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厦禾“百禁”
原创 海峡问史 海峡问史 今天
所谓“百禁”，自然是夸饰之词。不过，民国时厦禾二地，官方禁令之多，实在难以计数。或禁“非法团体”，或禁“不良小报”，或禁“罢工怠工”，或禁“行业陋规”……单是民生民俗，也是“禁止”“取缔”“限制”，不断刷新。该禁的不该禁的，禁得住的禁不住的，全都禁。仅30至40年代国民政府时期，可见于地方报章的禁令便有如下系列：旧历七月，为“普度月”。一月之间，城区人家不分贫富，都要轮流设席祭祀无依孤魂，并以祭品宴请亲友。在钱财匮乏年代，能有此“美食月”，绝对是头等快乐大事。即便靡费钱财、感染时疫、醉酒斗殴，民众依然乐此不疲。一临此月，官府都要高调来一番“禁普”。厦门史上最认真“禁普”的一年，恐怕要数1936年。这年七月未到，官府便有提前告示。“鬼月”的头一日，警方就开始封闭主管阴司的东岳庙和城隍庙，禁止信众入庙拜祭。同时抽调各区警力与全体清道夫，按日分巡当日普度的街区，挨户巡查。凡有设席祭供、烧纸放炮的，一律没收拘人。还没轮值普度的街巷，照样有警察巡察。福茂宫照例抬着清水祖师神辇上街，抬辇之人与坐辇之神一同被拘入警局。经商家联保，祖师才获自由。同样上街的“七娘妈”轿亭和“广泽尊王”神像，也受到同样拘禁。胆大的信众，也只能趁凌晨警察还未上班匆匆行祭拜礼。（1936年8月18、19日《江声报》）厦地好迎神。迎神之日，如同“狂欢节”一般。每逢神佛生日，只要信众愿意，总能大张旗鼓地热闹一番。抬着神辇，扛着神像，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往各路神佛的自家祖庙“迎香”去。绕境踩街，顶礼膜拜，阻碍交通，噪音扰民，耗资损财。从20年代起，官家曾严禁迎神达10年之久。但信仰之力无边，1934年重启“迎神”，美名为增加贫苦百姓就业挣钱机会。于是旧景重现，“一至入夜，抬神游境，金鼓喧阗。并有所谓神之化身，高站轿上，赤身仗剑，丑态毕现。一般愚夫愚妇，则秉灼跟随，前呼后拥”。（1935年11月2日《江声报》）普度、迎神要想热闹，燃放鞭炮、高跷踩街、酬神演戏则少不了。禁止普度、迎神，这些自然也在禁止之列。1936年，市公安局限制燃炮，规定“①早晨八时起至下午十时止为限内；②燃放鞭炮应在屋内，不得从楼上或高处掷下马路，致碍行人；③汽车游行不得沿途放炮；④临街铺户，其屋内确系无法燃放鞭炮者，准在大门前燃放，自行扫除收拾，以维清洁”。（1936年8月19日《江声报》）禾山地区，1937年实行“绝对禁止”燃放鞭炮，不需要市区那些条件限制。（1937年8月4日《江声报》）1935年农历正月，连日夜间高脚游戏和斗龙灯不断。警局以妨害治安之罪，通令严厉取缔。有鼓浪屿龙灯来厦，在思明北路演舞，劝阻不听，三名人员被拘入局。（1935年2月23日《江声报》）舞狮弄龙被禁，理由是“生事流血者比比”。1936年正月元宵，晨光路、海后路地面至少有三支队伍舞狮弄龙，警局取缔，将首要人物到局，队众随行至局，几乎闹出事端，市警局出动特务警队，事乃平。（1936年2月8日《江声报》）街上搭台演戏，既酬神又娱人。1949年3月，禾山天花流行，乡间神棍、乩童乘机倡演戏酬神，以此敛财。19日晚，江头街“观音佛诞”唱演“子弟戏（歌仔戏）”，戏团领导被警局扣押惩办。（1949年3月21日《江声报》）厦市殡葬、迎神，有“化装游行”才有高潮迭起。殡仪的游行队列，大致包括“①台阁；②陆地行舟；③背上化装小孩；④高脚；⑤化装花担；⑥徒步化装行列；⑦妓女高唱；⑧歌仔唱”等等。警局以迷信、低俗、有伤风化之名，将它们都列入取缔对象。（1932年12月18日《江声报》）1947年市警局重启化装游行禁令，其原因为“各庙堂所谓谒祖进香，雇用彩亭肩簥，怪样化装，不分昼夜，结队沿街游行。尚有一般愚民随后参加捻香”，“间有神棍，强向各商店居民勒派巨额款项，藉此图利敛财”。