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平：顾颉刚《积石堂记》抄写稿考略
一、抄写稿的内容
《积石堂记》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948年在国立兰州大学任职期间，于当年11月为学校新建图书馆积石堂所撰写的一篇碑记，是兰州大学图书馆重要的馆史文献。文章当时是否被镌刻于石碑，并未见到相关文字记载，也未曾发现有相关碑刻存世;不过全文于1949年4月以《兰大积石堂记》为题发表于《西北世纪（半月刊）》[1]。《兰大积石堂记》的发表因年代久远，早已成为尘封往事，后人鲜有提及。尽管《积石堂记》也被收入作者文集，[2]但今天兰州大学师生及校外人士了解和熟悉这篇文章，主要缘于一份留有顾颉刚修改手迹的抄写稿在后世的流传和大量复印。
对于《积石堂记》抄写稿，需要在此就其流播情况略作交代。据兰州大学图书馆韩喜运老师讲：1985年，他从兰大本校毕业后，直接留校进入图书馆工作。当时图书馆领导告诉他，兰州医学院（后于2004年并入兰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允尧先生收藏有顾颉刚《积石堂记》抄写稿，已谈妥向兰大图书馆提供复印件，馆里委派他前往领取。后来兰大图书馆及学校的抄写稿，都是在朱允尧所提供复印件的基础上重新复印的文本。至于朱允尧所藏究竟是抄写稿原件还是复印件，韩喜运老师称他本人当时并未见到，也未曾问及。朱允尧早年曾就读于东北大学，又曾转学入读国立兰州大学，1949年毕业后即留兰大本校图书馆工作。1954年兰州医学院从兰大分出独立建校后，他即长期担任该院图书馆馆长，并从事图书情报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业绩卓著。[3]据其经历，朱允尧很可能拥有抄写稿原件，可惜相关情况在他生前未曾得到关注，待他去世后更是无从了解。尽管兰大图书馆及学校都只拥有复印件，但因系静电复印机所复印，稿面文字一如原件，并无任何差异，因此考察抄写稿复印件实际上等同于考察原件。
为便于考察，现据复印件将抄写稿全文迻录于后（黑体字部分系顾颉刚修改时新增）：
当左文襄公之创建甘肃贡院也，至公堂后，越方池为观成堂，二堂皆西向，其北为阅卷各房科，制度甚盛。其手书联额克保至今，书法厚重沈毅，令人忾然想见其德性。民国十六年，马鹤天先生任甘肃教育厅长，于斯立中山大学，设礼堂于至公堂，改观成堂为图书馆，时藏弆未丰，地固有馀裕。是后甘肃学院因之。至三十五年，中央政府因学院之旧，立兰州大学，命辛树帜先生长校。先生远瞩高瞻，知树人大计必以师资及图书仪器为先，既慎选师资，广罗仪器，更竭其全力于购置图书，京沪陇海道上，轮毂奔驰，捆载西来者大椟数百事。未几，战祸突兴，陆行阻绝，又以飞机运之。二年之间，积书至十五万册，卓然为西北巨藏矣。于是以至公堂为阅览室，尽辟观成堂后小屋二十为书库。犹感不足，相其地宜，各房科旧屋历年久，虞倾圮，乃于三十七年之夏拆除之，即其基址建藏书楼二座，前楼纵四十一公尺，深八公尺，高十二公尺，楼上下面积六百五十六平公方，以为图书馆办公室及研究室、陈列室。后楼纵四十公尺，深十二公尺，高十公尺又五寸，面积九百六十平公方，书库及阅览室萃焉。两楼所容，计可三十万册。后楼之北尚有馀地，他年海内承平，中外缥缃纷沓而至，两楼不可胜容，则将增筑书库，期为八十万册之储。其规模之闳，致力之锐，所以推动西北文化者，岂不伟欤。工事既粗成，援校中新筑题以名山之例，名之曰“积石”，请宁夏省政府马主席少云奠其基，且颜其堂。斯堂也，居全校之中央，耸然而高，左接观成，右挹至公，左公之遗泽藉之以长存，马公之嘉惠因之以永记，寰宇人士凡来游于此者，悉将登堂而求图籍之材，为之低徊留连而不忍去焉。夫积石者，《山海经》谓之“禹所积石之山”，《禹贡》则曰“导河积石”。盖永靖积石关峡长达二十馀里，两山相逼，如削如截，黄河中流，循循拘谨，若处沟渎间，古人至此，欲溯河源而不可进，遂以为导河之始。其北山为第三纪红利砾上升所成，“为火成岩，为花冈岩”，若五丁力士所堆积累聚者然，初民好以一切奇迹集中于禹身，故谓之为禹所积也。后世地理智识日增，沿流溯源，得至闷摩黎山，以为禹当始导于此，遂呼闷摩黎山为积石，转名故山为小积石，是直左氏所谓“新间旧”耳。兰州大学居大河之滨，辟门于墙北，不数武即闻??之声，师生所饮无一滴非取诸河者，饮水思源，讵可以忘积石。