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冠洲原创】商圣范蠡的十二条精神

本文节选自夏冠洲老师向中国-淅川丹淅流域早期文明学术高峰论坛提交的论文《范蠡的文化精神》一文。本文版权归夏冠洲老师所有，特此声明。

作者简介：夏冠洲，男，汉族，1942年出生，河南淅川人。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专家成员，新疆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文史馆研究馆员，乌鲁木齐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新疆美协和新疆书协会员，新疆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已出版20余部文艺著作，获奖30余项。其中，长篇小说《古刹潜龙》和散文集《丹江记忆》就是夏教授献给淅川家乡人的两部文学精品。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本楚宛三户（今南阳淅川县）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之后，两次实体经商成为巨富，著有《商人之宝》、《陶朱公》。关于范蠡的精神，全国著名作家夏冠洲先生在《范蠡的文化精神》总结了十二条精神，今天发出来与大家共勉。

   一、天、地、人整体论和发展变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国语·越语》中，记述了范蠡不少关于对世界客观规律的精辟认识。如他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自若以处，以度天下，待其来者而正之，由时之所宜而定之……时将有反，事将有间；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利，事无间，时无反，则抚民保教以须之。”又说：“圣人随时以行，是为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还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盈亏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上帝不考，时反是守。强索者不祥。得时不成，反受其殃。”他还概括地指出：“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他还认为：“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从上面引用的这些论点，可以看出，范蠡对自然社会万物的看法，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现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分析了范蠡上述观点后说：“这里提出了人和客观世界斗争的一条规律。就是说，在人与客观世界斗争中，无论完成一件什么事情，都要尊重时机和条件，按照客观条件办事”。“在客观形势于我有利的情况下，就要利用这种情况，抓紧时机，立即行动……如果客观形势已经具备，而由于主观上的错误，没有及时地去夺取成熟的果实，就会反而受损害。他认为形势是会转化的……违背客观形势的人，必然要倒霉。”因此，冯先生认为范蠡这种天、地、人统一的整体观和事物发展变化的世界观，“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和自发的唯物主义。”既强调尊重、顺应客观规律，又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把握客观规律，灵活运用于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之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可谓贯穿了范蠡风云变幻的一生，既体现在他治国、用兵、外交上面，也体现在他经商、齐家，修身等等诸方面，是他无往而不胜，每做事必获大成功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二、永不言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坚忍不拔的执着精神。这一点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最为后人所称道。在国家败亡，事业失败，暂时处于劣势的不利情况下，一些社会势力、群体或个人，都往往用这种精神支柱来鼓舞激励自己，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极端困难中坚持斗争，以积极的态度等待时机，创造条件去争取最后胜利。历史上历朝历代无数志士仁人都曾顽强地实践了这种历史精神，在我国文艺史上表达这一精神的作品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卧薪尝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精神象征，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一个基本内容。卧薪尝胆精神一般都以为是越王勾践体现的，并习惯以他冠名。但从实际上看，无论是开始决策还是鼓励勾践坚持漫长的22年时间的，却是范蠡和他的政治密友文种。否则，以句践这类人物的心性和政治素质，是很难采用并能坚持到底的。如果是他，很可能最后的结果是功亏一篑。此一思想的发明权和不世之功其实应该主要归于范蠡和文种，特别是范蠡。

三、韬光养晦，能屈能伸，忍耐一时，暗中积蓄力量的策略思想。与前一思想相适应，这种策略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处于敌强我弱的被动情势下，如果没有这种自我保护的策略，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将你彻底消灭，那是很难保全自己的。过早暴露自己的实力，不善于保护自己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是处于困境中的越国坚持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进行复仇，最后一战成功的前提。不言而喻，执行这种策略思想是需要一种强大的人格精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的。在吴越长期的斗争中，范蠡他们排除种种干扰，始终贯彻了这一策略思想。于是越国国都绍兴，就成了“报仇雪恨之乡”而永垂史册。这种精神也已作为一种传统的军事思想，被兵家奉为圭臬，进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成为人们克敌制胜的一件法宝。

