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起铭记他们，用生命给我们上开学第一课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今天是9月3日，是国家规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和平与爱是永恒的主题，但是人类的战争与杀戮从未停止，今天在世界上某个角落，战火依然纷飞，小小的孩子不得不扛着枪，杀戮或被杀戮。我们呼吁和平，但总有人比豺狼虎豹凶残百倍，烧杀掳掠，丧尽天良。侵华日寇南京大屠杀的反人类行为更是令人发指，当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无数中华儿女，被迫拿起枪和刺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自救，保护自己的家人和无辜的孩子，唤醒全国的民众，誓把日寇逐出中华！
抗战胜利到今天是73年了，每当看到那段历史，总是难以平静，和平年代来之不易，在歌舞升平的日子里，再谈那些过往的历史，好像并不讨喜。孩子们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看着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大人们兴致盎然讨论着明星八卦，不亦乐乎。
任何时代，几乎人人都会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个时代也不例外，我们每个人似乎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叹气。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当国家危亡之时，才想起少年强则中国强时，是不是晚了点呢？虽然邪不压正，最终正义的一方一定会胜利，但如果不做好准备，代价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铭记历史，铭记那些抗日英雄们！！
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唤醒全国民众，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文弱书生，有农民，有工人，各种职业，各种性别，各种年龄，各种国籍......但都有一个共同名字：英雄！
他们有许多许多的人，有的已经被人遗忘，甚至从未被记起，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用生命保卫家人、保卫故乡、保卫国家、匡扶正义！！
这里的列举的英雄，只是长长名单上的一小部分而已，想想如果是自己在那个处境，那个时代下，在每一个关键的关头，又会作何选择呢？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继续这生活呢？
孙铭武（1889—1932） 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孙铭武（1889—1932），1889年9月生(清光绪十五年)，原名孙明武，字述周，满族 ，兄孙铭久，弟孙铭宸别名孙耀祖都是抗日英烈，谥为抗日“孙氏三杰”。 孙铭武与黄显声是“磕头弟兄”（拜过把子）。 参加两次直奉战争和征蒙定边作战。
求学期间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孙铭武考入兴京（今新宾）县警官教练所，毕业后任兴京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1916年于千金寨参加声讨袁世凯运动。协助张榕组织辽东护国军。洪宪帝制取消后任清原罕羊区区官，兴京东昌区区官。
1919年（民国八年）该军改编为东北陆军（奉军）十六师，任工兵第三连连长，后晋升第三营营长。
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学员。
参加直奉战争
1922年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吉长镇守使第八旅运输队中校大队长， 不久充任昌黎县警察局长，直隶（今河北）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地方保甲团团总。时年35岁。 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
弃甲归田
1925年（民国十四年），因为对军阀势力造成的割据和民不聊生的现实的不满，已经是军方要员的孙铭武辞去了军职，在沈阳开了一家名为“福兴”的旅馆，旅馆只有20几张床位，这个曾经百战沙场的军人就此隐居下来，借以维生。同年参于郭松龄反奉。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当时孙铭武和原籍新宾湾甸子村的留日学生张显铭都在沈阳。他们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的野蛮暴行，深感亡国之惨，相约分别回籍，联络同乡旧僚，雪国耻救危亡。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孙铭武就找到了拜把兄弟黄显声将军，要求抵抗日本军队。 黄显声悲愤地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但我黄显声是要抗日的，你们可以组织民众，成立义勇军抗日。”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 孙铭武与其弟孙铭久、孙铭宸（别名耀祖）商量后，决计组织武装抗日。孙氏三兄弟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与此同时，孙铭武还动员村民亲友举旗抗日，全村老幼无不赞颂。
张显铭回到原籍后，因他曾在国外留学，社会联系较广，与当地警甲多有往来。他首先向朋友张东郊、当地公安分队长盖光安等人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情景，并力陈救国大计。张、盖等人深表愿效前驱，遂写信给兴京第九大队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几经联络，李栋材同意“约期哗变”。
创作义勇军抗日军歌
1931年10月，孙铭武、张显铭、等在起义前夕，在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这被普遍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母本”。
《血盟救国军军歌》
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奋起杀敌，
中华民族不能亡国！
起来！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大苏河血盟誓师
1931年10月10日，李栋材佯装“剿匪”率部向议定的举义地点大苏河集中。
1931年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孙耀祖、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兴京大苏河城隍庙，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与奉天省警务处长黄显声联系，提出武装抗日主张。同山城镇的好友留日学生张天行组织抗日武装，策动辽宁公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李栋材部哗变。他们在大苏河城隍庙内，摆下香案，由张显铭诵抗日誓文，并把一支手枪置于香案，孙铭武、李栋材、张显铭齐说：“倘有二心，弹穿我胸。”遂后，孙铭武登台向全体官兵讲述目睹“九一八”经过，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遂以刀破食指，于庭柱上写“血盟救国军”五字。旁观民众和在场官兵，群情激愤，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东北去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在兴京大苏河宣布起义成立“血盟救国军”。孙铭武被推举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孙铭宸在各地购置枪弹等军用物资。 血书抗日救国於旗杆上。
大苏河血盟誓师后，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等人，先后分别到兴京、柳河、通化和桓仁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共同抗日，兴京县公安大队长也暗中给予支持，使辽东血盟救国军队伍迅速壮大，直接威胁着辽东地区的日伪政权。
汉奸卖国贼、东边镇守使、省防一旅司令于芷山(后被日寇委为“满州国”上将警备司令)，得知孙铭武组织武装于大苏河举旗抗日后，深感震惊，派汉奸陈云久，以同乡关系找到孙铭武，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不抗日”，愿给县长、旅长之职为交换条件。孙铭武严辞拒绝，并骂他们“不如禽兽”，把陈赶走。于芷山见诱降失败又遭痛骂，恼羞成怒。通令驻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等五县的伪军联合围击救国军。孙铭武率队沉着应战，多次击退伪军，血盟救国军获胜，军威大振。
1932年1月初，辽东血盟救国军迅速发展到千余人，全军集中到柳河县打牛沟进行整编。期间，孙铭宸四处奔走，为进一步武装血盟救国军筹款购枪。他回到原籍中寨子村召集村民代表商量，把村头石灰矿变卖后的资金用于购买枪支。村民一致同意买枪支援救国军武装抗日。先后从新宾、桓仁等地购买了枪支和子弹，以牛车送到打牛沟救国军驻地，进一步武装了队伍。不久于芷山又又派其心腹、参谋处长吕衡督率公安大队和伪军一个营，外有炮中队、骑兵队等，包围了救国军驻地。 炮火激烈，弹飞如雨。救国军在孙铭武指挥下，顽强抵抗，鏖战终日，再次击退了伪军。是役，“击毙伪公安分队长以下五名，伤四十余名”。救国军牺牲20余名，伤16人。在激战中，孙铭久胯骨被打断，无法再跟随队伍转战，被隐蔽到群众家中养伤。（1932年5月，孙铭久伤病恶化不治牺牲。）救国军从打牛沟转移红石镇，准备以此为根据地，准备长期抵抗。这时，救国军重新整编了队伍，公推孙铭武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重申了军纪，一时秩序井然，士气大振。由于以孙铭武为首的血盟救国军提出了明确的抗日宗旨，不动民间一草一木，深受群众拥戴，致使于芷山多次派出的伪军不但不真正攻打，反而同情血盟救国军。因此，救国军越战越强，成为辽东地区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劲旅。
辽东血盟救国军击退五县伪军联合“围剿”和打牛沟反击战胜利后，使于芷山威到武力“围剿”已无法使孙铭武屈服。于是，于芷山便施展卑鄙手段，瓦解这支日渐壮大的抗日队伍。
1932年1月15日，于芷山授意其次子、卫队团二营营长于宗谦前往血盟救国军驻地与孙铭武“谈判”。于宗谦面见孙铭武后，转达了于芷山的“合作诚意”。于宗谦代表其父说：“诸君均系有为之士，作无谓之牺牲，敝司令甚为惋惜，不如与我合作，待有机可乘，再行起事亦不为晚”。孙铭武和张显铭严辞以对，并向于宗谦提出，双方互不相扰，划分地域，保存抗日力量。于宗谦表示要请命于芷山。几天后，于芷山又复派于宗谦持信到救国军驻地，面邀孙铭武、张显铭等救国军指挥人员亲往三源浦“谈判”。信中还附有于芷山属下几十名军官，其中多为孙铭武相识故友联合签署的担保谈判人员人身安全的“保证书”。孙铭武等救国军领导人深知于芷山父子阴险毒辣，但想到于芷山投降日军之前，亦有过观望动摇，想借谈判之机，再次争取于芷山，以扩大抗日力量。总参议张显铭和总指挥李栋材惟恐上当受骗，坚持不肯前往。总司令孙铭武执意要去，认为“以大无畏的精神，至诚的态度，决可感化于芷山，若畏首畏尾，何以作大丈夫”。遂决定派人前往吉林省柳河县三源浦与于芷山谈判。
殉国
1932年1月19日，辽东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总参议张显铭等20名救国军军官及护兵百人来到三源浦。 于芷山没有出面会见，却让人先摆宴席款待救国军谈判代表。
宴毕借口天晚，强留住宿。 孙铭武觉察到这是于芷山设下的“鸿门宴”，已知难逃虎口，当即写下遗书嘱其二子：“……父生年四十有四，时值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父虽死九泉已暝目矣。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再为安葬，是余所嘱”。写罢他拜托旧部刘锡九转给自己家。刘锡九悲感交集，涕泪而退。当晚夜半时分，于芷山以重兵包围救国军谈判人员驻地后，持枪入室，将孙铭武等20人缴械绑缚。孙铭武大骂于芷山是“卖国贼”，“背信弃义的民族败类”。几十个伪军把孙铭武等20名谈判代表拖走。是夜，寒风凛冽，大雪封门，于芷山害怕真相外露，连夜把孙铭武第20名救国军军官枪杀在三源浦西门外。终年43岁。张显铭被害时身中两弹，昏死过去，被群众救出，养伤数月后，化装前往北平。
弟继兄志上阵杀敌