抑凡教于斯、学于斯者，无日不挟策而洛诵，则又安可以忘积石堂。水也，书也，固皆校中人所不得须臾离者也。树帜校长以“积石”名此堂，旨哉味乎！少云主席家于临夏，一纵马即至永靖，以其乡土之名山题额于菁莪育才之地，知其必有乐于斯也。堂之筑，相度规划者，校长而外，图书馆何主任日章及董教务长爽秋，段训导长子美，水院长天同，乔院长树民，王主任德基，陈主任祖炳;设计者钱工程师青选;绘制图样并监修者刘工程师郁文，郭工程师祖培;筹集经费者刘祕书宗鹤，牛主任得林;购运材料者，吴主任鸿业及刘君希成;承包建筑者，裕盛營造厂马经理式玉;监督工事者，焦君信之。群策群力，旦夕不懈，用能于金融波动之际，百日而功成，此不可不记以章之者也。颉刚自抗战以来，流离播迁，虽备员大学，曾未能一日安居，书本之荒久矣，年日长而学日疏，思之常悚叹。今夏来此讲学，得览藏书，左右逢源，重度十馀年前之钻研生活，目眙心开，恍若渴骥之奔泉，力不可抑而止，是以家人屡促其归而迟迟其行也。使果储八十万册者，吾忍不终老于此耶！兹当临行之日，躬逢落成之典，爰书其事于石，以告后人，知创始之难焉！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顾颉刚撰书。[4]
抄写稿原抄写于6页竖排印制稿纸之上，由两部分组成：1.主体内容。系用正楷依行工整誊抄于板框之内，原本结撰完整，文辞条畅，显然在修改之前已经定稿，并且是一份誊清稿[5]。2.修改内容。系用行书添加于原誊清稿天头、尾部及行间等处。从笔迹来看，原誊清稿仅有1处1字（“命辛树帜先生长校”中“树”字）脱文已被补充，另有4处11字被涂删（文字约略可见，是誊清时所删还是后来修改时所删，目前难以考详，但修改时涂删的可能性更大）。修改内容共计有19处，据落款及笔迹均可断定系顾颉刚手迹。从上引录文中黑体字部分可以看出，有些修改只涉及一个字词、标点或词组，有些则涉及较大的篇幅。在具体修改过程中，或直接添补新的内容，或以新拟表述替换原有内容，总计新增263字（含标点），被替换51字（含标点，被替换内容录文中从省）。
经对比可知，抄写稿《积石堂记》与已发表《兰大积石堂记》在文本方面略有出入，除技术性省文及排版纰缪外，[6]《兰大积石堂记》中着意的改动其实只涉及两处生僻字用语：一处是将“藏弆”改为“藏书”，一处是将“??之声”改为“汹涌之声”。鉴于当时《西北世纪（半月刊）》系用铅字排版，很可能在排印过程中缺乏以上两处生僻字字丁，因而换用意思相近的常用字词以便于排版。综上所述，抄写稿内容应该就是次年公开发表的《兰大积石堂记》的底稿。尽管在完成修改之际抄写稿内容已经定稿，并且成为次年所发表《兰大积石堂记》的底稿，但当时原誊清稿已经被修改，在形式上又变成了新的草稿，尚待重新誊清以备面世。后来稿件被保存了下来。鉴于该稿件同时兼具原誊清稿、新定稿及新草稿等多重属性，无法准确进行指称，文中只能笼统称为“抄写稿”。
二、抄写稿的形成
自《积石堂记》抄写稿复印件流出之后，整篇稿件一直被认定为顾颉刚手书，备受兰州大学图书馆及学校的重视，又多次被进行复印、录文，并借助报刊、手册及网络等多种途径得以广泛传播，从而为馆内外、校内外所熟识。在2009年校庆之际，图书馆为了扩大影响，还将抄写稿全文按原有字体扩大后镌刻于多块木板之上，排比悬挂于积石堂（今盘旋路校本部图书馆;原积石堂位于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内，早已被拆除）“兰大文库”外墙以供参观欣赏。但吊诡的是，上述宣传活动非但没有强化人们对抄写稿作为顾颉刚手书的认同，反而引起了人们对抄写稿真实性的质疑;自图书馆悬挂刻板以后尤其如此。人们在阅读抄写稿之时，由于修改语境的存在，对于出现涂删及不同字体的情况大都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因此而质疑稿件的真实性;但是在参观刻板之时，其体验便大不相同。刻板一方面摒弃了抄写稿中的涂删、增补等修改痕迹，从而失去了稿件的修改语境，另一方面又完全沿用了抄写稿中楷、行两种字体，将风格迥异的两种文字杂糅在一起，经规整后按誊清稿式样镌刻展示，但又无法解释不同字体杂糅的缘故。当一篇名家名作以这种略显怪异的文创方式突兀呈现时，能够给予参观者的显然不会是审美的愉悦，只能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视觉冲击，引起质疑便不足为怪了。据图书馆从事文库讲解的老师称，曾有校领导据此怀疑《积石堂记》是否为顾颉刚所作。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有鉴于此，亟需对抄写稿作一番探讨。
