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玉屑》“选字下字”说述评──以意新语工为讨论核心
| 【作者机构】 | 中国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 |
| 【来 源】 | 《文学与文化》 2010年第1期 P62-69页 |
| 【分 类 号】 | I207.22 |
| 【分类导航】 | 文学->中国文学->各体文学评论和研究 |
| 【关 键 词】 | 诗眼 活字 响字 意新语工 《诗人玉屑》 |
| 【摘 要】 | 诗以一字见工拙,旬煅月炼,工妙乃出。黄庭坚提倡"安排一字有神",诸家之说,亦重视选字下字之功夫,推敲琢磨,成为宋人之集体意识。盖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唯具陌生化、独创性,方是作者。《诗人玉屑》述选字下字,追求意新语工,即致力于此。除外,提示选字用词之指南者,又有诗眼、响字、活字、警策、稳惬字与颖异字诸端。宋人诗话尤热衷讨论前三者。本文梳理《诗人玉屑》征引之文献,归纳选字下字之议题有三:推敲与工拙;响字、活字与一字师;日煅月炼与自然成文。同时,厘出下字炼字之灵方有五,论证唐诗喜用名词,宋诗好用动词;而宋人审美反馈于诗话,遂多持动词之遣用论衡唐诗。宋人之文艺审美存在双重模态,创作或评论往往依违于规矩、自由,徘徊于成法、活法之中。《诗人玉屑》述选字、下字,论意新、语工,亦信有此妙。 |
《诗人玉屑》“选字下字”说述评
——以意新语工为讨论核心
张高评
内容提要：诗以一字见工拙，旬煅月炼，工妙乃出。黄庭坚提倡“安排一字有神”，诸家之说，亦重视选字下字之功夫，推敲琢磨，成为宋人之集体意识。盖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唯具陌生化、独创性，方是作者。《诗人玉屑》述选字下字，追求意新语工，即致力于此。除外，提示选字用词之指南者，又有诗眼、响字、活字、警策、稳惬字与颖异字诸端。宋人诗话尤热衷讨论前三者。本文梳理《诗人玉屑》征引之文献，归纳选字下字之议题有三：推敲与工拙；响字、活字与一字师；日煅月炼与自然成文。同时，厘出下字炼字之灵方有五，论证唐诗喜用名词，宋诗好用动词；而宋人审美反馈于诗话，遂多持动词之遣用论衡唐诗。宋人之文艺审美存在双重模态，创作或评论往往依违于规矩、自由，徘徊于成法、活法之中。《诗人玉屑》述选字、下字，论意新、语工，亦信有此妙。
关键词：诗眼 活字 响字 意新语工 《诗人玉屑》
一 前 言
累字以成句，积句以成章，联章以成篇，故字句之锻炼与斟酌，虽属小问题，却是大关键。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诗人都极重视锻句炼字，有所谓诗眼、响字、推敲、一字师、七言诗、五字楷模之类，可见其关注。至于用事，讲究“无一字无来处”；押韵，则工巧有余；属对，又美妙精切。皮日休称“百炼为字，千炼成句”；葛立方《韵语阳秋》谓“作诗在于炼字”；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人以一字为工”，可见下字炼字之重要。语其要归，皆不出《六一诗话》所谓“意新语工”之追求而已。
南宋魏庆之（1196？—1272？）[1]，纂辑《诗人玉屑》二十一卷，征引一百八十余种诗学文献，“博观约取，科别其条”，堪称集宋代诗法诗艺之大成，诗格诗法尤所关注。方回《桐江集》卷七《诗人玉屑考》谓：“其诗体、句法之类，与李淑（《诗苑》）、郭思（《瑶池集》）无异。”大抵指其注重诗格诗法而言。《诗人玉屑》卷六，列有“下字”一目，摘录宋代诗话相关论述，只二十则。其实，涉及“下字”之资料，散见于他卷者尚多有之。今梳理全书资料，汲取其中有关文献，考察《诗人玉屑》所列诗话笔记对于选字下字之论述，得五十余则。宋人之字法观，以及诗歌修辞美学，由此可见一斑。元祐间苏轼、黄庭坚提倡诗法诗艺，苏轼揭示“自然成文”，致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黄庭坚《石苍舒醉墨堂》标榜“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赠高子勉四首》所谓“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皆体现徘徊两端。自是之后，江西诗法影响文学创作与评论，诗歌与诗话相表里，互为体用。《诗人玉屑》纂集宋人论诗法诗艺之文献，从可见诗学传播与接受之一斑。
