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不设防

以前看《元史》，见到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元顺帝时的河南行省掾吏（低级别行政人员）范孟端由于受了委屈，伙同四个草根朋友，在冬至节那天发动了一场“说干就干”的暴动。结果出人意料，这只支人数寥寥的“小分队”竟然成功狙杀了平章政事月鲁不花、左丞劫烈在内的十余名省府要员。大功告成的范孟端又是自封元帅，又是衣锦还乡，很闹腾了几个月。最后才因露出马脚被几个劫后余生的武将联手做掉。

这件事不仅暴露了元末统治阶级内斗严重、蒙汉矛盾一触即发等多重问题，更主要的是它证实了作为中原大省政治中心的汴梁，其实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正因为没有大军坐镇，小范同志才敢放手一搏，大开杀戒的。

但如果你要生活在元朝的汴梁城，一定会感到安全系数超高。因为根据“祖制”，大元的兵力配置向来是极为机密的。除了领兵的万户将军们（相当于军区司令），几乎无人知道你的居住地是藏着百万雄兵呢，还仅仅是一座俎上鱼肉般的空城。当然，让老百姓摸不清底牌对统治者还是十分有利的，但知道真相的他们有时也难免会心里发虚。

据《元史》所载，元仁宗延佑四年四月，河南行省长官上奏：“本省地方宽广，关系非轻，所属万户府俱于临江沿淮上下镇守方面。近者千里之上，远者两千余里，不测调度，卒难相应。况汴梁系国家腹心之地，较之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等处俱有随省军马，惟本省未蒙拨付”。要知道，元世祖时仅仅是扬州一地（时江淮行省省府）就有四万户蒙古守军驻扎，后来经连番征调也能剩下数千人。而堂堂的金国遗都、繁华汴京竟然千里之内无一兵坐守，岂不令人不可思议？！

其实，早在元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河南行省的管理者就因为安全系数低，向皇帝“哭过鼻子”。要求将被调到江南等省的防军“发回元翼，仍前镇遏”。从这份奏折中我们也能窥探出“中原缺兵”的最大原因，那就是集中力量“防江、防淮”。奏折上说：“大江最为要紧。两淮地险人顽，宋亡之后，始来归顺”。这句话也体现出蒙古人的集体焦虑——以偏隅之地抗元三十年的南宋政权会不会卷土重来，一道长江又能否成为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但这也不能解释为何要抽空中原来填补江防。

其实，那些官儿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没有领会到领导的苦心。当年真正让元朝的开创者们吃尽苦头的不是大宋，恰恰是汴京曾经的主人——大金。

翻开《元史》，金国才是成吉思汗一生真正难以逾越的障碍。连番的袭扰，野狐岭的对决，都只能让这个持续近百年的王朝伤筋动骨而不能取其性命。直逼得叱咤天下的成吉思汗临死时想出“借道于宋，夹击金国”的下策，把成败与否和子孙的命运统统交给宿敌“宋”来决定。

而窝阔台登基后，元军在大金劲旅孝义军的打击下更是损兵折将，“尽北”而还。甚至连太祖时宿将木华黎也发出“天亡我也”的喟叹后殒命沙场。后来之所以能战而胜之，完全是靠拖雷领着三万孤军，在无后援，无粮饷的情况下绕道川蜀。又在三峰山下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击败了前来迎击的十万金军主力（草原民族抗冻优势尽显）。其侥幸的程度一点不输于三国邓艾的“偷渡阴平”。此役中金朝将领表现出的的气节更丝毫不在文天祥之下。统兵大将完颜陈和尚在完全可以逃跑的情况下挺身求死。被敲断腿骨、割开脸颊后仍然不屈膝、不求饶。这都极大地震撼了胜利者的眼球，让他们意识到，相比于从太后到宰相集体软骨投降的宋朝，“金”才是更有机会死灰复燃的可怕对手。

这也就不难解释他们为何要将作为大金遗民的河南百姓尽可能多地编入“汉军”，在蒙古人的监视下移驻千里之外的江淮地区。如此，一来他们失去了造反的地利，二来留在家乡的亲属又会成为极好的“人质”，使他们欲“反”不能。

这就造成了直到元顺帝时，堂堂的汴梁城仍然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的原因。只可惜聪明一世的蒙古统治者没考虑到一个最大的变数——“窝里反怎么办”！

责编 / 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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