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意象营构与中国新文学传统

莫言小说的意象营构与中国新文学传统

王金胜 滕金桐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莫言文学有着自觉的意象营构诉求。作家汲取古典、西方和新文学的多种资源，创造了属己的现代性意象系统。其首部长篇《红高粱家族》中诸种意象动静交错，并在文本中重复出现，在完成叙述与抒情的同时，以象 征的方式包藏多重意蕴。莫言文学意象以写实性/ 象征性、叙事性/ 抒情性、历史感/ 生命感等多重因素的杂糅伴生， 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创造的可能空间，承继并极大拓展了中国新文学传统。

关键词：莫言；《红高粱家族》；意象；现代性；新文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1-0022-08

一、“动”/“静”交错与“重复”：莫言文学的意象性叙事形态

“意象”纠结着东西方文学不同的学术话语。

《周易》通过“诗不尽言，言不尽意”提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象”，是“意象”最早的来源，《文心雕龙》则将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相结合，让“意象”真正进入文学理论论域。中国古典文论对意象的阐说，大多强调一种主观情感与客观意象的结合与生发，尽管“意象”大多包含在古典诗词之中，但鉴于诗词居于正统文类地位，其对小说有着深度的影响和渗透，因此中国古典小说时常意象迭出。藉由庞德，“意象”传入西方诗歌，而韦勒克和沃伦则从心理学角度作出阐释：“'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或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或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1]（P204）总体上说，小说中的意象是客观事物经过主观想象后的再现，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象征意蕴，同时，这些意象往往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一部意象交映的（或称意象性）小说里，意象的呈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叙述结构和整部氛围，甚至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与寓言性。在同一场景中，不同的意象的汇聚会形成某种独特的整体性呈现方式；同一意象也会因为场景的变换而在呈现方式和审美意味上，有多端变换。一般来说，意象作为个体存在方式无非有静态和动态两种，然其呈现方式不同而造就的审美效果上的差异，却使小说在形式和内涵上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可能。

动 / 静的交错，是《红高粱家族》意象呈现的一种重要形式。动态意象与静态意象的共同出现构成了独特的画面与韵律，增强了场景的音乐性， 从而让这个场景，乃至整部小说都富有极强的立体感和画面感。

一方面，在同一个场景中，动 / 静两种形态的意象会同时呈现。当“我爷爷”与“我父亲”在出村七日之后回来时，“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 粱肃然默立。”此时前来觅食的群狗则在枪响后“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2]（P2）“月”与 “高粱”作为静态意象，以一种肃穆的、近乎沉痛的姿态注视着这片已遭屠戮的土地，用自身的静默 衬托着一种死亡的沉寂。但是，此处之“静”并非 单一的存在，它同时还以“群狗”这一意象的“动” 为衬托。群狗为争抢死尸一哄而上，又在枪响后恋恋不舍的咆哮，动物本能性的“动”反衬着死神笼罩的死寂。“月”“高粱”/“群狗”的“静”/“动”的交错，形成了一幅多声部的立体画面。再如狗群的战斗中，红狗打败了绿狗和黑狗后成为狗的领袖，“群狗把红狗拥在中间，呲着雪白的牙齿对着难得晴朗的天上那个苍白太阳，发出庆典般的嗥叫。”[2]（P196）“狗”仍是“动”的意象，但已不再是此前场景中的配角，而成为这个场景中的主角。犹如帝王登基般的红狗和臣子般的群狗，在嗥叫中凸显自己的得意，也彰显着自己独占狗的世界的野心。而“苍白的太阳”这一“静”的意象则是以静衬动，以永恒不变的“日”注视着群狗的狂妄， 由其“狺狺狂吠”而构成一幅“狂犬吠日”的末世图景。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场景中，同一意象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动 / 静形态，贯穿小说整体，使得小说在整体上形成一种抑扬起伏，富有诗性的内在韵律。“高粱”是小说反复渲染的核心意象，但也并非以一成不变的形态贯穿全篇。《红高粱》中， “高粱”的出场是静默的，它凝视着尸横遍野的东北乡，成为一个默默的注视者，“高粱与人一起等 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2]（P20）。而随着叙述的 展开，“我爷爷”与“我奶奶”从相遇到结合，高粱 也由“前推后拥”“四面摇摆”的波动直至“响起 生长的声音”，用自身的生命力的动来呼应这对充 满激情与生命力的男女。“我奶奶”倒在高粱地里时，“高粱”在她眼中变成了魔幻，“呻吟着，扭曲 着，呼号着，缠绕着”[2]（P64），最后将倒影映在奶奶 的脸上，归于沉寂。而在《高粱酒》和《狗道》中， 高粱则不再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而是以一种被 燃烧、被砍断的形式表现了自身的“动”，这种“动” 在《高粱殡》《奇死》中又逐渐回归静，高粱秸秆在经由大半倒伏在地后，最终又树立并招展于东北乡这片土地上，静视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由此可见，即便是“高粱”这一意象，也是一种“动”“/  静”交错的生命寄寓。