四、不打无准备之仗，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彻底斗争精神。从上述吴越斗争中，我们可以得知，勾践出于轻举妄动的浮躁性格，曾多次准备轻率地向吴军发起进攻，以求一逞，每次都多亏了范蠡从旁竭力制止，才免遭彻底失败。直到越国经过22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盛了，而吴国精兵北上，国内空虚，这才发兵出击。同时还分两个阶段的战役，逐步削弱敌人，最后才消灭了雄心勃勃的吴国。在吴王夫差被包围在姑苏山处于绝境时，勾践却想对他大发善心。这是姑息养奸的一招险棋。幸亏又被范蠡及时制止，继续发起进攻，直到逼使夫差自杀，从此绝了后患，使越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一不留后患的彻底精神，伍子胥也是具备的，他当年就力劝吴王夫差对勾践不要放虎归山，可惜夫差不听，以至最后失败。伍子胥和范蠡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些“不打无准备之仗”，“伤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军事思想，是历史上血的经验的总结，从后来我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无数成功的战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深远影响。

五、审时度世，决不恋官，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人生智慧。

范蠡一生做出好几次急流勇退的漂亮决定：两次辞官、三次散财。第一次辞官是在扶助勾践灭吴称霸成功，当上上将军之后。他深深懂得统治者“只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本性，深谙“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等等人生哲理，极力劝文种与自己一走逃走。可是文种贪恋富贵，没有听从，后果然被忘恩负义、十分狠毒的勾践赐死。范蠡初则隐于五湖，后又化名逃到齐国，保全了身家性命。当他在齐国经营致富并出任齐国丞相后，又一次以“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告诫自己，第二次辞去高官厚禄，携家化名逃至陶地重新创业。“卧榻旁岂容他人安睡”？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有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惯例。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俗谚多为功臣们所熟知，但很少有人能抵御高官厚禄的诱惑，总是不能实践“功成身退”古训，结果一次次地上演了被最高统治者诛杀灭族的大悲剧。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透彻地认清利害，果断而潇洒地弃官隐退，从而保全了自身。范蠡做到了，在历史上开了政治家“功成身退”的先河。后来的汉代张良也做到了。但文种和汉韩信等等则做不到，贪恋富贵，只好去做最高统治者刀下的屈死鬼。同样，范蠡后来又把这一人生原则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在经商致富后，他一再“尽散其财”，到另一地白手起家，谋求发展。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总结而成的“功成身退”思想，决不贪恋富贵而致祸，早已进入我国的政治文化之中，成为一种政治戒律或劝世箴言。

六、农末（工商）俱利，多元相济的宏观经济思想。

我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一直崇信“以农为本”，认为工商等都是次要的“末业”，往往不很重视，甚至常常采取抑制的政策，限制它的发展。与儒家重农轻末和法家重耕战抑工商的片面思想不同，范蠡敏锐地发现了社会上出现的明显分工，在重视农桑的同时，也不忽视工商业，因为它们都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利相生的辩证关系。他曾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引自《史记·货殖列传》）这段话概括来说，就是“谷贱伤农”而“谷贵损商”，只有坚持平抑物价，才能农末俱利，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平衡协调发展，这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这里，就反映了范蠡的农末并重，多元相济的宏观经济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成功地进行了商业实践活动。范蠡在越国时就因地置宜，重视发展渔业，撰写了《养鱼经》，也反映了多元经济的思想。农商俱利的思想，虽然在稍早的管子时代就已经产生，但经过范蠡的充分实践和学理化，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治国理论，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为消除“重本轻末”的传统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富行其德，依于仁，助人为乐，回报社会的儒商精神。

