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川藏线骑行。三十二，通麦天险

早晨和赵辉一起出发，不知何事他又推迟一会，我先往前骑，一路上小雨断断续续。骑到通麦特大桥时，等着他过来，似乎看到他，他挥手让我先走，之后一直没有见到他。今天路程不多，70公里不到，但基本都是上坡，大半天泡在雨中，接近鲁朗林海才放晴。

通麦大桥的海拔2000米左右，是前后这十来天的最低点。这儿整年云遮雾绕，帕隆藏布二岸的山呈现出明显的喀斯特地貌。

以前的通麦大桥和川藏线

穿过几个隧道，过了迫龙沟特大桥，到达排龙乡。排龙乡的温泉很有名，据说此地的石锅鸡也是用温泉汤煨出来的，所以很多骑友、驴友都住宿在排龙乡。

帕隆2号隧道紧接着迫龙沟特大桥，桥下是奔腾的帕隆藏布。

第一次波密之战，陈渠珍部在到达八浪登（排龙）前，“忽番兵阻其前，据险开枪。战移时，我以一排兵出其上，乘高侧射，番兵始退。踵追而进，番兵沿途抛弃衣履，似甚狼狈，盖诱我深入也。又行十余里，至八浪登。”

清军进藏后，基本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藏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极差，所以波密番兵明显的诱敌之计也没有放在眼里，孤军疾进。

“八浪登乃一山腹隘口，无人烟，乱石嵯峨，洞穴天然如巨室。下临绝涧，深不可测。俯视河流，一带碧涛银浪，响彻山谷。弥望古树森森，皆三四人合抱者，高数十丈，阴翳蔽天。古藤盘绕，藤粗如臂，叶嫩绿色，应手而断，盖千百年前物也。林中有物，虎头、狐尾，胁生肉翅，状似飞虎，番人谓之绷勃，盖手翼类也。闻枪响声，飞跃树梢，其身呜呜，以数百计。”帕隆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二或者第三大峡谷，陈渠珍记载的正是这个著名的大峡谷景色，不过迎接他们的却是番兵的拼死进攻。

陈渠珍当时28岁，血气方刚，没把番兵放在眼里，在没有炮兵配合的情况下，直接就进攻了。陈部抵达八浪登后，留下一个班驻守，自己率领先锋连继续前进，番兵在一片树林中阻击，双方激战至短兵肉搏，陈部被迫后退，与后续的二个连队会合，第二天再次攻击前进，原准备从石卡前出通麦，但同行的炮兵营没有出现在石卡，陈渠珍终于不敢孤军突前，退回八浪登。石卡应该就是通麦和排龙之间的通麦天险，今天有一串隧道相连。

之后番兵开始反击，清军的噩梦也开始了。陈渠珍记载：“而番兵已逼近八浪登，日夜攻扑。虽经我军击退，然番兵退而复进，相持四日。一夜二更，番兵千余，三路呼啸而至，声震山谷。余亲出督战，至四更，始击退。时月黑风凄，山高夜静，怪鸟悲鸣，河水呜咽，用兵绝塞，凄恻心脾。古人乐府，尤无此苍凉悲壮也。”

第二天，钟颖的参军王陵基来到陈渠珍的营地，几番商量下来，决定撤退，退至纳衣当噶，据险而守，激战连日，又先后退守东久和鲁朗，然后请赵尔丰的边军从硕板多（今天的洛隆县）出击，夹击番兵。这次波密之战算是失败了，陈渠珍营伤亡惨重。

第二次进剿波密时，陈渠珍部又来到八浪登，“经京中、树枝、央噶三座大山，皆重岗叠岭，高耸入云，远近众山，一齐俯首。”这三座大山在通麦天险附近，但具体是指今天的哪几座山难以考证了。

陈渠珍记载了山中的大树，“皆千年古树，大树十围，高数十丈，直矗霄汉，荫蔽不见天日。此道偶有番商往来，然负重而行，必须六日始能通过，三日宿山上，三日宿谷底。山上无数尺平地可栖止，故番商恒傍大树根，凿穴隐身，以避风雨。久之，穴宽八九尺，深五六尺，人可挺卧其中矣。然凿穴如此之巨，尤未占全树之半，此真大而无所可用者也。”这种巨树快赶上美国的巨杉了，今天已经看不见。

通麦大桥下，易贡藏布汇入帕隆藏布，桥边是易贡国家地质公园。陈渠珍部来到时还没有桥，陈渠珍“悬重赏，募人架桥。次日凌晨，引一老人，负藤绳两盘至，沿河上下呼唤甚久，始见对岸来一番人，手携毛绳。于是彼此各持绳的一端，向上流力抛，忽两绳相交结，成一绳，再张索桥，引渡而过。两岸原有石墩，高丈许，中埋木柱，拴桥绳于柱上，即成桥梁矣。余取所携毛绳观之，其一端系有三棱铁钩，又视老番绳端，亦系一铁球，大如卵，始知两绳相交，即钩结为一矣。”

