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 如何研究文化史(上)

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

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

“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

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

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

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

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

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

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

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

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

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

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

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

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

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

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

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

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

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

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

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

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

一、应根据历史真情。

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

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

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

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

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

——选自《中国历史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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