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晚期蜀口及蜀口最后的名将——曹友闻

南宋晚期蜀口及蜀口最后的名将——曹友闻

序言：

    蜀口地区即南宋的利州路辖区，范围在如今的陕南汉中安康和甘肃陇南地区。这一地区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是四川的门户，也是南宋距离西北产马区最近的地方，还长期是南宋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西军驻扎地，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自富平之战后，蜀口利州路地区进则北伐关陇，退则扼守蜀口屏蔽四川保障。然而自吴曦之乱后的二十年里，因为宋金嘉定战争及历任制帅的无能，使得四川蜀口防务极度削弱。而蒙古两次武力借道蜀口更让蜀口的防务近乎于崩塌。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蒙古在江淮防线遭到挫败，在荆襄败于孟珙，唯独在四川蜀口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蜀口最后的能让蒙古忌惮的将领仅有曹友闻一人，而曹友闻最后战死也意味着南宋在蜀口再无可战之军。也意味着南宋已经无力扼守蜀口了，只能逐渐退守夔州一带扼守川峡了。

南宋中期前的蜀口利州路与吴氏家族

南宋立国江淮，防御格局基本上如同东晋南北朝，北方之金国蒙古宛如东晋之五胡和南朝之北魏。而且金国、蒙古的实力远强于昔日的五胡和北魏。而南宋立国江淮，核心是江南地区，而江南北部的江淮地带是屏蔽江南核心区域的最重要缓冲地区。南宋在两淮主要是两个路级行政区划，即淮西和淮东，淮西在庐州即合肥，淮东在扬州。而中部的京湖战区主要包括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重点地区是襄阳、鄂州、江陵。而西部就是四川战区，及川峡四路。利州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而利州路又经常被分为利州西路和利州东路。在四川四路中，利州路地处前沿要地，其余三路是后方，保障利州路的军需后勤以及联系京湖地区。

南宋的利州路管辖范围与北宋大体类似，但却是不一样的。南宋利州路的管辖区域是宋金战争的直接产物。北宋灭后，金国一段时间内重点进攻西部，富平之战后击败宋军西军主力，原陕西六路大部沦陷。随后宋军吴玠等部在蜀口的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等大战中接连挫败金军南下的进攻，此后宋金双方在秦岭一带陷入了对峙的局面。南宋要越过秦岭北伐关陇困难重重，而金国要跨越秦岭进入汉中南下四川也颇多阻碍。而南宋的利州路地区也包含一部分原陕西六路南部的残余地区，这就是日后南宋蜀口防线中的关外五州地区。即西和州（原岷州）、凤州、成州、阶州和天水军。在这五州中，天水军是原北宋的秦州地区南部分。其余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政区。

南宋当年能保有利州路，吴玠、吴璘兄弟功不可没。而南宋蜀口防务的创建和发展也皆赖吴氏兄弟的规划。吴玠是陕西德顺军人，今宁夏隆德县。早年从军参与征战西夏，后参加富平之战。富平之战后，吴玠因为在和尚原作战中扼守险要击败金军，封镇西军节度使。是南宋早年将帅中第三个荣膺节度使的将领，仅次于刘光世和韩世忠。而吴玠的节度使军功不同于刘光世和韩世忠，刘韩二人主要赖救驾勤王之功，而吴玠是抗金的实实在在的军功，可以说吴玠是南宋第一位因抗金而荣膺节度使的将领。吴玠此后在蜀口地区与金军恶战多次，挫败了金军南下四川的图谋，因为巨大的战功官至川陕宣抚使，统一指挥四川蜀口全部驻军。吴玠死后，蜀口驻军被分散为三大支，分属吴璘、杨政和郭浩。在绍兴和议前的北伐中，蜀口这三支驻军统一归属四川宣抚使胡世将指挥，表现突出，仅次于中路京湖战区岳飞所部。绍兴和议后，京湖战区岳飞和江淮的韩世忠、张俊兵权被罢。而四川因为距离临安遥远，吴璘等兵权仍然还在没有被解除，成为少数的还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绍兴和议后，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建议朝廷将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与西路，统军将领的经略安抚使中的经略二字被取消，并对四川防务和兵力部署做了重新安排。经过一系列的安排后，蜀口防务形成以吴璘驻兴州、郭浩驻金州、杨政驻兴元府的三大将主政的局面。川陕驻军分为三地屯驻, 和平时可镇抚当地, 战时东出金州, 经略商虢; 西出兴州, 占据秦陇; 兴元府则居中策应。吴璘等三人的军队主力分别驻扎于兴州、兴元府和金州地区。三人也都带节度使头衔，级别相当，即蜀口三大将。虽然三人级别相当，但吴璘在其中最具有实力。吴璘为利州西路安抚使兼知兴州，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统辖的是吴玠主力部队，兵力六万人，主力部署兴州和关外五州地区，骑兵在万人左右。杨政为利州东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兵力在两万人，骑兵两千左右。郭浩为金房开达安抚使兼知金州，兵力在万人左右，骑兵千人。而三人中，郭浩是原北宋名将郭成之子，资历比吴氏兄弟要老的，但战功逐渐落后，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而杨政长期是吴玠的属下，对吴玠兄弟一直十分敬重。

