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专题】 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市场不是答案 | 国政学人 第353期
作品简介
【作者】米塔·法恩布雷（Miatta Fahnbulleh），新经济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曾任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主管、首相智囊团和内阁办公室成员。其研究领域集中于发展经济学、公共政策。
【编译】董骁天（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贺凡熙
【审核】刘瑛琛
【排版】贺奕
【来源】Fahnbulleh，M. 2020. “The Neoliberal Collapse: Markets Are Not the Answer”.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kingdom/2019-12-10/neoliberal-collapse.
期刊介绍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创刊于1922年，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杂志，被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杂志”之一。根据2018年的期刊引文报告（Web of Science）, 该期刊的影响因子为4.390，在“国际关系”类别的91种期刊中排名第3。
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市场不是答案
The Neoliberal Collapse: Markets Are Not the Answer
Miatta Fahnbulleh
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促使西方世界反思并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为了满足民众对全面改革现有制度的要求，本文综合近年来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试验和实践，设想了一种新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将保护自然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为首要目标。一方面，通过一套基础设施公有、地方企业共同所有的运作模式来提高普通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授权于民，将权力和资源更多分配到距离服务对象更近的地方政府手中。
在过去，“资本主义已陷入危机”这一观点仅限于左翼人士当中。然而在今天，这一论断已经在发达经济体的整个政治领域中颇具吸引力。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逐渐意识到基于自由市场、去管制化和弱政府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在主导了过去四十年的社会形态后，已经到了极限。
这一长期形成的危机在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萧条后备受关注。过去十年间，经合组织（OECD）的发达国家民众不再从经济发展中受益。2017年末，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名义工资增长仅为十年前的一半。预计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员国民众经济状况极其脆弱，这些民众无法维持贫困线及以上的生活水平超过三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中的收入不平等比过去五十年间的任何时候都严重：10%的富裕人口占有近一半的社会总财富，而40%的人口仅占有社会总财富的3%。
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常常指出，尽管过去数十年间工资水平停滞、财富集中导致发达国家中的收入差距增大，但全球范围的繁荣程度则有显著提高。他们认为，自由市场使得科技进步、经济投资和社会繁荣成为了可能，这才是超过十亿人摆脱极端贫困线的根本原因。然而，这种表述无法解释在教育、医疗和就业方面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种国家干预或已被视为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对生活水平的改善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这一辩护也同样忽视了大量财富聚集和惊人的不平等对全球经济形态的持续塑造——全球不到1%的人口拥有46%的财富，而最贫穷的70%的人口仅拥有不超过3%的财富。
不平等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只要人们感觉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机会在增多、他们的后代能够获得比自身更好的生活，人们就愿意一直忍气吞声。而在最近的几十年间，人们不再容忍。越来越多的观念认为社会系统并不公平，并不服务于大多数人的福祉。被压抑产生的挫败感导致了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人们对长期受到排挤、甚至被视为异端学说的社会主义理论表现出了接受的新态度。在英国，近期有53%的受访者认为在过去十年间经济变得更加不平等，83%的人认为经济能很好地为富人的利益服务，但仅有10%的人认为经济发展对贫穷家庭有所帮助。将过去数十年间处于私有化状态的基础公共设施，如火车、电力和水利公司等重新恢复公有的想法逐渐复苏，并受到超过75%的受访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在美国一项针对18-29岁青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社会主义受支持的比率（51%）高于资本主义（45%）。根据盖洛普（Gallup）的数据，在过去两年间，对资本主义持有积极观点的青年人减少了12%，较2010年68%的支持率有了显著的转变。
然而，仅仅有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议题的复苏是不够的。首先，战后对中央集权和国家所有权的强调与发达经济体对更多地由地方和集体控制资源这一普遍要求背道而驰。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需要面对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并不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导致的灾难。毕竟，新自由主义不仅让民众失望，而且破坏了地球环境。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将经济发展排在首位的经济模式所导致的高水平消费和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因而导致环境变化并危及到人类的未来。
去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称，为了将平均全球气温升高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内，全球必须在十年内减少一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旦温度增长超过1.5摄氏度，就可能对人类和自然系统造成毁灭性且不可逆的严重打击。
