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最佳机遇已经到来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主编 王学典

本文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之所以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命题，是考虑到以下几重因素：

1、“中华文化”的概念在十八大以来党的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这里没使用“中国文化”，也没使用在党的文献中最流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概念。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对内的概念，显示这个文化内部有精华和糟粕之分，而“中华文化”则主要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概念。

2、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包含的地域更广，而且主要是一个和西方文化相对应的概念。所谓提升影响力主要指的是和西方文化的比重问题、比例问题。这里指的是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如何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问题。

3、提升影响力的途径多种多样，比如提高综合国力的问题，一般说来，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取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国际地位，但现在的问题是，目前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国际地位并不匹配，譬如说，美式文化的国际地位是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国际地位就是匹配的，所以，中国上层和民间各方都对此比较忧虑，这也可能是此次建议稿突出此一问题的主要考虑。

4、如何改变这种不匹配的状况？加大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力度是途径之一，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当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是自由主义。对话当然需要时机，需要机会，西方在繁荣时期可能不大情愿对话，而新冠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西方疫情失控的本质是以个人权利至上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

眼下，中国之外世界疫情的蔓延仍未出现拐点。不仅没出现拐点，反而在加速恶化，甚至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截至2020年12月13日晚，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600000例，死亡1620000例，美国累计确诊16700000例，死亡306000例。

而与此同时，中国已全面复工、全面开学，整个社会秩序已完全恢复。而且整个东亚地区也均已控制住了疫情，不仅如此，处在西方的华人的染病率均比较低。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在防疫中、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作用问题。

武汉市武昌实验中学学生返校 图片来源：楚天都市报

本人认为，这次新冠疫情极大地凸现了“文化”的作用，其中疫情对自由主义提出的质疑可能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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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权利至上与公共卫生危机的尖锐冲突

自由主义的许多原则在这次疫情中均受到了严重挑战，其中，最受挑战的是个人权利至上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可以说遭遇到了自它诞生以来最致命最严峻的威胁、乃至毁灭性的威胁。

个人权利至上在一般社会治理上尽管也有问题，但并不致命，但在公共卫生危机特别是重大疫情、烈性传染病发生时，尤其是在没有特效药物、防控仍是唯一有效手段背景下，问题就来了。在这样的时刻，是个人权利至上还是公共利益、群体利益至上？本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譬如：应不应戴口罩的问题？能不能随意上街的问题？是否必须禁足在家的问题？要不要保持社交距离的问题？等等。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勿须讨论的问题。而在奉行个人权利至上原则的人看来，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随意出门上街的自由、参加各种群体聚会的自由、周末去海边放松的自由等等，其背后的逻辑是：我有得病的自由、有被感染的自由，乃至我有死的自由。是的，你可以有这些自由包括死的自由，但问题在于：当你选择死而不连累别人的时候，这纯粹是你的个人权利，但现在面对的是一传十、十传百的烈性传染病，烈性瘟疫，有可能在你死之前你已成为一个传染源了！所以，你死的自由也必须受到限制。个人至上与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控就这样产生了严重冲突。在个人权利至上原则与人类生存发生尖锐冲突时，乃至二者必居其一时，究竟要放弃什么，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与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相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克己”的文化、“自律”的文化、“慎独”的文化、“自我管控”的文化，不要说在非常时期，即使在平时，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个人，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也是奉行他人优先、共同体第一，无论这个共同体是家庭、家族、集体、社会、国家，还是所谓的“天下”。这种占主流地位的“先集体后个人”的文化，固然也有很多深刻的弊端与缺陷，譬如公权力泛滥而得不到有效制约等等，但它在防控公共卫生危机时，却有不容抹煞的巨大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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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生存权利与中青年人

的生存权利的冲突与平衡问题

本次疫情还在西方蔓延之初，有些国家就提出了所谓“群体免疫”的主张，而从结果上看，“群体免疫”的实质是放弃防控，是让人们自生自灭，鉴于这次疫情的特点，特别是鉴于本次抗疫对人自身免疫力的依赖，这一主张实际上是让老人们先死，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请看美国9月16日的数据：死亡：18.3万；65-74岁：39129；74-84岁：48136；85岁及以上：56525；总计65岁以上死亡：143790。所以，“群体免疫”的直接后果，就是对老年人、残疾人、病人乃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无情抛弃。

与西方相反，中国是一种重老文化、敬老文化，在重大灾难重大危机来临时，让中国人放弃老人自己逃生，这是无法接受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处世哲学。

群体免疫主张可以说最深刻的暴露了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它的信条。这是一种强者哲学，丛林法则。中国人奉行的是弱者哲学，弱者优先。在中国人看来，所有的生命都是等价的，如果说不等价的话，也是儿童的生命和老人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而成年人的生命则认为相对较轻。所以，中国人的战疫主张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两个至上背后的预设是，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两相比较，哪一种更人道？更值得提倡？更能成为普遍价值？难道还应该再讨论吗？

3、“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与国家民族的重大需求的矛盾。当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国家意志当然要贯彻，甚至连计划经济的手段也有可能被使用

水往低处流，利往高处走，资本的逻辑则是逃离危机，逃离疫区，逃离灾难，资本绝对不钟情于危机，钟情于灾难，钟情于疫区。这说明用看不见的手来抗疫也是有较大问题的。频繁出现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正在呼唤有为政府的出现。

这次中国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实际上为有为政府提供了范例。而中国这个有为政府的背后，凸显的也同样是文化的作用：中国国民政治文化中历来存在的“信任中央政府”的心理。据2020年7月25日电，美国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而且，多年来，国内外有关机构的相关调查，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从来没有低于90%。这样一种心理，是中国政府强大的危机处置动员能力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这次对疫情的迅速成功的处置，更是极大地扩大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命题的内涵。人们一般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的，比如取得某项建设成就、完成某种特殊重大工程等等。事实上，大的危机也同样是“大事”，处理这种“大事”的能力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处理这种“大事”即大危机的能力比积极的建设能力来得还要重要。这种能力的文化基础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观念，在“多方有难”的情况下，这种观念就会转化为全民“共克时艰”的呼声，此次武汉抗疫保卫战就是如此！

总之，就像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和短处一样，新冠疫情也使中华文化、中国制度的长项和优势显露无遗，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深度开展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度对话，在整个世界上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巨大优势和意义，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

作者介绍

王学典，山东滕州人，1956年3月4日生，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197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作为国内首批史学理论专业硕士毕业生留校任教。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