警局决定对违令者将拘捕依法究办，对勒派款项者拘办不贷。（1947年5月9日《江声报》）殡仪取缔化装游行之外，也取缔“焚灵屋”。“灵屋”也叫“灵厝”“冥屋”，彩色纸糊成，“屋”内一切家具俱全，甚而有丫鬟仆役、鸦片烟具和灵屋“房契”，焚烧后供亡魂阴间享用。灵屋一具，价格自然不菲。一经焚化，既糜费金钱，又是火灾隐患。1931年市警局明令“认真取缔”。（1931年8月29日《江声报》）。1934年12月，有丧家在大中路旷地焚烧冥屋，事前未报备警局。至夜十二时火起，钟楼守望警误为地方失火，立即鸣钟告警。各路消防队相率赶往，到后才知为一场乌龙。（1934年12月18日《江声报》）殡仪讲究热闹，奏乐鼓吹必不可少。1936年，当局以“吵闹市面安宁”单独取缔大鼓。不管喜丧事，乐队中的大鼓一律扣留。全市12家鼓吹班意见爆棚，称大鼓是鼓吹队的主脑，一旦禁用大鼓，将使吹班瓦解，工友失业。（1936年8月23日《江声报》）旧时常有神棍以“通神”为号召，设置神坛，供奉仙祖，招引愚夫愚妇祈祷膜拜，求医问药，以此诈骗钱财。据报称1933年的思明东路52号，1934年的模范村10号，1935年的仁安街22号，1936年的晨光路72号，都有人供设神坛，自称“仙祖附体”，以符咒邪术为人“施药治病”，从而遭取缔入局。（1933年2月6日、1934年11月9日、1935年6月18日、1936年8月22日《江声报》）神棍治病，靠作法；寺庙治病，靠药签。官府取缔“药签”治病，屡有禁令。1935年省令将寺庙药签一律没收烧毁。市警局闻风出动，派警往醉仙岩，将庙中药签带局销毁。顺便谕令寺院将“仙井”雇工填塞。其原因是“时有无知妇女，前往焚香祈福，并在岩内看井，以卜休咎。奸狡之徒，从中怂恿，画蛇添足。妇女受惑益深，祈求者益众。天未黎明，即成群结队，前往膜拜，遂致引动地痞流氓，乘机戏弄，甚或施行抢夺”。（1936年1月11日《江声报》）闽人好赌，官府常禁。屡禁屡赌，屡赌屡禁。赌博名目花式，林林总总，其中以“十二支”最为底层百姓酷爱。官方禁赌方法用尽，关闭赌场，没收赌具，拘押赌徒。1933年时捉获赌徒，叫他身挂纸牌，上书罪行及姓名，由保安队押往各大街道游行。（1933年9月27日《厦门日报》）挂牌游街，能羞辱一时，却止不住赌徒豪情。1934年3月夜，禾山官方在将军祠后山捉获躲在墓穴中圆梦的摩登女性三名。墓前香烛高烧，棺木“四周插十二支红纸旗，上书帅仕相车马炮等十二字，每旗插香一支”。（1934年3月24日《江声报》）。4月时，又有“赌迷少妇数人，携带菜刀、斧头、戥秤，在鼓浪屿燕尾山将弃于道旁之棺材板劈开，称以重量。谓按所称之重量计算，猜压十二支，可操胜券”。（1934年4月11日《昌言》）是年9月，国府对闽省的“花会”和“十二支赌”下令取缔，规定“凡开场者，处死刑；猜压者，徒刑二年”。（1934年9月11日《禾山旬报》）
民国厦禾禁烟，几乎实行“一条龙服务”。从禁种罂粟开始，进而禁贩卖、禁吸食，再至取缔烟厕、焚烧烟土烟具……但对吸毒人员，却禁令疲软。1933年时惩处吸食者，办法与惩处赌徒同，即男性罚清道，女性游街示众。（1933年5月3日《江声报》）1936年则规定“持证吸烟”，对“吸烟不领证，国民、籍民一律拘究”。（1936年2月17日《江声报》）官方禁烟，禁的也只是“私烟”。官家有“禁烟处”，也有“烟土公卖局”，二者私底下也就是兄弟关系。烟土则有“公膏”“特货”，由“公卖局”公开发售。“鸦片大王”叶清和，就因获得烟土公卖权，而使他的“鹭通公司”垄断全闽南的鸦片生意。民国打击黄色产业，也仅打击“私娼”，即该行业中的“无证人员”。1931年警局实行“取缔走唱私娼”。“走唱”即歌女，名为卖唱，实多卖色。取缔之法，便是将原有行业承包的“乐户捐”收回由警局自办，以此堵死偷漏和人情之路。警局称这是用“缓进办法”来收取“逐渐消灭”之效。（1931年6月5日《江声报》）此法称为“寓禁于征”。其实“禁”是禁不住，“征”又惹众怒。