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田野政治学|石挺：我为什么支持田野政治学
石处长，您1980年代便从事我校文科科研管理工作，近年才退休。您见证了田野政治学的成长，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请问您在2000年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之前，对我校政治学者从事农村研究，有什么印象？
我1976年留校任教，1984年到学校科研处，从事文科科研管理。1984年国家正式建立科研管理体制，制定科研发展规划。当时学校文科有四个独立研究所，历史所、语言所、教科所和科社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把学校文科各个系都跑了一遍，一是了解情况，二是逐渐形成自己的工作思路。我发现，华师科研总体上处于空白状态，实力不强。人文学科相对好一些，社会科学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学者很少，老师们都是个体化发展，没有形成团队，单打独斗，很难成气候。
当时国家对文科发展的导向，是提出了两个“急需”：文科科研要围绕国家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进行。我在工作中发现科社所的张厚安老师做农村基层政权研究。我当过知青，了解农村疾苦，对农村有很深厚的感情。张厚安老师是非常有激情的一位先生，他跟我谈农村基层政权方面的问题，激发了我对农村的感情，觉得这个领域值得一做。但当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很少，跟张厚安老师一起干的只有徐勇和项继权两位年轻老师，一个年纪大的带着两位年轻的。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正是国家急需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在学校给他们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当时学校虽然鼓励建中心，但不提供条件，这是一个“三无”中心，无编制、无经费、无办公地点。尽管是“三无”中心，但是他们干劲很大，下农村调查，回来进行调查总结，申请项目等等，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当时总结了一个说法：别人下海，我们下乡，理论务农。这个三无中心的所有活动我都参加。在参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这个研究有意思，很有价值。
2000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听说过程特别艰难，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请您谈谈具体情况？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国家逐渐重视和加强文科科研发展，投入经费逐年增加。90年代末，国家出台“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下，决定在全国建设100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要目的是通过基地建设，在全国形成一批在某些领域具有顶尖水平的学术团队，争取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以此带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计划，也是文科发展的很好机会。但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还处在起步状态，能够进入全国顶尖学术团队的力量很少。我们学校章开沅先生领衔的历史所、邢福义先生领衔的语言所在全国有一定竞争实力，其他的，要进国家这100个基地，进入国家顶尖团队，比如你们这个中心，还是很难。但是我认为，尽管难，还是要抓住这个机遇！在准备申报的过程中，我给学校立下了“军令状”：保二争三。保历史所、语言所，再争取上第三个。你们这个基地，就是属于争取的对象之一。
你们这个基地难在哪里呢？
一是全国各个学校对申报基地都非常重视，竞争非常激烈。
二是全国农字号的学校很多，有的实力很强。当时了解，全国有8所学校在争取申报农村研究基地，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在农村经济方面的实力非常强，还有中国农业大学等等一批专业性的农字头高校。所以你们这个基地的竞争更加激烈。
三是师范大学的农村研究影响不够。在人们的印象中，师范大学是培养老师的，传统大文大理科是根本，农村问题研究不是优势。
怎么办呢？就需要精心策划，认真准备。
第一个是组建学术团队。当时徐勇任中心主任，组建一个以他为中心，由校内校外不同年龄层次和研究领域的老师们参加的研究团队，比如教育学、经济学等都进入了研究团队。
第二个是凝练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必须是有特色的，是其他学校做不到的。当时就分析全国农学研究状况。一些专业的农字头高校，做产业的多，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多，但是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角度对农村做综合性研究的还没有。这样就将我们的特色方向确定为综合性研究基地。
第三个是分析我们的基础和优势。我们的基础和优势在三个方面，一是我们有项目基础，做项目的过程中做了大量调查。二是已经形成了我们的研究路径，就是在村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成果。当时徐勇以一个村的调查为基础，他的博士论文得了第一批全国百优，也是我们这里的第一篇。项继权是第二篇。吴毅是第三篇。三是我们的方向特色，就是综合性的农村问题研究，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第四个，就是协调学校各个部门，落实教育部关于基地申报的硬件要求，甚至大大超过教育部的申报要求。
在共同努力下，这个基地申请下来了，是全国第一批100所重点研究基地。我们学校一共上了三个，我“保二争三”的军令状圆满完成。