《诗人玉屑》网罗北宋以来诗话、笔记、文集、语录中之诗学文献以成书，虽曰辑述而不评论，然筛选取舍之际，详略予夺之间，自有别识心裁。挑选诗学文献，编纂成一部诗话，从过程到成书，无一不属文学批评，牵涉到由选者、读者、作者，以及学风所构成之文学批评机制。诗话总集，如《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话总龟》、《诗林广记》等要皆如此。[1]此一研究范畴，值得开发。笔者执行国科会三年计划，已发表《〈诗人玉屑〉论沿袭与点化》、《〈诗人玉屑〉“诗家造语”说述评》、《〈诗人玉屑〉“意在言外”说述评》、《〈诗人玉屑〉“不犯正位”说述评》四文；今再接再厉，提出本文。前此泛论字句锻炼之不厌，本文则专重字词之斟酌与推敲。
《诗人玉屑》纂集诸家诗话，喜谈诗格诗法，既集宋代诗学之大成，又为修辞论述之渊薮，从其繁称博引，可窥北宋以来诗风之旂向。就选字下字而言，征引《石林诗话》六则，《分甘余话》四则，《潜溪诗眼》三则，《陵阳室中语》、《唐子西语录》、《陈辅之诗话》、《诚斋诗话》各二则，其余又辑述《苕溪渔隐丛话》、《童蒙训》、《后山诗话》、《蔡宽夫诗话》、《韵语阳秋》、《艺苑雌黄》、《侯鲭录》、《东皋杂录》、《缃素杂记》、《三山老人语录》、《雪浪斋日记》等十八种诗学文献，大抵多为江西诗法张目，颇能体现两宋诗学之主体风格。本文选择《诗人玉屑》为研究文本，以“意新语工”为讨论核心，再触类旁征周紫芝《竹坡诗话》、曾季狸《艇斋诗话》、洪迈《容斋随笔》、范晞文《对床夜语》、罗大经《鹤林玉露》、陆游《老学庵笔记》，以凸显一代诗学之大凡，论证《诗人玉屑》何以称为“诗家之良医师”之所以然。兹分炼字、选字之借鉴，下字、用字之灵方二大方面，论述如下。
二 《诗人玉屑》与炼字选字之借鉴
《诗人玉屑》征引一百八十余种诸家诗话，“科别其条”，类聚群分以成书，近似“述而不作”。唯纂辑编选之际，泛览综观之余，去取详略、轻重多寡之间，岂无权衡别裁？宁无孤怀宏识？明李东阳《麓堂诗话》曾言：“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明锺惺《与蔡敬夫》亦云：“此（《诗归》）虽选古人诗，实自著一书。” 选本大抵皆然。[2]由是观之，魏庆之编选《诗人玉屑》，其中自有别识心裁，实无异“自著一书”。
自五代冯道雕印《九经》，赵宋开国踵事增华，实施右文政策。于是图书传播之媒介，除传统之写本（抄本）外，又多出雕版印刷之图书。印本挟其“易成、难毁、节费、便藏”诸利多与优势，席卷知识传播市场。商品经济，供需相求，影响所及，“天下未有一路不刻书”，于是宋代蔚为雕版印刷之黄金时代。[1]印本与写本争辉，丰富而多元之知识传媒，蔚为“变革之推手”，如中古欧洲谷登堡活字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然。[2]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3]宋代士人面对琳琅满目之图书信息，因应之道非一，而“学古通变”四字足以概括。《陈辅之诗话》所云，可见一斑：
《陈辅之诗话》云：“荆公尝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然李赞皇（德裕《文章论》）云：“譬之清风明月，四时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四，第90页）
宋人生唐后，确有盛极难继之困境，诚如王安石之感慨，好诗多被杜甫、白居易“道尽”。《陈辅之诗话》则引用李德裕之说，提出风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之思维，于是革故鼎新，化变启盛，成为宋人面对文学之“穷变”，所生发的“通久”之道。易言之，宋人利用写本印本传媒之“多且易致”，博览图书，以汲取古人之优长，得其规矩准绳，此之谓“学古”，所以传承文学遗产之优长。或翻转变异，强调推陈出新；或精益求精，努力技法洗炼；皆殊途同归，指向“意新语工”之追求，以及“于古人不到处”之留心。此宋人开拓自家特色之努力，宋诗大家名家面对唐诗辉煌之应变与作为，大抵如此。[4]诗话既总结创作经验，分享阅读心得，故于上述宋人之诗思与文心，多所体现。本文所论炼字、选字之借鉴，下字、用字之灵方，不过其中最小焉者之面相而已。清黄宗羲曾称：“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故本文先从读书博学有助于作诗论诗谈起：
有问荆公，老杜诗何故妙绝古今？公曰：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人玉屑》卷十四“草堂·妙绝古今”，引《东皋杂录》，第307页）
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话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诗人玉屑》卷十七“半山老人·少作”，引《石林诗话》，第373页）