从绍兴和议后到海陵王完颜亮再度南下时的二十多年里，南宋普遍苟且偷安。秦桧集团对战斗力最强的岳飞京湖军打压最力，京湖防务最为薄弱。而两淮原韩世忠、张俊主力被纳入三衙行列。只有蜀口地区因为天高皇帝远事实上被保留了下来并继续稳固发展。海陵王完颜亮南侵作战中，吴璘已经成为当时宋军高级将领中资历战功最高者，统一指挥四川所有军队，以奉国军节度使、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领四川宣抚使、陕西河东招讨使，在西线收复秦、陇、环、熙、河、兰、会、洮、巩、积石军、镇戎军和德顺军等十二州军，陇右全部光复。在收复陇右的作战中，吴璘的儿子吴挺表现出色，成为后起之秀。收复陇右这个辉煌胜利在南宋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为巩固这个胜利，吴璘征得虞允文同意后，取消了原来出兵关中的计划，要从四川抽调“官军及弓箭手、忠义人两万余人以分戍秦陇、德顺之险要”，计划凭借陇山之险，确保陇右地区。后因孝宗误听史浩之言被迫撤军德顺进而兵败。之后金军为了逼迫南宋接受隆兴和议，大举南下蜀口攻陷天水军。吴璘闻听后抱病北上在成州击败金军，收复天水军，重新巩固蜀口。

吴璘在隆兴和议后几年去世，此后十年里吴氏家族暂时离开了蜀口地区。不过随着虞允文的去世，孝宗深感蜀口之重要性和人才的重要，将吴璘之子吴挺于淳熙元年（1174）重新派回蜀口任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同时建节为定江军节度使。五年（1178）又加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兼知兴州。吴氏家族得以重掌蜀口防务大权。不过吴挺虽然战功显赫，但资历毕竟不能和父伯相比，加上朝中对于吴氏权重的忌惮，吴挺的权势只能直接控制利州西路地区，对东路和四川其余地区影响相对有限。吴挺在利州西路十几年里，殚精竭虑小心翼翼的经营蜀口地区，重新恢复父亲时代蜀口的防御，并强力要求确保战马需求，随时为战争在做准备。不过吴璘在北伐线路问题上与孝宗的想法是大不相同的。吴挺有过实战经验，作战路线上沿袭父亲吴璘的思路，重点以陇右为主，而孝宗则主张以关中凤翔为主。吴挺因积劳成疾，在光宗绍熙五年（1193）去世。

从吴玠绍兴元年（1131）和尚原之战到吴挺绍熙五年（1193）的这六十二年里，只有乾道三年（1167）到淳熙元年（1174）这七年的时间，吴氏家族没有掌控蜀口兵权，其余半个多世纪里，蜀口主力的兵权一直掌握在吴氏家族手中。故而吴氏家族成为南宋早期中期实力最强的家族之一。而吴氏家族兄弟父子三人虽然也不免骄横跋扈，但对蜀口确实是尽心尽力。

简单的来说，从吴玠草创蜀口防务，到吴璘时代形成和发展，吴挺延续，蜀口形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即外三关：大散关、皂郊堡、黄牛堡。而在第一道防线中，吴玠吴璘兄弟多次在和尚原血战，而和尚原却一直不在南宋范围之内。绍兴和议、隆兴和议，虽然吴璘、胡世将、郑刚中、吴挺、杨沂中等名将重臣不断向高宗、孝宗阐述和尚原之重要性，但无奈每次和议，和尚原都被放弃。大散关隶凤州梁泉县，在凤翔府宝鸡县之南，为秦蜀往来要道。两山关控斗绝，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实表里之形势也。大散关虽险，但它必须借助关前的和尚原才能构成一个有机防御的整体。和尚原四周陡峭，顶上宽平，还有水泉，便于屯兵，易守难攻，地势比大散关更险要。大散关距离和尚原咫尺，凭原下视，看到大散关才“如蚁蛭”一般大。失去和尚原之后，宋军不得不南退三十里，“于关内得兴赵原为控扼之所”，又“预筑凤州之黄牛堡，以塞散关之冲”。吴璘就曾向胡世将建议：“须据此地以逸待劳，期破敌众，然后乘势，图复陕西，若失此原，则璘等枝梧，亦自费力。”第二道防线即前述之关外五州。在这五州之中，吴玠兄弟创立了四处家计寨，即西和州之仇池，凤州的秋防原，阶州的杨家崖,成州的董家山。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家计寨地处险要必经之路，建于高山之上，有水有田可以食用耕种。平时居民散布于城中，战时则聚集家计寨，敌军南下到此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第三道防线即内三关，仙人关、武休关、七方关。仙人关在兴州北部，凤州成州和兴州的几乎交界地带，武休关在凤州和兴元府的交界地带，七方关在成州南部的阶州境内。三关扼守蜀口与汉中的要道，三关南部就是汉中和兴州地区附近了。除了这三关外，还有饶凤关、白水关等关隘，也是战略要地。

如果失却了以上三道防线，那么就只能在汉中、兴州一带作战，也就意味着四川的大门基本不复存在了。而如果汉中、兴州也保不住，那么四川就无险可守了，四川的战略价值也就大幅度的降低了。

蜀口的重要性

蜀口在南宋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地缘地形上，蜀口三关五州位置在如今的陕南和甘肃南部，是陕甘川三地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崇山峻岭，易守难攻。有关外四州即有整个巴蜀，所以四州之地虽小却为蜀地门户。吴氏兄弟时代，除了重点经营三关外，就是经营大散关一线，并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尚原，但没有成功。此外在五州地带利用天险也修建了几个山城，利用天险而成，为保蜀的最前沿。南宋对蜀口的利用和防护长期以来一直是比较成功，南宋治理蜀口的功劳不亚于诸葛武侯和唐朝的韦皋太尉。

军事部署上，整个南宋的军事布防体系，重点是北边的边界地带和临安府附近。临安为行在（南宋一直将临安称为行在，法律意义上不是首都），三衙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步军司一直驻守临安附近，兵力最多。其次军事布防最重的就是川陕地区了。川陕因为距离临安遥远，难以有效控制，所以吴家在川陕和川陕的制帅一直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川陕驻军主要集中在蜀口地区和兴州、兴元府、利州一带，最多时候兵力有十万之众，即便宋蒙开战前，川陕蜀口驻军名义上也有五六万，加上配合的忠义民兵也有七八万。