1933年2月，厦市走唱人员因“乐户捐征收所”额外加增税率，而集体请愿官府“体恤妓艰”。（《江声报》1933年2月1日）旧时厦地是蓄婢的重灾区。1930年，许春草发动组织“中国婢女救拔团”，以民家之力争取婢女解放。1933年5月，市警局开始施行内务部的“实行蓄婢禁令案”，推行反蓄婢办法三条，“一劝告，二解放，三处罚”。（1933年5月27日《江声报》）厦地反缠足，晚清时本地教会已有提倡。民国以来，各级官府反缠足禁令屡屡发布，但推行艰难，1935年本地“仍有数地未曾扫除”。（1935年6月30日《江声报》）这年6月，禾山特种区区署颁令，将禁缠足分二阶段实行。“自6月1日起至8月底止，3个月为劝导期。凡本区15岁以下之幼女有缠足者，须依期解放。9月1日起至11月底止，3个月为解放期。凡15岁以上30岁以下之缠足妇女，应一律在限期内解放。如逾期限定，必按例处罚其家长，或本人，决不宽贷云”。（1935年6月5日《江声报》）
鬻卖子女，大多因为家贫。卖儿，或为人养子；卖女，或为人婢媳。1935年12月，禾山区署文告，规定“倘有父母，将其亲生子女让给他人继嗣，应先报告保甲长，呈报特区署核准后，始为有效。否则一经查出，决将承买及售卖者，悉予枪毙”。（1935年12月19日《江声报》）20世纪20年代厦市开辟新路、新区，坟墓多被迁葬，故不法之徒劫棺挖石屡有发生。劫棺，以盗取财物；挖石，卖与石店获利。1933年市工务局颁布“挖掘坟墓规则”，规定对人家坟墓“不依规则，阴行开挖者，则以劫棺论罪。一经发觉，定即从严究办，不稍宽贷”。（1933年6月30日《江声报》）。1934年兴起的“新生活运动”，主要内容之一是“禁止奇装异服”。1934年8月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以妇女奇装异服“既伤风化，且碍卫生”通令予以取缔。何谓“非奇装异服”？《办法》规定旗袍和短衣：“①旗袍最长须离脚背一寸；②衣领最高须离颚骨1寸半；③袖长最短须齐肘关节；④左右开叉，旗袍不得过膝盖以上3寸；⑤凡着短衣次着裙者，衣服须过臀部3寸；⑥腰身不得绷紧贴体，须稍宽松；⑦裤长最短须过膝，不得露腿；⑧裙子最短者须过膝4寸”。而头发“以向脑后贴垂者为宜，长不得垂衣服口以下”。并禁止“缠足束乳”，禁止“着毛线类织成无扣之短衣”，禁止“着睡衣及衬衣（内衣）或拖鞋、赤足行走街市”。（1935年8月25日《江声报》）市新运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决议取缔妇女烫发及涂脂抹粉，并函请警察局饬属协助进行。该会又特制“妇女烫发登记表”，分发全市各理发店。凡到店烫发妇女必须“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分别填具报会”，为下一步的取缔作准备。媒体取笑道，理发店填表就如“做媒”一般。（1937年3月1日、6月24日《江声报》）1937年4月，警局在主要街道（如大同路、开元路、中山路）设岗，检查过往行人，“行人所有穿着木屐、拖鞋者，概予扣留没收”。一日之内，所没收的大小新旧木屐、拖鞋达千余双。没收之物被分送监狱和习艺所。（1937年4月23日《江声报》）1949年警局以市民“赤膊徘徊路上”和“赤身短裤乘坐车辆”，“有碍观瞻，且违新生活运动要旨”，下令各分局、警所予以纠正禁止。如有劝止不听，故意违犯，则“依违警罚法处分”（1947年7月24日《江声报》）。
