年脱党，后来到中共建政也一直没有加入中共（据资料记载，孙先生1951年加入民建，1961年加入农工民主党，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不过，当时孙先生表面是国民政府县长，实则是白皮红心，可能表态过其愿意接受中共鄂中特委领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共产党员县长，倒也成立。
（孙耀华先生曾为抗日和共产革命做出过很多工作。父亲当年一心只想去延安而未能与孙先生合作，虽说不上是一种遗憾，但两人终究缘铿一面。）
那天听了黄心学说的去向，父亲心里虽然很不情愿，却没有立刻就去找他的上司钱瑛和杨学诚谈自己的想法，而是依旧委托黄心学去反映自己的想法。也许父亲那天忙于《大洪报》收尾工作真的忙得脱不开身吧？但作为老朋友，黄心学想必也帮了忙，因为他也知道父亲一直想去延安学习的心思以及何伟的承诺。于是，回去后黄心学便再次将父亲的意见反映上去了，估计也做了工作。但不知为何，黄的工作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过了两天，黄心学又第二次来找父亲谈话，抱歉地说，我做了工作，可是“没有谈好。你自己找小杨去。”（这时杨学诚已不再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代理书记，而改任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撤销后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委员组织部长，而鄂中区党委书记一职已由才去没多久的钱瑛女士担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在大洪山南岳庙里埋头办报的父亲此时对此可能还不知道），听了这话，于是父亲很快抽了个时间就去了。
由于这次见面谈话的过程和结果对父亲而言兹事体大，以至于直接影响了父亲今后很多年的政治生涯，为此，这里将全文引用他在文革正酣的1967年12月23日所写的一份供审查用的材料中的原话。具体如下：
“我就到特委找到特委书记杨学诚（这里说杨学诚是特委书记，这可能是父亲记忆误差，也可能是笔误，但这也表明那段时间父亲因为埋头办报，确实孤陋寡闻，并不知道杨学诚已不再是中共鄂豫边区代理书记了。经查，钱瑛1939年3月到大洪山后任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书记，而杨学诚那时卸任原中共鄂豫边区代理书记改任新成立的鄂中区组织部长已至少有十来天了——作者注），看到钱瑛也在那里。我说了上延安的要求。杨学诚开始还不同意。我还是坚持要去。后来钱瑛和杨学诚商量了一下，钱瑛写了一个条子，叫我上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我一看是个行政介绍信，要求发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迅速转去。杨学诚的表情很不高兴，应了一声好。我就放心的走了，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心学。……”
在1968年2月14日，也就是距父亲写上面这份审查交代材料才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候，父亲的审查可能还没过关，他又一次交代了这同一个问题。他在一份题为“我的简历汇报”的草稿上就所交代的第三个问题，即“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上延安学习失掉组织关系问题的经过情况”，是这样叙述这段过程的，
“到了一九三九年春，广西军宣布解散豫鄂边区（应为鄂豫边区，此处可能是父亲笔误——作者注）抗敌委员会。中共特委要我去应城县国民党县政府当秘书，我不愿干，坚持要求上延安学习。经杨学诚和钱瑛批准，同意把我的组织关系电报转去。钱瑛亲笔写的介绍信叫我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答应组织关系随后转来。我把这情况告诉支部书记黄心学及同支部的党员苏苇、潘琪。他们都知道我上延安学习。”
这两段先后写于1967年底及1968年2月的审查交代文字，只是简单记录了一下其时近三十年前（可能是1939年3月底或4月初）发生于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那次谈话的过程和结果，并没有详细介绍父亲与钱瑛和杨学诚他们两人是怎么谈的，以及谈了哪些具体的内容。但是文革期间父亲受审查的后期，在我们询问下父亲曾和我们间断说过大致情况。具体是这样的：
父亲生前有一次被我问及此事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杨学诚那天问我为什么要去延安？我告诉他说，去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呀。去年在汉口去鸡公山前何伟同志也同意了的。这事黄心学知道。钱瑛插话说，你是共产党员，到哪里去不都是学习和工作嘛。我说，是呀，可我的愿望一直就是去延安学习。而且，组织上早就同意我去延安了。看我坚持，后来他们就改口同意了。我接着问，那当时为何不要他们当场给你开具一张转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呢？省了后来多少麻烦。父亲说，我哪里知道？可能都是这么做的吧？便于路上保密啦。我从汉口到鸡公山也是没带组织关系介绍信，何伟连行政介绍信都没要我带，组织关系也是电报转的嘛。我一到鸡公山，黄心学就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了电报，说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我怎么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没转呢？而且他们是两个人。