经济价值上，四川在南宋的经济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南宋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难移，中国的经济精华地带是苏杭地区，两湖流域次之，成都平原自古为天府之国，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唐朝时候就有扬一益二之说了。四川在南宋时代对南宋的经济贡献最高时候可达三分之一以上。蜀口虽然比较贫瘠，但仓储却十分的丰富。南宋川陕战区军粮仓库较多，主要分布在利州路前线地区：武阶之仓、三同庆之仓、七凤集之仓十有一，西和之仓十有五，金、洋之仓二十有七，其大者则如利、沔、兴元，每月各支家粮万石，而鱼关一处计取财赋，几收十分之四。从关外五州到兴元府、沔州、金州三大集结区和利州、鱼关，都有仓库。

交通后勤上，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南宋时候蜀道难却是另外一番情形。南宋的各种运输，尤其是军事运输依赖于山路，但更多依赖于水路。水运，主要依靠嘉陵江航运。嘉陵江在两宋时期水量充足，水质清澈，适合船只往来，是南宋蜀口驻军粮运的主要方式。史载，四川总领所每年支付军粮150万石，其中约130万石依靠水运，占85%以上。嘉陵江流向是自北向南，流经今宝鸡、凤县、两当、徽县、略阳、宁强、广元、南充、合川，在重庆附近汇入长江。所以南宋时代的沔州、利州为蜀口战略重镇，与其是粮运要道有着重要关系。宋蒙前期两次军事冲突后，尤其是托雷制造辛卯之变后，严重破坏了南宋川陕的后勤和交通，南宋被迫重新依赖陆路运输，军事补给成本加大，对军事行动十分不利。

军用马匹上，古代作战，战马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两宋众所周知都十分的缺马，南宋更是缺马。蜀口地区地处陕甘南部，距离中国优良的河陇产马区距离较近，是南宋优质军马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地。南宋从蜀口西部地区与游牧民族交易的马匹被称为西马，最高时代每年从蜀口茶马贸易交换来的西马近五千匹，大部分主要用来保障三衙禁军，因为军马来源于蜀口地区，所以蜀口驻军每年也能获得一部分的优质军马，同时还单独允许兴州（沔州）驻军与少数民族交易一定的马匹，每年约在七百匹左右，是为朝廷对川陕驻军的优待。其它战区如荆襄、两淮和两广很难使用优质的西马，偶尔分配到一些也是杯水车薪。因为有比较可靠的军马来源，所以南宋川陕战区的骑兵数量也是除禁军之外最多的，巅峰时代有约1.5万，中晚期也在5000左右，在南宋这个缺马的时代，能一次性调集数百甚至上千骑兵的也只有川陕战区了。因为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南宋蜀口之军也是南宋为数不多的具备较强野战攻击能力的军队。金蒙战争中后期，因为金国的监牧地带即马场大多为蒙古所破坏掠夺，金国也在陇右市马，相当程度上分走了一些本来可能为南宋获得的马匹。宋蒙战争开始后，蜀口又最早沦陷，南宋从此是彻底与中国传统优质产马区无缘了。失去蜀口马匹后，成都府路又沦陷，1259年广西的横山寨也沦陷，南宋连从两广获得马匹的来源也断了。

士兵素质上，南宋川陕驻军最初是北宋末年精锐的与西夏战斗的西军之后。吴玠吴璘兄弟、杨政还有刘光世早年都在北宋的西北与西夏作战过，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南宋的川陕驻军大部分也是吴玠兄弟和诸多将领当年的部曲故旧和原西北居民。北方来的这些流民难民有着相对东南而言较强的军事素质，一直是优秀的士兵来源地，临安行在方面也一直抽调西军精锐来卫扈东南。嘉定和议后，蜀口也一直有过大大小小的冲突，如宋夏联合攻金，安丙平红巾之乱，所以蜀口之人经历的战事较多，相对在身体素质和骑射方面以及作战经验上都有着不错的条件。

因为蜀口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又地处最前线，还是最远的战场，蜀口统帅还有一定的便宜职权，所以这个地方最早开打也最早沦陷。虽然蜀口至关重要，但是川陕地带自吴曦之叛后已经各方面的衰落，军队整体战斗力下降，以都统制为代表的军人集团被以制置使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所控制，难有再如吴玠、吴璘和吴挺时代的能力与威望。同时大小不断的战乱波及蜀口和四川内陆，蜀口和四川内陆的潜力被极大的破坏，这些多年来因为相对的平静和日后安丙、崔与之杰出的治理才能所掩盖。在面对有空前强大的蒙古铁骑和用兵十分灵活的拖雷之后，之前的种种隐患统统的暴露，而且蜀口制帅自崔与之之后是一个不如一个，从此而言，蜀口遭到大破坏和后来的最早沦陷也不足为奇了。

吴曦之叛及宋金嘉定战争对蜀口防务的影响

早在吴挺病重年间，朝中的文臣强硬派就主张削夺吴氏家族的四川蜀口的权力。绍熙三年（1192）在左相留正竭力主持下，对吴家持强硬态度的丘崈出任四川制帅。丘崈在离开临安赴川前，就建议立即更帅，避免吴家世袭兵权，得到光宗赞许和同意。不过因为当时对吴挺还很支持的太上皇孝宗还在，并没有直接剥夺吴挺的权力。次年吴挺病故，年56。宋廷下令追赠吴挺少保，不久又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武穆。吴挺去世后，朝廷立即派文臣和他人执掌蜀口四川的权力。

