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变，不离其宗 | 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
李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0
全彩精装，小16开，478页，定价：128.00元
ISBN: 978710805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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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变，不离其宗
2016年6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一函四册的《我们的中国》，时隔不久，年底又推出李零的考古艺术史文集《万变》，虽然涉及的是不同领域，但这两种新书都集中体现了作者近年来所做的学术工作——考察研究中国各地的地上遗迹、地下文物。新的问题来自最新的考古发现或是对传世文献的全新解读，在一系列具体研究的背后，是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熟悉李零的读者都知道，他的专长在于古文字，但绝不局限于此，而是出入古今，研究涉猎范围极广。思想经典、历史地理、考古艺术都是他有兴趣的话题。他用考古资料研究艺术史已经有三本文集：第一本叫《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二本叫《铄古铸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万变》是刚刚结集的第三个集子。李零说，只要他还有时间，还有精力，相关话题今后还会继续写下去。中国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文章是做不完的。
为古器物正名
每当李零走进博物馆或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文物，总会用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纪录下大量的图像资料，其中常有一些他人甚至专业图录未曾注意的细节。这无疑要得益于他的古文字功底。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对普通观众来说如同天书般的刻画符号，很可能是正确解读其归属、用途与功能的关键证据；而且，具体到一些出土器物的辨识和定名，也需要依赖古文字的训诂知识才能理解得较为恰切。
《万变》中有好几篇文章都是讨论这样的问题，例如《说匵》一文，李零通过正名溯源，认为各地出土的几件曾被分别称为盒、鼎、奁的器物实际上应被归为一类，即文献中所说的“匵”（或椟），是古代妇女用来承装玉器、首饰和化妆品的器物。只是有时候这些器物做得太漂亮，让人忘了它们本身是做什么用的了，于是有了韩非子讲的“买椟还珠”的故事——郑人觉得盒子比珠宝还好看，连里面的东西都不要了。
再比如《说冰鉴》一篇，在“冰鉴”这一通行的定名背后，李零又注意到这类器物的复合器性质，外面一层叫“鉴”，里面一层应该被称为“缶”，缶藏鉴内，在古代起到冰镇酒醴的作用。
还有《读首阳吉金》一篇，李零利用铭文辨识和正名考订，指出了已出版图录中的一些问题，也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到戈与戟等器物之间的细微区别。
而《“方华蔓长 此名曰昌”》一篇则是利用战国铜镜上的铭文为俗称“柿蒂纹”的纹样正名，实际上它应被称作“方华纹”或“方花纹”，与芳华谐音，寓意子孙绵延蔓长。
这些归类、辨别、定名的工作虽然相对精专，但它们却是我们认识古代文物必不可少的一环。现代人习惯了将经过千挑万选、自认为精美漂亮的器物单独放到博物馆里展示，使之成为艺术品，可只有通过细致的考古资料比对和文献考证，才能真正看清这些器物的本来面目和源流演变。
被忽略的寻常之物
李零称他自己看文物有个癖好，就是喜欢奇、喜欢特，喜欢难得一见的东西，并不以是否漂亮作为取舍的标准。这一点在《万变》中有着充分体现。《印山大墓与维京船葬》涉及的是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绍兴印山越王陵。由于汉代以前就被洗劫一空，与其他考古发现相比，这座墓葬的残存遗物很少，并不能带给人“宝藏”、“精华”之类的视觉享受，但李零却看到了其中蕴藏的独特价值——这里的很多发现令他联想到在挪威维京船博物馆看到的维京船葬。尽管印山大墓与维京船葬在时间与地点上都相隔甚远，但它们的墓穴、墓形和埋葬方式上都十分相似，这种观察并非要在二者之间建立牵强的关联，而是可以为我们解读这种独特葬俗背后的设计理念提供一些思路。李零注意到这两个地区都与航海有关，维京人以造船、航海著称于世自不用说，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吴、越也曾是重要的航海国家，中国的航海史和海军史，翻开第一页，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吴、越二国，因此这样的墓葬设计或许正是在模拟船舱、湖海，成为一种船文化的缩影。李零以他独特的观察角度提出问题，引发思考，而不是给出固定的答案。
2004年西辛大墓出土的两件裂瓣纹银豆也引起了李零的注意。同类器物在中国很少见，书中列举了现有的八件作为比照参考。裂瓣纹并非我国的传统纹样，而是广泛流行于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也流行于希腊、罗马，是西方艺术的典型纹饰。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之前我们更多谈论的是隋唐时期的外来因素，而这样的器物出土在战国时期山东青州地区的墓葬中，让我们看到早期中国文化中的“胡风”。
此外，《万变》中还收录了李零讨论铜镜、砖瓦等器物的文章，以及很少被其他学者关注的中国最早的升官图、角帽、骰子等话题，这都与作者不拘于传统学术视野，有意打破固化的研究条框，善于发掘被忽略之物的独特价值有关。
文明使者“国际动物”
李零喜欢动物，《万变》中专门有一组文章是关于艺术中的动物的。在《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臻萃》一书的读书札记中，他仔细梳理了这些展品中的虎、狼、狐、野猪、鹿、马、驴、盘羊、北山羊、兔、鹰、鸟、蛇、蛙、草原格里芬等动物造型和纹饰，归纳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告诉读者如何在狮、虎，虎、豹，虎、狼，虎、熊等等这些易被混淆的动物之间做出区分。
《“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的狮虎形象》则深入展开地讨论了两种在中国常被提到的动物——本土的老虎和外来的狮子——当然，研究动物的目的还是可以看到其背后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狮子自西方传来，从近东的守门神、瑞兽一路演化为中国的天禄、辟邪甚至狮子犬；老虎产自本土，但自西周、东周、秦汉时期，便可在虎形装饰上看到古代伊朗、叙利亚地区常见的条状花纹。
《说马》一篇专谈另一种有代表性的“国际动物”——马。尽管谈论的是动物，但这些文章皆是在做世界视野下的中国研究，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与古文献学，或探究其渊源流变，或寻绎外来文化与古代中国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在考古与艺术史之间自如游走。
游于艺
在艺术史方面，李零一直把自己称作外行人。他说自己从小就爱艺术，但是不是专家的爱，而是普通人那样去爱。所以他总能远离职业病，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来讨论专家们认为严肃的话题。《万变》中也收录了李零讨论雕刻与绘画的专论，比如从帛画中看《中国早期的墓主画像》以及《关于中国早期雕刻传统的思考》。什么叫“艺术史”？陶器＋铜器＋玉器＋木器＋绘画就等于艺术史吗？他在文章中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在全书结尾，李零更是将古代文物与现代艺术并置，让我们看到艺术是个最忌重复又最爱重复的活动，即使刻意求新的现代艺术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