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年谱思想与于北山的年谱三种——“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读后
最近，已故于北山先生的《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以“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下简称“三谱”）的总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曾受过于北山先生教诲的后学，我心中颇多感慨的。记得于北山先生生前曾多次与我谈到梁启超,他激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推崇梁启超《历史研究法》,他说是梁启超的学术著作把他引入学术研究的门径的,他说他是从梁启超那里学到了治学的基本方法的。我在阅读于北山先生“三谱”的同时,又重新阅读了梁启超的有关学术著作,我深感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关于年谱的思想对于北山先生的“三谱”的撰写是有着明显影响的,或者说,在梁启超与于北山先生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学术的渊源。为了更好地理解于北山先生年谱三种的学术成就，我想就此谈点粗浅的感受。
一、梁启超的年谱思想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广东新会人,曾是晚清戊戌变法的领袖，１９２２年到清华院任教，与王国维、陈寅恪被并称为＂清华三教授＂。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梁启超的学术显得多博杂而少精深，但尽管如此，梁启超的＂博杂＂仍是一种国学大师的博杂――梁启超用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广阔领域以及研究方法,都作了自己独到的研究与介绍,加上他的论著逻辑清晰，文字浅近，因而特别容易被人接受,产生过很大影响，李泽厚先生称梁启超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启蒙者，夏中义称他为“现代学统＂的奠基人。
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时期，学术启蒙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梁启超的价值似乎正在这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就是梁启运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探究中国历史研究方法的史学名著，而梁启超的年谱思想则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年谱及其做法》一章。
年谱是中国传统的一种史学体裁，最早的年谱当推北宋吕大防做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吕大防之所以要做年谱是因有感于读者在读谱主的诗文时，诗文中存在着许多感触时事的地方,这也就是说这些诗文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关系很是密切;如果不能明了这些社会背景,冒昧地去读诗文,就很难领会作者所作的真精神，所以吕大防想以做年谱的方法来弥补这种阅读诗文时的缺陷或遗憾。吕大防的年谱现在看来很是简陋的,结构不完整,篇幅太简略，但对一种史学体裁的开创，吕大防却是功不可抹的。 吕大防之后, 年谱这种史学体裁得到了人们的重视．明清两代做年谱的越来越多,年谱的谱主不但有文学家，学者，还有政治家等，于是年谱成了传统史学中的一种重要体裁，在传统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作为一位国学大师,特别是一位启蒙大师,年谱这种传统学术的体裁自然也在梁启超的学术研究视野之中,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就曾做过《朱舜水先生年谱》、《辛稼轩先生年谱》, 在《年谱及其做法》中, 梁启超从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出发，用现代学术的逻辑方法，对年谱这种中国传统的学术体裁作了深入浅出的系统研究。
梁启超对作为史学体裁的年谱很重视,他甚至认为研究历史最好是从做年谱开始。他认为做年谱是有好处的：首先, 年谱不同于和传记,做传记不仅须要史学知识,还要有相当的文章技术,而做年谱却只有史学知识就够了。其次, 做年谱可以培养做学问的性情,训练做历史的方法,因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三,年谱的主人无论是学者,文人,或政治家,总有一些成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做年谱可以使人对这些谱主成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有清楚地了解,有时还有楷模的作用。
对年谱的类别,梁启超也作了多角度的分类，他把年谱分为：
（一）自传的或他传的。他传的年谱中,又可分为同时人做的与异时的人做的两种。
（二）创作的或改作的。梁启超认为,改作的年谱一般应比创作的好,尽管也有意外的。他还指出,改作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没有特别的见地,自然可以不用改作,改作不可以埋没创作者的艰苦,因为创作者已做好了大间架,改作者不过加以小部分的增订删改而已。他还指出，有的人不止有一部年谱, 如《朱子年谱》，就曾被人一做再做。一般说来,做年谱应该后来居上，越做越精。
（三）附见的或独立的。附见的是附在谱主集子后面的年谱，独立的则是单独的年谱。
（四）平叙的考订的。如果谱主的事迹清楚，可以用平叙的年谱。如果谱主事迹不明，则可用考订的年谱。考订的年谱往往又有三种情况：一是谱主的事迹太少,要从各处钩嵇；二是旧有的记载把年代全记错了的,要重新考订； 三是旧有的记载故意诬蔑或观察错误，这就得加以考订。
