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30日晚，即将迎来我国建国10周年的重要时刻，领导人们欲邀请各国贵宾在刚完工不久的人民大会堂内举行国宴。
当晚7点过后，毛主席等我国领导人及各国贵宾纷纷入场，现场气氛一片和谐。然而，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南角里，站着一个身穿白衬衣的中年男人。
只见他虽面带微笑，却难掩紧张之感，他的衬衣背部更是早已被汗水浸湿。这个男人还时不时地看看头上的天花板，因为他知道，在那里藏有50名黑衣人……
在国宴大堂东南角站着的男人，名叫郑连福。他于1918年出生于天津三义庄的一个贫苦家庭，家里的收入全靠父亲一人在北京六国饭店当服务员挣来。而家中除他以外，还有几个兄弟姐妹，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为了维持生计，年仅7岁的郑连福就主动外出做小工。他还和很多贫苦小孩儿一样，家里买不起煤球，就去别人的锅炉房外等着。当烧锅炉的师傅推出一车车炉灰时，他就使劲将炉灰往自己怀里扒，然后从中捡出还可以烧的煤核带回家。就这样挨过一个又一个冬天。郑连福13岁时，他经父亲托人介绍只身来到北京的“球房”打工。所谓的“北京球房”，就是现在的台基厂国际俱乐部。虽然他年纪小，但肯跑肯干，“球房”里的管事就安排他做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生炉子、替人捡球的杂活儿。除此以外，当时的“球房”接待的大都是洋人，所以规矩也多。郑连福还得在人手不够时帮着接待洋人。因为干不好这事儿，他没少被骂。当时，洋人一进屋就得由郑连福这些服务员们接过他们的大衣、帽子、手套、围巾等身上佩戴的东西，接这些东西时还得按照顺序来。当洋人要出门去时，就得反着顺序又将这些东西递回给他们。郑连福刚开始总弄不清楚这些东西的顺序，所以被这些洋人递白眼、遭到他们的打骂都是常有的事。郑连福也是个不怕困难的人，别人越是不看好他，他就越要把事情做好。就这样，他在“球房”一干就是三年。在“球房”的工作经历让他变得成熟稳重了不少，也更会察言观色了，做事也更细心。凭着这份经验，他在17岁时托人介绍跳槽到了北京饭店去做工。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地理位置极好。1907年时，中法实业银行从两个法国人那收购了它，并且将它从小酒馆改造为了高级饭店。饭店里时常接待外宾，所以有三年工作经验的郑连福做起来毫不费力。加上郑连福小时候过惯了穷苦日子，他十分珍惜能在北京饭店这样的大饭店工作，因此干得很卖力。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946年时，饭店里的华人经理因十分欣赏郑连福做事认真的态度，将他破格升为饭店管理。郑连福因此有幸穿上了饭店管理员的紫坎肩。然而升任饭店管理的郑连福没有洋洋自得，他还是认真做着自己的工作，为人也十分老实，不抽烟不喝酒。就连有舞女邀请他跳舞时也是连连拒绝。
转眼来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作为首都的北京变得日渐繁华。由于北京饭店当时是北京规模最大、最高级的饭店。饭店又常接待外国人，有丰富的涉外经验。所以领导人们也决定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后的国庆宴会。这是我国的开国第一宴，而这场宴会的主负责人，则是郑连福。郑连福接到这个任务后紧张坏了。这么重要的国宴，可不能搞砸了！他马上和国宴相关负责人接洽，了解办这次宴会的人数和来宾，以及领导人们的坐位要求。在详细规划一番后，郑连福亲自带领服务员们一桌挨一桌地放餐布、摆好碗筷。在准备几天后，国宴开始了。郑连福和北京饭店的服务员们站得笔直，迎接大家的到来。第一个跨进宴会厅的是毛主席，紧接着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们。当领导人们走过郑连福身前时，他心情十分激动，虽面带微笑，但双眼早已是热泪盈眶。郑连福这也是第一次有幸和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国宴之后，郑连福更是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他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由于这次宴会办得很成功，郑连福也受到了北京饭店更高管理层的重视，之后的各类高级宴会都由郑连福负责。郑连福一生中设计和安排了上千场高级宴会，仅在1952年到1959年之间，郑连福就接待了二十几个国家的三十多位元首和政府首脑。见过“大世面”的郑连福在负责宴会事宜时也更稳重了。他一时之间成为了北京饭店风头无两的“第一位国宴负责人”。