范蠡并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大富豪。他在齐国海边率先富起来以后，并没有忘掉还在贫穷中的乡里乡亲，而是在准备三迁时，毅然“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慷慨地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分给了众人。到陶地继续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之后，又“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他这么做，当然有收买人心、明哲保身的用意。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曾经成功的大政治家的他，深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的道理，有着兼济天下的宽阔胸怀和善良之心。此外，也说明他深知社会心理，富于远见，做到了富起来以后又要“归于仁”，讲究仁义，有乐于助人，回报社会的高尚品德。从客观上看，这些义举反过来又能帮助他取信于民，取得良好的社会信誉后再把生意做大。范蠡的经济头脑实在不简单。因此范蠡被后人奉为“儒商”的鼻祖，他的富行其德，回报社会的商业伦理思想，对后世商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八、与时逐利、就地之利，抢占商机的经营理念。

在范蠡的第二“迁”和第三“迁”中，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二度辉煌，即“居家则致千金”，成为一位成功的大商人。他之所以在齐国能够经商成功，原因很多，其中抢占天时和地利，是最主要的经验。（1）抢占天时。他知道齐国由于商人出身的政治家管仲在这里主政多年，破除了“重农抑商”习惯势力的束缚，致力于发展商业经济。因此齐国比其它诸侯国政策比较宽松，拥有发展商业经济，施展自己商贸才干的大背景大气候。（2）抢占地利。他在海边从事耕作和渔盐业积累了一笔资金后，又发现西边的陶地是“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通路，为生可以致富”，便毅然辞官散财化名迁至陶，“废居（流动经商），侯时转物（根据有利时间搞活物流），逐什一之利（赚取成本十分之一的微薄利润）”。这两条，加上自己精于策划，讲求诚信、善于经营的“人和”，果然不久就“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成为名扬天下的“巨款”大亨。他的商业活动做得很大，例如，史载有他二儿子楚地犯法之事，则他的二儿子很可能把生意做到了千里外的楚国了。现在河北省有个蠡县，河南省伏牛山深处嵩县也有个范蠡镇，都与他的经商活动有关。也就是说，范蠡的商业活动当时也做到了当时的赵国和韩国了。由此可见，聪明绝顶的范蠡是十分通晓生意经的。而这种经营理念，正是来源于他那虽然是朴素的，但却又很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商战如同战场，他把指挥军事的知识成功地运用于商战中，选择了最适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抓住机遇，抢占了商业先机，并不断做大做强，终于成为一位成功的大商人。范蠡以自己正确的经营理念，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自己成为古代一位名符其实的伟大经济学家。

九、预测商情，搞活物流，平粜齐物，薄利多销的营销方式。

范蠡在经商活动中，十分注意商品的仓储以“待乏”，“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未雨绸缪，时时保证有适销对路的商品出售，贱买贵卖，赚取差价，获得利润。但同时范蠡又不囤积居奇，贪得无厌，谋取暴利，“务完物，无息币”，对商品价值的贵贱，持了一种变化的辩证观点，该出手时就出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从而加快货物的流通的资金的周转。前文我们还引用了他的“谷贱伤农”而“谷贵损商”，所以要“平粜齐物”，“逐什一之利”的观点，价格始终比较稳定、平易，只赚取比较合理的“十一”之利，可谓薄利多销。所有这些营销方式，既来源于范蠡“不贪天下之财”，“富行其德”，“依于仁”的儒商理念，也表明他已经基本掌握了商品流通和市场价格规律，从而保证了自己商业活动的极大成功。上述观点，实际上已包含着国家要从宏观上积极调控经济的思想。所有这些，对于刚刚出现不久的商品经济的春秋时期来说，范蠡即能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所隐含的客观规律，并实施相应对策，的确难能可贵，无与伦比。