1932年1月19日孙铭武为国捐躯后，胞弟孙铭宸继兄遗志，把救国军余部，编为李春润率领的第三军团第六旅，并率全旅官兵血战清原，屡挫敌锋，屡建战功。
罗伯特·肖特（1905—1932） 军政部航空学校美籍飞行教官
由于年代久远，关于肖特个人的生活情况少有人知。有的报道说他是一个特技和飞行极限驾驶员，有的说是一名雇佣飞行员。肖特曾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说，牺牲在自己的战斗机里，他会感到幸福。
肖特来到中国是在1931年底或1932年初，主要任务是向中国宣传美国战机的优越，推销美国战机。但是，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东三省，继而在上海点燃战火，肖特怒不可遏，决定作为志愿者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不仅训练中国飞行员，而且直接驾机在空中与遭遇的日本飞机作战。
1932年2月中旬，肖特驾驶他的波音218型飞机进行了第一场对日空战。他在长江出海口上空与从日本“凤翔”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中岛A1N2战斗机编队发生遭遇，他首先开火，并在击伤一架以后脱离了战斗。一个星期后，1932年2月22日，肖特驾机从上海飞往南京，在苏州附近，他遭遇一队从日本“加贺”号航空母舰（此舰也是日后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主力军舰）上起飞的3架三菱B1M双座攻击机和3架中岛A1N2战斗机，肖特陷入了以1敌6的绝对劣势中，他击毙了一架B1M攻击机的机枪手，但同时自己也被日机咬住，最终坠落在距离苏州10公里郊外的独墅湖中，当场牺牲，年仅27岁。
藤久寿（1899—1932）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9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谋长
青年投军
滕久寿（1899—1932），贵州省都江县人。父亲滕子清于清朝末在都江厅任职。滕久寿“少雄武，有节概”，常以“精忠报国自劢”。民国8年（191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讲武学堂炮兵科，历任黔军排、连、营、团长等职务。民国15年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军，先后任中央军校潮州分校教官，潮州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以后又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二师及第十军二十九师参谋长，民国18年被调到第十九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任参谋长。
血战日寇
民国21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占队借口向上海闸北阵地发起了全线攻击，并集中火力轰击杨子江的第一门户吴淞要塞。当时要塞司令临阵辞职，对敌人没有任何反抗。在紧急时刻，滕久寿奉命督战，登上炮台，率领全体炮兵奋勇还击，屡次击败日军的凶猛进攻。
为国捐躯
开战后的第7天，2月4日上午10时左右，敌舰13艘，飞机20架，向要塞炮台轮番轰击。吴淞全镇变成火海，炮台内到处是一、二丈深的弹坑。滕久寿巍然坚守岗位，指挥抱兵奋力还击。突然，弹片击中左膀，鲜血染红衣服，随身护兵请参谋长暂时退避，滕久寿坚决的说：“我辈军人，负有保国卫民之责，速还炮杀敌，后退者枪毙！”话未说完，左腋又中敌弹，炸去了右手，接着，弹片又穿透胸腹，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战火中，士兵将其遗体用棉絮包裹好后，就地掩埋。同年3月中旬，遗体安葬在上海永安公墓。
刘三春（1911—1933） 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1游击大队政治委员
早年求学
刘三春，1911年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聪明、好学、懂事，以优异成绩读完小学，又考入了山东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刘三春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于1929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毕业后，出关赴奉天(今沈阳)，找满洲省委地下党组织安排工作。
初到东北
抵奉后，刘三春的公开身份是做零工、杂役。实际上做地下秘密联络工作，故取名刘小工。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易帜，一切按南京旨意行事，也在到处捕捉共产党人。由于情况不熟，加上白色恐怖空前，刘三春在一次传递消息时被捕，关在小南门监狱。因没抓到真凭实据，在组织营救下，刘三春被无罪释放。
刘三春出狱后，去北镇其兄家暂住避风，跟着以养蜂为业的哥哥，学起养蜂来。曾任国民党奉天省委党务指导员的包景华，也在北镇避风，与刘三春偶然相遇，便主动约他到柳河执教。经与组织秘密联系后，刘三春欣然从约东去柳河。他到柳河后，先与中共柳河地下县委接头，经组织精心安排，他先以养蜂身份去夹山子(大泉眼)开展地下工作，刘三春此时又成了一名“蜂子王”。在夹山子村民观察“蜂子王”的时候，“蜂子王”也在观察纯朴的乡里人。希望能在他们中间找到志同道合者。
一天，刘三春偶闻邻里有几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便去留神细听。一个愤愤不平的话声引起他的注意：“看有钱人能美到何时!我就不信穷人会穷一辈子!”听语气很有陈胜、吴广的味道。经留心考察，得知其人名叫蔺秀义，本地农家出身，读过2年私塾，为人耿直，头脑敏锐，胆识超人，爱管不平事，是穷苦人的主心骨。聪明的“蜂子王”决定在他身上下点功夫。
某日，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一天，傍晚放晴。刘三春知道，凡属这种天气，隔壁必是聚满“闲人”，而且蔺秀义又一定是其中的主角。他瞅准这一机会，步近柳篱，遥望西沉落照，漫天红霞，高声咏起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不待“蜂子王”住口，蔺秀义就情不自禁将头探出门外，喊道：“老弟如此雄才，不该虎卧荒丘!”又随口邀请道：“你一个人呆着也寂寞，何不过来一块聊聊，也给我们讲讲岳飞的故事。”“蜂子王”进屋后，被大家团团围住，“蜂子王”居中而坐，讲起《说岳》来。从“岳飞出世”一气讲到“枪挑梁王”、“岳母刺字”，众人听得如醉如痴。从此，“蜂子王”成了大家聚会的“座上宾”。
一连几天，不管白天多忙，晚上一撂饭碗，左邻右舍就聚满南北大炕，听刘三春说岳。当讲到“十二道金牌调岳飞回京”时，大家无不义愤填膺，恨不能将秦桧生吞活剥；而讲到“风波亭遇难”时，众人皆潸然泪下，再看蔺秀义早已泣不成声。“蜂子王”见时机已到，忙将话锋一转，放低了声音说：“赵构为个人享乐，偏安江左，依秦杀岳，弃父兄于井底，抛万民于荒郊，禽兽不如，虽死不足惜!”尔后提高嗓门又说：“今天，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侵我国土，杀我同胞，为今之计，求蒋无望，靠张不成，只有咱们自己团结起来，与鬼子争个高低上下，拼个你死我活，把我们的大好河山夺回来!”“好!‘蜂子王’，你就领头干吧!”听刘三春一番慷慨陈词，众人如梦初醒，于是异口同声地喊起来，真的把刘三春奉为“王”了。
蔺秀义当然举手赞成：“好!爱国者就是一家，今后我们要团结得紧紧的，专打日本鬼子，谁要当汉奸就先让他脑袋开花。”
刘三春接着说：“我年纪轻，懂得不多，人地生疏，有许多不便，我看秀义大哥胆大心细，见多识广，侠肝义胆，人熟地熟，就让他挑头怎么样?”话一出口，众人无不赞成，蔺秀义也就没有推辞。
从此，刘三春把工作重点放在蔺秀义身上，经常与蔺促膝长谈，并吸收他参加一些反日活动。蔺秀义的抗日救国热情越来越高，四处奔走，宣传革命，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一股抗日力量，拥护共产党的人逐渐多起来。不久，蔺秀义便由刘三春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夹山子反日活动进入新的阶段后，蜂子入窖冬眠，刘三春应柳河三源浦小学校长包景华再次邀请，来到了三源浦任教。
由于刘三春在学校里平易近人，不骄不躁，教学效果好，深得同行钦佩。他在教师中成立了社会科学学习小组，自任小组长，得到包校长的支持。经过他潜移默化地宣传抗日主张，传播革命道理，有一批教师向他靠拢过来，不足半年的时间，这座学校便成了第二个“夹山子”。
东北抗日
1932年1月3日，锦州被日军侵占，东北军大部调入关内，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公开投敌。消息传来，人人愤恨不平。这时，北平救国会派黄宇宙持王育文的介绍信，由通化来到三源浦小学找包景华密商抗日准备工作，待机共兴义举，并说驻桓仁县唐聚五团长已同意首举义旗。
王育文与刘三春、王仁斋，都是包校长的至交。包景华久有此意，只恨力不从心，今见有王育文信，而且时机已到，马上与任致远一起积极准备，以防匪、保护地方为名，同商团、民团和警察队长共同协商，组织起百余人的武装。
不久，唐聚五在桓仁誓师，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通电各地抗日，震撼东北三省。
抗日高潮在即，刘三春与王仁斋急切建议中共柳河县委创建自己的武装，紧接着就带着县委的指示，秘密潜回夹山子找蔺秀义安排组建事宜，蔺秀义在大青沟把反日会中的青年骨干组织起来，建立了中共柳河县委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装——柳河游击连，并任连长。
蔺秀义组建游击连不久，刘三春第三次来到夹山子。
乡亲们见“蜂子王”归来，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来看刘三春的人越聚越多。刘三春激动地告诉大家：“父老乡亲们，现在县委做出决定，让我们自己组织起来，跟日本鬼子真枪实刀地干了!”话音刚落，一片叫好声响彻山村。
在人声鼎沸的时刻，县委派的王仁斋司令来到了。刘三春说：“海(龙)柳(河)工农义勇军今天正式在这里宣布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愿意打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来参加，咱们都欢迎!”
“我们连一个不落全参加!”蔺秀义抢着说。
“欢迎、欢迎!就以你们连为骨架……”王仁斋握住蔺秀义的手连声说：“……日本鬼子、汉奸、特务之所以敢横行霸道，就仗着他们手里有枪。咱们政委说得好，有了这支武装，看谁还敢欺负我们。”
大家愣了，左瞧右看，不知政委是谁。王仁斋忙解释说：“不要找了，‘蜂子王’就是咱们的政委啊!”
“好!”又是一阵欢呼雀跃。紧接着，村里的小伙子便有10余人报名参加了义勇军，30多人的队伍组织起来了。
义勇军人多枪少，迫切需要解决枪的问题。战士侦知四道沟铁路警察队步枪新、弹药足，只是戒备森严，难于接近。刘三春、蔺秀义深切地感到，欲破顽垒，必有内应。他俩调查好久，考虑再三，决定根据铁路警察队的特务长刘华林好攀亲结友、吃吃喝喝的特点，便派机灵的战士小刘打入其内部。小刘去了后，同刘特务长喝了几顿“老白干”，就认上干亲。对特务长的干亲，大家都高看一眼，不久里里外外全混熟了。小刘见伙食长丛继清对人民革命军很敬佩，便主动请他小饮数杯，有意唠点抗日救国的道理。丛继清见小刘人好心正，便与他结拜为干兄弟。小刘讲明身份后，丛继清想弃暗投明，并愿做内应。小刘回来向刘三春作了汇报。于是，刘三春和蔺秀义研究了一个行动方案。
1932年4月24日，丛继清借去四道沟催粮之机，按计划和小刘当夜夺枪。当月亮升到中天的时候，蔺秀义的队伍直奔四道沟。他们避开炮台，隐进墙影中。小刘在里边一发出信号，战士们便搭起人梯，爬过墙头，由丛继清引路冲进特务长屋内，将刘华林击伤俘虏，警长也举手就擒。战士押着警长令其向炮台高喊：“特务长已被打死了，你们快把枪送下来吧!”就这样，顺利地缴获了24支枪。
在欢迎丛继清入伍的大会上，刘三春拉着他的手热情地笑着说：“你是第一个带着‘生辰纲’入伙的好汉，劳苦功高啊!”
6月初，包景华赴通化找唐聚五汇报柳河情况，唐当即委任包景华为自卫军第九路军司令。
为团结这支抗日力量，经中心县委研究同意，刘三春、王仁斋率“海柳工农义勇军”加入第九路军共同抗日。包见两位至交来归，自有如鱼得水之感，任命二人为上校政治教官，蔺秀义先为四连连长，后为二营营长，实现了党同自卫军的合作。
刘三春、王仁斋积极佐助包景华，不断扩大抗日宣传。影响扩大，四方来投者日众。五道沟保安团长乔荫堂率所部150余人来投；报号“老保顺”的密心孝山林队50余人也来参加九路军；许多小股武装及青壮农民也投军要求抗日；镇内成衣铺掌柜陈星桥带着自己缝纫机和所存布匹加入自卫军，昼夜赶制几百套军衣；济众医院院长刘子去将价值1000余元的医疗器械及药品全部充军。民望所归，很快聚成千人左右的队伍。
为增强抗日力量，刘三春向包景华建议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包景华欣然就允。不久，县委派李益文、李青二人到九路军工作，包景华委任李益文为参谋处长，李青为政治大队长。并说：“贵党在我部自由活动，鄙人早就默许了。刘三春不是与我共事很长时间了吗?”