在“动”/“静”交错中，意象常以一种“重复” 的方式呈现。希利斯·米勒认为“重复”现象是理解一部小说的关键，他进而将小说中的重复方 式分为“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式的重复”，二 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缠绕。“柏拉图式的重复” 是一种对理念的模仿，强调模仿对象的真实性，而 “尼采式的重复”是一种差异基础上的“幻影”，是“以众多相似点组成的，但本雅明将它们称为'不透明的相似’。他将这些相似点和梦联系起来，从中体验到一样事物重复另一样事物，前者与后者迥然不同，但又惊人地相似”[3]（P10）。《红高粱家族》中，意象的“重复”既是对事物经验性形态的模拟 与写真，又有如梦境般超自然的重复体验，此二者 往往纠缠一处。意象的重复并非对事物反复出现 的简单罗列，而是在重复中创造一种独特的氛围， 传达出某种熟悉而又陌生的生命体验，进而使得 意象突出并超溢叙述链条而获得独特意义。例如 劫路人的“尸体”意象，在小说里反复出现三次， 第一次出现是劫路人刚刚成为尸体时“痉挛的身体舒展开来，软软地躺在地上”[2]（P43），第二次出现 是“我奶奶”回门时，“肚子鼓起老高，一层翠绿色 的苍蝇，盖住了他的肉皮”[2]（P62），第三次出现时则 “只剩下些残渣余孽”[2]（P80）。“尸体”形态的变化体现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命个体消失之后的丑恶， 呈现出一种丑陋、恐怖、恶心相交织的整体氛围， 同时这种变化性使得叙述延展开来，推动着情节 的发展，让“尸体”具有了叙述学意义。而“红高粱” 意象的重复，更凸显出其历史见证者的身份—— 见证祖辈轰轰烈烈的性爱传奇和东北乡的生死爱 恨，它的每一次的出现都预示着这片高粱地上将 有新的故事发生。因此，它成为这片土地上故事 的沉默的叙述者。

“黄鼠狼”意象的重复则更有“尼采式重复”

的味道，凸显出神秘的力量。“黄鼠狼”在《奇死》一篇恋儿外出挖苦菜时第一次出现，它的出现让恋儿嚎叫，兴奋，口吐白沫，仿佛是一种散发着性与欲望的雄性力量，接下来在恋儿遭到日本人轮奸时，“黄鼠狼”的幻影再次出现，并多次与日本兵的形象相重合。“黄鼠狼”犹如死神一般缠绕着恋儿，它的每次出现都一步步推动着恋儿走向死亡，最终随着恋儿消失，在恋儿的死亡中获得自己的叙述意义。恋儿的生活充满悲剧色彩，既得不到爱情真正的满足，又在日本人的入侵者惨遭凌辱，“黄鼠狼”这一意象的重复出现则让其陷入一种难以言明的疯癫状态，它出现的不确定性与产生效果的不可言说性带来更多超自然的神秘色彩，这种奇异诡谲的超自然力量和神秘气氛“加强了悲剧感，使我们的想象驰骋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4]（P32-33）。除了叙述意义，意象的“动 / 静”交错与重复，也推进和强化了情感的迸发与象征意义的凝结。

二、“情”的象征：莫言文学意象的多重意蕴

意象的内涵与表现效果是复杂多义的。一方面，在长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意象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意涵和趣味，从而具有了韦勒克、沃伦所称“传统象征”的效果。另一方面，意象又寄寓着主体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并通过多种形态和方式的相互作用呈现出来，生成多姿多样的美学效果，遂使得意象具有可做多重阐释的意蕴。

