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专心读书不从军不做官，农业生产关乎家庭兴衰

每个人的心都是一颗明亮的珠子，如果用各种物质欲望去遮蔽它，就好比明珠混杂着泥土与沙石，清洗还比较容易；如果用情感认识衬贴明珠，就好比明珠装饰了黄金白银，清洗就很困难了。

因此，读书人不怕沾染上不洁的毛病，而怕患上心理洁癖的毛病；不怕做事情遇到障碍，而惧怕思想上遇到的障碍难以消除。

01萌生退隐之意

曾国藩一生愁苦，时萌退志，常有生不如死的感慨。早在攻陷天京之前，曾国藩在答复同年好友的信中就表现出退隐之意。

“年来忝窃高位，饱聆誉言，虽同年至亲如寄云、筠仙辈，亦但有赞美而无针砭，大有独夫之象，可为悚惶。惟自知之明尚未尽泯，不敢因幸获之战功，倘来之虚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为故人告者。然辖境太广，统军太多，责任太重，才力太绌，正不知以何日颠蹶，以何日取戾。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实自度精神不复堪此繁剧也。”

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曾国藩也多次对自己的一生做过总结和反思。

曾国藩说：自从军以来，他就怀有临危授命的志向。丁戊年在家患病期间，经常担心死在家里，使他的最初志向得不到施展，失信于当世之人。病愈后再次出来，意志更加坚定。

这次出征，如果遭遇不测，他也毫无牵挂。他认为自己贫寒无知，而现在官至一品，年岁也过了五十，薄有虚名，兼掌兵权，心中惭愧万分，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曾国藩叮嘱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希望他们长大后不可为官，更不可带兵，只可一门心思做学问。

也许对于曾国藩而言，人生的乐趣属文治学更多于从军从政。

02深知从军之苦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谈到了当前的战局。他没有避讳战争的残酷和形势的严峻，也流露出心中的无奈。

初三日到达安徽休宁县，他就听到景德镇失守的消息。

初四日所写的家书，托曾国荃寄回湖南老家，已经讲到此地的局势十分危急，恐怕难以支持下去。但还想着可以强攻徽州，如果得手，还是一条生路。

初五日强攻徽州，强中营和湘前营在西门受到一次挫败。

十二日再攻，未能引诱敌人出城一战；当夜二更天，敌人偷偷出城打劫营寨村庄，强中营和湘前营大败。一共去了二十二个营，遭挫败的有八个营，其中幸而完好无损的有十四个营，此役与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敌人偷袭湖口水营情形相仿。

这次没有受挫的部队较多，以一般的军事情形而言，这次还算小败，没太伤元气。

目前的局势更加紧急，四面都被阻塞，外面的接济已断绝。经过这次大败，军心受到很大的震动。

他盼望的是左宗棠的军队可以打败景德镇和乐平的敌人，鲍超的军队能从江西湖口迅速来救援，事情或许可能有转机，不然的话，这里就不堪设想了。

从曾国藩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战争的残酷。作为湘军的主帅，他深知形势的严峻。

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对于行军打仗，本来就不是我的长处，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怎能对付那些滔天之敌？就是以前多次取得胜利也总是侥幸，超乎我的希望了。

他认为从军难以立功，易于造孽，更易于遗留给后世以口实。他自己久处行伍之中，天天如坐针毡，总算不辜负自己的心意，不辜负所学，时刻不忘记爱民的心意。

近来阅历渐渐增多，深知指挥军队之苦。所以希望儿子们长大之后，切不可从军。

03一心一意读书

曾国藩多次写信劝儿子们一心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也不必做官。在谈到读书时，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谈了一些自己的成就和感想。

他认为自己在古文与诗两方面都用功较深，苦苦探索过，却未能很好地使用它而另辟蹊径，成就一生的作为。

他对古文确有心得，如果承蒙先人的指点和滋润，则将心中所得展现出来，将成为绝唱《广陵散》。

他早年习字用功最少，但近年也略有所悟，现在也颇有一些心得。

三者一无所成，难免耿耿于怀。这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其实他在古文、诗和写字上都有很高的见树。

04重视农业生产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农业一直是被孔孟等儒家学者所轻视的，以至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

但是，随着历史不断地发展，以及儒家思想的不断变革，到了明代，理学家们开始注重农业科学技术。

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咸丰十年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自己的祖父曾星冈的治家之法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种菜，并把种菜与读书、诚修、祭祀等并称为治家八法。

曾国藩告诉儿子，重视种菜是家里的传统之一，虽然曾纪泽念书没有太多的时间能亲自务农种菜，但是也要找人好好料理此事。

同治五年在写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信中又提道：“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

之后，他又在信件中多次提到要重视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件事情，甚至把这些农业方面的事情看作是关乎家庭兴衰的大事。

可见，曾国藩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和关注，这也是他深受明代理学思想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