渡桥时，有一个半月形的曲尺系在胸口，桥绳由此穿过，另外背上有一根细绳，做牵引用，就是今天所谓的溜索，横断山区今天还有很多土著居民用这种方式渡河。每次只能渡过去一个人，需要十分钟，一个营要三天才能渡完。陈渠珍渡河时，“初则顺势下降，甚易，向下视洪涛，不无惴惴耳。迨渡至桥中，绳下坠丈许，距水面亦不过二丈，浪花喷飞，扑面沾衣，不觉惊心动魄。仍竭力攀缘，久之始达彼岸，已喘汗交作矣。”

在通麦大桥往西北方向，是易贡藏布，原先不是很宽，“二十年前（1890年以前），此为小溪，后因左面高山崩溃，壅塞山谷，遂潴为海子，而右岸亦夷为平原矣。”这个海子就是今天的易贡湖，宽里许，长数十里，易贡乡在湖的北岸，人户甚多。

之前驻藏清军的主力路过通麦，易贡寺的喇嘛前来投诚，罗长裿留下一个连驻扎在易贡，这个连队的官兵垂涎喇嘛寺里的财物，肆意抢掠，激起反抗，藏人聚集一千多人，围攻二日，驻军终于不支，被缴械，死伤惨重，生还者只有四十多人。陈渠珍部领命前来报复，清军的军纪极差，而且蛮不讲理，可见一斑。

1950年代的通麦天险

1954 年，中共邀请达赖与班禅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特地指示“达赖来京，张经武必须同行，妥为照护……保证达赖途中绝对安全”。张经武当时对外是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对内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领导人。

在护送达赖从川藏线进京的路上，张经武和他带领的一批中共干部，行走不离达赖左右，休息不离达赖左右，精心护卫。随十八军进藏的记者赵慎应对当时张经武护送达赖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一天，大队人马来到接近泥石流地段名叫拉玉的地方。张经武在筑路部队和当地群众中调查天气和泥石流情况，战士和群众说，近日内爆发泥石流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山石松动，山坡上拳头大、斗大的石头飞滑下来的危险随时都会有的。

战士们说，对泥石流也绝不敢大意，就在前几天，泥石流突然爆发，筑路部队一个排的战士无一幸免地全部被泥石流吞没了。这几天，战士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前仆后继，赶修公路，公路勉强修好，但仍不能通车。

……

次日，达赖一行出发，到达泊龙泥石流塌方地段，筑路部队在三、四百米长的泥石流区的山坡上，布置了一个连的战士，一步一岗，两步一哨，手持红旗，在泥石流随时都可能爆发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筑成一道人墙，保护达赖喇嘛顺利通过。

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区时，年已半百的老将军、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走在年轻的达赖喇嘛左边靠山一侧，保护着、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喇嘛，张经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后，忙着帮助搀扶达赖，他们紧张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过了乱石隘路。

李天柱后来回忆说，很幸运，那天没有发生意外，但是我们确实是决心以自己的头颅、身躯、生命来保护达赖的。

1932年出生的曹从连是安徽淮北人，1947年参军，1949年2月编入18军54师162团，1950年进藏后任52师155团侦察排长，后来在149师副师长任上离休。

修筑康藏公路时，曹从连所在的2营和154团在易贡湖那边修路，通往易贡湖的路不在318的主路上，应该是一条辅路。曹从连回忆：那里修路经常塌方，埋头在那里干活，一不注意就会被塌方按进去，幸亏几次塌方不大。易贡那个沟里蚂蟥很多，蛇也很多，还有毒蛇，我们修路时都遇到过。易贡湖两边辣椒长得很好，进易贡湖两边都是森林，乌木数黑又硬，锯不动、砍不动，就用撬杠撬、绳子拉，人多力量大，把树拖倒。

张广礼的回忆是：怒江打通后，我们又走了，经然乌沟口，再走森林到波密地区，这一段是别的部队修的，我们还往前走，有个地名叫加米奇米沟，雪崩、泥石流下来，冲到对岸，形成堰塞湖，我们在这里修了塌、塌了修。易贡湖的水流到通麦桥，那里原来是木头桥。通麦是泥石流最厉害的地方，上边是个大雪山，头天修好的路，下一点雨，泥石流下来冲毁，天晴出太阳，泥石流也下来。那个地方很容易塌方，因此叫通麦天险。这时155团由拉萨由西往东修路，往林芝方向修，曹从连他们营往易贡湖修路，那里蛇多，都跑到铺上去了。加米奇米沟不知是何处。

进藏修路通信联络靠有线，距离长了，为保障团部和师部联络，中间要有个电话站，负责查线，保证通信联络。经常把张广礼留下来带二、三人住在查线站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郊苦野的，晚上还要站岗，他们有一支卡宾枪，要不晚上有坏人摸上来怎么办？那时还没有土匪。晚上睡在小帐篷里边，自己做饭。一段工程完了部队转场，师部要搬家，从这边往那边转，他们收了线再去撵部队。