凡学为文，宜略识字，此自然之理。宋人为诗，大多发用苏轼《稼说送张琥》所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之说；问杜诗何以妙绝古今？荆公引述杜甫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作代表。《石林诗话》称荆公少作“以意气自许”，作诗“皆直道其胸中事”。其后，从人借阅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由此可见，读书博学，有助于作诗。杜甫、王安石、苏轼、叶梦得皆如是说。黄庭坚所谓陶冶万物，点铁成金，所谓“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可作代表。于是，形成宋人阅读与接受之集体意识。[5]熟读以储材，悟入乃成家。欲求“意新语工”，出入纵横，必先博观厚积，方能约取薄发。
（一）推敲与工拙
诗以一字见工拙，旬煅月炼，推敲琢磨，而后工妙精巧。黄庭坚提倡“安排一字有神”，范温主张“好句要须好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宣称“作诗要健字撑住，要活字斡旋”；《□溪诗话》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着一个屠酤不得”。诸家之说，多重视下字之功夫。《诗人玉屑》为宋代诗学推重诗艺之如实反馈，对于选字下字之推敲，多所关注。兹列举诗话引述贾岛推敲、杜甫下字论说之，以见宋代诗学追求“语工”之一斑：
余按《刘公嘉话》云：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诗人玉屑》卷十五“孟东野贾浪仙·僧敲月下门”，引《缃素杂记》，第329页）[1]
贾岛诗：“僧敲月下门”，用“敲”字较“推”字佳妙：其一，鸟既宿，月已出，则寺僧已休歇，寺门已关闭，不用“敲”字，门如何得入？其二，“敲”字音响声亮，“推”字较喑哑；“敲”字，见夜归而光明正大；“推”字，显得任意鬼祟，终不如“敲”字。何况，“敲”字诉诸声响，绘影而兼绘声。以“敲”字取代“推”字，不只“语工”，而且“意新”，故妙。贾岛作诗，用心于刻削，得力于苦吟，往往揣摩艰苦，不轻易下笔，锤炼之功不遗余力，故诗多尖新无凡语。此黄庭坚及江西诗人追求“语工”之典范。又如诗话引《石林诗话》，述杜甫用字之工妙：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诘。如（《上兜率寺》）“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则其远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滕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道，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适），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凡字皆可用也。（《诗人玉屑》卷十四“草堂·工妙至道人不可及”，引《石林诗话》，第306页）
杜甫诗为宋代诗学之典范，上所征引，善于选用虚字，如“有”、“自”；“犹”、“自”之伦，不可移易，故曰工妙至道。范晞文《对床夜语》讨论虚活字、虚死字，亦征引《滕王亭子》及《上兜率寺》二诗虚字之选用。同时，又征引杜甫其他诗联，特提犹字、忽字、且字、亦字、更字、遂字诸虚词之烹炼抉择，谓“皆用力于一字”，而妙不可言。由此看来，“虚活字极难下，虚死字犹不易”[2]。明李东阳《麓堂诗话》称：“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3]按之上述所引杜甫《上兜率寺》、《滕王亭子》二诗，斯言信而有征。黄庭坚及江西诸子学杜宗杜处，亦在此等。《石林诗话》提示杜甫下字之道，曰：“意与境会，出言中节。”此一宏观斟酌，可作吾人选字用词之指南。
推陈出新，为文学创作追求之一。清赵翼《瓯北诗话》卷五称：“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4]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宋诗却终于能革故鼎新，蔚为一家特色者，诗思、命意、造语、炼字，积极追求“不经人道，古所未有”之陌生化追求，亦一大关键。[1]《诗人玉屑》纂集诸家诗话、笔记以成书，于此亦颇多反映，如：
因谒公，公云：已同路公弼作诗，送令伯叔器。于案间取以相示曰：“雒邑风流余此老，故家文献有诸孙。”可为纪实。内有句云：“船拥清溪尚一樽。”仆曰：船拥清溪，“拥”字有所自不？公曰：何故独问“拥”字？仆曰：盖不曾见人用耳。公曰：李白送陶将军诗：“将军出使拥楼船。”非一船也。（《诗人玉屑》卷六“下字·陵阳论下字”，第140页）
欧阳永叔（《浣溪沙》）词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上出秋千。”此等语皆絶妙，只一“出”字，是后人着意道不到处。（《诗人玉屑》卷六“下字·欧阳公下字”，引《侯鲭录》，第142页）
