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早婚好还是晚婚好
摘要:巴基斯坦女性早婚的现象很普遍,且与一些负面健康结果相关。本研究旨在确定巴基斯坦早婚和晚婚女性在婚姻调适、趋同沟通模式和心理困扰方面的显著差异。此外,还调查了巴基斯坦已婚女性心理困扰的预测因素。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从巴基斯坦拉合尔选取100名女性(50名早婚,50名晚婚)。使用的测量工具有婚姻调适量表、趋同沟通量表和Kessler心理困扰量表。结果发现,晚婚女性的婚姻调适能力较强,而早婚女性的心理困扰较高。回归分析表明,低婚姻调适和人际顺从沟通方式是已婚女性心理困扰的重要预测因素。本研究结果可能有助于服务提供者认识到早婚和晚婚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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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许多人而言,婚姻是所有亲密关系中最持久和最亲密的纽带。婚姻对个人的情感和身体健康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Carr & Springer,2010)。有研究人员(Proulx et al. 2007)认为婚姻的积极影响取决于婚姻质量,高质量的婚姻会增强心理功能,问题婚姻会损害人的情感和心理健康。
结婚时间是影响婚姻质量和婚姻后心理功能的诸多因素之一。全球统计数据表明,在南亚有7亿多女孩在18岁之前结婚,女孩早婚的发生率最高(Klugman et al. 2014; UNICEF 2014)。本文讨论的早婚指18岁以下(译者注:晚婚指的是30岁及以上)的女性结婚,是一种人权侵犯。最近的一项巴基斯坦调查(UNICEF 2014)结果显示,有21%的女孩在18岁之前结婚。虽然在巴基斯坦,16岁的女孩结婚是合法的,但研究发现(Nasrullah & Bhatti,2012;Prakash et al.2011;Walker,2012),当女孩结婚过早时,她们会面临早孕、生殖健康状况差、育儿负担重、被剥夺受教育权以及婚姻不稳定的风险。在某些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经济和文化因素相互影响下,年轻女孩容易遭受早婚风险。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利用悠久的文化习俗和宗教制裁来为女儿的过早婚姻辩护。Shabbir等人(2015)表明,早婚女性的失望和困扰率较高。人口控制方案和政策主要涉及降低女孩的早婚率,因为早婚与身体和心理健康的高风险水平有关(Choe et al. 2004; Forthofer et al. 1996)。除了了解早婚对妇女的影响外,还应注意到女性推迟初婚的最显著因素。
过去十年,城市化、全球化、社会变革和教育程度的上升促使巴基斯坦社会经历了转型,因此巴基斯坦的婚姻进程也在发生变化。与婚姻有关的感知成本,如住房和婚礼本身、优先职业发展、经济独立和财务上的成功是人们对晚婚持积极态度的少数原因之一(Saardchom & Lemaire,2005;Sathar et al. 1998;Soomro 2000)。几项试图观察结婚年龄与婚姻存续之间关系的研究(Bitter 1986;Glenn,2010)在其统计分析中将30岁及以上的年龄设置为晚婚的参考类别。巴基斯坦女性延迟结婚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参加有偿就业以及家庭内决策权有关。有证据表明,延迟婚姻的女性更容易表现出低生育意愿(Sathar et al. 1998)。
尽管存在部分积极影响,但医疗专业人员仍警告女性不要晚婚,并明确指出延迟生育带来的生殖影响。晚婚女性,即30岁以后,可能会经历与妊娠有关的并发症(Berkowitz et al. 1990)。总体而言,研究发现表明,早婚所产生的负面结果要多于晚婚所产生的。此外,晚婚女性比早婚女性拥有更高的生活乐趣,且后者比前者更容易感到悲伤、紧张和沮丧(Shabbiret al. 2015)。
婚姻调适
(Marital Adjustment)
Spanier和Cole(1976)提出,婚姻调适一词包含婚姻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概念。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在夫妻双方都认为婚姻关系吸引力(例如性满足、情感安全和社会地位)高的地方,婚姻调适可能会更高,且这种关系的替代没有吸引力(Huston & Burgess,1979)。相反,婚姻行为理论推测,如果夫妻在解决问题的讨论中看到积极或有回报的行为,那么婚姻就会得到积极的评价,而消极行为会造成伤害(Markman,1981)。