梁启超对年谱的体例也作了仔细地研究。他从年谱中的背景、记载当时的人、记载的文章、批评以及附录等层面分别地做了探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指责中国的旧有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从而主张历史要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还要求其有公理公例。梁启超的这种资产阶级史学观比起封建的旧史学观显然有更多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他在探讨年谱体例时也是体现出了他的这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
梁启超在谈年谱的背景时指出，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因而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伟大的人,常常创造伟大的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的社会,这年谱当然不能不记。就是活动力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也常影响到他身上,因而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梁启超还指出,由于谱主情况各不相同,年谱纪载时事,就会有详有简,年谱记事详简的标准非常重要,甚至是撰写年谱的一个原则。一些比比较纯粹点的学者、文人,与时代的关系比较的少,做他们的年谱,背景就应简切; 而一些政治家,他们的年谱记载时事则必须详细些。如为李鸿章做年谱,当时的政事就必须详细些,因为他与时势的关系紧密,假如年谱不记时事,人们就无法看懂他的事绩,认识他们的价值。而且, 由于李鸿章的特殊性，他的年谱中的背景还非扩充到世界不可, 梁启超认为,这种责任年谱是应担负起来的。
在梁启超看来,由于谱主的背景不同,年谱在处理背景方面也不应千篇一律。 如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这部年谱虽是想为王安石翻案.但却只把从前旧法的种种条文,新法的种种条文,一款一款的分列; 把王安石所用的人的行为,攻击王安石的人的言论,一件一件的分列;这样读者就自然有个比较，从而使读者明白不是王安石变法不好,而是用人不好。 梁启超认为这样的做法体现的是史家的态度。再如凌张的《元遗山年谱》,则以元遗山为中心,记载时事很详，其实元遗山的诗与时事关系并不大，但由于金元之间,正史简陋的很,凌张以元遗山做中心,从诗句里钩出许多湮沈的史料,放在年谱内,虽然不合原则,倒也有一种好处。总之，在处理年谱的背景时, 梁启超认为应该观察谱主是怎样的人,和时事有何等的关系,才可以确定年谱中时事的成分和种类.不但须注意多少详略的调剂,而且须注意大小轻重的叙述.只有恰乎其当,读者才能感到既有不嫌繁琐而又没有遗憾。
在谈 “记载当时的人”时,梁启超指出，一般人做年谱,也很注意谱主的家族.但家族以外的师友生徒亲故都不为做年谱的人所注意,他认为这是一般年谱的缺点。梁启超认为冯辰的《李恕谷年谱》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作者根据李恕谷的《日谱》,对与李恕谷有所交往的人都有记载,让人读后一方面知道李恕谷成就学问的原因,一方面也可以知道颜李学派发展的状况。梁启超还指出,一些年谱在处理谱主与其它人的关系时过于拘束,对为一些理学家做谱,一些观念上的关系也应重视。他举例道,说理学和朱子的关系,最密切的是陆象山,但我们竟不能在《朱子年谱》看到陆象山的死年,这是何等的遗憾!
对用何体裁处理与谱主有关当时的人关系, 梁启超也作了仔细探讨。梁启超认为与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传;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做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有交际的,可以分别做人名索引,他认为凡是替大学者大政治家做年谱,非有这三种体载附在里面不可。
此外，梁启超对年谱中许多技术性的问题也作了仔细探讨。例如他在谈年谱的格式时就曾别出心裁地谈到一种合谱,认为前人没有这样做过。他说:“凡同在一时代,大家是朋友,讲求学术,见解不同,生出数家派别.如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张械、吕祖谦、陈亮等,我们若做一部合谱,一来,可以包括一时的学界情形;二来,公平的叙述,不致有所偏袒;三来,时人免得做数次的记载;这是最有趣味,最合方法的事情。＂[1]由此也可见,梁启超对年谱的思考是不拘于传统而富有创建的。
从上也可见,梁启超对年谱及其做法的研究是深入浅出的。“深入＂是指他用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史学观对年谱这种传统学术体裁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新的思考，“浅出”是指他用分类的逻辑的方法,用浅近的语言把他对年谱的思考的表述得条理清晰明白易懂，因而他的《年谱及其做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样，有着现代学术启蒙的意义与特点，而且有着金针渡人的可操作性。
二、于北山的年谱著作三种
于北山（１９１７－１９８７）河北霸县人，幼年就读私塾，塾师为晚清举人；十五岁外出游学，遍访国学名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１９５０年起，在南京中学、大学任教；１９６９年末下放苏北淮阴农村务农，后入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授，致力于宋代文学研究。于北山的主要著作有《陆游年谱》（１９６１年初版，１９９５年增订版）、《范成大年谱》（１９６５年定稿，１９８７年出版）、《杨万里年谱》（１９６６年初稿，１９８２年定稿）。２００６年，于北山的《陆游年谱》《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以“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的总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三谱”所写的“出版说明”中这样评价“三谱”，认为“三谱”对年谱的撰写有着“示来者以轨则”的作用。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初读“三谱”，联系着梁启超的有关思想，我觉得于北山在“三谱”的撰写对梁启超的有关思想多有吸收(如对附录中参考书目、人名索引等的处理都明显吸收了梁启超意见),这里只想谈三点粗浅的感受：
