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如何使用公务车辆的
公车的出现，无疑是古代士族交通出行中一抹亮丽的风景。随着公车的不断发展演变，我们得以管中窥豹，寻觅古代交通工具的变迁。同时，随之而来的公车制度更是反映了古人社会文化的发展。
拨开历史的迷雾，让我们走进公务车辆最初的源头，来看看公车使用都有怎么的奇妙之旅吧。
一
春秋篇
公车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时期。据史料记载，大禹治水时，“予乘四载，随山刊木”，这里的四载指的是“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欙”。
这其中的“欙”其实就是最原始的轿子，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抬在肩上，作为大禹治水时的公务车辆使用。
后来，随着礼制的发展，人们渐渐觉得公务配车也应该有些规章制度，从而使各个级别的官员们可以乘坐符合自己这个级别的公车。
《逸礼·王度记》中对于公务车的记载是这样说的：“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意思就是天子可以坐六匹马拉的车，诸侯可以乘坐四匹马的车，大夫用三匹马的车，士人可以用两匹马，庶人只能用一匹马。
可见，早在上千年前，古人就对公车的级别有了严格的规定。如果哪一个级别的人“越级”用了更高级别的公车配置，那就叫做“僭越”，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这套公车使用制度渐渐在春秋战国时代大行其道，当时的王孙公子都以乘坐官车作为身份的象征，公车俨然成为了当时的时尚主流。
随着公车使用制度的发展，公车所代表的意义其实早已远超其自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这也令公车的使用者对其愈加爱惜。据史料记载，孔子在鲁国做官时，鲁国国君曾经给孔子配了一辆公车，孔子对此十分爱惜。后来孔子心爱的弟子颜回去世了，颜回的父亲希望孔子可以把这辆公车卖了换钱给颜回置备棺材，结果孔子义正言辞的说：“我是堂堂的士大夫，出门不可以无车”，断然拒绝了颜回父亲的提议。
颜回是孔子的爱徒，在孔子心里当然比一辆车重要得多。但孔子却不愿为颜回卖车，或许就是因为在当时的公车制度下，孔子也不能损公肥私，带头破坏公车使用制度吧。
二
汉代篇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公车制度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汉代，几经辗转下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西汉初期，多年战争民生凋敝，天下百废待兴，就连刘邦想找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都找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公车制度至此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于是，汉代人制定自己的公车使用制度，这也是最早关于公车的官方文献。
汉代人保留了前人关于官员等级不同则马匹数量不同的规定，依旧要求官员的职位越高，相应的公车马匹数量就越多。同时，汉代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挥创新，规定不同级别的官车可以使用不同的装饰。
其中，俸禄一千石以下的官员，可以将车辆的左侧染成红色；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可以将公车的两侧都染成红色，而且所有等级的官员都可以给车辆加装车盖和两侧的屏障，与此同时平民百姓哪怕再有钱，也只能坐没有任何颜色的车，并且车上只能用青布遮盖。
不过，汉代的官员也并非人人都可以享受公务配车的待遇的。汉代政府规定，只有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才可以由政府配备专车，其他一些低级的小官就只能自备车辆出行了。
汉代的二千石相当于地市级的官员，而且就算是这样的高官，也必须要在任的才可以配车，如果是候补期间或者退休了，那么也没有公车使用。看来孔子如果生在了汉代，恐怕就没有配备公车的优待了。
三
明清篇
花伴着风谢了又开，千年光阴不过一瞬之间。朱元璋打下江山后，公车的使用制度又有了新的变化。
为了避免官员安于享乐出现懒政的现象，朱元璋一度规定文武百官都必须乘马，不许坐轿。不过，这一规定随着朱元璋去世后渐渐的执行力度越来越弱，最终变成了一纸空文。
而且，由于明初对于乘坐轿子的严厉限制，后期官员们对于乘坐轿子疯狂喜爱，几乎达到了满朝文武人人乘轿的地步。
于是，轿子成为了当时官员的主要出行工具，取代了马车成为明代官员的“公务车”，更成为了明代官员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嘉靖年间，有官员从南京到陕西上任，居然雇佣了300多个扛夫和轿夫，一路坐着轿子去上任。轿子作为公务车辆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清军入关后，也曾试图颁布禁轿令，但轿子作为公车早已深入人心，一纸文书如何禁得住呢。清代政府发现这一问题后，对轿子的态度逐渐从打压变为默许，进而完全解禁，甚至还出台了轿子的使用指导意见。
这份指导意见中规定：三品以上京官使用四人轿，出京可以坐八人轿，外省督抚都使用八人轿，普通官员坐四人轿。至此，“八抬大轿”成为了高等公车的标配。
晚清时，终于出现了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公车”。那是袁世凯花了一万两白银，从美国人手上买来送给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
这是一辆真正的汽车，但慈禧太后却只乘坐过一次。因为当时慈禧乘车时，觉得司机和自己平起平坐是“大不敬”，要求司机跪着开车，由于实在没法操作，那辆汽车后来便束之高阁了。
从马车到轿子再到汽车，公车的发展变化也是古代社会文化的一个写照。那小小的一块方寸之地里，浓缩的就是一部古代交通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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