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庐、玄酒及其他 | 鲁迅之诗 顾农

顾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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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

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

上面这首五绝出于鲁迅1933年6月28日应郁达夫之请为黄萍荪(1908—1993)写的条幅。手迹影印本载于《越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1936年10月31日);同期还有一份《鲁迅杂文选》,选入的是《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又有黄萍荪《鲁迅是怎样一个人》——这些都是为纪念鲁迅逝世而作出的安排。鲁迅手书此诗的原件后来辗转为日本友人安井郁先生收藏。

这首诗里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蜗庐”,一是“玄酒”。

“蜗庐”即蜗牛庐。鲁迅先前说过,中国没有摆象牙之塔的处所,“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蜗牛庐的典故原出于《三国志》。《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有隐者焦先“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搆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值)。”裴松之加按语指出“瓜牛庐”应作“蜗牛庐”,“蜗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为黄犊。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庐。”裴注又引《高士传》称,焦先“及魏受禅,常(尝)结草为庐于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漆,五形尽露,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故不肯取,亦有数日不食时。”焦先算是中国历史上走了极端的隐逸之士。

“玄酒”就是清水,古人举行隆重的礼仪时置一壶清水于酒樽之旁,用以敬献给神灵和祖先,算是最高级的祭品②。

“夜邀潭底影”一句大约不能算用典,但很容易令读者想起贾岛的名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这两句形容他绝对的孤独;而鲁迅晚年正亦多孤独寂寞之感。

鲁迅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在当下混战杀掠、飞机乱扔炸弹的时候,人们的处境十分危险,隐士只好躲进蜗牛庐里去过遗世独立的苦日子,只剩下清水,就拿来作为“玄酒”,献给皇帝,歌颂他的大仁大德。这当然是鲁迅的反语。1933年5月7日,鲁迅在一篇原为《申报·自由谈》写的杂文中揭露当时的军阀派飞机向起义的瑶民实施轰炸,痛加斥责,文末道:“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此文因为措辞过于尖锐,未能通过官方的新闻审查;鲁迅很快另行拿到《论语》半月刊(第18期,1933年6月1日)上去发表,并加了一段附记道:“幸而既非瑶民,又居租界,得免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伪自由书·王化》)这些话正可以同“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互证。

托郁达夫向鲁迅索字的黄萍荪是一个经历复杂的人,鲁迅对他印象很差。

黄萍荪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而很早就动笔杆,编报刊,先后在杭州的《民声报》《民国日报》《东南日报》当记者、编辑,后来又主编《越风》《子曰》等刊物。他在创办《越风》时,曾几次向鲁迅拉稿③,鲁迅只在1936年2月10日答复过一次,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绝:“三蒙惠书,敬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此后黄萍荪又多次写信去约稿,鲁迅均置之不理④。

先前当鲁迅加入自由运动大同盟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曾呈请通缉鲁迅⑤,鲁迅听说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部长许绍棣以及叶溯中等人与此事关系很大,而现在杭州人黄萍荪同他们走得很近,鲁迅怎么可能为他主持的刊物供稿呢。

在1936年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中,鲁迅写道:

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

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流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⑥

许绍棣192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是CC系的骨干分子,后兼任《东南日报》(1934年6月创办,陈果夫、陈立夫分任董事长和监事长)社长,并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东南日报》的总编胡健中、副刊编辑陈大慈和许廑父等也都属于许绍棣“复旦系”。鲁迅到上海之初主编《语丝》时,编发过一篇复旦学生冯珧即徐诗荃撰写的《谈谈复旦大学》(《语丝》第4卷第32期,1928年8月6日),揭露了复旦大学的若干内幕;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的许绍棣即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为由下令查禁(详见国民党浙江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第126号令)。鲁迅曾经谈及此事,说:“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而“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⑦。

后来浙江省党部因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而呈请当局通缉鲁迅,据说仍与此有关。许寿裳后来回忆说:“1930年春,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其罪名曰‘反动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说来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⑧