与婚姻稳定有关的婚姻时间研究结果表明,结婚时年龄越大,婚姻满意度和婚姻调适能力就越高(Karney & Bradbury 1995)。Akhani等人(1999)针对早婚和晚婚女性的婚姻调适和生活满意度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女性结婚时的年龄在婚姻调适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早婚女性相比,晚婚女性的婚姻调适能力得到了改善。早婚年龄也可能与女性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增加有关(Rocca et al. 2008)。婚姻成熟论(Glenn 2002;Lehrer 2008)讨论过,当人们在良好的人际关系技巧上表现良好时,高心理成熟预示着婚姻的成功。该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青少年婚姻存在固有的低婚姻质量。
趋同沟通模式
(Convergent Communication Patterns)
当伴侣可以公开地向对方表达他们的感情、需求和信仰时,成功的婚姻关系就会达成。有效的沟通模式减少了无休止密集婚姻冲突的可能性(Litzinger & Gordon 2005; Tavakolizadeh et al. 2015)。沟通促进了关系中的信任和亲密感,使伴侣感到被接受和理解(Pietromonacoet al. 2004)。从依恋理论学者的角度来看,由于成年人的自信和对配偶的同情反应的期望,因此在有安全感的成年人中发现直接沟通和自我披露的情况更多。如果人们想使他们的婚姻关系成为安全的基础和的避难所,这种沟通至关重要(Johnson,2003)。婚姻关系稳定的幸福夫妻不太可能表现出负面的沟通行为,例如防御、阻碍、蔑视和批评(Gottman,1999)。
趋同沟通被定义为一种沟通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顺从的一方总是表达与主导关系的伴侣意见一致的观点,且在关系中没有发言权(Miller-Day & Jackson,2012)。Miller-Day(2004)提出了一种必要的趋同传播理论,指出顺从型伴侣要遵守并不加批判地接受主导型伴侣观点的社会意义,以维持他们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类型的沟通模式导致顺从型伴侣出现各种内化障碍(Miller-Day & Fisher,2008)。趋同沟通具有三个维度:非平衡、动机和人际顺从。非平衡意味着顺从型伴侣对关系中对话互动的意义建构没有贡献。当顺从型伴侣完全接受主导型伴侣的意见,而不自行判断时,就会发生人际顺从。动机维度表明,顺从型伴侣只有在他们感知到关系动机时才表现出人际顺从。
心理困扰
(Psychological Distress)
根据Kessler等人的说法(2002),心理困扰的特点是焦虑(如感到紧张、不安、睡眠障碍)和抑郁(如悲伤、失去兴趣和无助)。心理困扰是一种将焦虑和抑郁症状与焦虑相结合的状态,归因于人们对一般心理病理的脆弱性。
几项研究的结果(Jejeebhoy 1998; Raj et al. 2009; Raj et al. 2010)表明,青春期结婚的女性在社会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生活贫困,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婚姻调适程度低。与晚婚女性相比,她们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这类女性更有可能受到姻亲的虐待和控制、经历少女怀孕和较短的生育间隔。所有这些因素都与早婚女性遭受婚姻暴力和心理痛苦的风险增加有关。在巴基斯坦进行的一项研究还认为早婚是女性抑郁的风险因素(Ahmed et al. 2013)。
相比之下,晚婚女性也可能具有预示着低婚姻质量和高心理困扰的个人特征(如,关系能力差;最初为理想的丈夫设定了高标准,然后在其认为良好婚姻的可能性降低时又选择了不理想的丈夫)。
方法
参与者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样本包括50名18岁或18岁之前结婚的早婚女性(M=17.26;SD=0.75)和50名30岁或30岁以上初婚的晚婚女性(M=36.32;SD=1.98)。采用非概率抽样从巴基斯坦拉合尔挑选已婚女性。仅包括初婚年龄≤18岁或在其他情况下≥30岁的已婚女性。参与者的婚龄应至少为1年。女性应该能够理解和说乌尔都语。这两组女性都属于拉合尔市区。被诊断有精神和身体残疾的女性和当前年龄超过50岁的女性被排除在外。
测量工具
人口统计信息表(Demographic Information Sheet):参与者被要求报告有关年龄、结婚年龄、结婚年限和教育程度的人口统计信息。