首先，于北山对年谱这种传统的学术体载作了重要革新。如前所说，年谱是我国传统的学术体载，我国清代学术以考据见长，其中不乏精到的年谱之作，但当时的年谱往往太重客观，大多如记流水帐，而且大都就人（传主）记事（事略），或稍有考辨，往往失之于简陋。如上所说，梁启超从资产阶级的史学观出发，对年谱的内容作了自己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特别强调对谱主的社会背景与交往人物的重视，以便使年谱更好地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梁启超的这些见解，可以说在于北山的“三谱”中都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于北山先生“三谱”的体例与传统年谱的体例有着不同，它们“首'时事’，次'谱文’，再次'注文’ ”。 “时事”以明社会背景，“谱文”以记谱主事略以及社会交往等内容，“注文”则就“谱文”中需要说明的问题再作进一步的考订或解释。这样的体例本身，便体现出了梁启超所强调的把谱主放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多方面把握的学术理路，也体现出了把事实与理解融为一体的科学精神。这样的年谱就不再只是对谱主生平事迹的简单的考定与陈述，它突破了旧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只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缺点，而是把谱主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人等）以及研究者的相关见解都有机地交融起来了，这样显然更便于人们对谱主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同时也使得年谱的编写体例比之旧式年谱的编写体例有了更开阔的学术视野，能容纳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因而也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而“三谱”的这一体例又是以1961年初版的《陆游年谱》为首创，其后＂二谱＂在运用上则显得更趋圆熟。由此也可见梁启超对年谱的一些精到的思考在于北山的“三谱”中都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梁启超在谈年谱时特别反对作者为了为谱主翻案而脱离史实来妄加评论，这种意见无疑是对的。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年谱撰写者的主观见解其实在年谱的撰写中也是回避不了的,尤其是由于时代变化了,历史上的一些事情不加以适当的解说评论,现在读者往往就不易很好地理解。于北山的“三谱”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探讨与创新。他在一些确实需要加以评论处，会在注文以及注的按中略加点评，由于这些点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与事实融为一体的，因而它能对人们更好地理解事实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也无疑增加了年谱撰写的难度，丰富了年谱写作的内容，同时也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完全可以说,于北山先生在年谱体例上的这些创新，自觉地接受了梁启超的影响而又有自己的突破与创造，正像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三谱”的“出版说明”中所说：“于北山教授编撰年谱，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融年谱、评传为一体，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2］于北山所创年谱的体例之所以为能为后来之年谱撰写者所仿效，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次，“三谱”连璧，多少有似梁启超所说的＂合谱＂，它体现为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这也是于北山“三谱”给我的又一个突出感受。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是南宋诗坛的“中兴四大家”，尤袤因资料缺乏，无法成谱，其它“中兴四大家”中的三位大诗人于北山都为他们作了篇幅宏富而又内容厚实的年谱，这本身就是对南宋文学研究的一大突破与杰出贡献，“三谱”连璧，构成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作为一项学术工程，连璧的“三谱”多方面地体现出了学术的创新意识。“三谱”中最先写成的是《陆游年谱》。于北山之所以要写《陆游年谱》，是因为他深感前人对陆游生平的研究过于粗略。作为南宋的一位大诗人，历来不乏对陆游生平的研究，特别是清代大学者钱大昕与赵翼都曾为陆游作过年谱。前贤们关于陆游的年谱虽“功不可泯”，但在于北山看来却有着明显不足，“惟钱谱体例虽谨，而规模未宏；赵谱考订偶施而事迹多略”。不满前贤学术研究中的不足，从而力图去弥补这种学术研究上的不足，这可以说是于北山《陆游年谱》的着力处，也是它学术上的创新处。于北山的《陆游年谱》被学界誉为“至今还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品”，就是因为它确实地解决了学术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后出转宏转精，超越拓展了前人的学术境界。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这是改写得很成功的年谱。例如于谱陆游３１岁条中关于《钗头凤》条，在“按”中，于北山旁征博引，有关材料几被搜罗殆尽，如把于谱与钱谱与赵谱相比，就不难发现于谱用功之勤，确实超越了前人。