那次与杨学诚和钱瑛谈话的结果，父亲表面上如愿以偿。按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但结局却并非那么美好。父亲终被同意去延安学习，个人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确实很好，估计那几天父亲的心情肯定也很好，因为他以为他很快就能够如愿到延安马列学院去学习了。
但父亲根本没想到，他自己后来不仅去不了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学习，甚至竟然还为那次坚持去延安学习而不得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由于去延安的一路上，包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到了延安并去找了中央组织部，他们都说没有收到确认父亲组织关系的电报（显见在撤离大洪山长岗店之前，鄂中区党委根本就没有发出这个电报），而那时有条件也有资格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人又总是远在被战火隔离的其它地区。结果是，在他到了延安，又进了抗大学习，甚至在整个抗战期间，无论在哪里，父亲的中共党籍都不被承认。
那个时候，失掉组织关系而变成一个非党人士并非小事，因为这叫脱党。这样一来，不仅所有的中共党内会议父亲都无法参加，而且还可能经常被人怀疑他究竟是何身份以及他的所谓“脱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一个让父亲心理饱受伤害的是，很多原本他可以胜任的、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工作都与其无缘了。不仅如此，每调到一处新地方工作，父亲都可能还要经受新一轮的审干甄别。人家会想，你究竟发生过什么？你有过那样耀眼的经历怎么会不是党员呢？可以说，自那以后，父亲的许多理想和抱负全都很难实现了——这与个人名利无关，要知道那是在随时可能牺牲性命的抗日战争年代啊！
父亲是一个倔强而认真的人。他从那年得知丢失了组织关系并离开延安起就曾多次谢绝了其上级和同事要其重新入党的好心劝告，因为他那时天真地认为任何人或组织总应或总会尊重事实的，而这个事实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重新入党？而且知道他是党员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为什么不能证明？为此，父亲在做好分配他做的本职工作之余，宁愿不被提拔升职也要花上近七年时间来试图证明这个事实。
他做过很多努力，也申诉和抗争过多次，甚至最后（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由南至北，再由北至南，不惜性命穿过日军多处封锁线，步行上千公里，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东，去寻找那些他自认为可以证明他是中共党员身份的人。可遗憾的是，最后命运还是没有眷顾执着的父亲。他还是不得不认命放弃了。写到这里，我似乎感受到了父亲在那些年里为求证自己中共党籍所背负的那些沉重的政治包袱以及其内心的复杂心情：痛苦、愤懑、无助以及因此而不被他人认可和信任后的那种精神上的巨大的压抑。
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到撰写此文时，我与父亲一样也没能搞清楚。如果说，只是因为工作忙或者一时疏忽而忘记了自己的承诺，没有用电报将父亲的组织关系转到西安或者延安，那么由于在场承诺此事的当事人并非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两个人，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说是有人有意不发这个电报，那么鄂豫边区党委对此则应有一个说法，即为何不转父亲的组织关系？是认为父亲没有同意他们的安排意见，坚持要去延安而被开除了党籍？还是因父亲驳了自己面子而想以此给父亲一个惩处？不过话说回来，即便父亲那时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也总归需要有一个组织结论吧？因为这是对一个普通党员，或者说，对一个人的起码的尊重。但遗憾的是，事实上这都是没有的。
在父亲去延安的路上，在西安，甚至在延安向中央组织部查询以及离开延安到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工作的那么多年时间里，父亲就此事不知向其上司及组织上主动询问和申诉了多少次，请其帮助核实自己的党员身份。可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各地党组织均未曾就此向有关方面或当事人就父亲的党籍申诉问题向相关组织和当事人进行过哪怕一次的电报或信件的咨询和确认。当然，也没人向父亲宣布或出示过有任何这类咨询和确认的结果。这是令人费解的，即便那是在战争时期。
每到一地，申诉后的父亲总是被告知说，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他组织关系的电报。而且，每次经历过审查后，父亲也总被告知说，他恢复组织关系没有希望了，然后便是劝其重新入党。但在长达近七年的时间里，诸如此类的好心劝喻居然每次都被认真而倔强的、对此仍然心存希望的父亲婉言谢绝了。
直至1945年夏，父亲的申诉和愿望终于得到批准，在太行根据地派出的一支武装小分队的护送下，如愿从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南下跑到位于淮河以南的淮南路东根据地去寻找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何伟作证其党籍。然而未果。在觉得自己恢复党籍彻底无望之后，执着的父亲这才彻底放弃了党籍求证，最终在老家泰州附近的泰县根据地由当地县委介绍并选择了重新入党。而这时，抗战已经结束，日本也已投降快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