从此，柳河地下党组织通过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九路军，九路军也成了惟一一支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的自卫军队伍。刘三春等在军中很快建立起士兵委员会，发展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30余人，使部队的抗日救国热情更加高涨，频繁出击，打得于芷山的廖弼宸团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丢下40多具尸体。
刘三春视百姓为父母，视群众利益重于生命，并且严格要求部队，密切军民关系。一次，部队进入东丰高家粉房待命。晌午，忽见一位老爹满脸泪水，手拄拐杖，闯进营来，哭着要见当官的。刘三春闻声出门查看，待知其故后，口里不住声地骂着“害民贼”、“狗畜牲”，三步并作两步直奔大刀队营门而入。大刀队法师王松年也是山东人，为人正直、豪爽，武艺超群。手下有帮兄弟，个个英雄，自称上山能捉虎，下海可擒龙。大家见刘三春怒容满面，忙问其故。刘三春即将老翁的儿媳被匪首“杨大虎”奸污后咬下奶头的事讲给大家，尔后说：“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村姑是咱们的姐妹，能忍心看着这样的魔王在我们军人面前横行霸道、任意蹂躏、糟踏咱们的亲人吗?”众队员闻言亮出大刀，冲出屋去，不到一顿饭工夫就将恶贯满盈的罪魁祸首绑缚来见刘三春。刘三春一面派人请当地众乡亲，一面集合好队伍，即刻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控诉大会。老百姓见自卫军为他们作主，于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从此把刘三春的部队当作自己的靠山。
10月份，日军突进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先头部队回师辽宁，分5路向自卫军各部活动地区发起疯狂的大“讨伐”，并派出大量飞机狂轰滥炸。自卫军被迫退却，唐聚五总部由通化退到抚松，九路军仍坚持在三源浦一带斗争。
这时，日军高波旅团的骑兵两个联队、步兵1个营、炮兵1个中队、坦克车两辆，总兵力800余人到达柳河，配合伪军廖弼宸团及骑兵第一团向三源浦猛扑过来。九路军顽强阻击，苦战一天多，最后终因实力相差悬殊，伤亡过大，最后仅剩200多人，不得不撤至大牛沟，三源浦失守。
这时已是大雪封山季节，队伍很快就面临少吃无穿的境地。12月8日队伍集结在大北岔，决定解散。包景华、任致远与刘三春、王仁斋等挥泪握别，由密心孝等护送包、任两人潜往关内。
群龙无首，部队情绪十分消沉。敌人又跟踪追击，环境险恶异常，再想想迫在眉睫的严冬，无衣少食，真令人不寒而栗。大家愁眉苦脸，相对无言，甚至有人低声啜泣。刘三春更是感到心情沉重：1932年这一年来东奔西跑，好不容易组织起千余人的队伍，怎么就这样垮掉了呢，难道自己也撒手不管，回去当“蜂子王”?党交给的组织武装的任务也置之不顾吗?过去一无枪二无人都能组织游击队，当时面前不但有枪而且有人倒要打退堂鼓，对得起“党员”两个字吗?刘三春决定挺身而出。他抖擞精神说：“同志们，别耷拉脑袋，大家说说，怎么办?是回去再让鬼子骑咱头上拉屎，还是继续和他们斗。”“明摆着不斗就是等死，可谁领头?”刘三春一拍胸脯：“大家要是信得过，我和王仁斋挑这个头。”
“那就领我们干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刘三春和王仁斋以二营营长蔺秀义等旧部(原海柳工农义勇军)为基础，以党团员为骨干，把积极分子和军中部分爱国官兵重新组织起来，潜回柳河四道河，再举海柳工农义勇军大旗，与敌周旋于海龙、柳河一带。天寒地冻，缺吃少穿，十分艰难，但在群众的支援下，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特别是刘三春带领大家打了几个胜仗之后，部队士气逐渐高昂起来，越战越勇，缴获增多，人员扩大。
1933年1月3日，杨靖宇代表满洲省委到海龙巡视工作，对义勇军之战绩颇感欣慰。部队于柳河大青沟进行整顿，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刘三春任政委。不久，枪增多了10多支，人数发展到70多名。
这年夏天，海龙游击队扩大活动范围，通化、柳河、金川、临江一带的高山密林，都成了他们杀敌的战场。一天来了一位陌生人，说是“苏营”的，来联系联合抗日事宜，要求见见刘三春，听说要联合抗日，刘三春非常高兴，马上与来人见了面。
原来“苏营”就是在舒兰、五常一带活动的抗日义勇军苏剑飞的第一营，九一八事变前，苏剑飞在东北军第六七六团王树堂部下任排长。王树堂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后，苏剑飞一怒之下，拉出全排投到义勇军田霖麾下任营长。田霖殉国后，由他代为指挥，保存了一支武装。他面对残局，一筹莫展，听说共产党人杨靖宇举旗抗日，坚决杀敌，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南满寻来。
1933年8月14日，“苏营”潜进柳河大青沟，听说共产党队伍近在咫尺，苏剑飞忙派人与海龙游击队联系要求联合抗战。
刘三春听说苏剑飞远道而来，寻找共产党，喜不自禁，象迎接亲人一样把“苏营”的弟兄接了进来。他诚恳地拉着苏剑飞的手说：“你们一来，咱抗日的力量就更大了。打鬼子的都是一家人，不分你我。苏兄能征贯战，沙场有名，别客气，你就掌事吧!”
苏剑飞不觉羞得满面通红：“败军之将，岂能担大任!”原来他怕共产党吃掉自己，只想联合，没想合并，听了刘三春的肺腑之言，化解了心中的疑虑。
当夜，刘、苏两人同榻而卧，一直唠到东方发白。苏剑飞谈到田霖部的失败，说：“人也不少，作战也勇敢，可就是失败了，也不知道毛病在哪?”刘三春说：“我们原也一千多人，打了败仗，解散了，头儿也去关里了。剩了几个人，我和王仁斋收拢来慢慢坚持下来。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你看，抗日的队伍不少，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还坚持着，发展着。”苏剑飞想了想近两年的所见所闻，深感刘三春的话在理，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刘三春帮助自己，争取早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3年9月14日，苏剑飞、刘三春两人在桦甸发背沟西南岔与满洲省委巡视员金伯阳面洽，决定将这支合并的队伍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一游击大队，苏剑飞任大队长，刘三春任政治委员，全大队120多人，编成5个中队，其中有党员20人，团员8人。战斗队伍编成后便去吉、海铁路沿线活动，袭敌营、截军车、断交通，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振奋人心的英雄业绩。
壮烈牺牲
11月初，杨靖宇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来老鹰沟与刘三春会师。杨靖宇、刘三春、王仁斋3人决定以调虎离山计攻打三源浦。24日，以少部兵力佯攻凉水河子据点，三源浦之敌忙派出机动兵力救援。独立师主力乘机围住三源浦。
晚10时许，攻打三源浦战斗打响。刘三春率领部队按计划首先冲击敌阵，锐不可当，攻入南门，在后击毁警察所，又迅速包围警察署和敌兵营两个大院。敌人龟缩院内顽抗，等待援兵。刘三春见院墙高大，四周不少枪眼喷射出子弹，有些同志伤亡。他感到硬攻不成，就展开政治攻势。命令部队暂停攻击，向伪军喊话，劝他们投降。狡猾的敌人口头上答应谈判，就是不见行动，很明显是等待救兵。刘三春看得明白，便绕道到东北角，想找个安全处，隐蔽接敌，再次向敌喊话。不料，炮楼上的敌人打出一排枪，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战士们见自己心爱的政委身遭不幸，怒火中烧，不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跳进墙头，砸开营门，一涌而入，口里喊着“为政委报仇雪恨!”连连抠动扳机。顽敌非死即伤。
战士们举火烧毁了敌营房，捣毁了满铁工程局，活捉了日本稽查局长，缴获了敌军的全部弹药和部分冬装。
孟杰民（1912—1933） 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总队长兼第1大队大队长
1930年，孟杰民考入县立中学师范班。与闭塞的农村相对照，县城里的各种思潮显得很活跃。在这里，他不仅能读到鲁迅、郭沫若、李达、茅盾等人的进步著作，而且还能请教经过南方大革命洗礼的于徨池、张春园两位先生，从他们那里听到不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渐渐地，他开始向往和憧憬共产主义了。
由于孟杰民品学兼优，又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受到全校师生的拥戴，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成为校内学生运动的领袖。
同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活动愈演愈烈，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共磐石县委在大力发展党、团组织的同时，相继建立起“农民协会”、“反帝同盟会”等群众团体，领导反帝斗争。孟杰民带领校内的进步师生加入了“反帝同盟会”。由于他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不久，便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几个月内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孟杰民挺身而出，投身到民众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他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街头演讲，组织“反日救国会”，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然而，由于日伪的高压政策，孟杰民领导的学生运动失败了，他也被学校开除。在这种情况下，孟杰民毅然与刘克文、初向臣等几位同学秘密离校，投笔从戎，开始走上武装抗日的道路。
孟杰民离开学校后，便在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蛤蟆河子位于磐北地区，这里杂居着不少汉族、朝鲜族贫苦农民。他们常年受地主劣绅的剥削，现在又受日本人残酷掠夺，生活苦不堪言。磐石中心县委首先便选中了这一地区作为革命的突破口。
1932年5月7日，蛤蟆河子七八百名农民群众在孟杰民等的鼓动和带领下，在五间房召开大会，愤怒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然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扒毁吉海铁路老岭段几里长的铁路，接着又拆断了铁桥、砍倒了电线杆……大家干得正起劲时，突然有人告诉孟杰民：一队伪军正向这里奔袭而来。
通知破路群众转移？太晚了！
围上来的伪军将群众驱赶到一起，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人们的胸膛。
眼看一场流血惨案就要发生，空气几乎都要凝滞了，情景十分危急。
“诸位弟兄们!”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喝一声。
人们不约而同地循着声音看去，只见孟杰民分开群众，神色坦然地迎着敌人的枪口走去。
一步、两步、三步……
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只见孟杰民走到了伪军面前高声说：“长官和士兵弟兄们，你们是来抓这些人的吧?你们是来杀这些人的吧?”他指了指在场的群众，“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扒了铁路，毁了电杆，妨碍了鬼子抢掠中国财富、屠杀中国百姓吧?”
伪军们无言以对。
“中国有句古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可你们，留着日本人不打，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你们下得了手吗?”
听了孟杰民发自肺腑的话，伪军官兵似有所动，指向群众的枪口也都耷拉下来。
孟杰民见状趁热打铁，再次发动攻势：“诸位弟兄们，我们也知道你们的难处，军令不可违，可是中国人的良心也不可违呀!请你们扪心想想吧!”
