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哲学就是爱智慧
公元前38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在雅典附近建立“Academy”（柏拉图学院），教授哲学、数学、体育，被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何为哲学？
哲学一词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组合而成，在古希腊，也就是哲学的源头，它的意思是“爱智慧”。请注意，“哲学”并不对应着“智慧”，而是“爱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一种行为，而非目的。也正因如此，没有一种哲学能把人带向智慧的彼岸，因为追求智慧的过程本身就是哲学的题中之义。
哲学也不是科学，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具有功利性的目的，而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智慧，它不依托任何其他智慧而存在，是绝对自由的智慧，这就是哲学。而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另一种智慧的基础之上，也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存在，因而并不是一种独立、自由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说，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有用，但是惟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或者，我们可以说，哲学所追寻的“智慧”，是终极智慧，没有任何人能宣称自己获取或占有了这种智慧，所以，柏拉图说，“智慧只适合神，而不适合人，所以人只能爱智慧。”
如果我们将哲学视为一种求索“智慧”的方式，那么，显然，我们不能也无法禁止儿童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追求智慧，这或许可以称为“儿童哲学”，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议题。
从这个意义上，儿童也许比成年人更加具有“哲学”精神，他们总是在质问“为什么”，在刨根问底。孩子这种无休止的发问被视为“幼稚”的表现，而成年人，往往因为懒惰和怯懦，在权衡利弊后，放弃了发出终极之问的愿望。不仅如此，教导儿童不再发问，似乎成为了教育方式中的一种，让他们学会在难以回答的问题面前止步，知难而退，适可而止，是融入成年人世界的一种方式。
被肢解的“哲学”
德国哲学家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说法，今天被广泛沿用在其他人文学科，我们也可以说，文学就是文学史，理论就是理论史。哲学研究，首先是对哲学史的了解，而了解哲学史，就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即便是哲学系的博士，今天也不敢贸然提出什么新的哲学理论，仍然重在阐释前人的理论而已。
哲学的历史太过悠长，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内部斗争史，各种流派学说竞相出现，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继者总以先人学说为靶心，标新立异，提出更加新鲜的学说。在这个过程中，又不乏有拨乱反正之徒，用尽各种法门，试图巩固前人的学术地位。套用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一句话，哲学简直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
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尤其是20世纪的哲学家们，已经不再试图构建什么宏大的哲学体系，只是安心于其所钻研的某个哲学分支。
许多人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标志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的哲学，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它已经沦为一种与文学、历史学、新闻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平起平坐的一般性学科，而在历史上，哲学曾经是所有的学科的基础和旨归。
据称，公元前387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Academy”（柏拉图学院），教授哲学、数学、体育，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设立学校的目的自然是教育，而古希腊教育的最高级却并非知识，而是德行教育。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人们具有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等四种美德，而人的德行是教育的结果。他指出，社会尊重个人价值，是以每个公民都恪守社会道德为前提的。智者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认为“美德是由教育来的”。
苏格拉底强调教育“首先并且主要地要注意到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柏拉图说：“那些有美德的人，是经过努力而得到美德的。”“如果有谁缺乏这种品质，无论他是儿童还是成年男女，都必须给予教育和惩罚，务求通过惩罚而达到使他改善的目的。”
苏格拉底
哲学所讨论的，皆是真、善、美等终极问题，自然占据了古希腊教育的明珠之位。哲学在古希腊是一切科学的统称，在近代科学发展以前，学科分际并不明显，哲学家并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就是思想家。
这一传统在漫长的中世纪仍然得到了延续，只是增加了与哲学并驾齐驱的神学。中世纪盛行“博雅教育”，又称为“三学四科”。“三学”包括了语法、修辞和逻辑，“四科”则包括了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三学四科”是为学习哲学或神学做准备，因为它们才是无所不包的研究。