“船拥清溪尚一樽”，韩驹《陵阳室中语》推崇其下一“拥”字，“盖不曾见人用耳”，前此未有，所以可贵。诗句着一“拥”字，船之独占清溪，溪与船之主客融合，多见于言外，不止命意生新，富于陌生化美感，“不曾见人用”而已。《侯鲭录》称扬欧阳修《浣溪沙》词“绿杨楼上出秋千”，以为绝妙处，“只着一出字，是后人着意道不到处”。语见赵德麟《侯鲭录》卷八，引晁补之《评本朝乐章》。尽管此一妙句另有出典[2]，就词之整体观照，亦不害着一“出”字，而世上儿女多少欢娱，境界全出，故曰“语甚妙绝”，其妙固不止“生新”而已。又如：
“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只一“任”字，即人不到处。自众人必曰“叹”，曰“愧”，独无心“任”之。所谓视如浮云，不易其介者也。继云：“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大知并观，傲睨天地，汪汪万顷，奚足云哉！（《诗人玉屑》卷六“下字·下字人不能到”，第144页）
鲁直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然格高而体下，如云：“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舆度阳焰，窈窕一川花”，谓包含数个意，虽前人亦未易道。然学三谢，失于巧耳。（《诗人玉屑》卷十七“半山老人·格高体下”，引《后山诗话》，第374～375页）
“泥涂任此身”句，择一“任”字，有顺时任运，随遇而安之意，较诸用“叹”、“愧”自知惯常陈熟，此一生新创意，“即人不到处”，《诗人玉屑》多列举而称美之，以为难能可贵。即如王荆公诗，虽批评其“格高而体下”，却又不吝称赞所举二例，造语下字多“前人所未易道”。盖陌生化，为独创性之文艺美感；唯具陌生化、独创性，方是作者。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既不俗，则生新矣。此意新与语工兼而有之也。
（二）响字、活字与一字师
《诗人玉屑》引述《诗眼》，品题李白、杜甫、柳宗元诗之精工自然，所标榜之压字、拈字、汲字，亦皆动词。诗句中之位次不一，皆所谓工于炼字。又胪列杜诗佳句用“受”字者五，多任务巧入妙。或者，虽不及警策，要自稳惬可喜。“受”字，亦是动词。[1]《唐子西语录》所称颂者，为东坡《病鹤》诗活用一“阁”（搁）字：“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六一诗话》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者，亦是动词。宋人之诗歌鉴赏审美观如是，与唐诗好用名词不同，亦唐宋诗异同之一面向。
除外，《诗人玉屑》提示读者，堪作选字用词之指南者，又有响字、警策、稳惬，与颖异诸端，多兼语工与意新而论之。所谓“响字”，为诗中最关键之字，传神所在，为诗人特意用心、审慎斟酌，最富表现力之字。如：
潘邠老（大临）所谓“响字”，即吕本中所谓“活字”，范温所称“诗眼”，韩驹所谓“稳当字”，盖关照全诗、全句，而尽心于选词炼字，要皆指诗人最用心致力处。[1]江西诗派自黄庭坚以下，作诗极注意造语与下字之锻炼工夫。吕本中不满江西诗派之预设法式，于是提倡活法以振济之。然论诗主体风格，仍不脱黄庭坚“安排一字有神”之教示。吕本中《童蒙训》所述，可略窥江西诗法之一斑。对于下字，《童蒙训》引潘邠老“响字”说，称“七言诗，第五字要响”，“五言诗，第三字要响”，盖响字所在，往往为动词，攸关诗句之承接转折，所举例句，“翻”字，紧密绾和“返照”与“石壁”；“失”字亦观照“归云”与“山村”，故云：“所谓响者，致力处也。”吕本中修正其说：“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如杜甫《水槛遣心》：“细语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五言响字皆在第五字；贾岛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响字在第二字；杜甫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响字在第四字。诚如元杨载《诗法家数》所云：“句中要有字眼，或腰，或膝，或足，无一定之处。”此言得之。《诗人玉屑》卷三《唐人句法》，枚举“眼用响字”十例，列岑参、骆宾王、姚合、李益、许浑、曹松、权德与、陈子昂、杜甫、王建十家诗，考其响字，真不必如潘邠老所云：五言在第三字，七言在第五字。
无论潘邠老之响字，或吕本中之活字，多是推敲琢磨而后所下之字，大抵真如钱锺书所云：“唐人好用名词，宋人诗好用动词。”[2]或有不然，则宋人诗话讨论炼字诗眼，辄举唐人佳句中妙用动词者，审美意识使然，鉴赏随之也。如下列诗话所谓颖异不凡：稳惬、警策，所谓“以一字为工”者，诗眼、响字、活字，大抵多为动词，而非名词，如：