孟杰民的话深深打动了伪军官兵，伪军队长一声令下，队伍便撤走了。
望着远去的伪军大队，人们的心才落了地，孟杰民的心可还悬着，他怕伪队长回去不好交差而后悔，再转回来抓人，就指挥大家赶快分头疏散隐蔽。孟杰民因这次舌退群敌而博得了“孟大学士”的赞誉，名扬磐石。
时过不久，孟杰民根据县委的指示，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打入驻伊通的伪军第五旅第十三团二营七连队伍中。经过他耐心、艰苦的说服工作，终于使该队伪军在1932年5月16日宣布起义。
蛤蟆河子暴动和策反伪军七连成功，为建立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准备了人力和物质条件。
1932年6月4日，是孟杰民最激动、最难忘的一天，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磐石中心县委将在今天正式宣布自己队伍的建立。
磐石县三道岗的小金厂，云集了近千名群众，在一个农家场院，用几块木板搭成一个临时主席台，几位县委领导已经落座。场院中间，只见30名经过严格挑选的战士，个个紧握钢枪，英姿飒爽，组成了一个整齐的方队。担任分队长的孟杰民腰间皮带上斜插着匣子枪，神色庄重地站在队前。在他的身旁，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招展，猎猎有声。
当县委书记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正式成立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经久不息。
义勇军的建立，给磐石乃至给整个南满的抗日斗争揭开了新篇章。
孟杰民一面加强义勇军军政训练，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面博览军事书籍，以提高指挥作战能力。
1932年7月，黑石镇这个一向热闹非凡的镇子显得特别冷清。自从日伪讨伐队入镇以来，镇里就人烟稀少，外乡的买卖人也不敢光顾了。
镇口，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搜查着每一个过往的行人。
离镇子不远的地方，七八个农民打扮的人正赶着两辆毛驴车向镇口走来，在离镇口几十米的地方，前面的一辆突然停了下来，车老板跳下车在轮下拧着什么，似乎车子出了故障。
这时，五人一组的伪军巡逻队从镇西头向镇口走来。
突然，那赶车的七八个农民打扮的人，从车下抽出短枪，向巡逻的伪军射击，两个伪军应声倒地，然后这几个人转身向镇东北的山地跑去。
枪声一响，镇内顿时大乱，警笛声、马蹄声和人的喊叫声响成一片，接着，两头是伪军、中间夹着鬼子的讨伐队打着枪，向那几个逃跑的人追去……
这几个人并不恋战，边打边跑，始终和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山越来越险峻，林越来越茂密，可恼羞成怒的鬼子还是穷追不舍。
绕过山脚，被追的几个人突然不见踪影。
正当敌人左顾右盼、前张后望时，两侧山上突然枪声大作，中间的鬼子兵顿时躺倒一片，山上有人高喊：“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做亡国奴，掉转枪口打鬼子。”伪军中人声嘈杂，乱作一团。等鬼子清醒过来，向两侧山上还击时，山上已没有人影了。
这场漂亮的伏击战就是孟杰民根据《孙子兵法》的“佚而劳之”、“利而诱之”、“乱而取之”等战术的灵活运用，取得了歼敌60多人的重大胜利。
黑石镇伏击战之后，孟杰民率部队又相继取得了偷袭郭家店伪军骑兵队、奇袭江南大场院、强攻伊通李大房子、策反吉海路警备司令部五旅十三团一营长宋国荣等胜利，并且一度攻下磐石县城，声威大震。
1932年10月下旬，在桦甸县蜂蜜顶子召集各分队小组党的代表会。会上决定将全队改编为4个分队，孟杰民担任总队长。11月，杨靖宇代表满洲省委到吉海铁路沿线巡视工作，对游击队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召开了地方党、反日会和游击队代表会等各方面的会议，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并且，根据满洲省委的提议，在磐东的石虎沟将磐石反日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孟杰民再次被任命为总队长。
11月的东北虽然已是大雪飘飘，寒气逼人，但游击队员们的心却象一盆炭火，熊熊燃烧着。
改编后的游击队，在孟杰民的带领下回到了磐石红石砬子和玻璃河套根据地，在吉海铁路沿线不断出击，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给这一带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鼓舞和希望。
1933年1月，孟杰民根据省委的指示，率队来到磐石县六区境内长胳膊屯，准备解除该屯恶霸地主张志仁的武装。
张志仁在这一带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组织了一支看门护院的武装，共有12支枪，经常外出活动，直接威胁伊通县党的地方工作。
傍晚，孟杰民的部队到了屯外，一切安排停当，孟杰民本着“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战略战术，立刻派人到张志仁家里。命令他交枪抗日，停止反动活动。
张志仁老奸巨滑，他听说红军的来意后，一面暗中派人去县城报告，一面满脸堆笑地应酬道：“组织武装打日本，我张志仁支持，这些条件好说，你回去请你们领导来，咱们具体商量。”
孟杰民听完汇报，便找到了总队各领导具体研究，最后决定由自己和参谋长去张家谈判。
当孟杰民一行来到张家大院时，张志仁一面假惺惺地招待，一面派人团团围住了正在谈判的正屋。
正屋内，两盏小油灯发着亮光。孟杰民向张志仁晓以抗日大义，警告他与人民为敌绝没有好下场。张志仁一面不断点头称是，一面东拉西扯，拖延时间，以待城内来援。
孟杰民看到张志仁那张毫无诚意的脸，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正要起身，张志仁突然拔出了手枪对准孟杰民恶狠狠地说：“你们走不了，快投降吧!” [4]
孟杰民深知事态严重，他一面高声警告张志仁，一面向门外猛冲。凶狠的张志仁从背后向孟杰民开了枪……
孟杰民牺牲时年仅20岁。
邓铁梅（1892—1934） 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
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
东北民众自卫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丹东地区建立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支民众抗日武装，它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曾在凤城警界任职多年的邓铁梅。
九一八事变时，邓铁梅正困居锦州。他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无限愤慨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于是，他拜见了正在锦州指挥防守的辽宁省警备处长黄显声，向其陈述了自己决意发动民众进行武装抗日的想法，当即得到黄显声的赞同和支持。黄显声还建议他回凤城，利用其在凤城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组织民众抗日武装。
1931年10月初，邓铁梅携同好友云海青一道乘火车潜回凤城，随后便用走亲访友的形式在凤西山区进行联络和串联，密谋举旗抗日之事。最后来到时凤城四区小汤沟的顾家堡子。10月下旬的一天，邓铁梅在顾家大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会上，大家公推邓铁梅为司令，并确定自卫军的宗旨是“武装抗日，保卫家乡”。
自卫军成立的消息对同仇敌忾的辽东民众来说，无疑是一曲出征的战歌，催发了无数爱国志士的热血激情，四方乡里前来投奔者络绎不绝。到1931年12月中旬，队伍已达1500多人。根据作战需要，部队编成三个大队、一个侦察队和一个大刀队（或称武术队）。12月26日，自卫军打响了抗日救国的第一仗－夜袭凤凰城。此役，自卫军不仅毙伤日伪军5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捣毁了县衙门，砸开了监狱，放出了“九一八事变”以来被捕的爱国志士，还砸了日本特务机关－平井药房。这一仗打出了自卫军的声威，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
领导自卫军抗日活动
1932年3月，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移至尖山窑（现岫岩大营子镇）。在此，自卫军开始扩编。司令部下设八大处。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苗可秀等人到邓部考察，后将邓部统编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任命邓铁梅为司令。同年7月，自卫军移师龙王庙。在此，邓铁梅进一步完善了自卫军的组织机构，健全了司令部下设的八大处，又成立了5个局，建立了2个厂，还在抗区发行了与小银元等值使用的军用钞票－老邓票。此外，同年秋，邓铁梅还采纳了总参议苗可秀的建议，在尖山窑成立了军官学校。
自卫军一成立，邓铁梅就向全体官兵约法三章：抗日救国，保民第一；不妥协，不投降；不扰民，不调戏妇女。为部队制定了四大纲领：智、勇、仁、信。提出的斗争口号是：不爱钱，不怕死，军民一体，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要求官兵们做到：不打人，不骂人，不惊扰人，不欺负人。还要做到“三愿”：愿吃剩饭，愿睡凉炕，愿给群众干活。为确保这些规章制度得以实施，自卫军还特设了军法处和政治处，专门负责向官兵和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意识和自卫军的宗旨、纪律，处理违纪官兵。人们拥戴这支队伍，称这支队伍为“冷饭队”，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帮助这支队伍。而自卫军也以智取卡巴岭、夜袭龙王庙、狙击黄土坎、炮轰福聚兴等军事斗争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对此，日本侵略者是恨之入骨，施展了种种伎俩想方设法地企图瓦解这支队伍。先是两次招抚诱降，后是四次武装讨伐，步步为营，处处设岗，到处围剿残杀自卫军及抗日群众。仅1933年一季度，三角抗区被杀害的军民就达8728人。这时，自卫军缺衣少粮，弹药匮乏，处于内外无援的境地，队伍也从鼎盛时的万余人，减少到4000余人。1934年四、五月间，邓铁梅召开会议，决定采取小部队分散活动的办法，利用青纱帐继续坚持斗争。此后，自卫军进入艰难阶段。他们几乎天天都有战斗，一天能转几个地点，却常常是成天见不到群众，经常没有饭吃。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山上，部队得不到休整，伤员得不到医治，队伍减员至1000多人。进入冬季，自卫军处境更加艰难。在此情况下，1934年初，自卫军部分将领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改编成若干支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不幸牺牲
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长期奔波，身患重病，不能随军活动；便秘密来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不料为特务侦知，将邓捕去，并立即解往奉天（今沈阳），监禁在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日伪高级官员，曾以高官厚禄诱降，邓不为所动。在敌人法庭上，慷慨陈词，历数日本侵略者侵华罪行，并开始绝食。有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来到狱中，伪装斯文地说了些佩服、敬仰之类的话，然后请邓铁梅在其折扇上题字。邓当即挥笔疾书了十四个字：“五尺身驱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表明了誓死的决心。日伪内部通报也称：“邓铁梅已抛弃生死之念，求死更重于求生。”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被杀害在奉天伪陆军监狱。时年四十三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
1934年9月，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牺牲。之后，苗可秀扛起了三角抗区抗日大旗，率领着另一支抗日队伍——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更顽强、更壮烈的斗争。
孙永勤（189 3—1935） 民众抗日救国军军长
孙永勤出生于热河兴隆县一个富裕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学习，后回家务农。从小好武术，行侠仗义，主持公道，村人送他绰号“黑脸门神”，远近闻名。清末民初，长城以北地区的山林匪祸不断，百姓苦不堪言，热河地区的乡村纷纷成立民团，抵御土匪袭扰。孙永勤因作战勇敢，富有指挥才能，加之能团结众人，很快被推举为副团长、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蚕食我国领土。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的生死关头，1933 年4 月，孙永勤与好友关元有、赵四川等人，在一座大庙中歃血结盟。勇敢地树起了“天下第一军，均富又济贫”的大旗，正式宣告成立民众军。制定了“不贪财、不扰民、不奸淫、不投降”的四大军规。民众军很快发展到五百余人，并进行了整编，孙永勤任民众军团长，下设三个队，关元有、王殿臣、赵四川(三人均为中共党员)分任队长。在长城以北的深山大川里与日伪展开了殊死斗争。
民众军运用过去山中打猎和围剿土匪学会的游击战术，以老梁、五凤楼、五指山、广东山、都山五座大山为根据地，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打击日伪势力。1933 年12 月至1935 年5 月，共攻克日伪据点一百多次，打死和俘虏日军、伪军五千多人，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日军对平津的用兵，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孙永勤和民众军采取了招抚、围剿两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恼怒之下，称呼孙永勤为“山耗子”(意为哪头也堵不住)， 孙永勤则鄙视地称呼日本关东军为“黄豆皮子”。
1934 年5 月，中共遵化县委秘密派徐英等到五指山，以遵化爱国群众的身份与孙永勤会晤。徐英等向孙永勤介绍了关内各地的抗日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建议孙永勤从“均富济贫”发展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救国，同时加强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以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孙永勤的政治视野一下子跨越了长城，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中共遵化地下党人的建议，将人数达五千余人的民众军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并就任军长一职，赵四川任副军长，王殿臣任参谋长，下设四个总队，每队八百至一千二百人。
整编后的抗日救国军出现了新气象。同年6 月， 第一总队与300 多名伪军相遇，孙永勤命令部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结果300 名伪军杀死日本军官，一致抗日。之后，孙永勤兵围宽城，他充分考虑到城内工商业者的利益，先消灭掉外围的敌人后攻城，击毙敌军300 多人，残敌弃城而逃。抗日救国军转战长城内外的兴隆、承德、遵化、迁安、青龙、平泉等六个县，战果辉煌，给日伪军以重创，点燃了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使受奴役的百姓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
日军在长城以北的山林地区消灭不了孙永勤，便想出一条阴险的计谋：用重兵从东、西、北三面，强行逼迫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入关，在遵化茅山地区予以歼灭。
