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一定要“贴秋膘”吗?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其《哀歌》中写道:“初春盛夏和严冬,在我心中堆满了悲哀。然而那欢快,永远不再!”

注意到没有,使人仿佛故意省略了秋天。

有人会说,是不是英伦三岛的秋天太过短暂,太早地让位给寒风凛冽的冬天,所以诗人才对她视而不见。有人说是不是诗人在秋天遇到了爱情,所以对这个季节只有甜蜜的回忆。要我说,都不是。

就像日本人爱对眼前凋落的樱花大发感慨,就像新西兰人会对着坠入大海的红日泪流满面,“火候”不够的民族往往更易对直观的事物产生悲悯。因为他们缺少一种深远的思虑和博大的人文关怀。同样,秋天,无春之生,无冬之杀,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似乎保持“Balanced”(“均衡”)的季节。雪莱无视她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而中华民族给人的印象则历来是“早慧”的。我们的祖先早早地预感到了“秋天”带给世界的“伤害”,明白“太阳”中的“少阴”才是诸多转化的开始。就像爱人总会预感到背叛的蛛丝马迹,祖先们也早早窥得了大自然的隐密。

当将这种“宿命论”统一到个人际遇上时,中国人便开始“悲秋”,而且一“悲”就是几千年!!

从宋玉感叹晚岁失路的“悲乎,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开始,到汉武帝嗟叹老之将至,诸事未毕的《秋风辞》。从魏武帝曹操意境苍凉,雄浑感慨的《短歌行》,到杜子美感世伤时,字字惊心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被“淅沥以潇飒,奔腾而澎湃”的秋声所困扰的欧阳修,在寒夜中对着昏灯黄卷打瞌睡的老陆游,他们虽也“悲秋”,但却失去了前人虽折戟沉沙也要奋勇冲锋的锐气,声音也便如被黑夜吞没的萤光般暗弱了。

无论怎么说,秋天,至少在中国文学、哲学方面不应该是欢快的。在这点上,秋天完全不能和冬天相比。那个素裹冰封的季节才是中国人的“酒神节”和“丰年祭”。过了“大如年”的冬至,就进入了人、神携手共欢的时间段。

不信请看那个腊月的“腊”字,拆开来看,不正是“二十一天的祭祀”吗(“月”其实是“肉”,两横不平,写法打不出来)?!上至皇帝,下到乞丐的大联欢,一直要持续到灯火摇曳,鱼龙竟舞的“元宵之夜”才结束。睿智的祖先们在冬天的匮乏中看到了春天丰腴的希望,找到了“老阴”中跳动不已的那丸“少阳”!

而用“贴秋膘”的方式来庆祝“立秋”,这在古代正式典籍中简直闻所未闻。即便是在最会玩的时代宋朝,孟元老无所不收的《东京梦华录》中也没记这一出儿。只说道“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再就是锦盒盛新枣,香囊装芡实。风雅是足够风雅,但要指望吃这些东西“贴膘长肉”,您想多了吧?

有人会说,这是由于“秋收”在即,农民们需要大吃特吃,攒好能量,准备开工。

这就更加可笑了,中国古代农民确实有在收割庄稼时足吃足喝的习惯。为了完成抢收,有的地方甚至能两头不见亮,一天吃上六顿。而且伙食的分量都是和梁实秋笔下“半尺长的韭菜盒子”不相上下的巨物!

听村中老人闲谈,曾有人在收地时比赛吃饭,你吃“一胳膊”火烧,我吃半笼屉包子。最后胜利的小伙子微微一笑,将白面馒头排满扁担,然后从头到尾“一气而食之”。这下,他不仅赢得了比赛,还承包了整个村庄未来十几年的“笑点”。但,请注意,这种大吃、特吃、狂吃,只限于消耗量极大的“秋收”范围内。所谓“能吃者必能干”,你要不吃,人家主人家还不高兴嘞。

所以,那些请得起短工收地的庄稼主子,往往都要好茶好饭管待好工人,然后自己才能动筷子打扫残羹。如果一“立秋”就开始这种“模式”,那可是吃自家,结果是不可想象的。不要听什么“积攒能量”的胡话,《西游记》里沙僧说得好,“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肚”,咱们的肚子是没有底儿的“乾坤袋”。您老想想,几十年来能攒下什么?!