考虑到《积石堂记》并非在奠基典礼当日一次性完成撰写，文章从起稿到最后改定，其间凡修改两次，誊抄两次，前后历时达半月之久。只有全面、准确了解相关过程，才能厘清抄写稿的形成原委，解除人们的疑虑。
关于《积石堂记》的起稿、修改及誊抄，顾颉刚在1948年11月中下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以下对日记内容作一摘引，以便于深入了解相关情况。由于《积石堂记》与另一篇碑记体文献《昆仑堂记》[7]均出自顾颉刚之手，且两篇文章系同期撰写，其起稿、修改及誊抄情况颇相仿佛，并相互关联，为方便参考印证，以下对日记中与《昆仑堂记》相关的记载也一并加以摘引：
十一月十二号星期五（十月十二）
到办公室，作《积石堂记》，约一千字，付葆英钞。……
十一月十三号星期六（十月十三）
上课，讲五行说（五帝五神说）。修改《积石堂记》，送校长室付钞。……
十一月十四号星期日（十月十四）
到办公室，作《昆仑堂记》千馀言，未毕。……
十一月廿一号星期日（十月廿一）
到天山堂，续作《昆仑堂记》，毕。凡二千馀言，即重钞。与树帜、子美同到义顺林赴宴。返校，……续钞《昆仑堂记》，未毕。……
十一月廿二号星期一（十月廿二）
钞改《昆仑堂记》，毕。……
十一月廿三号星期二（十月廿三）
上课，讲五行说（邹衍五德终始说）。将《昆仑堂记》改毕，送树帜处。……
十一月廿六号星期五（十月廿六）
上课，讲五行说（《世经》的帝系）。美国牟复礼来，导之至图书馆参观。参加积石、昆仑两堂奠基典礼，……赴义顺林，午宴。……与树帜等同乘车归，将二堂碑记作最后修定。……[8]
据上引日记内容可知，在11月12日，顾颉刚即在其办公室草就《积石堂记》初稿，篇幅约1000字，当日即交付葆英誊抄。葆英姓张，日记中凡数见，其中7月30日、8月11日日记分别记载：“指导张葆英钞书”;“（自抗建堂）归，到办公室搜集材料，发张葆英薪。”[9]据此可知，张葆英应系顾颉刚助理。张葆英的誊抄，显然是将作者原本可能用行书等书体所草拟的初稿临时用正楷誊清以备后用。次日，顾颉刚对文章进行了修改，随后径送校长室付抄。
《昆仑堂记》的起稿时间要比《积石堂记》晚两日。与《积石堂记》不同，《昆仑堂记》在被递送校长室（即日记所谓“树帜处”）之前，从起稿到第一次修改完毕，前后迁延达9日之久。另外从日记内容来看，在被递送至校长室之前，《昆仑堂记》也曾被誊抄过一次，虽然日记并未载明由谁来誊抄，但据行文（特别是“钞改”等表述）判断，似系作者自行誊抄，并且是边抄边改。相同的是，两篇碑记不久又都在当月26日由作者一并进行了最后的修定。
两堂碑记都是在积石、昆仑两堂奠基典礼之前被递送至校长室。既然已被递送校长室，递送之前文章无疑已经定稿（递送校长室旨在将文稿进行誊清，以备面世之用）;因为不论出于礼貌还是程序，被递送至校长室的稿子必然不会是未定稿。后来在26日即奠基典礼当日之所以又有新的修改，显然是作者因参加典礼而有了新的思考，生发了新的感想，从而对定稿追加了修改。本次《昆仑堂记》修改稿原件虽已失传，但其定稿内容于次年2月在《西北世纪（半月刊）》发表（发表时题名有改动），很快又被收入作者《上游集》[10]，其中就有“民国卅七年十一月廿六日行奠基礼，……颉刚幸得观焉，退为斯记，以彰其盛”[11]诸句。今天人们可以通过抄写稿复印件一睹其貌，稿件直接以修改时新增的“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顾颉刚撰書”落款。两文中这些新增内容均可与日记相印证，充分说明作者于奠基典礼之前，在已递送定稿的基础上，对两堂碑记重新进行了修改。
结合日记，可以对《积石堂记》抄写稿的形成作出切合史实的解释，从而明确稿件的性质及稿件中不同字体的成因：抄写稿是顾颉刚于26日对《积石堂记》用行书最后进行修定的草稿本，但修改是在之前校长室原有誊清稿稿面上进行，原誊清稿楷书并非顾颉刚手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理由有五：
其一，从修改部分落款可知，该稿件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1948年11月26日）由顾颉刚修改并最后定稿，这与当日日记记载完全一致。