1935 年5月24日，日伪军一万五千人，将救国军围困在茅山、十里铺、吴家沟一带。拂晓时，日寇用炮火摧毁救国军阵地，附近的村庄皆成灰烬。接着敌人用毒气弹、机枪开路发起总攻。孙永勤镇定指挥全军英勇反击。茅山四麓，敌尸遍野。有人提出：“我们掩护军长率全军向南突围，能从保安队那里打开一条路。”孙永勤当机立断：“不，不能向南突围。如果南去，日贼又将追击，进扰华北了。我们一定打回热河去，保护冀东父老要紧。”下午4 时，救国军发起反击，杀敌之声震天动地，决战至深夜，救国军将士1400 多人突出重围。孙永勤持机枪率队直捣日寇密集处，并亲手击毙了栩藤、佐佐木，并多次击退山田队、松井队的夹击，击毙日军田边少尉等多人。孙永勤、赵四川、关元有、王殿臣等抗日救国军主要领导人率余部数百名干部战士，在与敌人血战中，全部壮烈殉国。孙永勤牺牲时年仅42岁。孙永勤、关元有的头颅被日本侵略者割下示众。
赵一曼
《滨江述怀》
赵一曼
誓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早年经历
1905年10月27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李鸿绪，曾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自学中医，为乡里看病。母亲兰明福，操持家务，共生六女三男，一曼排行为七。1913年8岁，赵一曼入“私塾”学习，成绩良好。1918年13岁，父亲逝去，由大哥李席儒和大嫂周帮翰管家。
1924年大姐夫郑佑之（中共首届四川省委委员）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2月28日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第二中学）。读书时，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宜宾妇联常委会主席。同年，宜宾特别支部成立时，她即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学习共产主义
1926年5月，“五卅”运动一周年时，正是抵制洋货的高潮。赵一曼按照中共的指示组织党团员在学生中宣传，抵制英国煤油轮船靠拢宜宾码头，学生们遭到了武装镇压，由此引发了全城罢工、罢市、罢课。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赵一曼考进武汉黄埔军校。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冬奉命回国，赵一曼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4月，赵一曼与湖南人陈达邦结婚。婚后不久怀孕。11月，赵一曼回到上海。12月，被派到宜昌工作。在宜昌产下一子。取名“宁儿”。
1930年，赵一曼带孩子回到上海，抱孩子寄养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
领导抗日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调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
1932年赵一曼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
1933年，赵一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同年4月，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斗争。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
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
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而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惊叹的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
被捕牺牲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审讯。
在狱中，日本人动用酷刑，她没有吐露任何信息。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保卫民族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贞不屈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受到教育的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日军的手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李红光（1910—1935）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
执著追求
李红光，1910年生于朝鲜京畿道龙岩郡丹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受压迫受奴役的困苦屈辱和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铸就了李红光反抗日本侵略，执著追求翻身解放的信念。李红光天资聪慧，他的祖父是个颇通汉学的老人，他在其祖父熏陶之下，学识长进很快，不仅会讲流利的日语，而且能用汉语写文章，凭着他的少年老成，谦恭礼记，赢得了父老们的赞赏。 1925年，因不堪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随父母迁至中国吉林省磐石县。1926年定居于吉林省伊通（今长春市）县流沙咀子屯。1927年，李红光参加伊通“农民同盟”和“青年同盟”，开始有组织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接受革命思想，并积级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军阀、地主的斗争之中。
加入中共
1930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作出决议“韩国党员应经一定手续加入中国共党”的原则，李红光在伊通县三道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前身——南满游击队创始人之一。1931年，他被选为中共伊（通）双（阳）特别支部组织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寇的铁蹄践踏。东北人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遵照省委指示，成立了武装赤卫队，又叫“打狗队”，李红光任队长。这是党在南满地区领导抗日武装的开始。他率队配合磐石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展打击地主、分粮济贫、处治汉奸等工作，并营救被捕的抗日会员、保卫中心县委的安全。1932年4月，组织领导磐石“四三”反日暴动。5月，中共磐石县委批准成立磐石工农义勇军，孟杰民和李红光领导这支队伍。
游击队长
1932年，李红光当选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委员。1932年初，“打狗队”改编为游击队，李红光继任队长。同年4月3日、5月1日和5月7日，李红光率领磐石县蛤蚂河子朝鲜、汉等族农民发动反日大暴动。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代表杨靖宇来磐石将磐石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将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1个教导队李红光任教导队政委。随同杨靖宇一起活动在磐石、双阳、伊通、桦甸、海龙等地。9月1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李红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8月，率部袭击了从沈阳到通化视察工作的日军司令的汽车队，日军的23辆汽车被炸毁11辆，击毙一名大佐和数名日本指导官，缴获步枪百余支。1934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任军参谋长兼1师师长。
战而必胜
1934年4月，东北抗日军联合指挥部成立，杨靖宇被选为总指挥，李红光任参谋长。这样，包括独立师在内的17个抗日武装改编成八个抗日支队，由联合指挥部统一领导，开展抗日斗争，大大加强了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李红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34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下设两个师，李红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一师下辖三、五、六3个团和少年连，共500余人，是一军的主力部队。由于李红光对南满地理状况了如指掌，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因而，每次对敌作战都战而必胜，在军中威望很高。11月，李红光率一师配合一军司令部，在通化三岔河将伪军邵本良一部、公安队和日军三源浦守备队包围，经过激战，击毙敌人30多名。12月，又渡过鸭绿江，攻占界河，让朝鲜人民看到了抗日的曙光，同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
壮烈牺牲
1935年2月，李红光率队袭击日寇军需品储存地东兴镇。他采取调虎离山战术，突然袭击敌驻地，歼敌数十人，缴获大批军需品，大获全胜，在军事上、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敌人。5月，李红光率所部少年连和五团200多名战士，越过老岭，到本溪、桓仁一带组建骑兵队。当部队行至兴京县老岭时，与日本守备队200多人不期而遇，他立即指挥战士向敌人猛烈开火，双方激战，李红光指挥战士勇敢反击，不幸胸部中弹。5月12日，年仅25岁的朝鲜族抗日英雄李红光因伤势过重，失血太多，在辽宁省新宾县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红光牺牲后，战友们将他的遗体秘密运送至大青沟黑瞎子望的山林里，安葬在一棵核桃树下。
王德泰（1907—1936）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
投身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泰目睹日军烧杀淫掠的种种暴行，无比愤慨，毅然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他踊跃地参加了中共东满特委组织的反日、反亲日走狗、实行减租的秋收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王德泰加入延吉县老头沟游击队，不久当了班长。之后组织上派他到三道湾做山林队“长江好”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对士兵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把一些士兵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年底，他利用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拉出了20余人的武装，加入延吉抗日游击队。
重视学习
王德泰参加延吉游击队后，先后担任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和参谋长等职务，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十分重视学习军事技术，利用各种机会勤学苦练，他枪打得很准，各种枪支都会用，几乎是弹无虚发。他还特别注意学习和运用游击战术，提高指挥才能。研究怎样利用有利的地势，伏击敌人；运用灵活的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夺取必要的军事物资。此外，由于游击队的朝鲜族战士多，他学会了讲朝鲜话，密切了汉、朝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
军事职务
1933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东北各级党组织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传到延边地区。
9月，中共东满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改组了特委领导班子，王德泰当选为特委委员、军事部长。这是王德泰担任重要军事职务的开始，以后无论是担任二军独立师的政委，还是二军军长，乃至抗联第一路军的副总司令，他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使二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的劲旅。
保卫延吉
1933年12月，王德泰亲自指挥保卫延吉王隅沟游击根据地的战斗，曾以60人的兵力，阻止了700余名敌人的大“讨伐”，并取得了歼敌百余人的胜利。
1934年7月中旬，他指挥独立师独立团、二团，联合救国军一部，共300余人，第二次合攻安图县大甸子镇(今万宝乡)。经过十一昼夜的围困，一举攻下大甸子。随后，王德泰又率队西进，攻克了敦化大蒲柴河。
8月中旬，王德泰又指挥独立团、二团，联合其它抗日武装，围攻安图县城(今安图松江镇)，经过激战，占领了部分街市，毙伤日军15名，俘虏10名，迫使伪军300人哗变反正，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二军独立师。在此前后，独立师的一、三、四团各部也在延吉、汪清等地分别进行了攻打三道湾、老头沟、汪清大甸子等战斗，均获得了胜利。当年秋天，王德泰又率领独立师开辟了安图、延吉、汪清、宁安、敦化等地的新游击区。
保卫奶头山
1935年5月，二军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全军兵力达1200余人。这一年，二军在他的指挥下，与敌交战660余次，其中在京图线(长春至图们铁路)的敦化哈尔巴岭、安图亮兵台、蛟河黄松甸三处一次颠覆国际列车，二次截车，震动全满洲国。冬天，王德泰又亲自指挥二团等部，进行了保卫奶头山抗日根据地战斗，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同时，二军还与五军配合，活跃在黑龙江的宁安、穆棱等地。
同甘共苦
王德泰身为军长，却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和他们同甘共苦，亲如手足，“一点官样子也看不出来”；在战斗中则勇猛顽强，机智果敢，处处身先士卒。有时甚至亲抱机枪猛扫敌人，或亲率队伍冲锋，与敌肉搏。王德泰十分重视我军同其它义勇军、山林队的关系，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联合他们共同对敌。到1936年初，延边一带的绝大多数救国军、义勇军、山林队都与二军建立了合作关系，作战时接受二军的统一指挥和部署。
壮烈殉国
1936年是王德泰生命和军事生涯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他指挥的抗联二军给日伪以最沉重打击的一年。这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王德泰担任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二军军长。在他的指挥下，二军先后取得了寒葱岭、大蒲柴河、进攻抚松县城、穆棱颠覆军用列车等战斗的胜利。冬季，日伪在南满地区发动了所谓“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对二军进行撒网式的围追、堵截，发现踪迹，咬住不放。王德泰则率领部队在抚松、临江之间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11月7日黎明，率领300余名战士宿营在抚松县小汤河村的王德泰，突遭600余名伪军的攻击。他沉着镇定，指挥部队抢占该村南山东西两个小山头，战斗从早7时一直进行到下午3时，敌人死伤惨重，惭惭不支，向南逃去，王德泰亲自率部队发起追击。就在这时，他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年仅29岁。