重点研究基地成立后，既取得了显著成绩，又遇到了不少困难。您担任社科处处长，对基地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请您谈谈具体情况？
基地成立皆大欢喜。这意味着我们农村问题研究在全国上台阶了，这在当时不亚于现在进入“一流学科”的影响力。学校很重视，基地成立时，所有的校领导都出席了，职能部门都参加了。基地虽然批下来了，学校向教育部承诺的条件也基本落实了，但是，建设过程中的困难还是很多。
第一个是学术团队上的困难。申报基地时虽然组建了学术团队，但在基地建设时，一部分老师感觉到有难度。主要是下农村，很多老师下不去。不仅自己下不去，甚至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学生下去。
第二个在条件保障上也存在问题。学校在基地申报时承诺的建设经费、研究生招生指标等条件，在后期有所懈怠，难以落实。
第三个是职称评定、人才引进方面，也存在很大困难。基地成立的时候，实际上核心研究人员没有几个，这就要进人。进人主要考虑愿意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愿意下农村做调查，勤奋、能吃苦、肯做事。但是后来进的一批人，按照学校的进人政策，都是不合要求的，尤其是学历要求都是达不到的。从基地发展的角度考虑，应该进，但与学校政策规定有矛盾。
怎么办，我作为社科处长，对基地建设负有管理责任。为此，我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反应、督促、协调学校各个部门，一起帮助基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一是督促、协调学校落实建设条件。比如在3号楼落实基地科研用房、与研究生招生部门协调，落实研究生招生指标，为基地建设争取经费保障等等。
二是向学校争取进人方面的特殊政策。基地发展必须进人，为了进人，我和徐勇花费了大量心力。四处谋人，跑了很多地方。谋到了人，但不符合学校政策要求，又要给学校做工作，甚至由我个人提供担保，确保人能够进得来。人进来后，为了让老师们安心工作，还要给他们争取待遇，比如住房、项目经费等等，为他们安心工作排除干扰。
我就相当于一个后勤部长，所做的事情，就是解决问题，提供保障。这其中绝大部分工作，都是与我的本职工作不直接相关的，属于“份外之事”。为了做好这些“份外之事”，有时候还需要给学校其他部门打工，帮助解决他们的工作难题，来争取其他部门对社科处工作的支持。
您对重点研究基地的工作给予的支持，有的属于工作职责所在，相当部分是职责以外的工作，请问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多工作非职责所在，为什么还要做，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心力去做？
首先，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基地拿到后，我当了社科处处长，是华师第一任社科处长。我想干事情，想干好事情。从事业的角度说，我愿意支持基地发展，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其次，我对基地有感情。作为社科处长，基地是我一手建起来的，这个感情确实不一样。
再次，我对农村有感情。作为农村研究基地，又符合国家发展急需，我十分愿意支持基地发展，希望基地能够对中国的农村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我和徐勇俩人，年龄相当，有当知青的共同经历，在工作中有很多共同话语。特别是在基地二期建设时期，国家多次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些问题我和徐勇谈得很多，有很多共同语言。比如在基地建设上，我们觉得，要发挥“亮剑”精神和“狼道”。不畏挑战，敢于亮剑；同时，讲究战术，有奉献精神。
在基地建设过程中，我和徐勇配合的非常好，我们既成为了生活中的朋友，也是事业上的伙伴，两个人的理念非常一致。我对基地就是一句话：基地能走多远，作为管理者，我们的红地毯就铺多远。
经过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也在您的支持下，田野政治学如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路径，也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的一个标识。您虽然已经退休，还是很关心我们的发展，希望您谈谈对田野政治学的希望。
我虽然退休了，还是很关注基地发展，很关注田野政治学的发展。我对你们的希望，就是田野政治学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在世界舞台上能够发出中国声音，发挥中国学者的作用。在响应和落实教育部建设中国学派的要求中，田野政治学能够担此重任。有几点期待和嘱托：
一是研究人员的凝聚力，要来自“志同道合”，不是为地位、权力、金钱而来。
二是团队有开放性、包容性。在这样一个学派内，参与者有共同意愿，都可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是学派有可持续性。学派是靠一代又一代人接续下去、坚持下来的。这里需要接力棒的传承，需要在理论、方法和路径上的坚持。
四是我们的研究要有远大眼光。我们的研究要着眼于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提炼经验和理论，为世界提供借鉴，在世界舞台上表达中国声音。这是教育部基地建设的初衷，也是不忘初心。
这就是我的希望。我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田野政治学不仅能够成为中国，而且能够成为世界政治学中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学派。
访谈人：陈军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文字整理稿经石挺处长本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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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