宋宁宗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主政，力主北伐。进攻方向以两淮和川陕为主。而在川陕方向，韩侂胄力排众议执意启用吴挺之子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与四川宣抚使程松共同主持西线的北伐。客观的来说，吴曦虽然专权，希望恢复家族在蜀口以及四川的权力。客观而言，吴曦在开禧北伐的开始阶段，也希望进取取得军功，但一连串的失利加上朝中对吴氏家族一直世袭的不满，吴曦逐渐起了叛变之意。开禧三年（1207）正月，担任四川宣抚副使的吴曦公然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王”，建行宫，置百官，向金称臣，并割让关外五州引金入侵。在危急关头时，安丙接受吴的“中大夫、丞相长史”的封赠，但心中却摇摆不定，最后暗中联络兴州典仓官杨巨源、中军正将李好义等中下级官吏数十人，计议诛杀吴曦之策，由安丙假装怀揣“圣旨”，闯入伪宫宣旨，趁吴曦跪下接旨时，将其杀死。随后，安丙、杨巨源、李好义等派兵收复关外五州之地。

吴曦叛变失败后，南宋鉴于兴州军在川陕一强独大的局面，对兴州军进行重新分化和部署。将兴州改为沔州。自南宋以来，利路有三大屯，兴州、兴元、金州都统三司鼎立，而兴州之事权特重。淳熙中，移兴州左、右军于利州，其隶于兴州自若也。自开禧丁卯之后，宣抚使安丙乞移沔州副都统司于利州，自是以后，沔有正而不除副，利有副而不除正，其实各为一司，而利之御前军始分为四矣。同时安丙重新部署蜀口的防御。安丙在平吴曦之乱后，整饬边防，颇有成效，曾遗书吴猎说：“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粮积刍，使军民可守。若敌至，则坚壁不战，彼欲攻则不可，欲越则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顿重兵。天水虽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见创白环堡，与西和相为掎角，又增堡鸡头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黄牛堡，筑兴赵原，屯千余人。凤州秋防原尤为险绝，绍兴初，州治于此，宣抚吴玠尝作家计砦，前即马岭堡，正扼凤州之后。凡此数堡既坚，金人决不敢近。而河池、杀金平、鱼关皆大军屯聚，其他径路，虽关之里如大安，亦阴招民卒，授以器械，为掩击之备矣。

开禧北伐失败后，宋金于嘉定元年（1208）签订了嘉定和议。开始几年间双方还平安无事，但从嘉定四年（1211）开始，随着金国面临北方蒙古威胁的日益加重，不断的加大了对南宋的讨伐力度，以求失之于北要取之于南。而川陕战区方向就成为了重灾区。而七年，四川统帅安丙被调离蜀口任湖南制帅。而四川制帅被董居谊接任。董居谊才具平庸，无力应对四川蜀口的局势。金人乘机攻破赤丹、黄牛堡，进入武休关，直捣梁、洋二州，到达大安，宋军大多溃败，逃散到巴山。红巾贼张福等又发动叛乱，四川大震，在朝野的一直要求下，安丙再任保宁军节度使兼四川宣抚使，擒斩张福，平定了叛乱。嘉定十三年（1220年），联合西夏发动“秦巩之役”，终师老无功。次年，安丙去世。追赠少师，鲁国公。

客观的来说，安丙才能是有的，但是安丙有嫉妒心，为人狠辣。对同样平吴曦之乱的有功的杨巨源、李好义是十分猜忌的。二人的最后被杀，安丙是难辞其咎的。此外，安丙终究是文臣，对军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进退大将如呼小儿。此外，安丙发动秦巩之战虽然壮志可嘉，但在发动战役的用人、部署和安排上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在蜀口防务上，安丙发动秦巩之役是以攻为守的体现。

安丙去世后，崔与之出任四川制置使。安丙任内时，崔与之就与之工事。安丙在四川期间，就对非川人执掌蜀中十分排挤，用人有很强的地域倾向，但崔与之却能与之实心共事。安丙去世后，崔与之接替。崔与之在四川六年，不再像安丙那样以攻为守谋求进取，而是注重加强蜀口的防务建设。史载：崔与之移檄茶马司，许戎司自于关外收市如旧，严私商之禁，给细茶，增马价，使无为金人所邀。总司之给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给之。乞移大帅于兴元，虽不果行，而凡关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关、盘车岭皆极边，号天险，因厚间探者赏，使觇之，动息悉知，边防益密。总计告匮，首拨成都府等钱百五十万缗助籴本。又虑关外岁籴不多，运米三十万石积沔州仓，以备不测。初至，府库钱仅万余，其后至千余万，金帛称是。关于四川蜀口的防务上，崔与之沿袭了吴氏兄弟父子和安丙的思想，认为关外四州与和尚原以及仙人、大散二关为必守之地，必须时刻在意丝毫不可懈怠。

自嘉定和议后，史弥远实际掌控了朝中大权。对于四川制帅，史弥远心中早有打算。但是四川特殊且局势复杂，故而长期无法纳入手中。安丙虽然嫉妒，但却是川人，且曾在吴挺手下为官。又有平乱之功，故而长期无法更换。而崔与之经营四川更是效果显著，但性格刚正，与权相史弥远不和。崔与之离任后，史弥远以心腹郑损代替崔与之。郑损的才能明显不如崔与之。上任后，四川防务开始走向松懈。

蒙古两次武力借道及蜀口残破及曹友闻的崛起

南宋宝庆三年（1227），蒙古攻灭西夏。同年，蒙古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蒙古军南下攻陷了沔州，也试探出了南宋防卫虚实。此战蒙军实际只攻陷了阶州一处，其余均是自毁于溃逃弃守。从此自吴玠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开始彻底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

丁亥之变，郑损难辞其咎，不久，郑损被免职，桂如渊出任四川制置使。桂如渊上任后，收复了蒙古军撤走的关外五州之地，但并没有积极经营关外五州的大门大散关等地。而之后蒙古灭金更是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金国死守关河防线，蒙古军长期未能攻破，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而托雷则根据成吉思汗的临终授意，决定亲率三万骑兵借道南宋川陕防线绕道攻击金国背后。