尽管黄萍荪同许绍棣等人走得很近,但其人到底年轻,又是经由郁达夫来索字的,所以鲁迅还是给他写了一幅字;至于后来的加以痛斥,则应当与黄萍荪用“冬藏老人”的化名发表一篇《雪夜访鲁迅翁记》(《越风》第1卷第5期,1935年12月16日)有关。

当时黄萍荪急于办好刊物,扩大影响,遂千方百计地拉名人来开路,曾一再向鲁迅约稿,甚至捏造事实,说自己去拜访过鲁迅,这就有点不择手段了。这篇所谓访问记完全是一篇莫须有的奇文。其中写道:

本月上旬,海上初雪,北四川路一带,如银洒地。余得某君之介,持函往访……

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男孩子,今年较老人要少五十年,名字叫海婴。起居食用,均极华贵。公子海婴乃二夫人许氏所出,许为两广宿将许崇智侄女,年三十五六,态度大方,装饰朴质,善治家,侍老人眠食尤周……

下文又记如何向鲁迅约稿,未得要领等等。“起居食用,均极华贵”,“食量宏大,不让后生”,又没有在一起吃饭,在短暂的拜访中,这些情形何从得知?诸如此类的破绽文中甚多;而“二夫人许氏”这样的提法,更是糟不可言。

黄文中又说什么鲁迅“不喜欢给人占半字便宜”,“此老于洋场上的人缘,在他自己眼睛里望出来,就变得到处都是特地为渠而设的陷井了”。这些话都毫无根据,而且同访问记也全不相干。黄萍荪晚年承认此文向壁虚构,又辩称自己当年不存攻击鲁迅之意,只是为了招徕读者而已。当编辑向名人拉稿子,原可以理解,但像他这样的拉法也未免太荒谬。此人即使不必如后来许广平那样斥为“下流的人”⑨,也是相当无聊的了。

黄萍荪主编的《越风》杂志1935年10月创刊于杭州,先是半月刊,共出二十四期;第二卷起改为月刊,出至第二卷第四期(1937年4月)停刊,除了一份增刊以外,前前后后一共出了二十八期。黄萍荪为了办好刊物而不择手段地硬拉名人文稿,又乱拉政要(如陈立夫、陈布雷、黄绍竑、许绍棣、叶溯中等等)为“赞助人”,这两条都是办刊物的大忌。此人作风不大老实,他后来一路坎坷,与此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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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

参见胡新生《玄酒的用途和来历》,《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029日第5版《历史学》。

《鲁迅日记》1936130日,“得黄萍荪信并《越风》一本”;22日,“得黄苹荪信”;210日,“得黄苹荪信,即复。”

详见《鲁迅日记》1936213日、28日,39日、21日,42日、8日、21日。

此事传播甚广,大约确有其事,但在有关的档案里没有找到有关的文档。鲁迅确认此事为真。他在浙江省党部颇有熟人,自当有其信息来源。很可能呈请确有其事,而未能得到批复,所以文档亦未保存。

这份残稿后收入1981年和2005年两版《鲁迅全集》之第八册《集外集拾遗补编》中。

《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

《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7576页。

许广平1956年访日时,安井郁拿来他收藏的鲁迅手迹请求鉴定和解说。后来许广平在《鲁迅与日本》一文中写道:“上款写的是黄萍荪属的。安井郁先生要我解释诗的意思之后,还问起黄某是何许人。我就告诉他,那小子自称是青年,请求鲁迅给写字。凡有青年的要求,鲁迅是尽可能替他们办的。待到寄出不久,鲁迅的字就被制版做杂志的封面了,而这杂志,是替蒋介石方面卖力的。当时鲁迅看到如此下流的人这样地利用他的字来蒙骗读者,非常之愤恨,这愤恨之情,至今还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400页。按此文原载《文艺月报》1956年第10期)这里许广平的记忆有点出入,黄萍荪在自己主编的杂志封面上刊登鲁迅五绝一首的手迹是《越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19361031日),已在鲁迅病逝以后,带有纪念的意思;而鲁迅对黄萍荪印象恶劣确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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