“博雅”的拉丁文原意是“适合自由人”，在古希腊所谓的自由人指的是社会及政治上的精英。
1088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所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认为是欧洲第一所大学，因而有“大学之母”（Alma Mater Studiorum）之称，这所学校先由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再招聘教师，这看起来是一种非常前卫的组织形式。
在英文中，大学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衍生而来的。“Universe”的前身，在拉丁文中为“universus”，是由表示“一”的“unus”和表示“沿着某一特定的方向”的“versus”构成的，“Universus”字面上的意思因此就是“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Universum”是“universus”的中性单数形式，用作名词时指“宇宙”，同样衍生词“universitas”也指“一群个人的联合体，社团”。
在中世纪，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比如在博洛尼亚、萨勒诺和牛津出现的这种联合体。这类联合体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今天的“university”这个词可以上溯到拉丁词，它首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大约1300年，当时就是用来指这种联合体。
这一“联合体”其实也可以称为“行会”，早期的大学，旨在进行专门性研究，或为某一目的而专门组织人员进行研究。1810年，威廉·冯·洪堡建立了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并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原则，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Mutteraller modernen Universitäten）。这种模式在美国最早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效仿，到现在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广泛采用。
近代以前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家的，科学包含在哲学之中，哲学是包罗万象的学问。18世纪以后，近代科学革命首先从方法上建立了实验科学，科学开始独立，一些基础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相继独立，自此，自然科学成为以专门考察自然活动为主要目的的研究活动。
在自然科学“为自然立法”的同时，自然科学的崛起，引发了整个学科体系的变化，社会科学也试图沿用同样的路径，寻找“为社会立法”的途径。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对社会制度和伦理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抛开了原有的哲学或神学对它们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宗教势力的式微，逐渐失去了话语权。
这一时期的哲学倒是为之一振，出现了许多建构性的哲学理论和伟大的哲学家，只是，无论这一架构多么庞大，哲学已经无法再对自然科学挥舞指挥棒了，这也是哲学盛极而衰的趋势。20世纪，哲学已经着实被边缘化，沦为一小众哲学家的头脑风暴，与人与事已无实际的助益，偏安一隅罢了。
哲学教育还可能吗？
哲学是对人类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层次的一般思考，这种思考，既不能废，也不可废。退一步讲，哲学曾经对人类全局所作的思考，其实已经被分散在各个并立的学科之中，它不仅存在于与哲学关系比较紧密的文学和历史学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生物学中的基因工程，就在很大程度上接替了哲学上的工作，对世界和人类之起源进行探索。
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认识你自己。”
如果我们今天的话题——儿童哲学——并不是讨论儿童所接受的哲学专科教育如何如何，而只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谈论儿童所真正接触的“智慧”，那么它的现实意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增强了。并且，我们恐怕也不能将哲学的“智慧”简化为逻辑、辩证法等具体的、为人所熟知的哲学方法论。
让我们再次回到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把教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初生至5岁），教育内容侧重于肢体活动；第二阶段（5—7岁），以观察事物为主要教学内容；第三阶段（7—14岁），以体育、音乐、写算为主要教学内容；第四阶段（14—21岁），学习数学、文法修辞、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科目，目的在于发展青年的理性思维。
亚里士多德
我们再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构想，他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哲人王”治国的思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教育划分为如下阶段：
初生到3岁，由经过挑选的女仆照顾；
3—6岁，儿童要送到国家开设的“儿童游戏场”，在国家“委派”的女公民的监督下接受教育；
7—17岁，男女儿童分别进入国家所办的初等学校，入文法、弦琴和体操学校等；
18—20岁，青年要接受军事训练，除体育训练外，还要学习“四艺”科目，即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理论；
20—30岁，少数具有优秀抽象思维能力的青年继续学习，以发展其理智的美德，使之成为高级官吏；