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颕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浩然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两字，亦焉得为佳句也哉！如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余谓陈公所补四字不工，而老杜一“过”字为工也。如《钟山语录》云（皇甫冉《归渡洛水》）：“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儿语也。（杜甫《西郊》）“无人觉来往”，下得“觉”字大好。足见吟诗要一两字功夫，观此则知余之所论，非凿空而言也。（《诗人玉屑》卷六“下字·一字之工”，引《六一诗话》、《苕溪渔隐丛话》，第141～142页）
《苕溪渔隐丛话》援引孟浩然诗句，工在“淡”、“滴”二字，皆为动词。着一“淡”字，绾合微云与河汉，烘染诉诸视觉色彩，响字传神。“滴”字，亦动词，位居五言第三字，自是活生灵动之响字；诉诸听觉音响。疏雨和梧桐间，着一“滴”字，彼此化成，而境界全出。其清绝工妙如此，无怪乎当时“举座咸阁笔，不复为继”。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诗：“身轻一鸟”脱落字，陈从易所补疾、落、起、下，亦皆从动词方面着意；善本《杜集》作“过”字，最为工巧妥帖，词性自是动态字，宋人诗歌审美使然。杜甫原诗“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一鸟过，见其势急；万人呼，畏其锋锐。”形容华希鲁身轻如燕，武艺高超。陈从易以为着一“过”字，“诸君亦不能到也”，造语之精工，令人折服。《钟山语录》推崇“赴”字、“觉”字，谓“下得最好”、“下得大好”，皆位于五言第三字，又皆为动词、响字。着一字，而妙于传神写照，诗趣盎然，是所谓造语精工。《苕溪渔隐丛话》称“吟诗要一两字功夫”，响字生动、下字工巧之谓也。又如：
李太白（《金陵酒肆留别》）诗：“吴姬压酒唤客尝”，见新酒初熟，江南风物之美，工在“压”字。老杜画马诗（《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戏拈秃笔扫骅骝”，初无意于画，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诗“汲井漱寒齿”，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两三人”，“吹面受和风”，“轻燕受风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爱“轻燕受风斜”，以谓燕迎风低飞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于“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虽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稳惬尔。（《诗人玉屑》卷六“下字·妙在一字”，引《诗眼》，第142页）
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藁，盖“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矣。（《诗人玉屑》卷六“下字·东坡下字”，引《唐子西语录》，第142～143页）
潘邠老云：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诗人玉屑》卷六“下字·响字”，引《童蒙训》，第140页）
推敲琢磨，慢工出细活，所谓旬煅月炼，呕心沥血者，只为一字之工拙，然后争相传诵，交口称赞，流传不朽。其中，下字炼词，令人拜服，堪为典范者，有所谓一字师、七字师、五字楷模之誉，此乃炼字之极致，如：
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诗人玉屑》卷六“下字·一字师”，引《陈辅之诗话》，第140～141页）
萧楚才知溧阳县，张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见公几案有一絶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字，公出，视藁曰：“谁改吾诗？”左右以实对。萧曰：“与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之秋。且天下一统，公独恨太平何也！”公曰：“萧，第一字之师也。”（《诗人玉屑》卷六“下字·一字师”，引《陈辅之诗话》，第140～141页）
