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些在《信报》的日子

今天元旦，却是《北京娱乐信报》关门大吉的日子；同时，今天收到了一份《法制晚报》，这是《北京晨报》的前同事赠送的。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真是让人有一种莫名的讽刺、悲愤和忧伤。

【我去信报之前的经济部，左二为炼总，右一是刘珲】

《北京晨报》和《北京娱乐信报》都是我的“老东家”，对我来说，《信报》就是《晨报》的延续。我离开《晨报》之后没多久，《信报》就在原来《戏剧电影报》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因为这个“出身问题”，《信报》只能挂上“娱乐”的招牌。这难不倒陈总炼一，他把“信报”两个字做的老大，“娱乐”两个字做的特小。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那个时候，大家的思维还没有那么开放。记者采访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娱乐信报，我们这是时政/经济/社会新闻，跟你们有毛关系？”

【我打造的“盈周刊”，经济部的同学们不会忘记吧】

如果说困难，其实比《晨报》创刊的时候已经少多了。《北京晨报》才是名副其实的北京第一家都市报，那个时候正是《北京青年报》一家独大的时候。大家（采访对象）对于一个没有“背景”的新报纸，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记者采访的时候最初就是一种“黑户”的感觉。不过，这也是一种进步的代价，《晨报》所带来的新鲜的冲击，很快形成了《北青》和《晨报》双雄并峙的局面。有了《晨报》的铺垫，《信报》的出现，相对要顺利的多。

【经济部“内刊”《知行学报》】

《信报》确实是凭空杀出的一匹黑马，社长崔恩卿是《北青》的老当家，总编辑陈炼一是《晨报》最有魄力的副总编辑，副总编辑朱敏则是原来《戏剧电影报》的老领导。从这“三驾马车”构成的领导层可以看出，构成《信报》的主体也是这三家单位的精英力量。我是从2001年到2005年，在《信报》干了整整四年。其间，《信报》的主要对手是《京华时报》，两家打的热火朝天，两败俱伤。最后，来自南方系的《新京报》不声不响占据了北京都市报的最高点。不过，好日子总是短暂的，现在，没有一家纸媒的日子好过，往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

时代发展进步的太快，让我们有点措手不及。来不及怀旧，就已经老了。

【老《戏剧电影报》的看过来，我找这些剪报，用了2个多小时】

说起来，真有点巧合。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1994年，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周都去买一份《戏剧电影报》，我喜欢上面介绍的脸谱和戏剧故事。做了三份大大的剪版，估计朱敏老师和吴焕同学，甚至丁宁等同学如果看到这两份“文物”，都要激动地泪奔了。

【我当年的剪报，文物吧】

还有一个巧合，我和黄东江同学是同一天离开的《晨报》。我说你改天再和主任说，要不然这个打击太大。没想到，我一转身的功夫，他就已经和陈曦主任谈过了。我想了想，时不我待，没有办法，只好去主任那里又洒了一把盐。我去的是《经济观察报》，不久就应原《晨报》经济部同事刘珲的邀请去了《信报》，黄东江同学去的是《华夏时报》，我们成了对手。

【我做的最后一个大策划，也许是冥冥中的某种暗示，之后不久我就去了《中国房地产报》】

《信报》是一个什么样的报纸，什么样的氛围，什么样的团队呢？我只能这么说，你在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是毛病，但是你一旦离开他，你会有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我们自己可以骂他损他挖苦他，但是却容不得别人说他一个不好。当然当然，我说的是“老信报”，不是后来人才凋零后的“信报”。

【全聚德，老信报人的共同记忆】

这种感觉以前并不那么强烈，直到前几天突然知道信报2018年元旦停刊，这种感觉才油然变得强烈、不可遏制。

我从小到大，记忆中唯一一次从睡梦中哭醒，枕边全是泪水。因为梦中回到了信报，回到了经济部，看到了我的团队，那些熟悉的人和事……我走之后，他们过的并不好。那是2007年的年底，信报正在迅速走向衰落。

【这张照片，像是一个悲伤的纪念碑】

我是一个不断流浪的人，总是从一家媒体跑到另一家媒体。但是没有一家媒体让《信报》这样让人感慨万千。青春、懵懂、冲动、错误、倔强、坚持……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符号。我曾不断设想过无数可能，如果……如果……如果这样，如果那样，《信报》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快走向衰落，大家就可以更加长久地凝聚在一起……但是毕竟无法重复，这些可能性，只能我一个人，在失落的时候，在孤独的梦境，慢慢推演。如果有一个机会，我很想弥补自己的冲动和错误，但是《信报》已经没了，没有人能给你一个重来的机会。

如今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那些青春，那些倔强，那些冲动，都已经悄然远去，不再回头。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记忆，那些回味，那些眷恋，历久弥新，与日俱增。

2018年1月1日星期一

【部分图片来自大家的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