大街之上又禁止吸烟行走，也属于取缔行为。1936年6月夜，思明西路设警取缔游人行路吸烟。“讵有一人不听取缔，称渠系台湾人，遂致冲突”，吸烟者遂被众警员拘捕入警局。（1936年6月21日《江声报》）厦市禁迎神，同时也禁龙舟赛。1933年的端午，鼓浪屿的龙头渡，本计划举办赛龙舟，被水上公安局发现并禁止。满腔干劲的舟子水手，只能在黄家渡举行“掠猪仔”活动（1933年5月29日《江声报》）。1936年政府倡导民族精神，此禁才被解除。早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歌仔戏《荔镜传》（即《陈三五娘》）就因“淫词丑态，穷形尽相，妇女观者如堵，遂多越礼私奔之案”，而遭厦防厅禁止。（《厦门志》）民国之后，歌仔戏在厦地逐渐兴隆，反对之声也逐渐高涨。1932年，厦市讨论婚丧改革，丧礼中的歌仔戏被认为其“扮演种种戏曲，优游过街，不但有伤风化，而且亦糜费金钱”，因此决定“对于歌仔戏，决予先行禁止，以免一般无赖借此滋事”。（1932年12月1日《江声报》）1933年9月，禾山发布公告，称台湾歌仔戏“剧情淫靡，确属有伤风化，应即禁止演唱”，下令“随时查禁”。（1933年9月2日《江声报》）
图 10：会文堂歌仔册封面
1931年国府称“跳舞场为欧美恶习，最足以堕落民德。值此国难正殷之秋，自应严加禁止，以励颓俗”（1931年11月22日《江声报》）。跳舞，毕竟是权贵们的游戏。不管怎么禁止，厦门的“黑猫”“蝴蝶”二大营业性舞场，依旧是夜夜笙歌不断。1946年时，舞禁再起。原因为国家经济极度困难，因此需要“提倡节约，端正风尚”。省府下令“所有榕厦各市舞场，首应禁止营业，藉示政府杜绝淫靡，防遏奢侈之决心”。（1946年6月25日《江声报》）此时的厦市舞场有好莱坞、百乐门、仙乐、国泰4家，都须取缔。原舞场营生改为“咖啡座”，但暗中仍作舞场生意，也继续遭到警方取缔。众多的舞女就此失业，生活更加窘迫。经集体讨论，舞女们选派代表赴市府请愿。报界评道：“此次舞女联袂公然进入厦市最高行政机关，向最高长官请求解决生活问题，实开厦门有史以来之第一遭。”（1946年7月29日《侨声报》）1933年11月，市公安局称小人书“以神怪淫污之词，捏抅故事”，从而危害“一般无知儿童及识字不多之人民”，下令全市“书坊小摊，将所存之小人书画，以及此类通俗刊物，一律自行焚毁，不得售卖”，否则拘罚。（1933年11月3日《江声报》）1937年，市府取缔说书人宣讲“淫书或迷信古书”。为此，专门制定表格让说书人填写。表格内容有所说的书名、起讫时间等等。表格填毕上交市党部核准后，“始得演讲，否则将予勒令停业”。（1937年5月3日《江声报》）1933年1月，福建省府通令“严禁废历新年悬灯、结彩、放炮庆祝之举”。（《江声报》1933年1月24日）当局明白，这种禁止也就是“提倡”却难实行。于是“小步走”，做些改良。1935年省府下颁内政部的“改良民间绘画门神办法”，主要内容为将“门神”改称“门画”；题材以古人像为主，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张巡、班超、史可法等一类忠义人物；门画的大小、人物的服式，与原来的门神画法不要相差太远，但荒诞事物要一概去除；图旁要加注人物生平传略。这样“无识者见其与旧式门神相仿，必乐于购买；有识者见其为古时忠义之士，亦将乐于采用”。（1935年4月16日《江声报》）1936年厦门市党部则提倡新春联，五字的如：“欲造平等福，须存博爱心”“春光回禹甸，党义耀神州”“民气同春发，国徽与岁新”等；七字的如：“国际共天日一色，民治与岁时同新”“九天云带清平气，万里春随革命潮”“几番春信苏民气，百啭莺声唤国魂”等。（1936年1月17日《江声报》）1933年5月，市府转达省府政令“禁止倒悬虐待各种动物”。屠宰场的屠户、屠商是重点告知对象。禁令大意说：各地无识愚民，每运送要屠宰的猪羊，就用绳缚住四蹄，倒抬入市，任其沿途叫号。又有将鸡鸭鹅之类，缚住双足，倒持而行。凡此种种，给畜类以难以描述的苦痛。因此饬令警局告知、劝导民众，“对于运送或售卖食用动物，各就当地情形酌制木笼或竹篮装载，不能再有倒悬虐待之事。各市面上如再有发现此类状况，即应加以取缔，以期革除积习”。（1937年5月9日《江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