蔡天启言：荆公每称老杜“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之句，以为用意高妙，五字之楷模。他日，公作诗，得“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老杜，以为得意。（《诗人玉屑》卷十七“半山老人·用意高妙”，引《石林诗话》，第375页）
“一字师”之称誉，始于晚唐郑谷改诗，见陶岳《五代史补》。宋代诗话津津乐道，辗转称引，足见宋人对煅句炼字之重视。齐己《早梅》诗，有“昨夜数枝开”之句，郑谷因改“数枝”为“一枝”，则信为早梅无疑。北宋亦传有一字师，则萧楚才改张乖崖咏绝句，改“独恨”为“独幸”，既免文字灾咎，可以全身远祸；又庆幸身逢太平，天下一统，善祷善祝，唯萧楚才改一字而否极泰来，绝处逢生，真“第一字师也”！郑谷所改，为数量形容词，萧楚才所改为动词，唐宋不同又如此。《石林诗话》述王荆公称杜诗，所谓“五字楷模”者，亦妙在第五字“起”、“啭”，自是动词，宋人之诗美选取，可见一斑。所以然者，论者以为，宋人较关心意象如何能传神体物，如何能态势生动，颇在乎意象之调整，较不留心意象之选择。因此，宋人醉心之炼字，大多为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之选择与安排；与唐人专重视名词，自有不同。[1]
（三）日煅月炼与自然成文
《诗人玉屑》纂辑宋人诗话，述说创意性造语，征引《蔡宽夫诗话》、《石林诗话》、《龟山语录》、《冷斋夜话》，鉴赏渊明诗、六朝诗、杜甫诗，以及《出师表》、《酒德颂》、《归去来辞》、《陈情表》等等，推崇直寻，标榜自然，欣赏“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之作品。[2]用字与造语，盖同一机杼。笔者以为，下字炼字虽出于人巧雕琢，亦当如李太白诗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主张“天工与清新”，即是意新语工之理想追求。要之，宋人诗话虽谈造语用字，多以自然为依归，所谓“天工”者是，如云：
诗人造语用字，有着意道处，往往颇露风骨。如滕元发《月波楼》诗：“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连”是也。只一“直”字，便是着力道处，不惟语稍峥嵘，兼亦近俗。何不云“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自与水相连”为微有蕴藉，然非知之者以语此。（［宋］周紫芝《竹坡诗话》“造语用字”）
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世乃有日煅月炼之说。此所以用功者虽多，而名家者终少也。晚唐诸人，议论虽浅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谓“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者，使所见果到此，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有何不可为！惟徒能言之，此禅家所谓语到而实无见处也。往往有好句当面蹉过，若“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不知何处合费许多辛苦；正恐虽捻尽须，不过能作“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句耳，人之相去，固不远哉！（《诗人玉屑》卷八“论用工之过”，引《蔡宽夫诗话》，第178～179页）
《竹坡诗话》主张要语用字，不宜“有着意道处”，否则，“颇露风骨”。举滕元发《月波楼》诗为例，下一“直”字，便着力，近俗；若易以“自”字，则天然去雕饰，而又有蕴藉之妙。沈义父《学府指迷》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所见略同。所引《蔡宽夫诗话》称：“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尽心造语，致力下字之余，用工太过，犹日凿一窍而浑沌死，弄巧成拙，可为鉴戒。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诗，出于直寻率然，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目击道存，是谓得之。否则，过犹不及，着意道、着力道、日煅月炼，终将如王安石所云：“可怜无补费精神。”
（张高评，中国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