夏云杰（1903—1936）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军长
夏云杰（1903—1936）别名夏云阶，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四十里铺金厂庄一个贫农家里。少年时代，读了四年私塾后他停学务农。
1926年3月，因不堪忍受军阀混战和连年荒灾造成的痛苦，夏云杰携带妻女闯关东到黑龙江省汤原县寻找生活出路。
1927年10月，全家迁到太平川落户，以耕地为业，农闲季节到黑金河金矿做临时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年轻的夏云杰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投身抗日斗争的行列，在中国满洲省委领导冯仲云的培养、帮助下，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于193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8月，夏云杰担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他召集分散在汤原各地的反日游击队，向他们传达、讲解党的反日统一战线，并派党员宋灜洲、张文藻联合义勇军队伍，建立起东北民众联合义勇军，下辖三个大队共550人。
1934年8月，中国满洲省委调夏云杰到哈尔滨参加短期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省委正式任命夏云杰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10月，夏云杰从哈尔滨回到汤原，宣布汤原反日游击队改名为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戴鸿宾为总队长，李仁根为参谋长，下辖四个队，全体队员150余名。
1935年7月，夏云杰、戴鸿宾率队进入太平川，在农民自卫队的帮助下先后处置了八名进犯太平川的日军和特务，并拔掉了太平川警察署、反动地主乔玉柱大院和耿子修大院三颗“钉子”，至此，从格节河至石场沟的敌人据点全部被摧毁，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已发展成为震撼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
1936年1月30日，夏云杰在汤原县温家屯宣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为军长，下辖四个团。之后，夏云杰领导六军全体指挥员，以汤原为抗日根据地，出没于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驰骋于辽阔的三江平原，展开了英勇的军事活动。
1936年10月1日，关东军第九师团、齐齐哈尔骑兵团、汤原治安大队约3000余人开始对汤原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讨伐”，敌人扬言要全歼抗联第六军，捣毁汤原根据地。
夏云杰主持第六军党委会议决定，除留少数部队牵制敌人，主力部队远征佛山开辟新区。正当第六军司令部集结部队、筹备给养时，夏云杰在汤原丁大干屯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夏云杰在临危之计再三嘱咐身边的战友、妻子和女儿，要团结一致，把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虽经全力抢救，终因失血过多，1936年11月26日为国捐躯，时年33岁。 [3]
夏云杰牺牲后，遗体被安葬于小兴安岭卧虎砬子山腰，1980年重立墓碑，以昭千古。
加入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在黑金河金矿做工的夏云杰受到爱国青年反日宣传队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激起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决心加入抗日斗争的行列。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培养下，他深深地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并于1932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经常深入矿山、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努力工作。当年10月，县委组织建立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三军汤原反日游击队，夏云杰同志则四处奔波，千方百计地为游击队筹集枪支弹药和粮款，为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而呕心沥血，但这支队伍未能建立起来。
建立东北民众联合义勇军
1933年夏，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共满洲省委军委派出代表到会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贯彻该指示信的决议。夏云杰在会议上当选为县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会后，他立即奔赴汤原各地的反日队伍驻地，传达、讲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并派党员到各义勇军部队做团结、改造、争取工作。8月初，建立了“东北民众联合义勇军”，下属3个大队，共550多人。这支队伍于8月中旬袭击了汤原县城，沉重地打击了伪满政权，大灭日本侵略军的威风，伪军汉奸闻风丧胆，而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深受鼓舞。
贯彻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在斗争中，夏云杰等同志深刻认识到，没有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作骨干，抗日队伍很难巩固和发展。于是他一面号召义勇军中的党员在队伍中贯彻党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一面集中40名党员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当抗日武装正在发展之时，日寇、伪军、宪兵、警察开始对汤原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进行镇压，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游击队战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汤原大地。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夏云杰同志没有被吓倒，他挺身而出，领导县委工作，并说服妻子和女儿不要为他的安全担心，决心与抗日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为死难的同志报仇，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经过秘密串联，不久和汤原各地党组织恢复了联系，抗日游击队员又重新聚集起来，准备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
多次战斗的胜利
1933年11月末，夏云杰派人打入敌营全面侦察后，即派两名游击队员各暗藏手枪，以探亲为掩护混进黄花岗自卫团营房，出其不意，严令伪军放下武器。而早已隐蔽在院外的20多名徒手游击队员闻声迅速冲进室内，将敌人14支长枪和2支短枪全部缴械，并用缴获的武器武装了自己。游击队战斗力大增，极大地鼓舞了队员们的战斗信心。
1934年5月，夏云杰指挥游击队袭击了鹤立农场日本特务组织“民会”，镇压了凶恶的日本特务，袭击了太平川警察分驻所。6月，他又率游击队攻打了太平川西大岗的反动地主据点，先后打开了黑金河通往太平川的二道岗。在攻打二道岗的战斗中，夏云杰头部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攻下了敌人顽固防守的炮台，取得了胜利。游击队在夏云杰的领导下，不断打击日伪反动派，缴获许多武器弹药，取得辉煌战果，得到了满洲省委的好评。10月，中共满洲省委任命夏云杰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
创建太平川抗日根据地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伪政权，夏云杰深入基层广泛发动群众和游击队并肩作战，摧毁了从格节河至石场沟的许多敌人据点，广大群众受到极大鼓舞，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反日游击队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员达到400多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队伍。太平川地势平坦又依山傍水，具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地理条件，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民群众有着极高的抗日热情和觉悟。夏云杰认为在这里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条件已成熟，遂从夏天开始，率领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打掉了驻太平川的伪警察署，又拔掉了日伪反动派的三个据点，使这里的抗日游击区连成一片，从而创建了太平川抗日根据地，为进一步开辟、扩大、巩固抗日“红地盘”奠定了基础。日伪统治者对此极端仇视和恐惧，对抗日游击区进行了联合大“讨伐”。夏云杰很快与赵尚志、李延禄两支部队会师，决心粉碎日军策划的这次大“讨伐”。
当选为省委委员
1936年1月中旬，汤原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辖4个团，共有千余人。下旬，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召开军政扩大联席会议，夏云杰被推选为汤(原)萝(北)绥(滨)部指挥，兼任第六军军长。1936年3月，为了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夏云杰率部队撤离了游击区，进入小兴安岭东部。六军充分发挥了抗联能吃苦、善露营、熟悉地形的长处，牵着敌人鼻子跑，拖得敌人精疲力竭，日伪军又不断遭到六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打击，最终敌人的“讨伐”以失败而告终。为了给敌人以更沉重打击，夏云杰在汤原中心县委的密切配合下，经过周密准备，在5月25日率队袭击鹤立城内的敌人据点，炸毁了吊桥、仓库，捣毁了日伪煤矿事务所，解除了日伪矿警队全部武装，击毙日本军官2名和1名警察队长。夏云杰向伪矿警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号召他们走抗日救国道路，当即有26名矿警参加六军。攻城部队满载胜利品凯旋而归，途中击退了敌三十八团的追击。在英勇斗争中，抗联六军不断发展壮大，人数已达1 200余人，全军扩编为8个团。同年9月18日，夏云杰出席在帽儿山召开的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抗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成立了北满(临时)省委，夏云杰当选为省委委员。
汤原大地上不朽的英魂
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和伪军开始对汤原等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讨伐”，疯狂地向汤原抗日根据地进攻。夏云杰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决定主力部队突破包围，秘密进入日伪防守薄弱的敌后开辟新游击区，以保存部队实力，决定远征佛山(嘉荫)。然而，在为远征筹集给养和装备时，夏云杰等同志于11月21日遭到敌人的伏击，身负重伤，因无药及时医治，于1936年11月26日永远长眠在汤原这块他战斗过的土地上，时年33岁。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一再叮嘱身边的战友，要精诚团结，把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夏云杰和他的战友们为了民族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开辟创建了汤原抗日根据地和下江辽阔的抗日游击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夏云杰同志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汤原大地上不朽的英魂。
后继之志夜袭汤原
夏云杰牺牲后，戴鸿滨接任第6军军长。1937年3月，关东军纠集1000多日军、2000余伪军，并有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血洗汤原。当时，第6军100余人留守在汤原附近，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仍决定趁敌未站稳脚跟之际，夜袭汤原。我地下党先派十几人打入城内，作内应准备。4月7日晚10时，参谋长冯治刚率100余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城。里应外合激战通宵，攻进汤原县城，伪警察署被缴械，全歼县守备队，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当场毙命。
乐以琴（1914—1937） 空军第4航空大队22中队分队长
我决以鲜血洒出一道长城，放在祖国江南的天野！
出身名门
乐以琴原名乐以忠，1914年11月11日出生于四川芦山县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
其父亲乐和洲（字伯英）曾是清朝的武举人，他为人忠厚、正直，辞官不做，归家侍奉父母。他有两个弟弟，兄弟三人一直没有分家。三兄弟一共有 17个子女，其中男孩子有10位，乐以琴在男孩子中排第6位。
这个大家庭里老大乐和洲主内，老二在外经商，老三从军。姐姐乐以成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是四川第一位女医学博士生。
乐以琴的母亲为人温和、慈善，文学修养颇高，是邻县一大家闺秀，她幼年随家里的男孩在家读书，因而学识很高。嫁到乐家以后，她不但主持家政，抚育子女，而且担任家庭教育之责。
投笔从戎
1929年，乐以琴在家乡初中毕业后来到成都，就读于华西协合高级中学。
在华西协中，乐以琴的体育成绩非常好，他跑得快，是学校有名的田径运动员，还曾代表四川省出席全国运动会。
1931年，乐以琴中学毕业，他立志考入大学学生物，而父亲却想让儿子学医。乐以琴的哥哥、姐姐有七八位都是学医的，大哥乐以勋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姐姐乐以成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是四川第一位女医学博士生。
1931年，乐以琴考入了济南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学生物学。刚进校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乐以琴看到无辜同胞被日军杀害，很愤怒，渴望从军杀敌。
1932年冬天，报上刊登了中央航空学校招收第二期飞行生的启事。乐以琴下定决心投笔从戎，报考航校。
因为年龄不够，原名乐以忠的他借用了四哥乐以琴的名字和文凭。后来真正的“乐以琴”也去报考空军，又用了六妹乐以纯的名字，以致后来空军中流传着”乐以琴不是乐以琴，乐以纯不是乐以纯“的佳话。
1933年春天，乐以琴得到了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复试通知书。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是中国现代航空教育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的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航空训练队。1930年，蒋介石决定在该航空训练队的基础上，择址杭州笕桥，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1932年，中央航空学校在笕桥正式成立并对外招生。