《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等小说中，“情”是莫言文学意象内含的重要内容。这里的“情”并非仅仅是个人的喜怒哀乐，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烘托、渲染和宣泄。总体来看，“情”主要分为“宁静 之情”和“狂放之情”。“宁静之情”主要通过小说中的自然化意象来表现。比如“月”就在小说 中曾多次出现，在《红高粱》中，当“我爷爷”领着 “我父亲”在遍地高粱地里行走时，冉冉升起的“明月”和“剪破的月影”都以其“静”，这是一种死亡 下的冥寂与沉痛中的肃穆，而这种情感通过“月” 投射到人物身上，表现出死亡的沉痛与肃穆。《狗道》写当日本撤走时，“圆月”变得“硕大”“单薄”， “高粱们在月光中肃立不语”[2]（P155）。静态存在的 “月”也是灾难过后的“静”——死寂的见证者， 作家对灾难的伤悼之情，被压抑着舒缓地流淌在这一片浸染着血污、倒伏着遍地尸体和高粱的土地上。另一个传达“宁静之情”——“水”也是 莫言文学着力营造的意象。墨水河经常浮现在父 亲的回忆中。对于在墨水河游泳、抓螃蟹的回忆， 对于孩提时代东北乡静谧生活的回忆，蕴含着的是父亲对已逝的过往宁静和谐生活的怀念。通过 自然化意象对“宁静之情”的渲染，小说更多了几分诗意和诗化韵味。相比之下，“狂放之情”则通 过富有动态的意象来表现，比如“酒”意象。“酒” 本身就带有狂放与迷醉的意味，小说里奶奶在调解爷爷与冷支队的相争后各灌了一碗带血冒尖的高粱酒，爷爷在杀单廷秀父子之前进小酒馆“把 一碗酒喝到罄尽”，而爷爷到了奶奶的烧酒锅上干活后更是喝得“睡到日上三竿方醒”[2]（P128），或作 为一种庄严的仪式，或为杀敌壮胆，或为买醉放浪 形骸，都突出了“酒”作为神奇液体所具有的特殊 生理、精神和文化功能，它会使人超越“现实原则” 而秉行“快乐原则”，超越现实困境和利害、摆脱生 存的压力与痛苦，释放出一种任性狂放的生命本能原力。如果说《红高粱家族》写“酒”、写“醉”，以“醉”为“狂”表现出一种狂放的，富有生命气息与雄性气息的情感；那么《酒国》则通过仪式 化的饮酒仪式，通过繁复地书写酒精对人神经系统的生理反应，写出曾经的强大历史主体在肉体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的堕落与颓败。

除了对“情”的释放和宣泄，莫言文学意象的象征意味也颇为突出。“'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 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 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 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1]（P207）其中“'私用象征’暗示一个系统，而 细心的研究者能够像密码员破译一种陌生密码一 样解开它。许多私用象征系统（如布莱克与叶芝 的系统）中，有大部分与象征的传统重合，即使重合的部分并不是最普遍被接受的象征”[1]（P208）。《红 高粱家族》意象的象征意味，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意 象的重复以及对“私用象征系统”的营造和使用。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红高粱家族》中的意象全然不在“传统象征系统”之列。一方面，莫言将“传 统象征系统”的能指与所指进行割裂与重组，赋予 其独特的形态与内涵，形成属于作家自身的“私用 象征系统”；另一方面，这一“私用象征系统”又 在莫言文学中逐渐具有公共象征品格，成为了莫言乃至当代文学的“传统象征”。“公”“/  私”的转换，使《红高粱家族》的意象建构了多重象征的空间，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红高粱”意象。“红高粱”由 “红”和“高粱”结合而成，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多作为一种公用象征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是一种“正色”，频繁出现于婚嫁、节庆、祭祀等重 大活动中，被认为有辟邪、祈福的功效。“红”的色 彩特性与文化传承使其在传统文化中具有一种正 统、深沉的品格，这种品格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进一 步强化，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正统象征，在《红日》《红旗谱》《红岩》等红色经典中，“红”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下，饱含主义信仰、革命理想 与激情等意味，兼具政治—情感上的象征性。这 种政治—情感的双重象征性，同样出现在“高粱” 意象的传统象征内涵里。在郭小川《甘蔗林—— 青纱帐》中，“青纱帐”既象征着革命原点，也代表 了坚韧不拔的革命信念，“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 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只要青纱帐不倒，共 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一代实现”[5]（P117）。澎湃的生 命力关联着革命的信念、激情与浪漫，构成“高粱” 艰苦革命与昂扬生命力的象征内涵。“红”“高粱”在进入莫言的“私用象征系统”之后，均发生了变 异，获得新的象征意义。在突出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红高粱”原有的革命中心地位被消解，“正 统”转变为“传奇”，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叙述， “红”不再是革命理想，而更多地是个人欲望，“高粱”由此成为一种个人主体的而非国家主体的生命力的象征。因此，“红高粱”又在某种程度上摆 脱了传统象征的意义，而被纳入莫言的“私用象征 系统”中。一方面，作品中生命力与崇高感在“红 高粱”中得到最大的释放，生命的力量沿着“红色” 铺展开来，野性的呼唤与个人生命价值的崇高相互激荡，“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 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2]（P2）。 “红高粱”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我爷爷”“我奶奶”的生命力互为映照，反衬出父辈的精神萎缩和 “我”的“杂种”性。小说终篇写道“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2]（P346-347）时，这无疑是对“红高粱”作为生命力象征的最直接而强有力的呼声。自《红高粱家族》始，“红色”意象的铺陈与生命力展现成为莫言文学的独特主 题、范式，出现在《食草家族》等一系列作品中。