婚姻调适量表(Short Marital Adjustment Test):采用 Locke和Wallace(1959)提出的量表,用15个条目检验婚姻调适和满意度。
趋同沟通量表(The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Scale):使用Miller-Day和Jacson(2012)设计的自我报告量表。该量表由32个条目组成,评估关系伴侣之间趋同沟通互动的印象。使用5点Likert量表,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有三个分量表(即非平衡、人际顺从和趋同动机)。次量表趋同动机由15项组成,非平衡由7项组成,人际顺从由10项组成。分数越高表明趋同沟通模式越高。
Kessler心理困扰量表(The Kessl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cale):Kessler(2002)的心理困扰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简称K10。通过5点量表(5表示“总是”,1表示“没有”)测量个人在过去四周内可能经历的焦虑和抑郁。
过程
在取得了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且征得参与者知情同意后开始收集数据。
结果与讨论
结果表明,早婚和晚婚女性在婚姻调适和心理困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这一假设被接受。过去十年的实证文献(Akhani et al. 1999; Gage 2013; Godha et al. 2013; Nasrullah et al. 2014; Parsons et al. 2015)表明,女性早婚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代价。早婚女性面临着离婚和负面心理后果的高风险。研究证据表明,早婚女性大多与年龄较大的男子结婚,这种年龄差异影响家庭内相互理解、沟通水平和社会地位。早婚女性发现她们的丈夫的控制性和支配性更强(Alemu,200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出现了负面结果,但本研究中的早婚女性仍处在婚姻关系中。这可以用Lewis和Spanier(1982)的婚姻关系交换类型来解释,将这种早婚女性归于不满意的稳定夫妇类别中,这些夫妇可能觉得他们的婚姻关系最不诱人且最没有吸引力,但离开这种关系的障碍很高。障碍通常包括禁止离婚的社会规范和女性可获得的财政资源有限。一项调查(Jensen & Thornton,2003)发现,在15岁之前结婚的所有女性中,约有20%报告了有身体虐待的经历,而女性在25岁以后结婚,这一比例下降了近三分之二。
早婚女性的抑郁症状更为常见。一个还在努力了解自己身体结构的未发育的女孩被迫建立婚姻关系,往往导致心理困扰和绝望。被迫性接触有时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身体损害,而伴随的情感损害甚至无法理解(Mathur et al. 2003)。早婚可能对女性的福祉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包括婚姻调适方面的困难、终止教育、以及在家庭管理方面作出知情决定的能力较弱等 (Alemu,2008)。
最后,回归结果表明,结婚年龄(早婚晚婚)、婚姻调适和趋同沟通模式共同解释了心理困扰的显著差异,而低婚姻调适和更多地使用人际顺从沟通方式则成为心理困扰的重要预测因素。Ahmed等人(2014)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确定女性早婚的后果,其结果意味着18岁之前结婚的年轻女孩更有可能成为焦虑、抑郁和其他情绪障碍的受害者。婚姻满意度低也被认为是女性抑郁的原因之一(Feeney,1994)。另一方面,顺从型已婚女性高度使用人际顺从的沟通方式会使她们面临几种心理障碍风险(Miller-Day & Jackson,2012)。Brown和Harris(1978)发现,缺乏信任关联是女性心理困扰增长的一个易感性方面。根据趋同沟通理论,表现出趋同沟通模式的已婚女性以主导伴侣的眼光看待世界,并始终符合伴侣所建构的社会意义(Miller-Day,2004)。这可能因此导致习得性无助和抑郁。
文献来源:Shawal Shaud, Sara Asad. 2020. Marital Adjustment, Convergent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Women with Early and Late Marriage. Current Psychology, 39: 2326–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