难能可贵的是，于北山没有满足于《陆游年谱》所取得的成就，他在《陆游年谱》写成后，又着手撰写《范成大年谱》与《杨万里年谱》，他的“三谱”连璧，实际上体现出了他对南宋诗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三谱” 连璧才可以让人更清楚地把握理解南宋诗人与诗坛的更为全面的风貌，所以于北山的“三谱” 连璧才是一项极有战略眼光极富意义的学术工程。同样，从学术研究本身来看，我以为“三谱”连璧，也是于北山《陆游年谱》研究的必然延伸。如前面所说，于北山“三谱”的谱主同为南宋“中兴”大诗人，他们的具体生卒年代虽然有异，但他们生活的时代却是共同的，而且他们之间也互有交往与影响，从学术研究本身的角度看，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撰写成功后，他的其它两谱中的许多共性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因而由《陆游年谱》而为《范成大年谱》，再为《杨万里年谱》，这在学术研究上也就有了某种关连性与必然性的。同样，有了《陆游年谱》为基础，于北山先生的《范成大年谱》《杨万里年谱》的撰写也就可以是触类旁通而事半功倍了。这其间又体现出了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可持续性与可发展性，体现出了研究者开阔的学术胸襟与开放的学术视野，这就是大家风范。总之，于北山的“三谱”是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这项工程之所以具有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创新性――《陆游年谱》超越前人而后来居上；《杨万里年谱》从一定意义上讲属于新作,是填补了空白的；而“三谱”连璧，则更体现为一种学术拓展，可以说是对南宋中兴四杰研究的重要突破。我以为，于北山“三谱”的学术典范意义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这些方面。前面我曾提到梁启超所说的＂合谱＂，从一定意义上讲，于北山的＂三谱＂已经有点类似＂合谱＂了。但我想,如果能让于北山假以时日，把这三位诗人的事迹，真正地像梁启超所说，融于一部年谱之中，那将会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谱＂，那也将会显得更为精彩！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这就是“三谱”体现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与严谨的治学精神，这是我读“三谱”时不能不说的又一深刻感受。于北山在学术上虽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的影响，但基本的治学方法还是自觉地承继着清代朴学的路数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概括清代学风有如下一些特点，诸如有凡立一义，必有证据，反对臆说；选证据必以古为先；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罗列同类事项，以为公则；采用旧说，必明引之；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师，亦所不避……这种重资料、重考据、重实证的科学精神在于北山的“三谱”中有着极为充分地体现的，这或许也是“三谱”堪称学术典范的又一原因。记得于北山在世时曾与一位治楚辞的专家开玩笑，说有一篇论文不可不作——《屈原为墨西哥人考》，我们听后都很吃惊，他幽默地解释道，《史记》说屈原“形容枯槁”，可见屈原黑呀，墨西哥人才黑呢；中国诗歌篇幅都短，《离骚》却长，可见惟有热情的墨西哥人才能作出如此长篇的诗歌，所以屈原非墨西哥人莫属……这虽然是于北山说的笑话，但却表现出了他对学术研究中那种无根游谈与哗众取宠的恶劣学风的蔑视与讥讽。＂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是于北山那代学者所信奉的！我们知道，编撰年谱是离开了大量的文献材料的，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没有几十年的硬工夫是断然无法入手的，何况这些相关的材料也并非拿来就能使用，还得下上一番的去伪存真的考辨工夫，这就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说“然此种材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谨严之选择，不能甄别适当。”[３]我以为，于北山的“三谱”正是以这样的渊博的知识与谨严的态度而编撰成的。“三谱”篇幅之巨（皇皇170余万字）、征引文献之多，考辨之精当都是让人叹服的。我还想指出的是，对于北山来说，深厚学术功力与严谨的治学精神是相为表里的。且以他的《陆游年谱》为例，此书初版就已获得极高的学术声誉，但修定再版时，于北山又补充了大量的新的材料，并对自己初版中的一些疏忽错漏也加以了改正补充，并且明确标出，这些正是他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或许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于北山先生写作“三谱”时的条件并不算好，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险恶（如“文革”中下放时），然而他竟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以一人之力成“三谱”这样宏大的学术工程，他对学术研究的执著实在是让人敬重。“得时名易，得后世名难”。于北山的“三谱”数十年后能合璧出版，正说明了它学术价值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联想到现今的学术界，浮躁之风人所共感，腐败现象非常严重，类似《屈原为墨西哥人考》式的创新之作也时有所见，这些都让我对汤一介先生感叹的老一辈学者的学风“昔不至今”有一种深深的共鸣。在这种情况下，读于北山的“三谱”并从中感受于北山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高度自律的作风，或许就更能体会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三谱”所作“出版说明”中说的于著有“示来者以轨则”的更深层的含义。梁启超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大谈学术的趣味，主张＂为学问而学问＂的科学精神，于北山的“三谱”是充分体现出了这种学术精神的，在其中人们很难看到而今学术著作中时常可见的急功近利的浮澡气，触目可感的却是一种求实的学术精神与纯正的学术趣味。
文献注释：
［１］《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梁启超卷》,第4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２］《陆游年谱·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第289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