在意象实现其象征内涵的同时，并非与“情”彼此割裂，而是互为联结。不同“情”的体验构成了意象象征内涵的有机部分，而意象在发挥“象征”作用的同时也必然会放射出“情”的不同，“情”是“象征”的显现，“象征”是“情”的凝结。正如“红高粱”和“酒”所展现的，个人生命激情的张扬与狂放野性的气息通过这些意象释放出来，形成一种巨大的情绪冲击，而这些具有生命张力的情绪又共同汇聚成“生命力”这一抽象的象征意义，完成了从“情”到“象征”的凝结。

当然，莫言文学意象的营造并非都能在主情性或象征性上得到阐释，它们时时以丑恶、残酷、污秽、畸形等面貌，溢出传统的文明、道德和美学秩序，表现出追求欲望书写与感官刺激的意图，甚或有审丑、猎奇、溢恶的倾向。某些意象的凸显和反复出现，或具有某种不同于传统诗性修辞的奇异之美，如《红高粱家族》中的“莲花”“梨花”。“乳房”这一意象也在《红高粱家族》中多次出现，获得了独立的主题学意义。对奶奶用乳房挡住子弹， 爷爷在得知父亲仍具有生殖能力后对刘氏“双乳” 用力的撕扯，父亲喝奶奶的奶水，以及二奶奶“双乳高耸”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里“乳房”不再仅仅是女性的附庸，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被强化， 它的柔弱与现实的粗暴形成强烈对比，既彰显出女性的光辉与美丽，又表明了对个人欲望和生命价值的诉求，从而突破了新文学人道主义话语的束缚，表现出莫言文学意象中蕴含的感性生命本体论认知。①总之，莫言文学意象，既延续着中国新文学意象营造上的人道主义话语内涵、象征性表述路径和诗性审美意趣，又以现代人本主义话语、寓言性表述和“非崇高”“非诗性”，开辟出新文学意象性写作的新路，展示了新文学主流意象传统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三、古典 / 现代：莫言文学意象的建构资源与美学趣味

莫言对意象的自觉追求与营造及其所显示出的古典与现代主义倾向，造就了其文学异质性。

《红高粱家族》反顾中国传统艺术，深层整合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资源，实现了新文学意象营构上的突破。