复试后乐以琴被航校录取了，他入学时的队长是人称“独臂飞将军”的石邦潘，石将军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击落日军“13式”舰载歼击机1架，随后被日机击伤失去一臂，是抗战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飞行员。乐以琴经过6个月的新兵训练学习后，顺利地通过考试，1933年9月1日被编入笕桥空军第二期，进入航校学习飞行技术。
笕桥航校的飞机驾驶学习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每级4个月的学习时间。初级和中级学习基本飞行，高级专门学习驱逐、攻击、侦察和轰炸飞行。每级飞行训练结束都要进行考核，考试合格方能进入下一级的训练，不及格的学员予以淘汰。
在笕桥航校机场，乐以琴被分在第十组，他的教官是高志航。高教官是留法学航空的，回国后入航校第一期，毕业后任飞行教官。航校的生活不同一般的大学，乐以琴他们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上午飞行，下午上课，晚上自习。
1934年12月，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乐以琴从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业。乐以琴从航校毕业后被安排到空军第八大队， 后又调回中央航校任教官。
1936年，中国空军为适应对日空战需要，进行整编，乐以琴被编入由他的教官高志航任大队长的第4大队22中队，乐以琴担任分队长，驾驶美国产的霍克Ⅲ鹰式双翼单座战斗机，他的座机号是2204。
首战告捷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14日下午，早已潜伏在河南周家口机场的第4大队，接到命令全队紧急飞往杭州笕桥机场和安徽广德机场参加上海保卫战。
而此时，日军为了摧毁中国空军，派出了两队共18架轰炸机，分别偷袭笕桥机场和广德机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下，21中队率先对日本空军展开了空中打击。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击落日机3架，其中两架都是高志航打下的。
乐以琴所在的22中队和23中队赶到广德机场时，机场已遭敌机轰炸。八一四空战第4大队狠狠打击了日军，更严峻的空战在等待着中国空军。
第二天（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派出了34架飞机直扑笕桥机场，第4大队起飞迎战。乐以琴首次与日本空军交战就显示出他出色的本领。他沉着、机智、敏捷地驾驶着战机犹如蛟龙般在敌机中穿梭，看准时机扣扳机，一串子弹射向敌机。敌机应声冒烟栽下去，乐以琴旗开得胜打下了一架日机。大队长高志航、23队梁添成也分别击落敌机一架。越战越勇的乐以琴抓住时机再次对准日机猛烈开火，亲眼看见被他击中的敌机在空中爆炸成碎块坠落下去。日军航空队被中国空军第4大队打得四处逃窜。
乐以琴紧追逃跑的敌机，从杭州的笕桥一直追到绍兴曹娥江上空，乐以琴把最后的子弹都射向了敌机，又打下了两架日机，一架栽入曹娥江中，一架坠落于山麓中。
空战结束后，乐以琴不解气地对战友王倬说：“他妈的，我打下一架日机后，怒火未息，我摸摸自己脑袋还在，身上也没有出血，反正自己已经够本了，于是又向第二架、第三架日机追去并瞄准开火，直打到第四架往下掉的时候，两挺机枪里的子弹已打完，汽油也用完了，只好放其他敌机逃生。”
八一五空战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6架，乐以琴一个人就打下4架。中国空军首战大捷，一时震动了整个世界。
世界各大报纸和通讯社都报道了此次战况，美国报纸称“高志航首建奇功”，苏联通讯社报道“乐以琴一口气击落敌机4架”。
一次空战中单机击落4架敌机是抗战时中国空战史上的奇迹，这真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灭日本人的威风。人们把高志航、乐以琴、刘粹刚、梁添成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
“2204号”成为日机克星
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二航空战队数架飞机突然偷袭杭州笕桥机场，妄想一举歼灭我空军主力。中国空军奋起反抗，乐以琴分队长驾驶的2204号战机从3000米高空钻出云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敌机群，上下穿梭，弹不虚发，先后击中4架敌机，打得敌人魂飞魄散。此后，敌军飞行员一见到中国2204号战机就主动避开，不敢交锋。
乐以琴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屡立战功，被誉为“江南大地之钢盔”，当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上海抗日战场人人奋勇杀敌，7天之内竟击落日机60余架，乐以琴一人就打掉敌机8架，创下辉煌战绩。他所驾驶的2204号座机成为令日本空军闻风丧胆的克星。曾有战友劝乐以琴变更机号麻痹敌人，他却答：“以身许国，本是男儿分内事。岂能希图保全自己而变更机号，而向敌人示弱呢。”
1937年12月3日，在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次空战中，乐以琴驾驶的2204号战机被多架日团团围住。乐以琴临危不惧，利用娴熟的技术致使企图左右夹攻他的两架日机互撞而毁。战斗中，乐以琴的战机不幸中弹起火，被迫跳伞。他为了不给敌机当活靶打，推迟了打开降落伞的时间，结果触地牺牲，年仅23岁。
不幸捐躯
按国际惯例，凡在空战中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飞行员被称作“王牌飞行员”。八一五空战乐以琴击落敌机4架，1937年8月21日，乐以琴奉命阻击日机，在上海西郊又击落两架敌机。从1937年8月15日到21日，仅仅7天的时间，乐以琴就打下了6架日本飞机，因而乐以琴是我国空军史上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淞沪会战时，乐以琴奉命飞往浦东，在张发奎炮兵阵地上空与日机作战，他的战机不幸中弹，失去控制。乐以琴从4000多米的高空跳伞，然而日军却不顾国际公约，对丧失战斗力的乐以琴开枪射击。幸好没有被日军击中，乐以琴着陆后被当地民众送回了基地。随后，乐以琴调防南京。
当时我国不能自己制造飞机，从国外购买的战机跟不上战场上的消耗，因而中国空军战机越战越少，到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能飞上天的战机已不足20架。12月3日，中国空军只有乐以琴和董明德两人升空对付数十架日机。面对众多的敌机，乐以琴毫不畏惧，他用娴熟而高超的飞行技巧在敌机中穿梭飞行，他使两架企图左右夹击他的日机相互碰撞，日机在空中爆炸而亡。激战中，乐以琴的战机中弹，飞机冒着浓烟向下坠落，他被迫弃机跳伞。有上次跳伞被日军在空中射击的经历，乐以琴决定冒险推迟打开降落伞的时间，这样可以缩短在空中降落的时间，减少被日军射击的机会。不幸的是开伞时间晚了一点，他落地时头部受重伤去世，年仅23岁。
佟麟阁（1892—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副军长
再度出山
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整编会议，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为第二编遣区辖十二师。佟麟阁重被起用，任整编以后的第十一师师长。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佟麟阁奉冯玉祥之命，在西安建立新一军，任军长兼第二十七师师长，负责召集西北军旧部，招募新兵，积极训练，巩固后方。
佟麟阁善于练兵，冯玉祥曾称赞“佟善练兵心极细”。他常讲述历代民族英雄的事迹，以培养官兵爱国爱民的精神。
在训练和作战时，佟麟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他对于犯错误的官兵，打破西北军的惯例，一向不准肉体惩罚。官兵的问题严重，但没有触及刑律，便责令他们在适当的场合检讨，并提出个人改进措施；凡能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的，就不追究；对于官兵的一般错误，主张私下规劝，不再公开批评。
1930年中原大战讨蒋失败，他与冯玉祥一同住在峪道河过着隐居生活，每天与冯一起读书练字，探讨军事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聆听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讲课。他们有时也上山打猎，过着清闲的生活。
1932年8月，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佟麟阁受宋的邀请担任察哈尔省警务处长兼领张家口公安局局长。
是年5月，冯玉祥通电全国，号召进行武装抗日。在此之前，冯玉祥于1932年10月由山东泰山到张家口找佟麟阁磋商组织同盟军等问题。佟夫人因事先不知，未作准备，问如何接待冯先生。佟麟阁说：“还是照旧用小米面窝头，外加大萝卜咸菜招待他。”冯玉祥吃得很香甜，并夸奖说：“你不愧是我的好部下，做了大官还没丢失农民的本色。”冯玉祥告知此来是决心走武装抗日道路的意图时，佟麟阁极表拥护。从此，他们共同策划，为救亡图存，作积极准备。当冯玉祥与佟麟阁会商组织抗日同盟军时，佟麟阁兴奋地挥笔书写王昌龄的《出塞》诗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以示决不准许日本鬼子跨越长城一步。
抗日英雄
1933年5月23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向路透社记者发出狂妄叫嚣：“为保卫‘满州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驻张家口之必要。”察省形势，益行危急，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于26日发表抗日通电。
同日，佟鳞阁、高树勋等十四名将领在张家口联名通电，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参加抗日同盟军。内称：奉读宥电，慷慨陈词，抑郁精神，大为振奋，表示今后愿在冯总司令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誓以满腔热血，洒遍疆场，保我河山，收复失地。
冯玉祥任命佟麟阁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仍代理察省主席。第一军辖四个师及一个独立旅，这是支抗日同盟军的基本队伍。在召开的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同盟军军事委员会，选举了委员三十五人，常委十一 人，佟麟阁是委员和常委之一。
6月20日，佟麟阁、吉鸿昌、方振武等二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为民族生存而战斗，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并宣布：重整义师，克日北指，克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四省不复，此心不渝。佟麟阁积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并派出第一军的第二师受吉鸿昌指挥，出兵张北，猛烈攻击敌伪军，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又乘胜挺进，7月12日克复多伦。共击毙日军茂木骑兵第四团及伪军李华岑等千余人。抗日同盟军军威大振。佟麟阁在此期间，治军理政，运筹帷幄，筹备军需，安定后方，出版《国民新报》，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民众武装，担任前方运输，救护伤员，收容难民，殚精竭虑，甚获察省军民的爱戴。
对日作战，加上蒋介石、何应钦的军事压迫，使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察省地瘠民贫，补给也极其困难。冯玉祥迫不得已，乃于1933年8月5日发出通电，把收复国土，交渚国人。15日离开张家口。至此，深为日寇所恐惧的察省民众抗日同盟军不幸夭折。
撤职退隐
抗日同盟军被迫撤销后，宋哲元回察主政。佟麟阁深感抗日之志未遂，而山河破碎，国运垂危，不胜悲愤，于是退居北平香山寓所，与家人团聚，奉养双亲。寄情于研读圣经、周易，写字、摄影、打猎，以待报国时机。
在隐退期间，宋哲元再三敦请佟麟阁出山，负责军事。第二十九军的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等亦联袂相邀。此时天津大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激昂。佟麟阁感到抗日救国之日到来，于是欣然出山。回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教育长为张寿龄)，还兼大学生军训班主任，住南苑二十九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整军经武，夙夜匪懈。他曾对人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土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越，闻者热血沸腾。全国有志抗日救国青年，慕将军坚决抗日的声誉，或跋涉千里，或从海外归来，有的就是抗日同盟军的干部和共产党员，都来参加第二十九军，入军事训练团受训。
复出抗战
宋哲元负责维持冀察政局，被外敌内奸威胁引诱，进退两难，穷于应付，便借为父亲修墓和养病为名，干1937年2月底离干，而以佟麟阁代理军长职务，直接负军事指挥之责。佟麟阁身负二十九军指挥重任，乃时时以国家处境之危，二十九军责任之重，教育官兵，使明战伐，他还随时将敌我情况报告中央和冯王祥(这时冯玉祥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使上下无所隔离。他与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诸师长精诚团结，以共同御敌，二十九军将士之所以拼命赴敌，多得力于佟麟阁的明耻教战。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清水节郎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宛平第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二十九军当即作了应变准备，严阵以待。至晚，敌始退去。7日夜间，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芦沟桥守军发起攻击。佟麟阁代军长立即命令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自卫还击。该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遂奋起抵抗。卢沟桥的枪声，响彻了大地，全民族的八年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七七事变爆发后，佟麟阁以副军长之职负责军事指挥，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司兵发出命令：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时人在《北平时报》赞佟麟阁说：“佟副军长善治军，第二十九军纪律严明，勇于作战，而于老百姓秋毫不犯，佟将军训练之力也。”“军士于烈日守城，各队前置水一桶，用开水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敬献西瓜，坚决不受，对老百姓恭而有礼，杀敌则勇猛武伦，堪称模范军人” [3]
壮烈殉国
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击，进犯南苑，时任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29军死守南苑，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头部又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时年45岁。
......