1951年《十七条协议》签字后，曹从连的侦察排全部升级成骑兵，经常要护送重要人物。曹从连回忆，侦察排的任务很繁重，尤其是护送达赖喇嘛，要求相当高，前边和后边都是我们的人，侦察排分两部分，前边的负责侦察探路，后边负责掩护。侦察排在最前边，仪仗队在后边，仪仗队后边是达赖的代本，那是达赖的姐夫，带着藏兵保护他。走在路上，前边有威风的仪仗队，仪仗队的号一吹，老百姓的牦牛队、骡马队赶快让路，往山上赶。

达赖的警卫，里边是他姐夫代本的人，外面是解放军的侦察排，155团还有一个连跟着他走，全是步兵，徒步走，也是从拉萨护送到扎木的。步兵连是这样走，连长手里有一个排是他的机动，其他两个排天一亮就开始行动，哪儿有险要的地方，就派人在哪儿守。沿途要道口先封锁起来，达赖的队伍过去了，他才收他的连队。达赖他们到达很久，他们才能到达，他们没有马，全靠走路，很辛苦。

晚上住下，还要给达赖站岗，侦察排每天晚上最少四个岗，在达赖帐篷周围，每个角一个岗，步兵连还要站几道岗，保护他的安全。到通麦那天晚上，是54师的驻防地，师里挑排以上的干部站岗，还就是那天晚上出事了。“坏人”过第二道岗被察觉了，哨兵一问，“坏人”就开枪，边打枪边逃跑了。54师赶快派部队围起搜山，到第二天也没搜到。听说“坏人”盯住了，想对达赖下手，搞政治影响。

达赖喇嘛在西藏像神一样，方圆几百里路的百姓都向那儿集中，一般上午八九点才走，12点休息吃中午饭，到下午4点又住下。达赖住的帐篷是黄色的，围的墙也是黄色的，他住下后还要把他的帐篷围起来，他在中间，其他的喇嘛、警卫员都在周围。周围百十公里的老百姓都来了，喇嘛也来，人多得很，老百姓排着队，活佛摸顶，给每人一条哈达，老百姓是白色的，喇嘛是红色的。每个老百姓还要给一二个大洋，送的东西达赖吃不完，也不敢让他吃，就怕坏人下毒。

从拉萨到扎木不通车，都是骑马。达赖也骑马，达赖骑的马就有三匹，他换着骑，今天骑这匹，明天骑那匹，还有专门给他驮东西的。有地位的大喇嘛，每人也是好几匹牲口，骑的有两匹，不骑的都放开，老百姓的庄稼随便吃，没有谁反映的，不得了。当时送达赖去北京的是中央代表张经武，全程陪同，从拉萨一直到北京，再从北京陪同回到拉萨。曹从连他们部队护送只送到扎木，到那里通汽车了，就坐汽车走了。

藏人对西藏宗教的典籍心怀敬畏，但大部分是文盲的底层藏人顶多背诵一点“六字箴言”那样简单的经文，对深奥且浩瀚的宗教典籍，不要说弄懂其中的含义，连不知所以然地朗读一下都没有可能。西藏之所以发展出众多“自动化念经”方式，与此也有关系。如藏人多有手持的经桶，桶内装有印着经文的纸卷，转动经桶就相当念诵其中的经文；把经文印在布上（经幡）挂在外面让风吹动，则可算作“风力念经”；有流水的地方可以设置水力带动的经桶，原理和跟水磨一样，等于昼夜不停的“水力念经”；还有遍布西藏高原的玛尼堆，把经文和佛像刻在石板上，堆放在一起，围绕玛尼堆转行也相当念那些经文。便在通麦天险，也能看到水力经桶。

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也记述了这一段行程：

一路上死了三个人，都是解放军，只死了三个人，这实在是侥幸。他们沿着路边站成一列，保护我们免受雪崩之灾，自己却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骡子坠崖摔伤了。

一天傍晚，张经武将军来到我的帐篷，向我报告明天的路况会更坏，我们得下骡步行；他会亲自挽着手，全程护送我走完这一段路。当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张将军不但会管我的两位总理，他还可以威吓大自然。

第二天，张将军一整天伴随着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适合担任这种工作，跟他在一起实在很累。我也担心如果张将军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断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头分不清谁是谁。

在整个行程中，每一次我们都是往插着红旗的人民解放车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会前来提供我们茶水。有一次我渴极了，不等找到我自己专用的杯子，就接过茶水喝下去。口渴稍减之后我才发现杯子真脏，杯缘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来。

这里记载的拉玉就是今天的拉月乡，陈渠珍曾经奋战过的纳衣当噶，而泊龙泥石流塌方路段就是通麦天险，陈渠珍试图进攻的石卡。张经武将军和那些试图用身躯抵挡泥石流的战士们，是否想到，即便再多一倍的人，筑成更紧密的人墙，泥石流真要来了，他们是挡不住的？而像神一般的达赖喇嘛在许多年以后，依然用如此轻佻的口吻回忆这些愿意用生命保卫他的老人和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