在莫言的文学经验中，中国古典文学资源不容忽视。在古典小说尤其是短篇中，意象是一部作品的重要元素。通过意象的使用，一方面营造出一种情境，或是让作品具有诗化品格，或是让作品充满神秘色彩，另一方面通过意象构筑情节，让意象成为情节所围绕的中心，从而让整个作品都充满了立体画面感，甚至于意象本身就是小说所要书写的意义。如《聊斋志异》中，“狐”与“鬼”成为作品中大量使用的意象，在《婴宁》《小翠》《秦生》《胡四姐》《咬鬼》等篇章中均有出现，且成为叙事的纽结，而在《红高粱家族》中，传统意象同样成为文本表现的中心。一方面，古典文学中常出现的“月”“日”“水”等自然意象构成了《红高粱家族》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古典诗词中，“风花雪月”等自然意象是诗词描写和情韵展现的基础与核心。古典诗词意象进入小说并溢出叙事而生发主体情意，也可在古典小说中频频见到，最典型者莫如《红楼梦》中的“月”与“花” 等。《红高粱家族》中，当“我爷爷”领着“我父亲” 走过尸横遍野的村庄时，“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的气息。”[2]（P2）此处之“月”仿佛一个肃穆气氛的渲染者与悲凉气氛的见证人， 它沉默着，又似乎暗示着平静的破碎，这与古典文学中“残月下寒沙”般孤独而又忧伤的“月”形成了一种跨越千年的呼应。当墨水河出现在“我父亲”的记忆里时，“河里的水流到灯影里，黄得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可爱，但可爱一霎霎，就流过去了， 黑暗中的河水倒映着一天星斗”[2]（P5）。“水”所带来的故乡记忆是可爱而恬静的，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典诗词中的思乡、忆乡与恋乡情结。另一方面，古典志怪小说中屡次出现的“狗”等动物同样成为《红高粱家族》重点塑造的意象。例如在《聊斋志异》的《小猎犬》《义犬》《野狗》等篇章中， “狗”的意象已经被突出使用，它们或忠义，或残忍，或非人非兽，是寄寓着作家复杂认知和情感的 艺术形象。《红高粱家族》将“狗”这一意象做进 一步的夸张、变形，从《高粱酒》里的看门狗到《狗道》中的狗首领与狗部队，“狗”向“人”的方向靠 拢，“人”而“狗”，“狗”而“人”，若人若狗，“狗”成 为具有现代美学色彩的象征性意象。另外，传统 文化意象也是《红高粱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其中以“酒”最为突出。中国“酒”意象流脉久 远，从曹操、王翰、李白等诗人诗作到《水浒传》《三 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英雄与酒何曾须臾分离？豪 迈、迷醉、狂放是古典文学“酒”意象中内蕴的文化精神。“酒”的这一特征同样被《红高粱家族》所继承。“我奶奶”的卖酒，“我爷爷”独到的酿酒 技术，带血的酒，流淌一地的酒，庄严的祭酒神仪 式……“酒”所蕴含的狂放精神被放大，激荡着迷 醉、狂欢的情绪、氛围。

不仅仅是中国古典文学资源，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其中对于欲望、死亡和丑恶的意象化，同样是莫言文学的标识性特征。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和表达方式，对《红高粱家族》影响颇为深刻，这其中突出表现为“乳房”和“尸体”。“乳房”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意象在展现人体自身之美的同时，更多的是表现对于欲望的书写以及这种欲望满足所带来的人的自身解放。从这一点来说，《红高粱家族》中的“乳房”描写几乎就是对西方这种意象特征的直接引用。无论是“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2]（P62），还是爷爷“找到刘氏，抓住她的两个乳房，用力撕扯着”[2]（P206），都将对身体的变现与对欲望的描写放在了突出地位，从而以一种近乎无意识的激情方式通过“乳房”宣泄着自身的欲望，这些形成了与西方现代主义中对于人类自身关注与书写的共鸣。“尸体”在东西方作品中多有现身，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更多地渲染一种“恐怖”或“恶”。《红高粱家族》写劫路人尸体，“他的肚子鼓起老高，一层翠绿色的苍蝇，盖住了他的肉皮。”[2]（P61）通过细致的刻画，“尸体”的丑陋、恶心一览无余，这样一种充满感官刺激性的意象塑造以及伴随着对丑的审视，让人很自然的联想起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丑恶世界，“腐败的肚子上苍蝇嗡嗡聚集 / 黑压压一大群蛆虫 / 爬出来，好像一股稠黏的液体 / 顺着活的皮囊流动。”[6]（P72）丑恶的生命意象，带来的是一种让人不禁掩鼻噤声的、感官上的黑暗体验与另类欲望。然而，波德莱尔更强调精神的永存，“那时，我的美人啊，告诉那些蛆 / 接吻似的把你啃噬 / 我的爱虽已解体，但我却记住 / 其形式和神圣本质！”[6]（P73）正如莫言也并非仅仅停留在对于丑恶的临摹以及欲望的单纯表达，而是通过尸体的“丑”来进而表现具有生命力人格的美，通过“乳房”的描写来彰显个体生命价值的光辉，从而变现一种不可磨灭的的永恒价值，这也使莫言与波德莱尔形成了精神的共通性。在面对具有古典意味的意象时，莫言同样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方式，将其进行夸张和变形，赋予其人性的美丑，在这些富有野性的传统意象中获得“原始的激情”[7]（P258-278）。古典作品中常出现的 “狗”意象在《狗道》里被赋予了“狗性”，狗犹如人一般有组织，有喜恶，有着与人极为相似的“狗性”，这与人互为观照，在一定时候甚至模糊了狗与人的界线。在狗与“我父亲”、“我爷爷”之间的强烈对比之中，“我父亲”生命力的萎缩和“我爷爷”生命力的旺盛和个人的野性由此凸显，从而在“原始的激情中”凸显了作为“人”的现代性生命主体镜像。