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蒙古托雷率军三万再次武力借道，自凤州南下连破兴元府大安军、沔州，军民死数十万。直逼四川门户剑门关附近的葭萌关、涪城（四川绵阳）、顺庆（四川南充）。并在兴元府、成州和天水等地进行了屠城。在占领140多个城池要塞后因未达到借道目的退兵。四川制帅桂如渊博不听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知府郭正孙加强五州、大散关与马岭关之险的建议，一味相信和好，在战时率先逃往川东，以致“三川震动”。蒙古军两次武力借道，南宋都消极防御，要知道欲守三关，必守五州。五州不守，三关不固守。蒙古武力借道时，南宋消极防御不守五州退守三关，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此战蒙古军队长驱深入四川境内，残破城寨一百四十余处，仅明确记载发生大规模屠城就有天水、同庆、西和、兴元、洋州五处。“三关之外，生聚一空”，“千里之地，莽为丘墟”，“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辛卯之变”给南宋带的灾难还远不止此。

丁亥、辛卯之变是宋蒙战争爆发前的前哨战，川陕地区的主战场。两次武力借道严重损坏了川陕战区的防务体系，川陕防务近乎于崩塌。事实上经历了两次武力借道，南宋不仅无力固守外三关、连五州和内三关都无法固守了。而且因为在两次借道中，蒙古所表现出来的可怕战斗力和屠城的残酷手段，已经让南宋川陕军民和官员产生了畏惧之感。蒙古军两次南下尤其是第二次，将“蜀口诸关荡为平地，不可修复”，四川自此门户大开。而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蒙古军对嘉陵江沿岸的破坏。蜀口宋军后勤补给完全依靠嘉陵江水运，因此剑门关外沿江的沔州、大安军、利州是川陕最重要的三个军事重地。川陕可以没有汉中兴元府，但绝不能失去嘉陵江沿线的这三个州。由于这三个州在“辛卯之变”中均遭蒙古军占领和破坏，使得此后嘉陵江水运无以为继，只能重开陆路运输。蜀道艰险，陆运民夫往往十死三四，运输效率远较水运为低。尽管新任蜀帅李埴上任后收集各地溃军，招募忠义，迅速收复了失地，并和副帅赵彦呐（端平元年升任蜀帅）一道尽其所能恢复蜀口防线。但由于上述原因，直到阔端于端平二年（1235）年秋再次大举攻蜀前，蜀口元气仍远未恢复。四川蜀口在宋蒙全面战争爆发后的短时间内陷落，不能不说是“辛卯之变”种下的孽根。从更长远的眼光看，赵宋南渡以后，“以四川为上游重镇，蜀土富实，无兵革之扰，居官者以为乐土”。四川总领所的收入，常年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四川提供的军粮，更达到整个南宋军粮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故时人便有“蜀亡则宋亡”之叹。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最后战败灭亡的命运，亦肇始于“辛卯之变”。

辛卯之变后，南宋鉴于金国即将灭亡的事实，遂决定联合蒙古一起灭金。同时也是为了自身安全起见，为了和好蒙古争取自身备战时间，对金国出兵。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南宋在江淮方向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从这一点来看，南宋在“联蒙灭金”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算是受益者。灭金的主将孟珙归来后，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之后，宋廷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靖康之耻。不管怎么说，靖康之耻终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压抑了百余年的精神总算为之一振。金亡后，河南空虚，南宋急匆匆的进入河南三京，即“端平入洛”，这就触碰了蒙古的底线，战争一触即发。

在蒙古军两次武力借道的过程中，南宋军队几乎是兵败如山倒，主帅郑损、桂如渊更是昏庸无能，临阵怯懦。但是却也崛起了一批忠义之人，其中声名最显赫的就是曹友闻。曹友闻是北宋开国名将曹彬之十二世孙。出生于同庆府栗亭县（甘肃徽县）。宝庆二年（1226年）中进士，被授为绵竹县尉，次年又改任天水军教授，他赴任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正在带兵围攻西夏国都中兴府。当时虽说中兴府还没有被攻破，但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西夏已无法摆脱亡国的命运，成吉思汗随即派出一支军队进入了南宋辖境，一举拿下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并包围了天水军（今属甘肃）。这就是“丁亥之变”。

这时曹友闻还没到任，天水军是否丢失都跟他没有半点关系，何况还是个文官，他完全可以原地返回。但曹友闻临难不苟，毅然单枪匹马闯入了军城，与守臣张维一起组织兵民布防，好在没过多久，成吉思汗就病逝于六盘山，蒙军只好撤退，军城就保全了下来。此事过后，四川制置司为表彰曹友闻的功绩，特地绣了一面“满身胆”的大旗颁授给他。

南宋绍定三年（1230），蒙军再度进犯蜀地，由于当时的四川制置使桂如渊畏敌如虎，不顾川陕防线向来是以“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的战斗经验，轻率地做出了弃五州（成州、凤州、天水军、阶州、西和州）、保三关（仙人关、七方关、武休关）的决定，致使三关之外惨遭蒙军蹂躏。在此战之中，宋军将领大多弃地而去，只有曹友闻尽遣家财招募了五千忠义之士，这才力保天水军不失。事后，四川制置司看出了曹友闻不仅胆大，而且确有将才，便让他出守七方关。在这次蒙军进攻前，曹友闻就已官至武翼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利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位居四川四大主力禁军（沔州、兴元、金州、利州）之一的统帅。

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及曹友闻战死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秋，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南宋端平入洛背盟为由从两淮、荆襄、四川三路大举南下。其中次子阔端率大军号称五十万南下四川。阔端率军南下，首先招降了在原金国巩昌一带的名将汪世显，令其为先锋南下。汪世显是巩昌一带的豪强望族，金国灭亡后仍然镇守巩昌一带。当时蜀口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曾多次奏请希望招降汪世显以屏蔽四川，被宰相郑清之等拒绝。