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14年9月由国家民政部公布，300名，按牺牲年份和姓氏笔画排序）
孙铭武（1889—1932） 辽东血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
罗伯特·肖特（1905—1932） 军政部航空学校美籍飞行教官
滕久寿（1899—1932）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9路军吴淞要塞司令部参谋长
刘三春（1911—1933） 东北人民革命军南满第1游击大队政治委员
孟杰民（1912—1933） 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总队长兼第1大队大队长
邓铁梅（1892—1934） 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
吉鸿昌（1895—1934）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
童长荣（1907—1934） 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孙永勤（189 3—1935） 民众抗日救国军军长
李红光（1910—1935）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
王德泰（1907—1936）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
张敬文（1902—1936） 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
李世超（1904—1936） 中共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
李学忠（1910—1936）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政治部主任
赵一曼（1905—1936 女）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
夏云杰（1903—1936）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军长
王仁斋（1906—1937） 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3师师长
邓玉琢（1903—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7军107师参谋长
乐以琴（1914—1937） 空军第4航空大队22中队分队长
朱赤（1900—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262旅旅长
佟麟阁（1892—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副军长
吴克仁（1894—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7军军长
吴继光（1903—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4军58师174旅旅长
宋铁岩（1909—1937） 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
张中华（1912—1937）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
张甲洲（1907—1937） 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师长
张诚德（1880—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骑兵第2军3师师长
李兰池（1898—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7军112师副师长
李伯蛟（1897—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8军63师187旅旅长
陈荣久（1904—1937）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
官惠民（1901—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军90师270旅旅长
庞汉桢（1901—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军170师510旅旅长
易安华（1900—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7师259旅旅长
罗策群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6军159师副师长
郑廷珍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独立5旅旅长
姚子青（1909—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98师292旅583团3营营长
姚中英（1896—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3军156师参谋长
姜玉贞（1894—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4军65师196旅旅长
赵崇德（1910—1937） 八路军第129师358旅769团3营营长
赵登禹（1898—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
郝梦龄（1898—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
饶国华（1895—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1军145师师长
夏国璋（1896—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军172师副师长
秦霖（1900—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军171师511旅旅长
高志航（1908—1937） 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兼第4航空大队大队长
高致嵩（1899—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264旅旅长
梁鉴堂（1897—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3军69师203旅旅长
萧山令（1892—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南京卫戍军宪兵副司令
阎海文（1916—1937） 空军第5航空大队飞行员
黄梅兴（1897—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264旅旅长
谢彩轩（1896—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6军159师477旅旅长
蔡炳炎（1902—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67师201旅旅长
马尔克·尼古拉耶维奇·马尔琴科夫（1914—1938） 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
马威龙（1906—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7军46师136旅旅长
王平陆（1901—1938） 华北抗日联军第3军区1支队司令员
王光宇（1911—1938）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副军长
王祯祥（1900—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2军20师副师长
王铭章（18 93—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军122师师长
王锡山（1902—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3军91师副师长
邓佐虞（1898—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5军139师参谋长
冯安邦（1885—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2军军长
叶成焕（1914—1938） 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
刘连科（1917—1938） 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参谋长
刘桂五（1902—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骑兵第2军6师师长
刘震东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兼第2路游击司令
刘曙华（1912—1938）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政治部主任
朱炎晖（1901—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4军85师546旅旅长
朱家麟（1892—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0军39师115旅旅长
李延平（1903—1938）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
李学福（1901—1938）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军长
杨靖远（1902—1938）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津南军分区司令员
沈东平（1905—1938） 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中共豫东特委书记
陈宇寰（1897—1938） 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
陈钟书（1891—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0军183师542旅旅长
陈锦秀（1911—1938） 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8团团长
陈德馨（1904—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5军29师86旅旅长
周元（1894—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8军173师副师长
周卓然（1904—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骑兵第6军7师师长
周建屏（1892—1938）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
范荩（1899—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4军198师副师长
范筑先（1882—1938） 山东省第6区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洪麟阁（1902—1938） 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兼第3路总指挥
赵渭滨（1894—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军122师参谋长
赵锡章（1901—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9军70师215旅旅长
理琪（1908—1938）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萨师俊（1895—1938） 海军第1舰队中山舰舰长
黄启东（1891—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7军23师参谋长
谢升标（1903—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苏、浙、皖游击司令
韩明柱（1913—1938） 八路军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副指挥
丁思林（1913—1939） 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新1团团长
马耀南（1902—1939）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
方叔洪（1908—1939）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1军114师师长
王禹九（1902—1939）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9军参谋处处长
王根英（1907—1939 女） 八路军第129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
邓永耀（1912—1939） 八路军第129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
叶辅平（1902—1939） 新四军军需处处长
江上青（1911—1939） 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
牟光仪（1900—1939） 中共胶东区党委职工部部长
吴 焜（1910—1939） 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兼第2路司令员
杨裕民（1889—1939） 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政治部主任
陈安宝（1891—1939）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军长兼第79师师长
茅丽瑛（1910—1939 女） 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
胡发坚（1906—1939） 新四军第1支队参谋长兼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副司令员
唐聚伍（1899—1939） 国民革命军陆军东北游击司令
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1903—1939） 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 加美援华医疗队医生
郭 征（1914—1939） 八路军第120师独立1旅参谋长
董毓华（1907—1939） 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
魏大光（1911—1939） 八路军第120师独立2旅旅长
马振华（1904—1940） 中共冀鲁边区津南地委书记
王 溥（1908—1940）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司令员
节振国（1910—1940） 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第2路司令部直属特务第1大队大队长
吴隆煮（1914—1940） 八路军第129师386旅17团副团长
张自忠（1890—194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
李林（1914—1940） 八路军第129师新编9旅25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李林（1915—1940 女） 晋绥边区第11行政公署委员
李荣（1901—1940）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杨木贵（1901—1940） 新四军第3支队军需处主任
杨靖宇（1905—1940）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陈文彬（1911—1940） 八路军津南抗日自卫军政治委员
陈翰章（1913—1940）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3方面军指挥
官楚印（1909—1940）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路东总队政治委员
罗化成（1895—1940） 新四军第2支队政治部主任
郑作民（1902—194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
金方昌（1920—1940） 中共代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城关区委书记
姜墨林（1921—1940）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教导团青年义勇军小队长
胡一新（1907—1940） 八路军第120师独立6支队政治委员
钟 毅（1901—194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4军173师师长
闻允志（1904—1940）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
徐秋（1903—1940）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
顾士多（1914—1940） 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2团副团长
顾永田（1916—1940） 晋西北行政公署8分区专员
曹亚范（1911—1940）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1方面军指挥
黄振亚（1905—1940） 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第3大队队长
董天知（1911—1940） 八路军第129师决死队3纵队政治委员
谢家庆（1912—1940） 八路军晋冀豫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委员
鲁雨亭（1899—1940） 新四军第6支队1总队总队长
寸性奇（1895—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军12师师长
王立人（1910—1941） 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王竣（1902—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0军新编27师师长
汉斯·希伯（1897—1941） 波兰记者
白乙化（1911—1941）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团长
白文冠（1873—1941 女） 河北省献县东辛庄村民
任光（1900—1941） 音乐家
刑清忠（1899—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5军65师师长
刘子超（1906—1941） 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刘海涛（1907—1941） 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
孙春林（1906—1941） 八路军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司令员
朱立文（1909—1941） 新四军第5师15旅副旅长
朱鸿勋（1899—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3军副军长兼第130师师长
朱毓淦（1906—1941） 中共山东鲁中区党委社会部部长
李寿龄（1918—1941） 中共山东清中地委书记
杨忠（1909—1941） 八路军第115师教导6旅政治部主任兼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
汪雅臣（1911—1941）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
苏精诚（1915―1941） 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政治部主任兼太岳军区政治部主任
辛锐（1918—1941 女） 山东姊妹剧团团长
丘东平（1910—1941）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
陈明（1902—1941）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陈中柱（1906—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鲁苏皖边区游击第4纵队司令
陈文杞（1904—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0军新编27师参谋长
陈若克（1919—1941 女） 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
周子昆（1901—1941） 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
巫恒通（1902—1941） 新四军第6师16旅47团团长
林铎（1915—1941） 八路军第115师卫生部政治委员
武士敏（1892—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8军军长
罗忠毅（1907—1941） 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
项英（1898—1941） 新四军副军长
唐淮源（1886—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军军长
袁国平（1906—1941）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贾力更（1907—1941） 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蒙政处处长
郭 猛（1913—1941） 新四军第1师2旅4团政治委员
赖传湘（1904—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190师副师长
廖海涛（1909—1941） 新四军第6师16旅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燕鼎九（1894—1941）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战区游击挺进军22纵队副司令兼河南省第8军分区保安副司令
魏拯民（1909—1941）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副总司令
于寄吾（1915—1942） 八路军胶东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
孔庆同（1912—1942）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
王凤山（1906—1942）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4军暂编45师师长
王远音（1915—1942）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
王泊生（1915—1942）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委员
包森（1911—1942）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
左权（1905—1942） 八路军副参谋长
石景芳（1910—1942）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
孙开楚（1910—1942） 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军工部政治委员
孙伯龙（1903—1942） 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员
孙毅民（1914—1942）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委员
朱士勤（1904—1942） 国民革命军陆军暂编第30师师长
许亨植（1909—1942）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参谋长兼第3军军长
何云（1905—1942） 《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
吴师孟（1899—1942） 新四军第2师军工部部长
张仁槐（1912—1942） 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张元豹（1916—1942） 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张友清（1904—1942） 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秘书长
张琦（1910—1942）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6军新编38师113团团副兼第3营营长
李永安（1912—1942）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渤海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
李竹如（1905—1942）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秘书长
李贞乾（1903—1942） 湖西行政公署专员
李松霄（1906—1942） 冀南第5专署专员
杜子孚（1916—1942）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
杨宏明（1910—1942）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
汪洋（1913—1942） 八路军鲁中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
陆升勋（1907—1942） 八路军胶东军区副司令员
陈子斌（1899—1942） 八路军第129师新编4旅10团团长
林心平（1919—1942 女） 金坛、溧阳、宜兴、武进、丹阳五县抗日联合政府文教科科长
林伯熙（1909—1942） 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第3支队支队长
范子侠（1908—1942） 八路军第129师新编10旅旅长兼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司令员
郑文道（1914—1942） 中央社会部情报人员
姚显微（1905—1942） 国立中正大学文史系教授、抗日战地服务团团长
柯棣华（1910—1942） 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
洪振海（1910—1942） 八路军鲁南铁道游击大队大队长
赵尚志（1908—1942）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兼第3军军长
钟效培（1914—1942）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
夏云超（1917—1942） 八路军胶东军区卫生部部长
徐宝珊（1908—1942） 八路军第129师新编8旅24团团长
郭陆顺（1914—1942） 八路军第3纵队回民支队政治委员
郭国言（1913—1942）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
崔曙光（1911—1942）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长
常德善（1910—1942）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
谢翰文（1904—1942） 八路军总部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窦来庚（1900—1942） 山东省保安第17旅旅长
戴安澜（1904—1942）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军200师师长
马定夫（1915—1943） 八路军第129师新编10旅30团政治委员
王璞（1929—1943） 抗日儿童团团长
邓振询（1904—1943） 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田守尧（1915—1943） 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
石嘉植（1918―1943） 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行动科科长
孙明瑾（1905—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0军预备10师师长
朱程（1901—1943）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
许国璋（1898—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7军150师师长
李忠（1915—1943）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政治委员
肖永智（1915—1943）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
陈飞龙（1908—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8军新编10师代理师长
周复（1901—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孟昭煜（1918—1943） 八路军鲁南独立支队政治委员
易良品（1912—1943）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6军分区司令员
郑行福（1908—1943） 新四军第7师供给部部长
赵义京（1914—1943）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
唐克威（1913—1943） 中共水东地委书记
柴意新（1898—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4军58师参谋长兼第169团团长
郭好礼（1904—1943）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1军分区参谋长兼路南支队司令员
高捷成（1909―1943） 冀南银行总行行长
乾云清（1906—1943）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6军分区40区队区队长
符竹庭（1912—1943） 八路军滨海军区政治委员
黄骅（1911—1943）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
彭雄（1915—1943） 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
彭士量（1904—1943）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3军暂编5师师长
曾仁文（1906—1943） 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参谋主任
韩增丰（1916—1943）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8区队区队长
鲁宝琪（1913—1943） 八路军鲁中军区敌工部部长
解蕴山（1905—1943） 冀南第1专署专员
雷 烨（1917—1943）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丁振军（1913—1944） 中共冀热边特委第4地委书记
卜荣久（1908—1944）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马本斋（1902—1944）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
马晓云（1906—1944） 八路军渤海军区第6军分区副司令员
王少奇（1912—1944）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卫生部部长
王甲本（1901—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79军军长
王克山（1919—1944） 八路军胶东军区第5旅13团2营4连2班副班长
王剑岳（1906—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7军8师副师长
卢广伟（1903—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骑兵第5军8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
任常伦（1921—1944） 八路军胶东军区第5旅14团1营5连3排副排长
吕公良（1903—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5军新编29师师长兼许昌警备司令
吕旃蒙（1905—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1军参谋长
何万祥（1915—1944） 八路军第115师教导2旅6团2连连长
余子武（1901—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2军151师副师长
吴其芳（ ？ —1944） 新四军第5师供给部部长
张文彬（1910—1944）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李汉卿（1903—1944） 新四军第5师赣北指挥部指挥长
李家钰（1890—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7军军长
杨大章（1909—1944） 冀热边行政公署第1专署专员
杨小根（1922—1944）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6军分区44区队2小队副队长
杨学诚（1915—1944） 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
肖孝泽（1902—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参谋处代理处长
邹韬奋（1895—1944） 新闻记者、出版家
陈宝风（1925—1944） 八路军山东军区民兵飞行爆炸组组长
陈绍堂（1897—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7军104师步兵指挥官
陈济桓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6集团军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
威廉·瑞德（？—1944）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行员
高小安（1916—1944）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1区队副区队长
黄永淮（1902—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1集团军高级参谋兼新编第29师副师长
黄魂（1903—1944） 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政治部主任
彭雪枫（1907—1944） 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程仲一（1916—1944） 绥南专署专员
阚维雍（1900—1944）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1军131师师长
才山（1911—1945）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
马立训（1920—1945） 八路军鲁南军区第1军分区3团1营1连2排排长
马应元（1921—1945） 八路军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民兵指导员兼飞行射击爆炸组组长
王先臣（1914—1945）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6军分区司令员
张洪仪（1912―1945） 八路军鲁南军区独立支队政治委员
沈国栋（1912—1945） 新四军第5师江南指挥部指挥长
周礼平（1915—1945）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第1支队政治委员
郁达夫（1896—1945） 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宫川英男（1918—1945）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
桂干生（1911—1945） 八路军冀南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
曹世范（1924—1945） 八路军鲁中军区第1团1营2连副排长
谢晋元等八百壮士（1937）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集团军88师524团
冷云等八名女战士（1938） 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
狼牙山五壮士（1941）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
马石山十勇士（1942） 八路军胶东军区第5旅13团7连6班
刘老庄连八十二烈士（1943） 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2营4连
还有第二批的名单，微信的图文字数限制，已经放不下了。
铭记历史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保持随时能够保家卫国的能力，也能有促进世界和平，把爱传递到人间的能力。
（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