1959年9月28日晚，郑连福接到了紧急命令，国家领导人们将于9月30日晚在刚修建完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此时距国宴开始仅剩30多个小时，郑连福一下就紧张了起来。为什么现在才通知郑连福要举行国宴呢？而且还是在他没有组织过的人民大会堂？原来，为了向世界展示我国建国十年来的发展与成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决定兴建十大建筑。而人民大会堂就是建国十周年首都的十大建筑之一。1958年10月，人民大会堂开始进入图纸设计阶段，到1959年9月24日，我国仅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图纸设计到交付使用的过程。而人民大会堂内的宴会厅，面积7000多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完工以后，中央领导很高兴，当即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开展此次国宴，而宴会还是交由郑连福负责。郑连福得知，此次宴会上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人同时用餐，从来没安排过这么多人用餐的他有些担心。为了将这5000多人的席位安排妥当，他去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如果按照一桌坐10人的传统坐法，那就要在厅里摆放500桌餐桌。而除了这500桌以外，还要设立主宾席、考虑乐队占地、留出上菜通道、固定柜台、安全走廊等。虽然他听上级说了宴会厅的长度和宽度，但文化程度不高的他算不好这道题。为了尽早明确这些布置在宴会厅是否能摆得下，他连夜去到宴会厅，脱了鞋在刚装饰好的地面上用脚和尺子来量，一遍遍地计算着。测量过后，宴会厅的面积郑连福是知道了。但他发现，想要5000余人同时坐着用餐，再加上各种预留空间，根本就不能实现，除非是大家站着吃。他很苦恼，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席地而坐，眉头皱到了一起，眼睛也熬红了。到了夜里不知道几点，突然有个想法就涌入了他的脑海。郑连福猛地拍了下自己的头，并喃喃自语到：“这样肯定行！”郑连福想出了什么办法呢？原来，他决定在原计划的500桌中撤掉30桌，只剩470桌，而主宾席因位置的特殊性不能动，所以就在其余的300桌中每桌增加一个席位。这样不就刚好能坐下了吗？郑连福终于松了一口气。但宴会的设计远未结束。他立刻将这个想法画在了图纸上，并立刻设计起除宾客席外的整体布局，以及宴会上所要使用的碗筷、餐布、装饰物等。而且宴会上共有几道菜、每道菜各是什么、前菜和主菜上菜的间隔时间等等，都是郑连福要考虑的。郑连福借助之前在北京饭店举办国宴的经验，并结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实际面积，将这些设计一一在图纸上落实。到了早上，忙了一晚的郑连福赶紧将自己的设计交予上级，他也最终通过了上级的肯定。接下来，就该实施他的设计了。宴会上要用的东西，郑连福安排人一一进行采买。采买回来后，他又一遍遍地检查这些物品是否有破损。为了不让宴会在开展过程中出纰漏，他还带着服务员们一遍遍地练习上菜的路线。毕竟在这么多桌宾客的情况下，服务员们有可能迷路，万一他们一送完菜就忘了刚送的是哪桌怎么办呢？他让服务员们在心中默记自己负责的那桌，并在服务完后退回到宴会厅两边。上菜时，每上完一盆菜就在小纸条上做个记号，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为止。同时，在用餐过程中如果宾客的酒少了、菜洒了，服务员们需要机灵一点，上前询问是否添酒或帮助处理洒出的食物。1959年9月30日上午，郑连福还在进行着准备工作，我国邀请的外宾们都纷纷抵达了北京。正在这时，他突然接到了前往北京市公安局的命令。一到公安局，警察就问他：“同志，国宴可以换一个地方开吗？”郑连福愣住了，警察同志连忙向他解释。原来，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还未来得及做安全评估。听说人民大会堂要开国宴，公安局就马上派人对宴会厅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经检查后发现，宴会厅的吊顶上使用了较多的木材，而吊顶上也布满了整个宴会厅的线路。如果线路不慎起火，即使是个小火星也可能会导致木材被点燃，从而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公安局的同志们找来郑连福商量，看能不能换个地方办宴会。他们也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上级，上级同意后郑连福就要赶快着手准备了。