正如同经济崩溃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一般，环境恶化源于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两种挑战都可以通过接受另一种经济模式来解决。通过在当代实践社会主义理念，这一模式能够很好地回应对全面改革的强烈渴望。这一新的经济模式必须将保护自然环境列为首要目标，必须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并确保所有居民都能获得体面和有质量的生活。这一经济模式建立在长期性的商业计划之上，力图实现除了利润和股价增长以外的社会目的，并承诺为社会中的工人阶层发声。这一新模式将授权于民，通过建立公共物品和基本基础设施的共同所有权，并通过鼓励地方管理的私营企业的合作和共同所有权，来让民众获得更多经济利益。这就要求一种将权力下放到基层社区并促使人们合力改善生活的、积极且去中央化的国家政权。
一、一份新的社会契约
英国为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演变提供了生动的案例。相比于拥有更强社会民主传统和更完善的民主体制的其他欧洲国家，英国像美国一样，其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更加狂热，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执行了减税、减少社会福利和去管制化的一系列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措施。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衰败在英国造成了尤其严重的伤害。将通货膨胀影响考虑在内，英国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比2008年的状况更加糟糕。由于更多人需要贷款来勉强维持生计，英国家庭负债水平甚至高于金融危机之前的状况，超过143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
对很多英国人来说，2016年脱欧全民公决实际上被当作一个发泄口，以宣泄对这一正在衰败的体制的愤怒和不满。承受极大压力的底层民众通过脱欧公投的结果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现状需要改变。在过去三年间这种不安持续增长，为更加激进的国内政策提供了空间。从工党近期采取的很多在过去被认为过于冒进的主张中可见一斑，如公共设施的再国有化和国营医药公司的建立等。
但即使在英国，政治纲领的调整也落后于公众对于全面改革的需求。全球的发达经济体所需要的并不是在边缘问题上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重塑国家、经济和基层社区关系的全面变革。而变革措施的第一步应当是一份全球参与的《新绿色协定》（Green New Deal）：广泛动员社会资源以减轻碳排放，并与此同时创造数百万工作岗位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政府应当在绿色基础设施领域做出重大投资，以实现在未来10-15年内净碳排量为零的目标。例如在岸和离岸风力发电站、智能电网、捕碳和储碳的新型技术以及为工人培训未来绿色经济所必需的岗位技能等。
政策制定者也需要为可再生能源减税，以激励企业采用石油替代物来减轻碳排放。零碳排放的建筑标准和化石燃料使用配额等新的规则，将有利于迫使一直以来应对气候危机时行动缓慢的市场做出改变。中央银行应当采取更严厉的信贷政策指导来剥离资本驱动下的工业生产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包括限制用于密集排放产业的信贷额度并限定低碳投资贷款的最低配额。
为了应对工资萧条，政府应当全力动用国家的杠杆措施，如税收、工资管制和补助金等，来激励或强迫企业合理地偿付工资。为了让劳工获得公正的工作回报，不仅应当提高工资水平，同样也应该减少工作时长，政府应当通过增加法定假期来实现每周四天的平均工作日。与此同时，要加强劳工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就应当要求企业主动承认工会的合法存在，并给予劳工更多合法权利来实现组织化、集体谈判和罢工等。工人也必须更多获得所在企业的所有权。政府应当委托员工所有权基金会，将公司的一部分利润用公平的方式转移到员工集体所有的信托基金中。通过信托，员工可以向其他股东一样获得公司股份，这样就可以保证员工成为企业的主要股东，进而控制企业的发展方向。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包括John Lewis连锁商场（译者注：伦敦最大的百货商店，有150多年历史），家庭娱乐系统零售商Richer Sounds，和麦克唐纳咨询公司都通过使员工获得所有权获得了生产力、员工稳定性和参与程度的提高等一系列好处，并因此获得更高的利润。
与公民所达成的新的社会契约不应该仅限于工作领域，其终极目标是善政良治（well-being state），为所有人提供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这将要求在过去新自由主义政府领导下被减弱的福利国家领域增加投资，例如确保普及高质量医疗和教育服务。但新的契约应当超出这些已有的措施，并实施儿童福利、公共交通和最低收入保障的普及政策。这些扩张福利国家的政策措施的资金来源应当通过对有承受能力的人群增加累进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最高税率，以及对资本利得等财富所得征收与个人所得税同等级别的税率来实现。
二、权力属于人民
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足以激励这些发达国家应对并真正摆脱新自由主义长期停滞和衰退。这些社会需要更多的民主，将权力和资源更多分配到距离服务对象更近的地方政府手中。这是这项新经济议题区别于那些热衷中央集权和公有制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例如，相较于依赖联邦政府或省级政府来提供如能源、经济适用房和公共交通等日常公共必需品而言，市政府应当建立居民所有并只对居民负责的公司来提供上述服务。
西班牙的巴斯克郡提供了一个更民主的经济体样板。一群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于1956年通过工人合作社的方式建立了拉贡集团（Mondragon Corporation），后者已经成为西班牙十大商业集团之一和第四大雇主，拥有数百不同产业分公司和超过75000名员工。该集团所涉领域广泛，涵盖银行业、日常消费品和工程领域。它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利润，更多的是实现特定的社会环境目标。它的所有权属于为它工作的工人，并由这些工人而不是外部投资者掌管运营，其治理结构也确保集团成员拥有股份并能获得集团的利润分成。
英国的社区土地信托提供了另一例证。利物浦的格林比第四大街和伦敦麦伦德区的社区土地信托从私人手中购买土地并实现社区所有权，以此为当地民众提供经济适用房。该信托基金以可以承受的优惠价格为当地人修建了房屋，并用资产锁定的方式防止土地转卖，以确保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始终被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以上提到的自下而上的经济实验对新经济模式的成功至关重要。为了让这些社会实验能够蓬勃开展，那些认同社会主义传统的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例如美国的亚历山大·奥卡西奥·克尔特兹和伯尼·桑德斯以及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应当利用其社会平台吸引那些正努力创造更民主的经济体的地方社会活动家和社会组织的注意力。与此同时，社会也应当保持适当程度的耐心，这种新思潮必然需要一定时间来实现大规模变革。但这种耐心也是有底线的：对于弥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损失来说，时间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