通过中西资源的整合，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意象性写作”方式。这种“意象性写作”并非是简单地“写意象”，而是以意象为核心，以意象营造为小说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意象的不同呈现方式与“重复”使用，形成叙事与抒情双重功能的统一。莫言试图通过“意象性写作” 跨越古典 / 现代、东方 / 西方文学的界线，不再局限于写实 / 写意、叙事 / 抒情、表意 / 象征的单一化局限与束缚，完成一种属己的现代小说书写范式。

四、抒情维度与抒情功能的穿越：

新文学传统视镜中的莫言文学意象在莫言的“意象性写作”中，“意象”的蕴含不再单一、稳定，相反，它们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不断地向外蔓延、弥散和扩张，或与环境、人物融为一体，或发生诡谲的、极富想象力的夸张变形，并在这种变形中注入极强的生命激情，从外在环境转向内心体验，以一种巨大的视觉冲击力生成极富有情绪感染力和美学张力的怪诞体验。①在此需要深究的是，莫言颇具异质性的意象营构，除了对古典 / 现代资源的借助，究竟与中国新文学传统有何内在关联，或者说，如何在新文学传统谱系中定位和评价莫言的“意象性写作”。

事实上，“意象”从未在新文学中销声匿迹，它时常作为后者的重要资源被新文学作家所汲取并 获得新生。——这也可视为新文学并未绝然与传 统断裂的明证。鲁迅在现代小说开篇之作《狂人日记》中，就将“月光”意象加入到了现代小说的书写当中，这似乎也预示了“意象”在“现代”“叙 事”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从鲁迅到沈从文、孙犁、汪曾祺，意象的使用成为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月”“水”“云”等具有显著乡土和古典色彩的意象频频现身，苏童的写作更被研究者称为“意象主义写作”[8]。

但置诸新文学总体性视野中，莫言的意象营构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品质、色泽与趣味。相比之下，新文学的意象在存在形态和功能上，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的环境渲染与情绪烘托，是对人物内心或故事情节的变化的暗示。

先看“月”的意象。《狂人日记》开篇就提到了“月光”：“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9]（P444），并在 随后写道“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9]（P445）。 “月光”以一种完整的形态出现，其“冷”的色调与气氛笼罩、弥漫整篇小说，并通过月光“明 / 暗”的 对比来暗示狂人所处环境的“明 / 暗”，也预示着狂人内心从“爽快”到“不妙”的变化。而在《铸剑》中， 鲁迅进一步强化了“月”意象之“冷”色调的渲染。当母亲向眉间尺诉说大仇难报时，眉间尺“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仿佛身体都在颤动”[10]（P434），“灰白”与“月影”结合，“冷”得到强调，而人物的无力感与萧瑟感亦被突出。无论《狂人日记》抑或《铸剑》，“月”都是一个相对统一而独 立的意象，更多地是独立于人物之外的渲染作用。而在《红高粱家族》中，这种表现范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月”不再完整，而是发生了急剧地夸张和 变形，“硕大的、单薄的像一片剪纸一样的圆月，在 升上高粱梢头的过程中，面积凝缩变小，并渐渐放射出光辉”[2]（P155）。“月”变得更为怪异诡谲，“单薄”的月亮不再是立体化而更趋平面化，而“单薄”从平面的视觉冲击中更突出了月的“硕大”，这种夸 张突破了“月”的传统形象，给人以超越传统经验的审美感受。同时，“月”也不再如鲁迅之侧重于 “明 / 暗”之变，而是有了“凝缩变小”的过程描画， 并通过“放射出光辉”与周围逐渐融为一体。再如， 在“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父亲在 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的气息”[2]（P2）一段中，“月”以“光 / 影”的双面性现身，一方面，月光如水银一般将高粱和父亲包容在一起；另一方面，“月影”以一种残缺的面孔出现，与 下文的惨烈场景相呼应。“月”已不再是一个纯粹 的外在景致，而具有极强的生命感。月影的残破 与萧瑟，一定程度上正是父亲内心面对惨烈场景的外在显现，也是历史惨烈场景的象征，“月影”的 萧瑟凄冷与父亲的内心体验形成同构效应，从而 使这个意象，乃至整个环境，都注入了一种凄冷、凝重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模式和格调贯穿在莫言文学。如果说，《民间音乐》里，“清澈明亮”的“月 光”折射着花茉莉和小瞎子的人性光辉，黑暗中的 朦胧融入着两人的爱情、甚至高于爱情的情感，也 融入着两人原始的生命追求，那么在《枯河》中， “水淋淋的鲜红月亮”[11]（P174）将朦胧与温情彻底撕去，转而用夸张，怪异，甚至近乎残忍的“月亮”意 象，直面内心世界与情感体验，以极强的视觉冲击 力，给予读者撕裂感和压迫感，形成一种暴力 / 情感撕扯与融合的独特体验。到了《生死疲劳》，月  亮“是胖大丰满，刚冒出水面时颜色血红，仿佛从 宇宙的产道中分娩出来的赤子，哇哇地啼哭着，流淌着血水，使河水改变颜色”[12]（P319），“红月”成为 新生的“赤子”，从而使血与红的视觉冲击与潜在的分娩痛苦相连，蕴藏着悲壮而充满力量的生命 体验，并以一种另类形象形成异质感，这也成为了 莫言红色意象谱系的延续与拓展。