郑连福听后表示，要容纳这么多人的宴会厅一时之间不好找，他这边会做好心理准备，但还是希望再找设计大会堂的同志谈谈，看有没有解决办法。公安局的同志们迅速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刘仁就赶紧联系负责设计大会堂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渤。沈渤当时正在吃午饭，一听说大会堂好像出了问题，他饭未吃完，起身就往市委赶。到了市委，刘仁书记问沈渤：“人民大会堂为什么不安全？”沈渤心想，怎么会不安全呢。在听了刘仁从公安局同志那取得的消息后，他解释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吊顶是采用的木质材料，但是吊顶上的电线外都包裹着铁管，而且宴会厅内还设有多处消防措施，这些都和消防处的同志确认过了，是没有问题的。但刘仁还是怕万一电线起火，伤到宾客就不好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建议另行安排会场。沈渤知道为了布置这次的会场，郑连福和许多同志都付出了不少的努力，而且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换会场后不一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布置好，他当即跟刘仁下了军令状，说要是会场线路出问题，他一人负责。随后沈渤赶去了大会堂与郑连福汇合，他给郑连福吃了颗“定心丸”，让他什么都不要想，只管继续布置好会场。然后沈渤又找到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告诉他宴会还是在大会堂举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可以在每个电线的接头处安排有经验的电工带着一件棉衣蹲守，一旦发现有火苗，立即用棉衣扑灭，同时通知下面的同志拉闸断电，及时控制火情。而且为了不打扰到宾客，电工们统一穿黑色的衣服。张鸿舜同意了沈渤的建议。沈渤也将这个计划告诉了郑连福。郑连福听后接连点头，他终于可以放心布置会场了。9月30日晚上7点，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及各国宾客相继进入了宴会厅。看见5000余人陆续进入大堂，郑连福还是有些紧张。他时不时地望向天花板，生怕上面出什么问题。同时，他还要负责照看好每一桌的宾客。在之后长达3个小时的宴会时间里，郑连福虽面带微笑，却难掩紧张之色，他的白色衬衣被汗水浸湿了，头上也是汗，却不敢有一丝松懈。他站在大堂的东南角里，静静观察着饭桌上的餐食。当有宾客想要添酒而服务员没有注意到时，他就会立刻用无线电提醒服务员。就这样，他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这个夜晚。在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次国宴举行得很顺利，宾客们对现场的餐食和服务很满意，他们都称赞宴会上的设计十分巧妙，也体现了组织者高超的组织能力。郑连福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但他没来得及听到这些评价。在连轴转了40个小时后，郑连福一头扎在床上睡着了。这场紧张但圆满的国宴也成了令郑连福最难以忘怀的一次宴会。
这之后，国家领导人们都看到了郑连福出色的宴会管理能力，除了在大会堂举行国宴时会让他负责，平时我国的领导人们在各地招待外宾时也会带上他。由于郑连福长时间出入中南海和许多位首长的家，所以他无需南海区与区之间的通行证。最后一排左边第一人为郑连福（摄于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瑞典外宾，郑连福陪在身后。当时进房间必须要跨过一个门槛，由于门槛有点高，郑连福怕外宾们没注意脚下，就留在门前，小声地用英语提醒外宾。外宾们满意地对郑连福点头致谢。事后外宾们还夸奖中国的服务人员水平很高。这事儿也被一家北京报纸所报道，报纸上写道：“总理身边的服务人员水平很高，宴会负责人郑连福能随时使用熟练的五国语言与宾客们交谈……”是的，郑连福在工作之余还学会了五国语言，从小没读过书的他在学语言上可是很认真的，他自己也说，不能给我国的领导人丢脸。后来，郑连福没做宴会负责人了，但他仍守在北京饭店东面新楼的大门那里，做了一名守门员。国家没有忘记他，在1988年，郑连福被授予“特一级宴会设计师”称号。退休后的郑连福也没闲着，他除了在家帮老伴儿做家务，还常被邀请去全国各地讲课。他也希望，把自己设计宴会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从事宴会设计的人。郑连福利用他的有生之年，继续在宴会设计事业上发挥着光和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