30岁以后，经过严格挑选，使特殊人才继续研究“辩证法”，直到35岁。个别人需再经过15年的锻炼，大约到了50岁，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哲学王。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没有明确地提出，人要接受何种系统的“哲学教育”，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学习都只是哲学的分支，也无非是为了哲学作出准备。甚而，美育和体育，也只是达到最终目标的途径，苏格拉底说：“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则能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而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一个儿童从小受到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
《天象论·宇宙论》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记述他对气象、地质、天文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可以找到现代多种科学观点的胚胎和新芽”。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专门的哲学教育，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出现的“智者运动”也许勉强算得上。“智者”收费授徒，以演讲、修辞和诉讼为主要学习内容，以训练人的思维方法、表达能力和政治才能为主要学习目的。他们游历各地，巡回教授，教学形式生动活泼。普罗塔哥拉说：“如果他到我这里来呢，他可以学到他自己想学的东西。这就是在公私事务上的智虑明达；他可以学会把自己的屋子布置得非常适当，同时又可以获得充分的能力，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和参加行动。”
不难看出，智者教育其实就是某种政治学的教育，协助要进入政治生活的公民可以准确而自由地发表政治言论而已。当然，这样给予了人们以重新选择教育方向的机会，因为“智者们提供的是14岁以上的人的有选择的再教育”。
如此看来，连古希腊，西方哲学的源头，都并没有今天所谓的专项的“哲学教育”，对智慧的追求浑然一体，并没有内在的矛盾。
外国的哲学教育值得学吗？
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起哲学，似乎总会有意无意地一声喟叹。据统计，在国内大学中，哲学专业已经沦为专业调剂生的收容所，一半以上都是因为分数不足以进入自己所选的专业而被迫调剂的结果。
从国家恢复高考到上个世纪90年代，哲学曾经是文科最优秀学生的首选专业，只有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学生才有机会进入哲学院。如今，哲学成为“无用之学”，哲学专业的学生，甚至被贴上了“精神不正常”的标签，备受歧视。
“爱智慧”的步伐什么时候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不前了呢？或许从教育的开端就开始了。当爱问为什么的孩子，被视为搅乱课堂秩序，学会了不再问“傻问题”的时候，哲学就暗自被视为异端的歪理邪说，智慧之学就寿终正寝了。
问题出在整个社会对“知识”和“智慧”的界定上，有意无意地偏向了前者，忽略了后者。哲学的式微，背后是教育的功利化使然。学校沦为“知识贩卖机”，而非“传道授业”之所，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无奈结果。
许多学者当然也看到这一点，他们对国外的教育状况艳羡不已，首推法国。他们认为，法国一直保持着优良的哲学传统，在法国高考中，不分文理科，都要考哲学，而且其考试题的难度，即便放在国内的大学中，也颇为不易。
法国小城勒索莱举行哲学沙龙，讨论“我是谁，我从哪来”
法国的“高考”，也就是普通考试，分成三科，即：文科、理科和经济社会科，大部分通过普通考试的学生会进入综合公立大学或者大学校来继续他们的高等教育。而高中技术考试（bac technologique）分为八科，分别是非生产类技术科、工业技术科、实验室技术科、社会医疗科、农产品及食品技术科、农艺及环境技术科、旅馆管理科、音乐及舞蹈技术科，通过技术考试的学生大部分会进入法国高等教育的技术类院校就读。当然，通过职业考试的学生也可选择进入综合性大学学习。
高考科目及时间和中国一样，也在每年六月间。普通考试中，文科的考试科目有：哲学、法国文学、历史地理、第一语言、数学、第二外语专业（任选）。理科的考试科目有：哲学、历史地理、第一语言、物理化学、数学、第二外语专业（任选）。经济社会科则为：哲学、历史地理、第一语言、经济社会科学、数学和第二外语。
法国高考要考哲学，这的确是实情。然而事实的情况并不容乐观，法国的学生也同中国学生一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他们并不太感兴趣的哲学考试，他们也颇为排斥，而为了得到好成绩，法国也有专门的哲学考前辅导班和大量的辅导书，指导学生们如何用一些“套路”来应对这一考试。在这一点上，环球同此凉热，并无太大的差异。
儿童哲学工作坊进行中
作为现代哲学的发源地以及哲学家最为密集的国家，德国，并没有将这一“国家特色”贯彻到教育中，事实上，它对于哲学的重视程度，还赶不上邻国法兰西。
德国高考中并无“哲学”一项。而对于儿童教育，德国《基本法》第一章第七条第六款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除非是个别家庭有条件自行教授孩子学习这些内容（可能还要提防邻居会起诉你），社会上根本找不到相应的机构来对孩子进行学龄前培训，幼儿园也被禁止传授专业知识。学龄前的孩子，唯一的任务，就是快乐、健康地成长。
百年来，向外寻道的心，往往超越了向内而寻的心。让我们再看看苏格拉底这句名言，“哲学就是认识你自己。”或许，当我们开始真正反躬自省，开始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智慧之学，不拘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哲学，就又能回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它本来就在那里。
2019/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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