莫言文学偏嗜夸张和变形手法，使意象更具意涵包容性和艺术表现力，蕴含更为充沛的情感和更加丰富的象征内涵。同时，“情”的象征又夹杂在跌宕起伏、百转千回的叙述洪流中，遂使意象兼具抒情、叙述与象征的多重功能。如果说新文学中的意象更多侧重抒情性维度，那么，莫言文学意象具有的多重功能则突破了抒情性框线。可以 说，它打破了新文学以来一直贯穿到现在的写实 / 写意、叙事 / 抒情、形式 / 内容的界线，不再拘泥于“写什么”/“怎么写”之分野，而是将二者统一起来，以意象为抒情、叙述与象征的核心，通过意象的重 复出现与连接支撑起整部文学作品。

由“水”的意象，亦可一窥莫言文学意象与新文学意象抒情维度的关联。“水”可谓新文学抒情意象的代表。在沈从文那里，“水”既是一种地 域——乡土环境，也是一种人性——美符号，《边 城》中的一切都发生在“水”上，赛舟，捉鸭子，摆 渡，有关“水”的一切都蕴含着宁静祥和、与世无 争的情感，也带来“水”特有的纯净美感。到了孙犁《荷花淀》，“水”的抒情性得到进一步释放，“她 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13]（P31），水的世界美丽而朦胧，与人物 交织在一起，甚至根植在人物“水生”的名字里。“水”的柔情赋予残酷的战争以浪漫化色彩，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争的残酷，使小说具有了纯美的诗性品格。汪曾祺笔下的“水”，不仅仅是诗 意的，也融入了生命力的象征。颇有意味的是，在《受戒》《大淖记事》中，一切以水为生，美丽的湖与河养育了这方百姓，人与事都具有了“水”的品 性，这与沈从文和孙犁一脉相承。同时，小英子与 明海发生在水上的爱情，十一子和巧云在大淖中 的结合，又让“水”成为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与生 命力的显现，反过来这种象征带来的美感又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这种抒情性同样在《红高粱家族》中有所显现，“父亲在墨水河里玩过水，他的 水性好像是天生的，奶奶说他见了水比见了亲娘还急”[2]（P4），这种与水之间天生难以割舍的情感与 “水生”有着共通性，同时又与大淖一样成为养育的母体，而“河里的水流到灯影里，黄得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可爱，但可爱一霎霎，就流过去了，黑暗中的河水倒映着一天星斗”[2]（P5），河水、灯影、天空 融为一体，如梵高《星空》般予人朦胧、美丽而又 倾泻般的情感体验。如果说此时墨水河氤氲的仍 然是宁静的心绪，那么在《高粱酒》开篇，这种宁 静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战争的残忍与沉重， “父亲在王文义妻子的尸体上游蹲下，双手掬起水来喝，粘稠的水滴从他的指缝里摇曳下落，落水无声”[2]（P83），水不再美丽、纯净，残忍与血腥凝结进 墨水河中，变得如血一般粘稠而滞重，凝结着生命的沉重感与压抑感。意象状态的改变与重复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墨水河”从宁静到沉重，在情的 变奏中，也带来了叙述格调和节律上的转变；河水从清澈到粘稠，喻示着这片土地从安宁静谧进入了战争与纷扰，“前历史”的少年时代终结了， “现代”“历史”以陌生而狰狞的面目闯入了高密东北乡。“沉重如伟大笨拙的汉文化”[2]（P85）的墨 水河，寄托着乡土中国在面对“现代”“历史”的无 力感，也以其静默和遍体泥垢与污血深蕴着民族 / 个体生命意志。它与汉文化母体同质同构，背负 着苍茫深远的文化象征意涵。这种象征、抒情与 叙述的交融，既是“写什么”——主题、内容的，又  是“怎么写”——形式的、意象的。建基于文化人 类学、人本主义美学和生命力主题之上的莫言文 学意象，完成了莫言“意象性写作”对古典文学与 新文学双重的穿越。

