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有不可告人的内心隐私，他不许传教士与汉人蒙人接触很蹊跷
康熙有不可告人的内心隐私，他不许传教士与汉人蒙人接触很蹊跷
1，一方面康熙的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康熙几暇格物编》是康熙皇帝在政事余暇，学习并研究和考察自然科学文化现象的一些独到见解。是康熙在“万机之暇”“格物致知”之所得，收入短文九十三篇，其中大多数与科学技术有关，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学习西学达到的大致水平。比如“地球”条云：“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又“地绝处”条云：“黑龙江以北地方，日落后亦不甚暗，个半时日即出，盖地之圆可知也。”可以说是他考察科学文化的小论文集。
很多研究者认为《几暇格物》这本书，在科学史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记述了康熙年间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康熙自己的一些科研活动，还有康熙自己对科学的独到见解，反映了他宝贵的科学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有地理、生物，还有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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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受大清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君主帝王，竟可以同传教士每天三四个小时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样的相处，熟悉各类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学科的知识。教士们上完课离开，康熙竟意犹未尽，自己还反复复习授课内容，有时还会叫来几个皇子讲课给他们听。康熙当时请了西方的不少学者(当时叫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化学、药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外语，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
康熙还利用天文知识发现了史书的谬误。《辽史》有一条在辽代都城观察到老人星（南半球最明亮的恒星）的记载，就让他不以为然。他说，“夫星辰虽随天运行，而其隐见，却有方隅”，老人星在扬州一带二三月时经常能看到，但是在北方则是看不到的，辽都地处最东北，怎么可能看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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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人星，还有一件好玩的事。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康熙南巡到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傍晚，他登上观象台，把大臣们召集来，和他们讨论起天文知识。当时在场的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里记着他与康熙之间的对话：“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什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在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比起李光地这样的理学大师来，康熙在天文学这种“格致之学”上肯定是具有知识优势的，这一次，他在臣子面前好好地秀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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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文学，康熙还记录了他在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学习心得，如今看来也仍然颇有趣味。
我们无法否认康熙对科学技术确实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持之以恒的热爱。《康熙几暇格物编》之中有“朕临揽六十年”一语，可知书成于康熙暮年，联想到他从少年起随南怀仁学习，不得不发出“活到老学到老”的感叹。另外，书中屡见“一日循行阡陌……忽见……因收藏其种”、“尝记验风候”、“朕每测量”、“朕时北巡，亲履其地”等语句，证明这些知识不只是纸面得来，而是经过康熙亲身实验、观察、测量而获得的，即使一时无法做到，也会“询之使臣”，向熟悉的人请教。由此可见其对西学之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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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方面康熙有不可告人的内心隐私，这从他他不许传教士与汉人和蒙人接触就可看出
据法国传教士张诚的日记透露：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很怕这些先进的学问传到“外族”手里。研究过这一切的梁启超等进步学人曾指出：康熙在位时对西方科技很感兴趣，并且还掌握了很多，但他却严禁自己之外的人学习，因为他担心先进的西方科技一旦传开，将会极大地动摇以骑射起家的满清的统治。
康熙研习西学最主要目的是夸示学问，“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康熙说过“始知天下有用之物，随地皆有，初不以中外异也”，这句话可以当作他的文化政策的写照，一方面胸襟非常广阔，另一方面也仅止于“为我所用”而已。
不过即使当时有这样热爱科学的皇帝，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不用说普通人）仍然得不到接触西方知识的机会，“爱智慧”只成了皇帝一个人的追求，他没有、也不愿意让他的臣民形成学习新学问的风气。当历史翻过去之后，除了留下这样一部小书之外，丝毫痕迹都看不见了；除了满足了他自己的求知欲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才是整件事最可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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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康熙组织西方专家学者，用了10年时间，绘制了当时全世界最好、科学水平最高的中国地图———《皇舆全览图》。遗撼的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成果却被作为密件尘封在内务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当时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宝贵的原始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很长时期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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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用西方科学做成一个高高的板凳，而他就是一个站在板凳上的武大郎，然后居高临下俯视他的那帮臣子奴才：你们都什么矬子鸟样，还敢小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