阔端招降汪世显后，以其为先锋，率军自凤进至西川之西池谷(今甘肃康县东南)向沔州进军。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主张退守大安(今陕西宁强西北)，沔州知州高稼认为守沔蜀存，弃沔蜀亡，坚决反对退守大安，赵彦呐遂表示与高稼一起守沔。但是临战时候，赵彦呐却撤走，高稼只得独自守沔州。蒙古军自白水关(今陕西略阳北)入六股株(今陕西略阳东北)攻沔州。

沔州历为西陲用兵的门户，经金军、蒙古军的多次抄掠，已外无城廓保民，内无财赋募士，高稼部依山为阻，并多张旗帜击鼓呐喊以为疑兵，居高督战。赵彦呐遣小将何邻等赴援，及蒙古军至，何邻先遁，其军皆溃，高稼被围战死，蒙古军克沔州。赵彦呐进屯至陕蜀咽喉青野原(今陕西略阳北)，又被蒙古军包围。屯驻石门(今陕西略阳西北)的利州都统制曹友闻率军往援，击败蒙古军，解赵彦呐之围。后蒙古先锋军汪世显部转攻大安。

曹友闻遣摧锋军统制王资、踏白军统制白再兴速趋鸡冠隘(今陕西勉县西南)防守，命左军统制王进据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老勉县)；曹友闻登溪岭指挥部署完毕，蒙古军数万突至阳平关。曹友闻令左军和游奕军出击，自率帐兵及背嵬军冲至阵前，令军左右驰射；蒙古军受挫退兵；曹友闻料蒙古军必转攻鸡冠隘，急遣忠义总管陈庚、当可率兵往援；蒙古军果以步骑万余攻鸡冠隘，陈庚率五百骑兵勇猛驰突，时当可将步兵分左右翼并进，守隘的王资、白再兴出隘迎战，两面夹击，大败蒙古军。曹友闻乘势北进，收复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要隘，迫使蒙古军退出宋境。

沔州、青野原之战、阳平关之战，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处置失误，充分暴露了他志大才疏言过其实的缺点。当年四川制置使崔与之对赵彦呐的评价得到了应验。幸亏曹友闻所部勇悍善战，利用地势险要击败蒙古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曹友闻也因战功晋升为眉州防御使，依旧为左骁骑大将军，总领沔州和利州两都统司兵马。同时兼管关外四州安抚事宜，兼知沔州。其弟曹万为知同庆府，四川制置使帐前总管，总管忠义军兵马。

在直冲沔州一带失败前后，蒙古军同时派兵进攻文州。曹友闻派全贵增援，全贵力战而死。文州守将李安国仍然死守城池。同时蒙古军又分兵进攻阶州，阶州守将董鹏飞死战不退，最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在十二月三日被攻陷。董鹏飞一家全部殉国。

端平二年底的进攻，蒙古取得成果有限，主力暂时退出蜀口，不过在边境线上一带仍然有部分游骑活动，以待来年春天再行进攻。次年春，知天水军时当可部率军偷袭蒙古军，斩首上千。但蒙古军尾随其后疯狂追击，最终全歼时当可部，时当可战死。时当可与曹友闻相识，曹友闻自谦其智谋胆略不及时当可。时当可为人重义轻财，每有赏赐全部分与将士，自己一无所得。战死后，家人却几乎一无所有。就在时当可战死后，蒙古军又攻入同庆府，守将陈瑀被俘而殉国。

端平三年秋，阔端再次分兵两路进攻四川。阔端亲率左路军自大散关南下，亲王穆直率军在平定原金国郭虾蟆控制的兰会河洮一带后从宕昌南下。穆直以按竺迩为先锋，从宕昌南下后，迅速击破宕昌和阶州，然后猛攻文州，文州守将刘锐虽然竭力死守了半个月，最后仍不免城破被杀。城中一万五千多居民全部被屠。文州失陷后，蒙古军从阴平道南下，招降了沿途一些吐蕃部族，再猛攻龙州，计划与阔端之军会合攻击成都。

就在穆直一路猛进的同时，阔端之主力也同时开始进攻。阔端一路兵分两路，东路主攻兴元府，西路冲击沔州。东路进攻的比较顺利，蒙古军首先冲破武休关，进入兴元府，击破李显忠所部，直逼大安军。然后重点进攻曹友闻所部，力争一举歼灭曹友闻所部。以剪除深入蜀地的最大障碍。

曹友闻当时身兼沔州和利州都统制，驻守仙人关。曹友闻对弟曹万说国家安危在此一战，众寡悬殊，万不可浪战，必须据高守险，出奇设伏方能与之对抗。曹友闻计划将大军从仙人关撤下坚守沔州，但是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在得知兴元府失陷蒙古军直逼大安军后，急令曹友闻控制大安，以保蜀口。曹友闻反对，驰书赵彦呐称：“沔阳蜀之险要，吾重兵在此，敌有后顾之忧，必不能逾越沔阳而入蜀，又有曹友万和王宣首尾呼应，可保证大捷。大安地势平圹，无陷可守，正好发挥敌人骑兵之所长，我步兵之所短，况众寡不敌，岂可在平地控御。”赵彦呐不以为然，一日七次持小红牌来催促急速行动。曹友闻无奈被迫执行，九月九日，曹友闻从沔州撤军，十六日抵达大安军。他认为以寡击众，非乘夜出奇兵内外夹攻不可。于是命曹友万、曹友谅领兵一万人上鸡冠隘，多张旗帜，向敌人显示我军坚守的决心。曹友闻则选精锐部队万人，夜渡嘉陵江，秘密往流溪沟埋伏。事先相约，敌人来到，内以擂鼓举火为号，外呼杀声以响应，两面夹击蒙古军。部署既定，九月二十二日，蒙兵果然来犯，曹友万冲出阵前迎战。敌将八都鲁拥有万余众，达海率千人，往来搏战，矢石如雨。曹友万身被数创，遂令诸军举火。九月二十七日，曹友闻遣诸军全面迎战；又亲率精兵3000人疾驰往鸡冠隘。