但是,还是有无数人光明正大,志气昂昂地在贴着“秋膘”。您要问他吃什么才算正宗?他一定会一脸不屑地告诉你,当然是羊肉啦!而且必须是守在烤肉支子前,烧上十斤大炭,一边油汪汪地“烤肉”,一边油汪汪地“烤人”那才正宗,那才过瘾!!您还甭笑话他,人家说的没错,“羊肉”确实是“贴膘人”的首选。

做过晚清拔贡,人称“夏四先生”的学者夏仁虎在其《旧日秋词》的注释中说:“旧都人立秋日食羊,名曰'添膘’”。玩出了学问,吃出了典故的胜朝旧人唐鲁孙先生在小品《酸甜苦辣咸》中也写道:“一交立秋,东来顺、西来顺、两益轩、同和轩一类的回教牛羊肉馆儿,立刻把'烤涮’两大字的门灯,用光彩的小电灯围起来”。典故大家、号称“北京通”的金受申先生更在《北京通》里说:“(立秋)烤(羊)肉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这也算是老北京人'吃尽想绝’的一种讲究”。

要说这些历史的亲历者说谎,那简直是大不敬。而要说这些北京“顽主”的老祖宗们不会“吃”,一定会有人气得冷笑起来。然而,对于这种“立秋食羊贴膘”的习俗,我却有几分腹诽,不得不说。

一来,这“秋后有一伏”的道理任谁都懂。本来就热得“五迷三道”,你还非要凑到炭火边去和那张牙舞爪的“秋老虎”较劲,岂非火上浇油?二来,这养过羊的人都知道,咱们这儿夏天气温高,寄生虫多,羊儿容易掉膘,是所谓的半“乏羊”(相对于初春的“乏羊”而言)。所以在立秋左右,还没来得及“补肥”。羊肉发柴,口感并不很好(冰箱里的进口小肥羊除外)。此时大吃羊肉,并以此自称“讲究人”,并暗中在心里压别人一头,似乎显得非常无聊。

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人虽然在宋代上演过“全民吃羊”的大戏。皇室带头,甚至吃出过一年10万加的傲人成绩。但自从明代公猪的阉割技术成熟之后,猪肉里挥之不去的腥味儿被剔除干净。再加上日益增加的人口带来的粮食压力,不得不将国内绝大部分草场还田。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开始向“吃猪”转移。所谓“中餐无猪,厨师束手”,羊肉反倒开始“伏低做小”,成了餐桌上偶一为之的灵光乍现。为什么“立秋”不以大吃“回锅肉”为正宗,反倒去招惹非常低调的“喜羊羊”们呢?

我们来看看一首别致的小诗,也许能觅得一丝线索。这首出自《旧都文物略》的竹枝词里说:“浓烟熏得涕潸潸,柴火光中照醉颜。满盘腥膻凭一炙,如此嗜尚近夷蛮”。演绎的正是京城烤羊的“壮烈”场面。

而作者结尾处冷孤丁地说老铁们,这种吃法是老北京没有的“夷蛮”吃法呦。细想果然,古代少数民族因为“铁器文明”不发达,烹调时喜欢大刀阔斧地斩而烧之,而不擅“妙手和羹”式的炖煮。既然“烤肉”是“胡俗”,那么顺藤摸瓜,“立秋食羊贴秋膘”应该也是其衍生出的“胡俗子项目”无疑。

和中原地区夏季闷热的情况不同,蒙古草原上夏天气候非常凉爽且适宜,对此老舍先生在《内蒙风光》里做过详尽的介绍,其中有一部分还以《草原》为标题入选了小学课本。我们不妨来看看夏天的草原是一幅怎样的画卷。他说:“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表示我的愉快。在天底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而混合了各种中药香草的绿地,更是“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

在享用了几个月“盛大美餐”后,立秋左右的蒙古大尾羊到达了一年中肉质肥美的巅峰。蒙古人喜欢在这个季节开“乌查宴”(“全羊宴”)来招待宾朋。因为宴席上要将最肥美的羊尾切片敬献给主宾,所以咱们又称之为“羊尾宴”。

我想,应该是蒙元时期,蒙古统治者将“立秋食羊贴膘”的习俗带到了北京(他们倒是真的需要“贴膘”,因为草原的冬天真能冻死个人)。而清代明统后,又自封为蒙古“黄金家族”的继承人,很大程度上保留并发展了蒙元留下的“异俗”,并随着其统治的深化衍射影响到整个北方文化圈。

看来,我们是不知不觉中“错把他乡作故乡”了!

所以说,“吃”虽小事,也要琢磨,否则便错过了许多好玩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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