可以说，莫言“意象性写作”藉助虚拟家族史框架，以百年中国现代历史为叙事脉络，史诗性地叙述历史。但其暧昧、驳杂的个人化现代意象营构，使其文本具备了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品格。这首先体现在以生命原力的赞颂，批判“现代”、审思“历史”，使之成为反思的对象。在这里，历史叙述不再是基于抽象理念和现代化逻辑的选择， 而是将历史叙述置于与饱含着生命意志和个人欲望的意象的连接中。“现代”“历史”破门而入，抵挡它们的不再是思想先进、组织严密和武器现代的“现代英雄”，而是以“生命”“肉体”现身的“前现代”历史边缘人物，用他（她）们强大的求生意志和或残缺孱弱或饱满强悍的身体，做出的执拗反抗。莫言的内在个性，使之无法满足于不动声色不动感情地“讲故事”，他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执着于肉身生命并向灵魂深处开掘的抒情诗人。莫言文学建构的主体既具有现代历史主体的宏大品格，又是一位情感饱满的强大抒情主体，更是一位反思“现代”“历史”的感性生命主体。莫言文学的三重主体镜像，时时隐现于其所建构的意象中。当我们发掘和审视新文学传统的当代命运、价值和美学形态时，莫言以其个性鲜明的“意象性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 / 当代性、写实性 / 写意性、生活感 / 生命感、崇高性 / 反讽性等诸多因素杂糅伴生的别样视角。

收稿日期 ：2017-1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莫言的中国主体重建与新文学传统研究”（17BZW159）

作者简介 ：王金胜（1972-），男，山东临朐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滕金桐（1993-），男，辽宁建平人，青岛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①关于《红高粱家族》在精神内质上对人道主义话语成规的反思和莫言的感性生命主体对历史话语的重塑，可参看王金胜《历史暴力与生命审美乌托邦——<红高粱家族>与莫言文学的历史意识》，《东方论坛》2015 年第 5 期。

①关于莫言小说的荒诞性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特意义与价值，学者张瑞英认为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荒诞不仅仅是一种表现技巧，也不仅仅是离奇怪诞的内容，更体现为一种对生命、对生活深入体会与认识后所产生的'魔幻’感。”可参看张瑞英《一个“炮孩子”的“世说新语”——论莫言<四十一炮>的荒诞叙事与欲望阐释》，《文学评论》2016 年第 2 期。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对莫言文学意象的研究，亦颇具启示性，限于论述重心和篇幅，本文暂不就莫言文学意象的怪诞性问题展开论述。

参考文献：

[1]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

化艺术出版社,2010.

[2]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 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4]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5] 郭小川.甘蔗林——青纱帐[A].郭小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0.

[6] 波德莱尔.恶之花[M].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 周蕾.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A].张艳虹译.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C].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 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J].社会科学,2003,（2）.

[9] 鲁迅.狂人日记[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5.

[10] 鲁迅.铸剑[A].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 莫言.枯河[A].白狗秋千架[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12] 莫言.生死疲劳[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3] 孙犁.荷花淀[A].孙犁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冯济平

Image Construction in Mo Yan's Novels and New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WANG Jin-sheng TENG Jin-tong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Mo Yan's literature has a conscious demand for image construction. By drawing on the various resources of classical, western and new literature, the writer has created a modern image system of his own. The first full-length novel, Red Sorghum Family, is composed of various images, either static or dynamic, which repeat themselves in the text. The narr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embody multiple meanings in a symbolic way. Mo Yan's literary imagery mixed with realistic, symbolic, narrative and lyrical approaches and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sense of history and sense of life provides a new possible space of literary creation, thus inheriting and expanding the new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Key words:

Mo Yan; Red Sorghum Family; image; modernity; new literary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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