不料天公不作美，进军的路上下起了大暴雨。诸将请求：“雨不停烂泥没足，等稍晴再战。”曹友闻责备说：“敌人知道我伏兵在此，迟缓必失良机。”遂拥兵齐进。曹友闻入龙尾头，曹友万闻五鼓已响，即冲出鸡冠隘口与曹友闻会合，内外两军皆殊死战斗，夹击敌军，血流20里，蒙古人的营寨被宋军连破数十个，尸体更是在阳平关外堆积如山。西川的军队素以绵裘代替铁甲，此时尽被雨湿透，不利徒步战斗。二十八日黎明，敌将汪世显率大批蒙军蜂拥而至，以铁骑四面包围宋军，曹友闻叹息说：这难道是老天注定的吗？我只有为国战死而已！于是破口骂战，杀死自己所骑战马，以表示殉国的决心。血战更加激烈，曹友闻与弟曹友万皆战死，全军覆没。正当曹友闻兄弟与蒙古军苦战之时，赵彦呐则率老弱逃到了剑门关一带。曹友闻战死后，蒙古军还不放心其是否战死，搜索了三天后发现了曹友闻所部“遍身胆”的旗帜和其尸体后，如释重负进而弹冠相庆。曹友闻死后，南宋朝廷特赠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赐庙褒忠，谥号为毅节，官其二子承务郎，婿迪功郎。万特赠武翼大夫，二子成忠郎。

曹友闻战死后，蜀中再也没有一支能野战的部队了。而为打开蜀口大门立下大功的汪世显则被阔端赏赐名马佩刀。总领秦巩二十四州军民财赋事务，世袭罔替，成为元朝一代少有的汉地世袭侯。而南宋军民则十分怨恨身为蒙古前锋的汪世显，认为蜀口残破皆汪世显引贼而来。汪世显和蒙古军残破蜀口，打开了进入四川的大门。汪世显就是说道四川藩篱尽撤，接下来就可深入其堂奥之地。昔日“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列。一夫当关，万夫莫往”的蜀口，在蒙古骑兵面前，“昔人所谓天狱，所谓大小漫天寨，肆行如履平地。”之后蒙古军长驱入蜀，如人无人之境。成都、利州、潼川三路的二十余州都被蒙古军攻下。十月二十四日，蒙古军攻入成都，大肆屠城。就在蒙古一路克捷同时，阔端下令撤军。一方面是因为京湖战场统帅曲出去世，另外就是南宋金州守将和彦威趁虚向关中进发，阔端要率军回援。不过就在蒙古撤军途中，也顺势对所过州县进行了一番掠夺。而汪世显所率之军则更是劫掠到了嘉熙元年（1237）春天才北归。汪世显回军途中经过了与曹友闻血战的战场，因十分尊敬其威名，赞叹道蜀将军真好男儿，并盛礼厚葬之。而蜀口唯一残存的孤城金州则在嘉熙元年六月被蒙古大军全力攻陷，守将和彦威战死。这样截止到嘉熙元年，蜀口全部城池都被蒙古攻陷。阔端此次撤军并不是如以往那样返回关中，而是派重兵留守兴元府、沔州一带，以控扼蜀口，确保能随时再次南下四川。

蒙古放弃成都后，南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复成都。同时因为赵彦呐临阵逃脱，被免职，由李埴（南宋杰出的史学家，对六朝兵要地理有杰出的分析李焘第六子）出任四川宣抚使兼知成都府，同时调湖南帅杨恢出任四川制置使，处理善后事宜。但是面对关外沦陷，大军溃败和四川内陆被剽掠一空的情况，李埴等人纵有才略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嘉熙三年（1239）蒙古塔海所部再度开始大举进攻四川内陆，一路进攻已经到达了夔州一带，已经直逼四川和京湖两制置使区域地带，幸赖孟珙救援及时，否则嘉熙年间四川就要彻底沦陷了。

简评宋蒙战争第一阶段和曹友闻及余玠治蜀

曹友闻从丁亥之变开始崭露头角到端平三年阵亡，前后时间只有十年，这十年里，蒙古军大肆进攻四川有四五次之多，而小规模的进攻更是不计其数。在这十年里，蜀口其实并不乏如曹友闻这样的忠勇之人。像时当可、高稼、郭正孙、董鹏飞、刘锐、陈瑀、曹友万等，无不都忠勇可嘉，但是其中能力最强的还是早几年战死的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的郭正孙和曹友闻了。