十、授人以鱼，更重授人以渔的富民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范蠡富行其德，兼济天下的儒商精神，并不只停留在“家累亿金，尽散其财”，慷慨施舍，救济贫困的层面。这种办法，只具备“授人以鱼”的输血功能。他尤为重视教人如何自己动手创业发家，实现脱贫致富。他认为“夫治法有五，水畜第一。”为此，在越国就写出了《养鱼法》，毫无保留地教人修建水塘鱼池的技术，养鱼致富。此举似可以看作是一个象征，扶贫时不要只是一味地给人送现成的鱼，而是教会人如何打鱼和养鱼，这种经济思想，可称为“授人以渔”，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往往事半功倍，效益显著，意义深远。鲁国的猗顿，原来是一个“耕则常肌，桑则常寒”的穷光蛋，就是因为登门向范蠡求教，学得了经商致富的思想、经验和操作技术，很快也成了一位富商大贾，家产巨万。后来他与范蠡齐名，成为一代富豪的代名词，号称“陶朱猗顿”。历朝历代的富商巨贾，也都是从范蠡的经营理念那里，学来创造财富的门径而大获成功的。当前我国对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施行的扶贫政策，不仅靠“输血”（投入资金），更重视培养人们的“自我造血”功能（更新观念、培养人才，传授技术等），就明显地继承发扬了范蠡这一“授人以渔”的经济发展思路。

十一、知人善任，发挥所长的用人方略。

范蠡不愧是个大政治家，他有自知之明，无论治国、齐家，理财都很会知人用人。当句践要他来主持越国国政时，他说自己只善于甲兵，而文种则善于管理国家和民众。他们事后就是这么分了工的，果然发挥各自所长都取得了成功。他到齐国经商时，也十分重视人才。《史记》中说他在齐地经商时“不责求于人……能择人而任时”，说明他很会选择用人。范蠡对所用的人不求全责备，用其一技之长，善于处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尊重别人，放手使用，所以能充分调动雇员的积极性。他的知人善任，还可以从处理家事挽救二儿子一事中得到印证。二儿子在楚国犯了人命案，他知道破费千金就可以救儿子一命。开始他想派小儿子去办理此事，但自尊心过强的大儿子坚决要去，否则自己将会担上“不肖”的骂名，甚至表示不让去就要自杀。范蠡却不过妻子的哀求，无奈中只好让大儿子去了。果不出他的所料，大儿子因为早年随父亲艰苦创业，比较吝惜钱财产，把事情给办砸了，二儿子终于还是死了。而如果派小儿子去就有可能办成，因为小儿子从小生长的富贵乡中，花钱大方，不会那么小心眼儿，反倒能够救出二哥。范蠡可谓知人善任。他之所以派明知办不成事的二儿子去，大概是出于这些考虑：一来反正得死一个儿子，那么还不如让真有罪的二儿子去伏法；二来不愿留下承担为富不仁，以贿赂枉法的社会骂名。

十二、顺应自然，趋利避害，择地而生的移民精神。

范蠡一生三“迁”，从总体上看，都是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行事的，这就透露出他不断择地而生的游移精神。俗语云：“树移死，人移活”。对社会上个体的人来讲，总是要寻找一个最适于自己生存发展的地方安家乐业，不能固守一地，在一棵树上吊死。当一处不利于自己发展，那么就可以迁移到别处继续生活。这就是全世界的人类活动从古至今总是不断出现大批移民的原因。范蠡始终在自觉地遵循这一社会自然规律而行事。而且正如司马迁所称赞的，他的“三迁”不是单纯地消极退隐避祸，而是积极进取，有所发现，另创新业。他每到一处新的环境，总能以惊人的创业精神，审时度世，抓住机遇，开拓一条新路并迅速打开局面，创出新的业绩，所以他屡屡成功了。这种趋利避害，择地而生的游移精神，是一种生存的大智慧，是高层次的人生哲理，对人生也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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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田野，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五四文艺奖获得者，南阳市五个一文艺工程奖获得者，南阳市作家协会理事，淅川县文联副主席，淅川县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刊发作品3000余篇，《读者》、《意林》签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放歌走丹江》、《坐禅谷禅韵》；长篇小说《泪落水中化血痕》；参与主编《魅力淅川》丛书（六卷），撰写的《北京，不渴》微电影剧本拍摄后荣获国家林业部“十佳影片”。约稿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