其二，经比对笔迹可知，顾颉刚所写楷书章法谨严，功力老到，笔画圆融，结体方正;反观抄写稿楷书，虽然运笔不乏工整，但章法嫌于稚嫩，写作亦乏功力，不仅笔画略显粗拙，而且字体多呈竖长之形，与顾颉刚书法判然有别。
其三，从日记内容可知，两堂碑记之前均已被递送校长室，日记并且明确记载，《积石堂记》乃是被“送校长室付钞”，因此当时必定有一份由校长室抄录以备刊布的《积石堂记》誊清稿。至于《昆仑堂记》，校长室也应该有一份誊清稿，不过是由校长室后来誊清，还是仅保存了作者之前的誊清稿，日记既无明确记载，原物又未见流传;加之此事与本文主旨不甚相关，可以暂且不论。
其四，日记内容还显示，26日的修改是在下午完成，且两堂碑记同时被修改定稿。鉴于两堂碑记篇幅不小（《昆仑堂记》内容尤长），当时时间势必紧迫。由于之前两篇文章都在校长室有誊清稿，最便捷有效的修改，只能是就校长室誊清稿而进行：一则誊清稿因有新的修改需要将不再是定稿，已无存留必要;再则作者显然无法在當天下午重新誊抄两份稿件，并在所誊新稿上进行修改。
其五，顾颉刚办事异常缜密，两堂碑记从起稿、修改至誊抄，日记均有详细记载，几乎没有遗漏，其中《积石堂记》誊抄凡两次，分别由张葆英和校长室完成，别无其他抄本。张氏所抄至多是一份临时誊清稿，于12日抄竣之后，次日即被修改，修改稿随即被递送校长室重新誊抄。揆之事理，26日修改时所依据的，必然不会是之前已经被修改的张葆英旧稿，只能是校长室的誊清稿。
三、结 论
通过以上录文及相关考察，有理由认为，后来流传的《积石堂记》抄写稿，是一份留有顾颉刚先生行书修改手迹的誊清稿，原誊清稿应该是由当年辛树帜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誊抄，并非顾颉刚本人手笔。之前兰州大学图书馆及学校因将整篇抄写稿认定为顾颉刚手书，多次通过复印、录文的形式，借助多种传播渠道广泛宣传，其初衷在于缅怀前贤风采，发扬文物价值，增强本馆与本校的荣耀感。这样的宣传原本无可厚非，甚至很值得提倡;但遗憾的是，由于疏于考察历史事实，有关方面将整篇稿件错误地认定为顾颉刚手书，并在很大范围内传播了这种认识。鉴于抄写稿形成原委及性质已经明晰，原有的认定亟需矫正。
注释：
[1]顾颉刚：《兰大积石堂记》，《西北世纪（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49年4月15日）。
[2]参见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8页。
[3]参见佚名：《春雨润桃李 鬓霜夕照红——记兰州医学院朱允尧教授》，《医学图书馆通讯》1994年第1期。
[4]顾颉刚：《积石堂记》（复印件），兰州大学图书馆藏。
[5]誊清稿又称清稿，过去通常是指用正楷誊录，用以作为正式公布（如发表、出版等）底稿的定稿抄录件，讲究字体的工整和稿面的整洁，或由作者自行誊抄，或由他人代笔。誊清稿之外，还有其他多种稿件形式，后文所涉及的草稿，通常采用行书、草书以及任何适合作者书写习惯的字体，可根据需要随时进行涂抹修改，无需也难以讲究稿面的整洁。
[6]《兰大积石堂记》于落款部分省略“中华民国”及“顾颉刚撰书”九字，正文有错字、脱文及衍文各一处，倒文两处。此外其标点多处不合今制，因此以上录文不与苟同。
[7]国立兰州大学时期，昆仑堂原本并非图书馆馆舍，但自本世纪以来，兰州大学楼宇大多恢复旧有名称，今榆中校区图书馆馆舍即以“昆仑堂”命名，《昆仑堂记》因此也成为探究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8][9]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2-379页，318、326页。
[10]《上游集》由作者于1949年春季整理，同年4月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发布，《积石堂记》亦被收入。
[11]顾颉刚：《兰大昆仑堂碑记》，《西北世纪（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49年2月15日）。
本文写作期间，先后就个别问题咨询了我馆韩喜运、杨心婷、关楠楠和张继忠等多位老师，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