曹友闻是书生出身，丁亥前并没有什么军事历练，最多是看过一些兵书而已。他的军事才能主要还是长期的实战中磨砺出来的。他与汪世显其实早就互有闻名，汪世显也一直敬重曹友闻，在归降蒙古前曾多次赠送曹友闻名马良驹。曹友闻所部之所以能在与蒙古军和汪世显陇右骑兵的作战中屡次打出威风，为蒙古颇为忌惮，除了其个人的才能外，他早年抗蒙为忠义总管，奉制置使司招募忠义，其手下不少是关陇一带的亡命徒，还包含原金国武仙、汪世显麾下的西夏、回回、西番十八族中不愿归附蒙古的人群部族，这些人骁勇剽悍，精于骑射，其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远较一般的蜀口军队坚决，是当时蜀口乃至南宋少有的敢和蒙古骑兵野战的主力部队之一，蒙古甚畏之，因谓短曹遍身胆，曹友闻遂以“遍身胆”为旗号，每战胜即分其家赀以赏。（所部皆两界亡命及武仙汪世显麾下回回西夏十八族之不归附者，敌甚畏之，因谓短曹遍身胆）而且蜀口毗邻陇右西北地区，还可以得到一些马匹，故而曹友闻所部还能组织其一些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骑兵冲锋，这是极为难得的。而综观曹友闻的几次用兵作战，其深知敌我众寡不敌，无法正面冲击，所以其用兵力主据高守险，占据险要之地坚守，然后出奇设伏以求全功。不得不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曹友闻本来按照其战功和才能，如果没有战死，迟早也会官至节度使，甚至有可能成为四川统帅也难保。但无奈历史没有假如，虽然曹友闻颇有胆略，才具甚至可堪与当年吴挺媲美。从丁亥之变到曹友闻、和彦威战死也就是蜀口沦陷的这十年里，南宋朝野的有识之士无不献计献策加强蜀口的防御以屏障四川。重点是要修复关隘、整顿吏治、恢复生产、储备人才、充实兵力、整顿茶马司等。但是南宋高层恐怕是鉴于吴曦之叛的教训，再也不愿意这样做了，故而在面对蒙古入侵陇右蜀口一带时候是毫无作为，只有地方守将死守待援，却毫无有组织的反击。反而是在吴曦之叛后，南宋一些人已经有放弃四川的打算，认为无四川也可以靠东南立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川陕方向不残破反倒是奇怪了。而同一个时间段，在南宋联蒙灭金和端平入洛前后，朝廷对两淮、荆襄给予了巨大的支持，而对川陕防线这个长江上游地段却没有一丝的援助。另外就是四川帅守在于其他方向帅守的选择任用上，也的确是有大问题的。荆襄的史嵩之虽然是权相史弥远的侄子，也刚愎自用，但也确实对军务颇为擅长，而且手下还有孟珙这一名将。两淮方向的赵葵、赵范兄弟虽然才具和眼光远不如其父赵方，但也还是堪用之才。而四川制帅自安丙、崔与之之后是一个不如一个。而造成曹友闻战死，蜀口沦陷的最根本原因是南宋自吴曦之叛后对武将重臣的极度防范和对蜀口四川的漠视。议者皆曰蜀经三变，一败而失四堡者，董居谊之罪也；二败而弃五州者，郑损之罪也；三败而委三关者，桂如渊之罪也。赵彦呐虽然要比这几个人要强些，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了。待到蜀口残破，南宋才想起文武全才的崔与之时候，崔与之已经年近八旬，无力为之了。

综观宋蒙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窝阔台攻宋，此战从端平元年（135）到淳祐元年（1241），持续时间六年。在这六年里，南宋川陕、荆襄、江淮三大战场都与蒙古大小战事数百次。江淮方面赖赵葵、赵范兄弟、杜杲、李曾伯等人的支持，得以确保江淮，蒙古无力过江。也就是在这几年里，吕文德、余玠开始崭露头角，为日后成为方面大员打下了基础（吕文德后来成为京湖制置使，余玠为四川制置使）。而在京湖方向，孟珙就是救火队员，哪里有难，哪里就有孟珙，孟珙俨然是南宋后期的岳飞，成为了南宋的一面旗帜。而孟珙的部将王坚、李庭芝、刘整此时也开始崛起，成为日后的方面大员，还有那个贾似道这时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也在孟珙手下出力颇多（王坚后成为四川制置使，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刘整为四川之潼川路安抚使，后被迫投降蒙古。贾似道日后更是为京湖制置使接班孟珙，更高升到了丞相兼枢密使）。本来蒙古军已经攻下了襄阳，直逼长江，孟珙率军重新收复了襄阳，确保了防线的完整，同时还派兵策应夔州一带。比起江淮和京湖方向，川陕战区最可怜，赵彦呐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仅有曹友闻、和彦威等数人勉力支持，加上之前的诸多变乱，川陕战区成了宋蒙战争第一阶段中南宋损失最大而且无法修复，也是蒙古此阶段中获得成果最大的地方。

宋蒙战争第一阶段后，南宋深感四川防务的薄弱，理宗决定重整四川防务。而最大的问题就是谁能够出任四川制置使，统领整个四川防务。当时最大的名将莫过于孟珙，孟珙也确实有意于四川。但是京湖方向襄阳刚刚收复，蒙古张柔所部屯田河南，威胁襄阳一带，孟珙是无法分身的。最后理宗选择了在江淮战事中表现出色的余玠，淳祐三年（1243）由余玠出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便宜行事。余玠在蜀十年，最大的功绩就是根据播州土官杨文提议的保蜀三策之中策，广泛的设置山城，构建了山城防御体系，成为日后四川抗蒙的中坚力量。余玠在蜀十年，积极经营，多次击败了蒙古的进攻，也曾在淳祐十一年（1251）集中兵力北上进攻兴元府，希望能够重新夺回蜀口汉中地区，并进而收复整个四蜀之地。但是蒙古汉中守将夹谷龙古带绝非等闲之辈。夹谷龙古带当时驻守兴元已有十年，整修城池，兴建堡垒，广建斥候，发展生产，实力绝不容小觑。面对余玠尽锐以攻兴元的局面，死守兴元，同时向周围各处蒙古军和汪德臣等人求救（汪德臣为汪世显之子）。随着蒙古大军和汪德臣巩昌陇右兵马的来到，余玠无力再战，被迫撤军。余玠北攻的失败，主要还是宋军野战攻坚能力的薄弱。不过余玠能够全师而还，还缴获了不少战马以及带回了一些投诚的军民，也殊为难得了。余玠此次反攻兴元失败后，四川之军再也没能进入蜀口汉中地区了，只能是依靠山城据险死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